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德吉草著作《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出版发行。
据悉，本书系作者在2000年出版的《歌者无悔——当代藏族作家作品选评》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扩充，并增补了其双语创作研究的论文后出版的一本书。书中所点评到的作家有端智嘉（以灵歌之，以魂舞之——端智嘉的文学世界）、克珠（因为钟爱，他便歌唱——克珠与他的《四季耕耘歌》）、局·格桑（江河源头的歌——居·格桑与他的诗歌）等二十几位作家。
作者简历
德吉草，藏族，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藏族当代文学，藏传佛教典籍翻译及藏族文化。出版有《四川藏区的文化艺术》、《诗意地栖居——当代藏族作家心路历程》等7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编写出版了《藏族现当代文学批评》等多部教材，译有《宗轮藏》等藏传佛教著名典籍。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研究《宗喀巴大师中论大梳理海论》”和多项省部级项目，曾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优秀奖；获四川省优秀教师，西南民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等多项荣誉。
丹珠昂奔为本书作序
我也算是一个当代藏族文学的业余评论工作者吧。本科毕业时的论文就是《藏族当代文学散论》，也曾专门研究过饶阶巴桑、伊丹才让、格桑多杰、丹正贡布等藏族作家的作品。1987年出版了《佛教与藏族文学》一书，涉及藏族当代文学问题。1996年前，在写《藏族文化发展史》第四编时，曾经翻阅了当时稍有影响的作者的不少作品。后来，我还参与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藏族部分的写作。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参加了在西宁（1981）、拉萨（1982）、兰州/甘南（1983）、成都（1985）、昆明/中甸（1988）举行的五次五省区藏族文学会议，熟悉当时稍有影响的许多作家，有些是很好的朋友。值得庆幸，历史让我们这一代人伴着文学走过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段色彩斑斓的时光，一段充满幻想的时光，一段真诚、纯净的时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藏族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电视文学、民间文学等多个方面有良好的发展，在文学评论方面也有丰硕的成果。
特殊的时代就有特殊时代的印迹。藏族作家走过的这段历史同样如此。虽然有“慢半拍”的现象，但整体上与当时众多的中国作家们的心态是相近的。虽然有地区的。民族的特殊性，但“文革”的苦难让很多人的历史有了共同的现象、近似的命运。同样的缺失，同样的感动，给了他们同样的思考很同样的梦。用燃烧的热血畅想，用燃烧的激情奋斗， 用燃烧的向往憧憬，用悲泪抚平旧伤，用喜悦迎接新生，用无数的相思泪凝结爱情、友情。苦难和喜悦激发了无数亲历者的才情文思，在他们谨小慎微的也是自由而坦荡的胸襟中，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形成气势雄浑的宏大磁场。于是藏族的老作家们，也如同内地的老作家们一样拿起了久违的笔，写下了他们的诗篇。年轻一代的作家们，也加入了这一浩浩荡荡的队伍。作品在增加，队伍在壮大，文学话题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话题。作家们的名字也广为人知，成为时代的宠儿。出现了不少积淀深厚、思想深邃、民族特色浓郁。时代特色鲜明。地域特色突出。具有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的作品。在藏族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总结的出作家最多、出作品最多、出有影响力的作品最多的重要时期。
“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不少的作家弃文从商，不少的作家放下了手中笔，改弦更张，干起了别的营生。随着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我自己的创作少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自然也少了。进入21世纪后，我曾零星地读过一些作品。和内地的一些文学现象一样，藏族文学也出现了由政治大事到生活琐事、从神圣到世俗、从重教育到重娱乐的嬗变。不少作品缺乏扎实厚重的生活背景，缺乏诚挚的情感力量，缺乏真正的文学感召力、震撼力；真实深刻反映藏族生活、体现藏文化精神的扛鼎之作、鸿篇巨制更是缺乏。一些作品甚至格调低下，拜金媚俗、招徕猎奇看客。
文学是人学。人，尽管有复杂的成分、复杂的身份、复杂的生活、复杂的经历，但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具体的家庭、具体的民族、具体的国家。人有人格，家有家格，族有族格，国有国格。积极的向上的文学，永远是反映真善美，歌颂真善美，揭露假恶丑，鞭挞假恶丑的。诚如文学的功能并非单一功能，人们的需求并非单一需求，社会对人的影响并非单一影响一样，统一于一种风格、一种题材、一种类型都是错误的。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文学既有愉悦人们心情的一面，也有陶冶情操、培育健康美好心灵，甚至引导意识形态走向的一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虽然有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引导，但是许多时候并没有按照文学规律，发挥好评论家的应有作用和力量。
文学有两只翅膀——创作和评论。因此光有作家是不行的，也需要有评论家；没有实践不行，但光有实践没有理论总结和指导也不行。优秀的评论家往往是引导作家不断成长的引路人，也是培养读者良好欣赏习惯和提高欣赏水准的导师。而这个导师必须是正直的、有鉴别力的。看了德吉草的《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赶到她所关注、所研究的问题恰恰也在这一范畴之内，我感到欣慰和由衷的高兴。从她的评论中，我看到了十分难得的，也是藏族作家和文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东西：
一是科学的思想基础。将我们的一切事业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是我多年来的倡议。文学事业也是如此。没有科学的思想，就没有科学的行动；没有科学的思想，就没有科学的结论和未来。因此，首先要有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思想从哪里来？通过学习和自我的实践来构建。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研究工作实践至关重要。由于受宗教思想的长期熏陶，藏民族的思想基础、行为方式都带有宗教的印迹。出身于藏民族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要过两关：一是由宗教到科学的转变；一是科学地评价宗教。这两者都需要有脱胎换骨的艰难的过程。老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著名藏学家东噶·洛桑赤列。1983年，我在写《吐蕃史演义》时，曾请教他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涉及的一些早期的历史风俗。他讲得很透彻。完成这部小说后，他高兴地为之作序。当时给我影响很深的一件事是，我问他在这部作品前为何引用“马恩”的语录时，他神秘地笑笑说：“你是第三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有的人认为在‘文革’中我引用这段语录是作挡箭牌，也有人认为这是时代特点，但我用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提示的道理是对的。”他说，你们是新人，不像我们这些老古董，一定要往前看，接受新的科学的思想。老脑筋没有出路，还让人笑话。实际上，这部在当时所有研究藏学的人都在读的著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时代变了，是否科学已经成为一切学科评价的基本标准，不认识到这一点自己就会落伍。科学地评价宗教，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宗教与政治、民族、国家、群众、人类的精神需求等关系梳理清楚、区别开来，既要客观地对待其历史贡献，也要客观地分析其现实影响。假如不能在这些方面过关，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在德吉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坚持了存在决定意识、事物是发展的、事物是可认识的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始终地坚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自身的文学研究。同时，坚持积极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方向去进行作品的分析、欣赏和批评，不保守、不封闭、不唯心，难能可贵！因为局部的生活和工作氛围很容易使一些学者接受那些保守而封闭的思想、片面而虚无的思想、不顾实际脱离规律的思想，甚至站在科学的对立面思考问题。
