电影《一轮明月》剧照
  近日,濮存昕走进了上海夏季音乐节的篷房音乐厅。身穿粉红色上衣,年过半百的他浑身透着的仍然是年轻与从容。

  本来,他是应余隆之邀来跨界讲音乐、讲艺术的。然而,“我和我的角色”这个话题,让扎根表演界多年的他终于还是不管不顾地回到了舞台、银幕角色中,并敞开心扉,畅谈作为一名演员的文化生存与文化角色认定问题。

  演员的角色不只是演戏

  问:每个人在各自的生活圈中都是一个角色,您对自己的角色如何看待?

  濮:表演艺术让演员藏在角色后面,我不过是用角色的名义来表达自己。但是我一定是在做角色的事儿,说角色的词儿。角色提升了演员。

  我和同学们不一样,我今年57岁了。我是69届,我小学六年级之后再也没有上学,下乡了。文革期间到了黑龙江,在兵团待了8年,文革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做文艺。我没有任何高中、大学的学历。我选择了演员这个职业作为服务社会的角色。我演过优秀的作品,如大师级的经典作品——莎士比亚、易卜生、曹禺、郭沫若的作品。角色让我今天能在观众面前有说话的权利,我也感恩于角色给我的“教育”。

  问:角色赋予你异于常人的东西是什么?

  濮: 作为演员,在文艺的空间里,向年轻人传递我们对文化艺术的理解,是我们要做的事。五千年的文化不能到我们这个年代就没了,我们要拼命去往回找东西。包括作为外国优秀文化的古典音乐,不能到我们这辈人这里就没了,下一拨孩子不能不知道古典音乐,不知道交响乐,不知道这些大师的经典作品。尽管我们现在也呼唤能出现当代的音乐经典,但是依然无法不仰慕一两百年前如巴赫、贝多芬这些音乐家。戏剧界也一样,我提醒大家关注,9月24日是曹禺先生诞辰100年。曹禺先生是我们国家近代剧作界目前没人能企及的大师,9月24日前后,我们北京人艺要演他的四部话剧。一个当时24岁的年轻人如何能写出当代作家不能企及的作品?我不是说今天的作家都不行,我觉得我们应该用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态度、这个时代对于人的尊重来重新解读曹禺的作品。

  问:刚才说到音乐,讲讲您的音乐“履历”吧。

  濮:我小时候是北京少年儿童合唱团的,合唱团的经历让我难忘,小时候的歌我现在还会唱。前两天在世博会上我还唱歌呢,带着艾滋病患儿进了世博会参观。音乐让我们的童年那么快乐。我的表演中有音乐感、有节奏、有情绪的点燃,其实都受到儿童时期音乐的影响。我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不是音乐家。我知道音乐对我的重要性,一个人哪怕一辈子只会唱一首歌,也是幸福的。

  给我最大影响的两个角色

  问:演了很多好戏、好角色,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几个?

  濮:很有幸,我演了影响我人生的两个角色——电影《一轮明月》中的弘一法师和电影《鲁迅》中的鲁迅。但是,在商业放映渠道,这两部电影没法放映。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拍的电影不与观众见面?我不相信今天的兄弟姐妹不爱看这个电影。有时候我想这就是今天文化的悲哀。所以我们要拼命把文化市场做好,让真正滋养心灵的文化接近我们,这是我所执着的事。

  影片《鲁迅》一开头,鲁迅先生对北师大学生演讲时说:“同学们,你说你们是学生,那么学生又是什么呢?学生是知识阶级的预备军,永远是精神界的战士,永远不会满足现状,永远处于痛苦但同时又是独立而清醒的,不人云亦云的,不见风使舵或随波逐流的,也从不一窝蜂地去充当看客,或虚张声势地跳到台上去做戏。因而他一定又是孤独的、独立的、孤立的、富于洞察力的。真正的知识阶级也因此获得了他的价值。”我觉得今天社会的不断进步,正需要这种永不满足现状、永远不合时宜的真的知识阶级。

  问:你觉得知识分子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当代世界?

  濮: 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在知识的教育中成为社会重要的劳动者、建设者。我们北京人艺,包括指挥家余隆在做的交响事业,都是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同于娱乐。当然,我不反对娱乐,甚至支持超女。但在我们自己,要好好地做,把北京人艺弄得有票房,把交响乐市场弄得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更能满足市民的需要。要越做越好,让更多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文化。尽管人们对娱乐的东西有需求,但是,我认为真正个性化的文化消费,必定是在舞台艺术上。

  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角色

  问:您塑造的弘一法师,是从另一个文化层面对当今生活给出另一种角度的思索。

  濮: 弘一法师今年诞辰130周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名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只是一位高僧,更是一位艺术家。他曾经在上海也纨绔一番;为了生意, 他办过太平洋报;他开设美术课、裸体素描课遭到过禁止。他的文化教育救国的理想还是趋于破灭。最终之所以断然出家,那么虔诚地跪在师家面前,一定有一种深刻的内忧外患在。

  问:弘一给了你什么?

  濮:让我感悟生命。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是“原本什么都没有”时候的快乐。禅学是中国对于佛教的贡献,禅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是“原本”。“原本”是什么?有这么一句禅:山是山,水是水。作为一个演员有名有利,但是很容易不快乐。比如有一次在南京演出时,我也曾忿忿不平,凭什么我是公益演出,而某个歌星出场费26万?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提醒自己,要热情地演出。刚开始做演员时,从没想过得最佳演员奖,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山是山,水是水”这句话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百年千年都应该这样子。这是佛家的一个道理。

  扮演弘一法师在山顶剃度时,我痛哭流泪。我问自己,我是不是也要这样?但我没有这种力量,演完我就蓄发了。我心里有这样一个认定:生活中的快乐之源,不仅仅来自文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修身养性是有帮助的,宗教文化也可以让我们心静,我们满可以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一些能让我们心灵真正宁静、快乐的东西。

  在社会角色上“求冠居二”

  问:你希望你的表演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濮: 我演的角色都是从我的心灵出发。角色应该被赋予文化内涵、生命的启迪,即使是有缺陷的人、有负罪感的人。我们应该在文化层面揭示生命的内涵。今年11月即将放映由章子怡主演的一部电影,我在片中演了一个造成全村人灾难的人。我希望自己把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但同时,我又希望表演一定要演出兴趣,而不只是让一个形象成为一种概念。我希望让大家觉得濮存昕还是一个有趣的人,希望我表演的角色能让大家看通、看透我。

  问:文化在你眼中的分量很重。

  濮: 如果说文化艺术在整个自然空间中的作用就好像水雾、植被,是能让温度和空气适宜、清新的东西;那么,如果缺少了文化艺术,我们的生活将是无法忍受的。我觉得,传统文化可以使国家在文化层面上走向和谐、走向平逸,不要那么浮躁。我40岁以后慢慢开始读这方面的书,有了这样的感慨。

  问:现在很难有人静下来看文学作品。

  濮:文化让人触及生命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因此40岁以后依然有动力会去看。至于那些提供来娱乐一下自己的东西,40岁以前都消遣得差不多了。今天还有哪些孩子在读我们小时候都读的《悲惨世界》《复活》?我觉得不能那么长的历史到了今天商品社会就被中断了。

  我写了一句话叫“求冠居二”。现在的社会过于争求第一,会折磨死你,让你太高太孤独。这个社会太快了,我觉得我们能不能慢点。一个人要读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书,在40岁以后更沉静、更坚持。最后用一句诗来结束:我所表达的是你必须关注的,因为那是灵魂深处。我们必须注目于神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