二是深厚的民族感情。有时候感情是理论研究的障碍，但更多时候感情是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因为一个不能产生情感的事业是没有生命力的。冰心曾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就是感情的力量。一名理论工作者所要做的，既要入于此，也要出于此；要有爱而不溺于爱，即既要有感情，也要有理性；感情大于理性，就会失之偏颇。我们不排斥感情，但需要理性指导下的感情。德吉草在文中谈到藏族女性时，写道：“千百年的世代传承，使藏族女性的社会地位烙有历史发展的迹象。特殊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以及宗教信仰又铸造了她们不同于其他民族女性独特的群体个性意志。艰苦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她们坚韧、豪爽的性格。同男人一样纵马驰骋，逐草而牧。你很难从一位真正的草原牧女身上看到娇嗔、庸倦、造作的神态，草原在赋予男性剽悍阳刚之气的同时，也给予藏族女性健美、善良与柔情似水。”德吉草对藏族女性的了解可谓深刻，而她对藏族女性的爱，近乎于礼赞——“她们是沉默的，沉默得就像圣洁的雪山，静谧地耸立在旷野。但她们的爱是炽热而永恒的。当她默默地劳作，用纯朴的爱倾注于亲人，投涉于孩子，普及于一切有生命的生灵时，母爱的伟大足可以令我们仰视而泣”。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总结、这样的表述，除了她作为藏族女性的更为深刻的体验、她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的分析，恐怕同时也在于她对本民族深深的爱。凡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爱作为一种深刻、神秘的感情，需要体验、体味，需要不断的心灵的煎熬和向往，反复激越的、沉静的情愫的沉淀，最后，如同酒糟经过发酵、再经过酿造——有了质的飞越，成为醇香的美酒，历时弥久，其质愈纯，愈具陈香。作者没有这种体验，没有这种爱，是断难得到如此的情怀和总结的。
文学永远属于那些有感情的人。感情是需要培养的，有些看似天然的感情也是培养的。人们爱自己的民族，为什么就像爱自己的母亲？其中有着天然的联系——母亲用乳汁养育了他们，而民族用文化、精神哺育了他们——哺育，就是培养，就是灵与肉、苦与累、喜与乐、情与爱交织运动的过程；母亲的乳汁和同样的血液在他的躯体里永存，而民族的文化、精神则在他的心灵中永存——这就是感情培育的结果。他成了母亲永远的儿子，他成了民族永远的成员，他有了永远的依恋，永远的认同，永远的感恩。母亲有了永远的牵挂，永远的关心；民族也就有了永远的追随、永远的薪火相传。感情的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
三是扎实的文化功底。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熟悉自己民族的宗教，熟悉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熟悉自己民族的情感表达方式，这是进行藏族文学研究的基础。解放以后，藏族文学也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更多地出现了双语作品，即以母语和汉语创作的作品，应该看到这是一大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这种现象给评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懂得两种语言，才能研究用两种语言书写的作品，否则，就成为了“一面”，“一面”就不全面，不全面就很难把握藏族文学的整体状况。从研究者的素养看这不是小问题。一些同志对双语采取了简单机械的工具论态度，忽视了语言的民族文化载体和思维形式特点，以为懂得这种语言和懂得那种语言没什么两样，实际并非如此；有的人认为懂得了这个民族的语言，就懂得了这个民族的一切，实际也不是这样；也有些极端的观点给语言加上了政治属性，以为懂这种语言的人会爱国、懂那些语言的人会搞分裂，那完全是误解。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平等的社会思想，人人平等、族族平等，每个民族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因而也必须是语言平等；国家有通用语而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从概念上明确“官方语言”的根本要义也在于此。
一种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种思维形式，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假如你不懂，或不能精通，就永远进入不了那个领域，也永远不能深刻地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本身。翻译是必要的，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它永远代替不了原来的语言自身。双语是德吉草在这一领域不断翱翔的翅膀，扎实的文化功底，是她自如地进行论说的前提。但是，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刻把握，既不能准确地进行涉及藏族的宗教、民族、历史、艺术等的研究，也不能很好地进行文学研究。一些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同志之所以切入不了研究对象的深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藏文化，不能将自己的具体研究放在藏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去思考、去评判。实际上，藏文化基础是研究藏学一切领域的基础。在对多杰才让诗歌的研究中她写道：
“藏民族用纯真和善良向世界敞开心胸，这个世界也因她真诚率真的天性而回报给她艺术和诗歌的无限激情，在处处洋溢着自然纯朴的美，并闪烁着自由天性的万物面前，我们的诗人应该说是富有魄力和自信的。我们的祖辈，曾经用诗歌的彩桥，将万事万物深邃的奥秘传递给每一颗求知的心，留下了浩繁卷帙，这是令人仰视的财富。我们的土地，呈现着它未曾雕饰的天然之美……”只要对藏族文学有一定涉猎，都会读到这些文字之外的东西，比如藏族丰富的物喻格言——《水树格言》《风喻格言》《火喻格言》等等。能让读者读到文字之外的东西——知识、意向、奥义，需要功夫。没有广泛的涉猎，深入的思考，精心的提炼是做不到的。因此，我说的文化功底并不是指那些用知识、理论揭示分析研究对象的能力。
四是良好的艺术修养。对于艺术而言，评论是个高难度的解剖动作。难在何处？难在既要识其宏观，又要明其微观——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道德、人性、人物命运、反映时代内涵的人文价值，也要把握作者的情绪、情感和艺术境界、心灵的脉动；既要留住正确、留住“善”，也要除去谬谈、除去“恶”——批评，尤其是严肃的批评，将有伤情面，但失去批评，就会失去文学评论应有的作用和力量。艺术需要感觉，需要灵感、需要体味。从流畅的富于情感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德吉草的评论艺术感觉好，有灵感（灵感并不是作家独有的东西，评论家也十分需要。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作家的创作和欣赏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完成的，读者的欣赏也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引导的），善于从作品中体味作者的真实的心态和艺术原初的动力。当然艺术也需要认识水准、理解水准、欣赏水准。在对拉加才让的作品的评论中，德吉草写道：“‘悟’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剖自己，重估自己的过程。这中间也必须知道自己的个性，懂得自己的胃适合容纳什么样的饭菜，只有懂得取舍，了解自己气质的作家才能形成他不同于别人的风格，单一的创作领域并不代表作者能力的大小，‘博采’的目的是为了丰润自己，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在‘博’中湮灭自己。”这些语言都要涉及具体的艺术审美及其意向，是需要较高的文学美学的修养才能完成的。可见她平时在理论修养和作品阅读方面都下了不少工夫。
德吉草从事的研究对象多是当代作家、现在仍然在从事写作的作家。这就要求她必须对不断发展的新的文学前沿问题有所了解和把握，同时也要面对和研究作家的实际。在谈到多杰卡的创作时，她如此写道：“在经历了创作初期的童稚般的好奇之后，他不再匆忙地捡拾一些生活零星的表象来做创作的框架，而是蓄积力量，长时间地等待有朝一日的自然流露。他的这种机智和静，正是目前藏文小说创作者最需要的‘休闲期’。学会在‘休闲’中去等待情感的触发，在触发中铸造创作的个性，在个性中完美自身的风格，我们的小说才能在第三极的天幕上闪耀独特的光晕，愿我们年轻的作家都能有这段虔诚的等待时间。”研究作品必须研究作家，深透地了解作家更有助于了解作品。创作需要储备，即作者所言之“休闲期”，一旦缺少生活和灵感，就要告诉自己“不硬写”——硬写，只能破坏艺术，这也是艺术创作所要遵循的重要规律。因为文学创作涉及的不仅仅是艺术修养问题，有些功夫在艺术修养之外，看上去可有可无，实际十分重要。
没有思想，就没有评论；没有理论，就没有解剖的锋刃。评论家首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并熟知评论对象的文化背景，才能有效地进行分析研究和欣赏，只有自己有境界，才能看到别人的境界；倘若自己无境界，就很难发现别人的境界。在德吉草的评论中，我高兴地看到，她是在尽量用自己的知识衡量作家、评论作家；她在用自己的理论和视野去看待作品，看待作家；她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情志和观念去评判作品、引导作家。真正的有价值的评论的难点也在于此。诚如作家是想用自己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意境、观念、思想等）影响读者，评论家却在用自己的思想理论、美学观念去影响读者、引导作家、分析和要求作品。艺术有艺术的良心，评论也是有评论的良心。这个良心就在于讲真话——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作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作品，因此评论家需要有勇气直面作品的成就和优点，也要有勇气直面作品的失败和不足。有时候批评比赞美更具体更有价值，反对比支持更具有教育意义。作者不但在分析、欣赏作家们的作品，也在分析中指出其不足，甚至给出必要的批评。
德吉草的评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情感性、文学性的语言过多，一方面它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往往使思绪游离于分析对象之外，或失去评论文章应有的简捷、明晰、准确。
丹珠昂奔
2010年10月23日
批评的诗性与诗性的批评者
——记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德吉草教授
“在这个由多种生命形态构筑的世界里，每一个生命的来来往往，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恒久，还是短暂，它的诞生、存在、亲情、爱情、甚至死亡，都是我们体验生命过程中不可复制的每一道风景线，是红尘世界里灵与肉精心镂刻的一幅幅独立的画面。在情感色彩强烈的认知下，寻找我们神性的家园，栖息我们奔波的身心，剔除我们世俗的陋见，寻找生活在我们心灵留下的一道道生命的划痕，是现代人，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作家们审美的目光投射出来的一种深切的关注。”
这是德吉草在她近期出版的文学评论专著《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一书中对藏族作家的评论语。与许多专业的评论家不同，她的文章没有“裂变”式的大起大落，也没有篇幅冗长的深奥理论。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近二十年，她的评论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深厚的民族感情，一种晶莹明亮的叙述风格。她始终信奉并坚守评论最本质的道德与伦理，与她评论的作家一起，徜徉于高原的蓝天白云之下，和他们一起感受故土、家园、亲情和母语给予这些作家们的生命激情与尊严，感受那些平凡故事中朴素而真实的生活。她认为，那些对生活充满了真正宽容、敬畏与感恩之心的人，那些与自然和睦相处最朴实生活的歌者和体验者，才契合她心目中最纯粹、最本色的文学性。
1963年8月，德吉草出生在甘肃甘南合作市，因父母工作的关系，她的童年在夏河、合作之间辗转度过。8岁时母亲送她到夏河县第二小学读书，她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老师黄莉萍。与许多县城上的老师不一样，黄老师面貌清秀俊美，皮肤白皙，她和蔼可亲，脸上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她教的语文课，妙趣横生，课堂上学生们总是被她有趣的故事吸引。直到今天，德吉草还说，她良好的语文基础，就是在一个小县城的学校中打下的，而黄老师是她记忆最深的小学老师。
夏河县是德吉草童年记忆中最美的地方。小学时因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她跟随父母住在拉卜楞寺大经堂广场旁边一座当时已经没有僧人的大院里。当时的拉卜楞寺除了几个大型的经殿之外，僧舍几乎被捣毁，到处是废弃的水井和残破的瓦砾。父亲白天在“五七”干校劳动，晚上一回家，一定首先要检查她的作业，叮嘱她好好学习。也许是曾经当过僧侣的缘故，父亲对自己那段生活充满了温暖的回忆，经常讲给她寺庙里的许多故事。德吉草还依稀记得，她常和伙伴们在大经堂的走廊中玩耍，经堂大殿的飞檐上总是落满了白色和灰色的鸽子，旁边一个深锁的大殿里，有时偶尔会出来一位不穿袈裟的长者，他面目慈善，从不开口说话，手里拿着一大把金色的鲜花，放在门口的石阶上，又掩门而去。她和小伙伴们就一拥而上，把花朵拿回家插在罐头瓶中。白鸽、鲜花，还有呼啸而过的风，以及那位年长的僧人，是德吉草童年记忆中最深的印象。
1980年，她考取了当时的西北民族学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当许多人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心欢笑的时候，她却犯了难。到西北民族学院去学藏语言文学专业，这对于一直在汉文学校读书的她来说，无疑充满了担忧。高考志愿是父亲代她填写的，让女儿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在父亲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雷打不动的选择。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她来到兰州，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后，她的顾虑就打消了。当时只有26位同学的班级，加上她会讲母语的只有5、6人，她一下子有了自信。从藏文拼读开始学起，她奋力拼搏，不敢有一丝懈怠，学校为他们安排了藏汉兼通的老师，班主任几乎每天都抽查早晚自习，她和同学们一起你追我赶，经常跑到隔壁的进修班上听课，还自己找老师补课。就这样，四年后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总成绩毕业。德吉草说：“我不同于现在的许多藏族孩子，他们能够从小幸运地接受自己母语的教育。而我是一个回归者，今天能够在两种语言文化中自由行进，我最感谢的是我的父亲，是他让自己的女儿完成了真正从心理上、精神上对母体文化的归返。”同样，她也欣慰自己曾经起步走过的所有学习过程，感谢培育自己的老师，对过去的学习与生活，她充满了敬意与感恩。
1984年到1993年，德吉草在甘南州政府编译局从事古籍文献整理和翻译工作，她怀揣着理想，努力工作，参加过系列的藏文古籍文献的编目翻译、全州藏语文普及检查工作和两会的文字、口头翻译，还参加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的编写和州政协文史资料的翻译。工作之余，她着手翻译了藏族当代著名作家端智嘉的诗歌、散文，其中，《小路》和《风姑娘》被译成汉文后受到许多好评，她还与人合作翻译了著名学者更登群培的游记《金色的疆域》。在《西藏文学》、《西藏研究》、《格桑花》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这段时间历练，为她今后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和典籍翻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86年到1988年，她被单位派到中央民族大学进修。当时国家民委委托中央民族大学承办了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进修班，在北京的两年时间内，她系统学习了民族古籍文献整理、藏汉翻译、民族学通论、校勘学、版本目录学与历史文献等学科理论知识，在这个有27个少数民族学员的班级里，她的知识视野得到了开拓，学科基础不断加强，她了解到更多的民族文化风俗，感受到了民族文化多元丰富的无穷魅力。正是这种与多民族同学和睦相处的岁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后来对多元文化的关注，也使她积累了不少文化比较的经验和多重文化的体验。
1993年8月，她调到成都，在西南民族大学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起航。“藏珍奇于胸怀，蕴钟秀于眉宇”的成都平原，接纳了许多像德吉草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以“和合偕习，自信自强”为校训的西南民族大学，她寻找到了自己学术的目标，把自己关注并热爱的藏族文学作为研究的重点，先后撰写并出版了《歌者无悔—当代藏族作家作品选评》、《族群互动与多元创造》（合作）、《藏族道德研究》、《四川藏区的文化艺术》、《诗意地栖居——当代藏族作家心路历程》、《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藏族当代文学批评》等7部著作。她的当代藏族作家作品评论，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缺少少数民族母语作家评论的现状，选择了自八十年代起在藏族母语文学上创作成绩突出、成果丰富的十余位作家，进行了全面的评论，被同行专家称为是“第一次将母语文学置放在当代文化的话语平台上，展示了母语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特质。”她的文学批评诗性而不缺乏理性，不是抽象的对人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而是注重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现实的解读，呈现出一种“诗性的批评”。除了文学评论以外，德吉草还充分发挥自己在藏汉翻译方面的特长，翻译了藏传佛教宁玛派重要典籍《隆钦七宝藏之宗轮藏》，在《西藏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藏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认识阿来》、《多元文化主义与藏族母语文学》、《失落与重构》、《古典名著<莲苑歌舞>对藏族当代文学的启示》等40多篇论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宗喀巴大师中论广释译注》，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获得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优秀奖、四川省教改项目一等奖、西南民族大学教学质量二等奖和西南民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四川省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2012年6月，四川省教育频道采访了刚刚被评为省优秀教师的德吉草，当记者问及学生心目中的这位老师时，许多学生说：“她是我们最敬重的老师，她不只是教给我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方法，教给我们如何把知识化解成自己的人格与品性。”
教师这个名称，在藏族传统文化中是个神圣的称谓，是善的意念的播洒者和人生经验的阐发者。教师首先要具备良好的知识修养，必须对学术对知识要有敬畏之心，要有一颗爱的心怀和缱绻平和的心灵境界。这样的人，才能学以致远，与人相处才能如沐春风。作为西南民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德吉草以自己稳定的研究方向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课堂教学中引领学生关注学科的发展与前沿知识，她忠告学生：初生牛犊应该怕虎，因为这个世界是以“虎”们的经验建构的，在大力张扬个性自由，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偏执多于理性的今天，她告诉这些年轻学生们：“教养比强硬更有力量。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满怀温暖的敬意，而不是一味地进行批判或质疑”。在她主讲的《藏族文学史》的课堂上，德吉草总是鼓励学生不断通过自己的眼睛，用知识去贴近历史的真相，而不要纠结于文学在历史上设置的种种浪漫与传奇，分清藏族文学史上文史并重、以文述史的优与弊。她的课堂总是充满了启发与互动，深受大家欢迎。《藏族文学史》这门课也被评为四川省精品课程，目前已全部视频化，进入超星数字图书馆“名师讲坛”栏目。同时她还新开设了《文学人类学》、《藏族现当代文学评论》等课，以自己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多学科互动交叉的教学方法，实践着自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教育理念。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的硕士生导师，德吉草还承担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主讲“文学理论研究”、“藏族当代文学创作研究”、“外国文学思潮”等课。她严格要求学生，在学术上不允许学生有丝毫的造假与取巧，她说：“虽然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可以拿钱去交易学术，可以用钱去赎买学位，但作为一个未来从事藏族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这是最可耻的事。”她要求学生先学会做人，再去做学问，否则任何建立在缺陷人格上的知识塔基，最终都会全盘倒塌。
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全部忘完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真正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是让学生懂得生命之爱、文化之美和人性之善。从德吉草老师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教育的温度，感受到了一种坚强而不失温柔的力量。
德吉草常说：“我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寻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我是幸运而快乐的。能够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相伴终生，能够与自己的学生共同进步，这是弥足珍贵的缘分，理应珍惜。”
近几年，随着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藏族文化以其丰富多彩的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精神，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和影响力。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德吉草深深感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性。她认为，民族高校是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窗口，高校教师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也理应是文化的传播者。她把自己对文化的感悟，当作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以自己扎实的学术思想为基点，在西南民族大学组织部承办的各类文化综合能力提升培训工作中，她作为骨干教师，主讲了“藏族文化与和谐社会”、“藏传佛教文化的当代价值”等为题的学术讲座近20余场（次），深受学员们的称赞。许多学员在自己的心得笔记上留下了这样的话语：“您是我们仰慕的老师，您在课堂上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藏族文化的魅力，还是这个文化曾经被忽视过的品质，您是一位开掘者”。为了进一步弘扬藏族文化，展示藏学学院的学科特色，德吉草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结合一些重要的民族传统文化节庆和大型文化活动，为全校师生主讲了“燃灯节与宗喀巴大师”、“玉树地震中的生命关爱”、“阿里之行与原生态文化对话”、“藏族戏剧中的文化解读”等学术讲座十余场。她还积极参与公安部、成都军区与西南民大联合承办的藏汉双语干部培训，始终坚守自己长期以来对文化的亲历与感悟，她说“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她的文化承接者们就要有足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自强的深刻认识，要对自己或其他的文化始终保持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跳出既不自大又不自卑的窠臼。当寻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真正的价值时，才会学会不断的反思，才能与其他的不同文化在人文价值观上取得共识，才能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和而不同’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如果说藏族文化像一株慈悲的莲花，总是在光芒中绽放她的美丽，激荡起每一个承接者对生命的敬爱和宽容的话，德吉草就是这个文化的领受者和被佑护者。一个人如果常以感恩和忏悔去归返真心、归返文化最本真的处所，那么我们就寻找到了为什么要出发的目的，这就是她的信仰。对文学对生活本身的信仰，决定了她的价值观和文化观。我们希望这种充满了温暖的信仰，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
丹珠昂奔为本书作序
我也算是一个当代藏族文学的业余评论工作者吧。本科毕业时的论文就是《藏族当代文学散论》，也曾专门研究过饶阶巴桑、伊丹才让、格桑多杰、丹正贡布等藏族作家的作品。1987年出版了《佛教与藏族文学》一书，涉及藏族当代文学问题。1996年前，在写《藏族文化发展史》第四编时，曾经翻阅了当时稍有影响的作者的不少作品。后来，我还参与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藏族部分的写作。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参加了在西宁（1981）、拉萨（1982）、兰州/甘南（1983）、成都（1985）、昆明/中甸（1988）举行的五次五省区藏族文学会议，熟悉当时稍有影响的许多作家，有些是很好的朋友。值得庆幸，历史让我们这一代人伴着文学走过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段色彩斑斓的时光，一段充满幻想的时光，一段真诚、纯净的时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藏族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电视文学、民间文学等多个方面有良好的发展，在文学评论方面也有丰硕的成果。
特殊的时代就有特殊时代的印迹。藏族作家走过的这段历史同样如此。虽然有“慢半拍”的现象，但整体上与当时众多的中国作家们的心态是相近的。虽然有地区的。民族的特殊性，但“文革”的苦难让很多人的历史有了共同的现象、近似的命运。同样的缺失，同样的感动，给了他们同样的思考很同样的梦。用燃烧的热血畅想，用燃烧的激情奋斗， 用燃烧的向往憧憬，用悲泪抚平旧伤，用喜悦迎接新生，用无数的相思泪凝结爱情、友情。苦难和喜悦激发了无数亲历者的才情文思，在他们谨小慎微的也是自由而坦荡的胸襟中，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形成气势雄浑的宏大磁场。于是藏族的老作家们，也如同内地的老作家们一样拿起了久违的笔，写下了他们的诗篇。年轻一代的作家们，也加入了这一浩浩荡荡的队伍。作品在增加，队伍在壮大，文学话题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话题。作家们的名字也广为人知，成为时代的宠儿。出现了不少积淀深厚、思想深邃、民族特色浓郁。时代特色鲜明。地域特色突出。具有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的作品。在藏族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总结的出作家最多、出作品最多、出有影响力的作品最多的重要时期。
“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不少的作家弃文从商，不少的作家放下了手中笔，改弦更张，干起了别的营生。随着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我自己的创作少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自然也少了。进入21世纪后，我曾零星地读过一些作品。和内地的一些文学现象一样，藏族文学也出现了由政治大事到生活琐事、从神圣到世俗、从重教育到重娱乐的嬗变。不少作品缺乏扎实厚重的生活背景，缺乏诚挚的情感力量，缺乏真正的文学感召力、震撼力；真实深刻反映藏族生活、体现藏文化精神的扛鼎之作、鸿篇巨制更是缺乏。一些作品甚至格调低下，拜金媚俗、招徕猎奇看客。
文学是人学。人，尽管有复杂的成分、复杂的身份、复杂的生活、复杂的经历，但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具体的家庭、具体的民族、具体的国家。人有人格，家有家格，族有族格，国有国格。积极的向上的文学，永远是反映真善美，歌颂真善美，揭露假恶丑，鞭挞假恶丑的。诚如文学的功能并非单一功能，人们的需求并非单一需求，社会对人的影响并非单一影响一样，统一于一种风格、一种题材、一种类型都是错误的。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文学既有愉悦人们心情的一面，也有陶冶情操、培育健康美好心灵，甚至引导意识形态走向的一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虽然有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引导，但是许多时候并没有按照文学规律，发挥好评论家的应有作用和力量。
文学有两只翅膀——创作和评论。因此光有作家是不行的，也需要有评论家；没有实践不行，但光有实践没有理论总结和指导也不行。优秀的评论家往往是引导作家不断成长的引路人，也是培养读者良好欣赏习惯和提高欣赏水准的导师。而这个导师必须是正直的、有鉴别力的。看了德吉草的《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赶到她所关注、所研究的问题恰恰也在这一范畴之内，我感到欣慰和由衷的高兴。从她的评论中，我看到了十分难得的，也是藏族作家和文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东西：
一是科学的思想基础。将我们的一切事业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是我多年来的倡议。文学事业也是如此。没有科学的思想，就没有科学的行动；没有科学的思想，就没有科学的结论和未来。因此，首先要有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思想从哪里来？通过学习和自我的实践来构建。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研究工作实践至关重要。由于受宗教思想的长期熏陶，藏民族的思想基础、行为方式都带有宗教的印迹。出身于藏民族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要过两关：一是由宗教到科学的转变；一是科学地评价宗教。这两者都需要有脱胎换骨的艰难的过程。老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著名藏学家东噶·洛桑赤列。1983年，我在写《吐蕃史演义》时，曾请教他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涉及的一些早期的历史风俗。他讲得很透彻。完成这部小说后，他高兴地为之作序。当时给我影响很深的一件事是，我问他在这部作品前为何引用“马恩”的语录时，他神秘地笑笑说：“你是第三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有的人认为在‘文革’中我引用这段语录是作挡箭牌，也有人认为这是时代特点，但我用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提示的道理是对的。”他说，你们是新人，不像我们这些老古董，一定要往前看，接受新的科学的思想。老脑筋没有出路，还让人笑话。实际上，这部在当时所有研究藏学的人都在读的著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时代变了，是否科学已经成为一切学科评价的基本标准，不认识到这一点自己就会落伍。科学地评价宗教，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宗教与政治、民族、国家、群众、人类的精神需求等关系梳理清楚、区别开来，既要客观地对待其历史贡献，也要客观地分析其现实影响。假如不能在这些方面过关，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在德吉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坚持了存在决定意识、事物是发展的、事物是可认识的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始终地坚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自身的文学研究。同时，坚持积极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方向去进行作品的分析、欣赏和批评，不保守、不封闭、不唯心，难能可贵！因为局部的生活和工作氛围很容易使一些学者接受那些保守而封闭的思想、片面而虚无的思想、不顾实际脱离规律的思想，甚至站在科学的对立面思考问题。
二是深厚的民族感情。有时候感情是理论研究的障碍，但更多时候感情是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因为一个不能产生情感的事业是没有生命力的。冰心曾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就是感情的力量。一名理论工作者所要做的，既要入于此，也要出于此；要有爱而不溺于爱，即既要有感情，也要有理性；感情大于理性，就会失之偏颇。我们不排斥感情，但需要理性指导下的感情。德吉草在文中谈到藏族女性时，写道：“千百年的世代传承，使藏族女性的社会地位烙有历史发展的迹象。特殊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以及宗教信仰又铸造了她们不同于其他民族女性独特的群体个性意志。艰苦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她们坚韧、豪爽的性格。同男人一样纵马驰骋，逐草而牧。你很难从一位真正的草原牧女身上看到娇嗔、庸倦、造作的神态，草原在赋予男性剽悍阳刚之气的同时，也给予藏族女性健美、善良与柔情似水。”德吉草对藏族女性的了解可谓深刻，而她对藏族女性的爱，近乎于礼赞——“她们是沉默的，沉默得就像圣洁的雪山，静谧地耸立在旷野。但她们的爱是炽热而永恒的。当她默默地劳作，用纯朴的爱倾注于亲人，投涉于孩子，普及于一切有生命的生灵时，母爱的伟大足可以令我们仰视而泣”。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总结、这样的表述，除了她作为藏族女性的更为深刻的体验、她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的分析，恐怕同时也在于她对本民族深深的爱。凡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爱作为一种深刻、神秘的感情，需要体验、体味，需要不断的心灵的煎熬和向往，反复激越的、沉静的情愫的沉淀，最后，如同酒糟经过发酵、再经过酿造——有了质的飞越，成为醇香的美酒，历时弥久，其质愈纯，愈具陈香。作者没有这种体验，没有这种爱，是断难得到如此的情怀和总结的。
文学永远属于那些有感情的人。感情是需要培养的，有些看似天然的感情也是培养的。人们爱自己的民族，为什么就像爱自己的母亲？其中有着天然的联系——母亲用乳汁养育了他们，而民族用文化、精神哺育了他们——哺育，就是培养，就是灵与肉、苦与累、喜与乐、情与爱交织运动的过程；母亲的乳汁和同样的血液在他的躯体里永存，而民族的文化、精神则在他的心灵中永存——这就是感情培育的结果。他成了母亲永远的儿子，他成了民族永远的成员，他有了永远的依恋，永远的认同，永远的感恩。母亲有了永远的牵挂，永远的关心；民族也就有了永远的追随、永远的薪火相传。感情的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
三是扎实的文化功底。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熟悉自己民族的宗教，熟悉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熟悉自己民族的情感表达方式，这是进行藏族文学研究的基础。解放以后，藏族文学也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更多地出现了双语作品，即以母语和汉语创作的作品，应该看到这是一大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这种现象给评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懂得两种语言，才能研究用两种语言书写的作品，否则，就成为了“一面”，“一面”就不全面，不全面就很难把握藏族文学的整体状况。从研究者的素养看这不是小问题。一些同志对双语采取了简单机械的工具论态度，忽视了语言的民族文化载体和思维形式特点，以为懂得这种语言和懂得那种语言没什么两样，实际并非如此；有的人认为懂得了这个民族的语言，就懂得了这个民族的一切，实际也不是这样；也有些极端的观点给语言加上了政治属性，以为懂这种语言的人会爱国、懂那些语言的人会搞分裂，那完全是误解。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平等的社会思想，人人平等、族族平等，每个民族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因而也必须是语言平等；国家有通用语而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从概念上明确“官方语言”的根本要义也在于此。
一种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种思维形式，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假如你不懂，或不能精通，就永远进入不了那个领域，也永远不能深刻地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本身。翻译是必要的，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它永远代替不了原来的语言自身。双语是德吉草在这一领域不断翱翔的翅膀，扎实的文化功底，是她自如地进行论说的前提。但是，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刻把握，既不能准确地进行涉及藏族的宗教、民族、历史、艺术等的研究，也不能很好地进行文学研究。一些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同志之所以切入不了研究对象的深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藏文化，不能将自己的具体研究放在藏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去思考、去评判。实际上，藏文化基础是研究藏学一切领域的基础。在对多杰才让诗歌的研究中她写道：
“藏民族用纯真和善良向世界敞开心胸，这个世界也因她真诚率真的天性而回报给她艺术和诗歌的无限激情，在处处洋溢着自然纯朴的美，并闪烁着自由天性的万物面前，我们的诗人应该说是富有魄力和自信的。我们的祖辈，曾经用诗歌的彩桥，将万事万物深邃的奥秘传递给每一颗求知的心，留下了浩繁卷帙，这是令人仰视的财富。我们的土地，呈现着它未曾雕饰的天然之美……”只要对藏族文学有一定涉猎，都会读到这些文字之外的东西，比如藏族丰富的物喻格言——《水树格言》《风喻格言》《火喻格言》等等。能让读者读到文字之外的东西——知识、意向、奥义，需要功夫。没有广泛的涉猎，深入的思考，精心的提炼是做不到的。因此，我说的文化功底并不是指那些用知识、理论揭示分析研究对象的能力。
四是良好的艺术修养。对于艺术而言，评论是个高难度的解剖动作。难在何处？难在既要识其宏观，又要明其微观——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道德、人性、人物命运、反映时代内涵的人文价值，也要把握作者的情绪、情感和艺术境界、心灵的脉动；既要留住正确、留住“善”，也要除去谬谈、除去“恶”——批评，尤其是严肃的批评，将有伤情面，但失去批评，就会失去文学评论应有的作用和力量。艺术需要感觉，需要灵感、需要体味。从流畅的富于情感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德吉草的评论艺术感觉好，有灵感（灵感并不是作家独有的东西，评论家也十分需要。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作家的创作和欣赏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完成的，读者的欣赏也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引导的），善于从作品中体味作者的真实的心态和艺术原初的动力。当然艺术也需要认识水准、理解水准、欣赏水准。在对拉加才让的作品的评论中，德吉草写道：“‘悟’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剖自己，重估自己的过程。这中间也必须知道自己的个性，懂得自己的胃适合容纳什么样的饭菜，只有懂得取舍，了解自己气质的作家才能形成他不同于别人的风格，单一的创作领域并不代表作者能力的大小，‘博采’的目的是为了丰润自己，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在‘博’中湮灭自己。”这些语言都要涉及具体的艺术审美及其意向，是需要较高的文学美学的修养才能完成的。可见她平时在理论修养和作品阅读方面都下了不少工夫。
德吉草从事的研究对象多是当代作家、现在仍然在从事写作的作家。这就要求她必须对不断发展的新的文学前沿问题有所了解和把握，同时也要面对和研究作家的实际。在谈到多杰卡的创作时，她如此写道：“在经历了创作初期的童稚般的好奇之后，他不再匆忙地捡拾一些生活零星的表象来做创作的框架，而是蓄积力量，长时间地等待有朝一日的自然流露。他的这种机智和静，正是目前藏文小说创作者最需要的‘休闲期’。学会在‘休闲’中去等待情感的触发，在触发中铸造创作的个性，在个性中完美自身的风格，我们的小说才能在第三极的天幕上闪耀独特的光晕，愿我们年轻的作家都能有这段虔诚的等待时间。”研究作品必须研究作家，深透地了解作家更有助于了解作品。创作需要储备，即作者所言之“休闲期”，一旦缺少生活和灵感，就要告诉自己“不硬写”——硬写，只能破坏艺术，这也是艺术创作所要遵循的重要规律。因为文学创作涉及的不仅仅是艺术修养问题，有些功夫在艺术修养之外，看上去可有可无，实际十分重要。
没有思想，就没有评论；没有理论，就没有解剖的锋刃。评论家首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并熟知评论对象的文化背景，才能有效地进行分析研究和欣赏，只有自己有境界，才能看到别人的境界；倘若自己无境界，就很难发现别人的境界。在德吉草的评论中，我高兴地看到，她是在尽量用自己的知识衡量作家、评论作家；她在用自己的理论和视野去看待作品，看待作家；她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情志和观念去评判作品、引导作家。真正的有价值的评论的难点也在于此。诚如作家是想用自己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意境、观念、思想等）影响读者，评论家却在用自己的思想理论、美学观念去影响读者、引导作家、分析和要求作品。艺术有艺术的良心，评论也是有评论的良心。这个良心就在于讲真话——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作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作品，因此评论家需要有勇气直面作品的成就和优点，也要有勇气直面作品的失败和不足。有时候批评比赞美更具体更有价值，反对比支持更具有教育意义。作者不但在分析、欣赏作家们的作品，也在分析中指出其不足，甚至给出必要的批评。
德吉草的评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情感性、文学性的语言过多，一方面它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往往使思绪游离于分析对象之外，或失去评论文章应有的简捷、明晰、准确。
丹珠昂奔
2010年10月23日
批评的诗性与诗性的批评者
——记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德吉草教授
“在这个由多种生命形态构筑的世界里，每一个生命的来来往往，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恒久，还是短暂，它的诞生、存在、亲情、爱情、甚至死亡，都是我们体验生命过程中不可复制的每一道风景线，是红尘世界里灵与肉精心镂刻的一幅幅独立的画面。在情感色彩强烈的认知下，寻找我们神性的家园，栖息我们奔波的身心，剔除我们世俗的陋见，寻找生活在我们心灵留下的一道道生命的划痕，是现代人，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作家们审美的目光投射出来的一种深切的关注。”
这是德吉草在她近期出版的文学评论专著《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一书中对藏族作家的评论语。与许多专业的评论家不同，她的文章没有“裂变”式的大起大落，也没有篇幅冗长的深奥理论。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近二十年，她的评论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深厚的民族感情，一种晶莹明亮的叙述风格。她始终信奉并坚守评论最本质的道德与伦理，与她评论的作家一起，徜徉于高原的蓝天白云之下，和他们一起感受故土、家园、亲情和母语给予这些作家们的生命激情与尊严，感受那些平凡故事中朴素而真实的生活。她认为，那些对生活充满了真正宽容、敬畏与感恩之心的人，那些与自然和睦相处最朴实生活的歌者和体验者，才契合她心目中最纯粹、最本色的文学性。
1963年8月，德吉草出生在甘肃甘南合作市，因父母工作的关系，她的童年在夏河、合作之间辗转度过。8岁时母亲送她到夏河县第二小学读书，她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老师黄莉萍。与许多县城上的老师不一样，黄老师面貌清秀俊美，皮肤白皙，她和蔼可亲，脸上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她教的语文课，妙趣横生，课堂上学生们总是被她有趣的故事吸引。直到今天，德吉草还说，她良好的语文基础，就是在一个小县城的学校中打下的，而黄老师是她记忆最深的小学老师。
夏河县是德吉草童年记忆中最美的地方。小学时因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她跟随父母住在拉卜楞寺大经堂广场旁边一座当时已经没有僧人的大院里。当时的拉卜楞寺除了几个大型的经殿之外，僧舍几乎被捣毁，到处是废弃的水井和残破的瓦砾。父亲白天在“五七”干校劳动，晚上一回家，一定首先要检查她的作业，叮嘱她好好学习。也许是曾经当过僧侣的缘故，父亲对自己那段生活充满了温暖的回忆，经常讲给她寺庙里的许多故事。德吉草还依稀记得，她常和伙伴们在大经堂的走廊中玩耍，经堂大殿的飞檐上总是落满了白色和灰色的鸽子，旁边一个深锁的大殿里，有时偶尔会出来一位不穿袈裟的长者，他面目慈善，从不开口说话，手里拿着一大把金色的鲜花，放在门口的石阶上，又掩门而去。她和小伙伴们就一拥而上，把花朵拿回家插在罐头瓶中。白鸽、鲜花，还有呼啸而过的风，以及那位年长的僧人，是德吉草童年记忆中最深的印象。
1980年，她考取了当时的西北民族学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当许多人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心欢笑的时候，她却犯了难。到西北民族学院去学藏语言文学专业，这对于一直在汉文学校读书的她来说，无疑充满了担忧。高考志愿是父亲代她填写的，让女儿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在父亲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雷打不动的选择。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她来到兰州，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后，她的顾虑就打消了。当时只有26位同学的班级，加上她会讲母语的只有5、6人，她一下子有了自信。从藏文拼读开始学起，她奋力拼搏，不敢有一丝懈怠，学校为他们安排了藏汉兼通的老师，班主任几乎每天都抽查早晚自习，她和同学们一起你追我赶，经常跑到隔壁的进修班上听课，还自己找老师补课。就这样，四年后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总成绩毕业。德吉草说：“我不同于现在的许多藏族孩子，他们能够从小幸运地接受自己母语的教育。而我是一个回归者，今天能够在两种语言文化中自由行进，我最感谢的是我的父亲，是他让自己的女儿完成了真正从心理上、精神上对母体文化的归返。”同样，她也欣慰自己曾经起步走过的所有学习过程，感谢培育自己的老师，对过去的学习与生活，她充满了敬意与感恩。
1984年到1993年，德吉草在甘南州政府编译局从事古籍文献整理和翻译工作，她怀揣着理想，努力工作，参加过系列的藏文古籍文献的编目翻译、全州藏语文普及检查工作和两会的文字、口头翻译，还参加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的编写和州政协文史资料的翻译。工作之余，她着手翻译了藏族当代著名作家端智嘉的诗歌、散文，其中，《小路》和《风姑娘》被译成汉文后受到许多好评，她还与人合作翻译了著名学者更登群培的游记《金色的疆域》。在《西藏文学》、《西藏研究》、《格桑花》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这段时间历练，为她今后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和典籍翻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86年到1988年，她被单位派到中央民族大学进修。当时国家民委委托中央民族大学承办了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进修班，在北京的两年时间内，她系统学习了民族古籍文献整理、藏汉翻译、民族学通论、校勘学、版本目录学与历史文献等学科理论知识，在这个有27个少数民族学员的班级里，她的知识视野得到了开拓，学科基础不断加强，她了解到更多的民族文化风俗，感受到了民族文化多元丰富的无穷魅力。正是这种与多民族同学和睦相处的岁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后来对多元文化的关注，也使她积累了不少文化比较的经验和多重文化的体验。
1993年8月，她调到成都，在西南民族大学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起航。“藏珍奇于胸怀，蕴钟秀于眉宇”的成都平原，接纳了许多像德吉草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以“和合偕习，自信自强”为校训的西南民族大学，她寻找到了自己学术的目标，把自己关注并热爱的藏族文学作为研究的重点，先后撰写并出版了《歌者无悔—当代藏族作家作品选评》、《族群互动与多元创造》（合作）、《藏族道德研究》、《四川藏区的文化艺术》、《诗意地栖居——当代藏族作家心路历程》、《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藏族当代文学批评》等7部著作。她的当代藏族作家作品评论，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缺少少数民族母语作家评论的现状，选择了自八十年代起在藏族母语文学上创作成绩突出、成果丰富的十余位作家，进行了全面的评论，被同行专家称为是“第一次将母语文学置放在当代文化的话语平台上，展示了母语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特质。”她的文学批评诗性而不缺乏理性，不是抽象的对人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而是注重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现实的解读，呈现出一种“诗性的批评”。除了文学评论以外，德吉草还充分发挥自己在藏汉翻译方面的特长，翻译了藏传佛教宁玛派重要典籍《隆钦七宝藏之宗轮藏》，在《西藏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藏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认识阿来》、《多元文化主义与藏族母语文学》、《失落与重构》、《古典名著<莲苑歌舞>对藏族当代文学的启示》等40多篇论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宗喀巴大师中论广释译注》，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获得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优秀奖、四川省教改项目一等奖、西南民族大学教学质量二等奖和西南民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四川省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2012年6月，四川省教育频道采访了刚刚被评为省优秀教师的德吉草，当记者问及学生心目中的这位老师时，许多学生说：“她是我们最敬重的老师，她不只是教给我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方法，教给我们如何把知识化解成自己的人格与品性。”
教师这个名称，在藏族传统文化中是个神圣的称谓，是善的意念的播洒者和人生经验的阐发者。教师首先要具备良好的知识修养，必须对学术对知识要有敬畏之心，要有一颗爱的心怀和缱绻平和的心灵境界。这样的人，才能学以致远，与人相处才能如沐春风。作为西南民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德吉草以自己稳定的研究方向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课堂教学中引领学生关注学科的发展与前沿知识，她忠告学生：初生牛犊应该怕虎，因为这个世界是以“虎”们的经验建构的，在大力张扬个性自由，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偏执多于理性的今天，她告诉这些年轻学生们：“教养比强硬更有力量。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满怀温暖的敬意，而不是一味地进行批判或质疑”。在她主讲的《藏族文学史》的课堂上，德吉草总是鼓励学生不断通过自己的眼睛，用知识去贴近历史的真相，而不要纠结于文学在历史上设置的种种浪漫与传奇，分清藏族文学史上文史并重、以文述史的优与弊。她的课堂总是充满了启发与互动，深受大家欢迎。《藏族文学史》这门课也被评为四川省精品课程，目前已全部视频化，进入超星数字图书馆“名师讲坛”栏目。同时她还新开设了《文学人类学》、《藏族现当代文学评论》等课，以自己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多学科互动交叉的教学方法，实践着自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教育理念。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的硕士生导师，德吉草还承担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主讲“文学理论研究”、“藏族当代文学创作研究”、“外国文学思潮”等课。她严格要求学生，在学术上不允许学生有丝毫的造假与取巧，她说：“虽然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可以拿钱去交易学术，可以用钱去赎买学位，但作为一个未来从事藏族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这是最可耻的事。”她要求学生先学会做人，再去做学问，否则任何建立在缺陷人格上的知识塔基，最终都会全盘倒塌。
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全部忘完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真正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是让学生懂得生命之爱、文化之美和人性之善。从德吉草老师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教育的温度，感受到了一种坚强而不失温柔的力量。
德吉草常说：“我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寻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我是幸运而快乐的。能够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相伴终生，能够与自己的学生共同进步，这是弥足珍贵的缘分，理应珍惜。”
近几年，随着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藏族文化以其丰富多彩的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精神，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和影响力。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德吉草深深感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性。她认为，民族高校是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窗口，高校教师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也理应是文化的传播者。她把自己对文化的感悟，当作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以自己扎实的学术思想为基点，在西南民族大学组织部承办的各类文化综合能力提升培训工作中，她作为骨干教师，主讲了“藏族文化与和谐社会”、“藏传佛教文化的当代价值”等为题的学术讲座近20余场（次），深受学员们的称赞。许多学员在自己的心得笔记上留下了这样的话语：“您是我们仰慕的老师，您在课堂上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藏族文化的魅力，还是这个文化曾经被忽视过的品质，您是一位开掘者”。为了进一步弘扬藏族文化，展示藏学学院的学科特色，德吉草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结合一些重要的民族传统文化节庆和大型文化活动，为全校师生主讲了“燃灯节与宗喀巴大师”、“玉树地震中的生命关爱”、“阿里之行与原生态文化对话”、“藏族戏剧中的文化解读”等学术讲座十余场。她还积极参与公安部、成都军区与西南民大联合承办的藏汉双语干部培训，始终坚守自己长期以来对文化的亲历与感悟，她说“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她的文化承接者们就要有足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自强的深刻认识，要对自己或其他的文化始终保持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跳出既不自大又不自卑的窠臼。当寻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真正的价值时，才会学会不断的反思，才能与其他的不同文化在人文价值观上取得共识，才能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和而不同’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如果说藏族文化像一株慈悲的莲花，总是在光芒中绽放她的美丽，激荡起每一个承接者对生命的敬爱和宽容的话，德吉草就是这个文化的领受者和被佑护者。一个人如果常以感恩和忏悔去归返真心、归返文化最本真的处所，那么我们就寻找到了为什么要出发的目的，这就是她的信仰。对文学对生活本身的信仰，决定了她的价值观和文化观。我们希望这种充满了温暖的信仰，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