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现在,我还是会每每遭遇自小一路被质疑不绝的问题:你是藏族人,怎么会是一个这样的名字?你有藏名吗?甚而至于,由名疑人:你恐怕不是真的藏族人吧!

        通常情况下,面对这种真诚的质疑,我都会无奈作答:我确实是纯血统的藏族人,而且,我的家乡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还是一个极端排斥与异族通婚的顽固部落。中国五大藏区的文化和它的地理一样,比一般人想象中的更广袤博大,更丰富多样——我恰好出生在一个气候宜人的被称为“藏乡江南”的地方,那里属低海拔的农耕区,那里的藏人恰好有“汉姓”,事实上,不仅有汉姓,而且有和汉人一样严格的姓氏观。“姓”关乎宗族声誉荣耀,马虎不得的。

        这真是一种创伤性体验:一个人不断向外界解释自己的姓名,辩白自己的身份。关键是,许多人听了,不失礼貌的微笑依然掩藏不住狐疑的目光。而与此同时,身边总能见到一些假的藏人凭持真的藏名畅行无阻,像鱼儿游在最适宜的水中。于是,心累,慢慢也就三缄其口,不到非说明不可的场合便不替自己做说明。2017年,有一个面向海外的出版机会,但出版社要我的署名“民族化”,说这样更有辨识力,市场销售会更好,最终因为我拒绝了“改名换姓”的建议,未能达成合作。沮丧时也想过,我这姓,据文献记载说是来自唐代皇帝御赐给吐蕃部族的,但在生活里它简直就像一件来历不明的衣服,这样牵牵绊绊穿它半生,哪比得上简简单单躲进“卓玛”“扎西”的庇护,不必再浪费自己和别人的心神?

        想必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不幸”的经历。从我们那个地方走出来的人,走得越远,为此受到的困扰会越多。我的二侄子,便是在读完大学读完硕士博士在北京参加工作后,给自己另起了一个很响亮的藏名。我的女友,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人到中年后也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藏名。一个藏人,有血脉传承有民族感情有文化认同,却还是不够的,这一切的外面,须得一个藏名的加持。

        我当然是有自己的藏名的。我出生于一个纯藏语的世界。母亲唤我的第一声是母语,我在那呢喃如歌的美妙之声中蹒跚学步,之后,一步步走向外面的世界。我走了这么久,我已经历了许多种语言,我已习惯了南腔北调充斥在我的日常中。甚至有时候,当我在都市的街头,在工作的环境中,猛地接听亲人的电话时,藏语的某些词汇和表达明明盘旋在脑海中,却莫名地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这样的时刻并不是太多,但它就像一种饶有意味的暗示,使我警醒。但我知道,余生无论还要经历什么,当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定然是母语。甚至,当我已经不能够再开口,停驻在弥留之际的散乱的思维,毋庸置疑也是用母语进行的。

        遗憾的是,在生活中我流利地交替使用藏汉双语,但提起笔来却不能。多么失败,我是一个藏族文盲。我在80年代初就读的小学,尚未来得及开展藏语教学。藏家小孩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家长和老师取一个“官名”,以示人生的起跑线由此开始。而我的“官名”,是更早时在给姐姐取名时就一并安顿下来了。

        那时候,不知道自己那个母语的乳名,是多么美好。后来,一天天懂得了,却再也回不去了。生性疏淡,却又犟直,不想通过户口本、身份证这些坚硬的物质和程序,去修正一个名字符码,向褊狭的外界“自证清白”。那个名字,就让它温柔地回响在我的私人领域,就让它是母语的后花园,我心灵的一片露草地。就让它,陪伴着母亲,永远地属于我那青葱如画的故乡吧。

        亚东的歌里唱“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啦”,其实不光“卓玛”,我们藏族女孩多是听上去极好的名字。我留心过一些惯用的名字,在西藏,两字或四字的名里带“珍”字的似乎多一些:央珍,曲珍,玉珍,娜珍,边珍等等;在安多牧区,到处都是“三叶草”:拉毛草,德吉草,班玛草,钟格草,丹珍草;我们老家,似乎更喜欢“措”和“曼”:周措,雍措,兰措,金科措,珠姆措,而我和我的阿妈、姐姐、大嫂、众多的发小一样,都属于“曼”字辈。至于旺姆,卓嘎,梅朵,央金,这些吉祥美丽的名字,就像花一般星一般撒满了青藏高原的每一片草场农区,每一条河流山川。

        我上高中是在自治州的第一中学,在那里第一次结识到许多来自草原的藏族同学。他们一眼看上去就和我不一样,黝黑的肤色,两颊上的“高原红”,以及纯正的藏族化的名字。起初我在他们那里无可逃避地受到了身份质疑,但很快便得到了认可,接纳。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分享从家里带来的美食,他们的是酥油,糌粑,牦牛肉干,我的是苹果,石榴,核桃,柿饼等鲜果。我至今记得他们是怎么轮番上阵鼓励我吃下那风干的生肉,而当他们掰开石榴时,惊喜连同那鲜美的汁液四下迸溅。那是我们彼此的第一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了最浅显的认识。

        但终究,我的内心是有着隐隐的自卑的,因为姓名。

        1995年,在我最后的大学时代,我认识了学藏文的女孩桑吉草。她有乌黑的鬈发,清澈的眸子,她的藏服绚丽又雍容。她正在热恋中,她的男友是叫万德才让吧,高高瘦瘦的,穿着靴子,每个周末骑着摩托车从几百公里之外来见她。桑吉草满足了我对藏族女孩的全部想象。但她不太会唱歌,她跟我说,人家都说藏族人会说话就会唱歌,藏族人正是你这样的,我好羡慕你!那大概是第一次,我作为一个“藏族人”被人羡慕。于是,为了回报,我常常在她耳边高歌“我最亲爱的桑吉卓玛,你是远方飞来的小鸟……”她听烦了,便会笑骂:“情歌不要你唱给我嘛,我要听万德才让唱。”

        就是和桑吉草相处的那一段日子里,我萌生了强烈的冲动,想要写一点藏地题材的文字。我还根本没想好写什么,一个标题却横空跃入脑海:“格桑拉姆是一支情歌”。格桑拉姆是什么,是谁?情歌,什么样的情歌?时隔25年,我已记不起那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又是怎样草草地湮灭于凌乱的习作堆里,或者,它尚未成形就宣告夭折?它对于我,只意味着一个灵光乍现的题目。一个题目,一个女孩的名字。看,我对藏族女孩富有标志性的美丽名字,简直有着迷之爱好。

        那时候,我不会想到,格桑拉姆真的是一支情歌。一支让我醒里梦里心心念念的情歌,在余生的岁月再也唱不尽的情歌——那一年,我做了妈妈。我的女儿,没有经过那些取名的规习程式,我自己给她赐名:格桑拉姆。我相信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的心愿更隆重,神圣。格桑拉姆,格桑拉姆,我的口庄严地呼唤着这个美好的名字,我的心终于在这温柔的呼唤中抚平了那久已成殇的褶皱。

        白驹过隙,如今,我的格桑拉姆也到了唱情歌的年龄。一个生在城市,跳着现代舞唱着英文歌长大的女孩,却仿若天经地义就是“格桑拉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从未曾经历过像我一样被人质疑、向人辩白的尴尬。我的女儿喜欢穿各种式样的裙子,而我给她的名字,就是最合身最贴心的那一件,予她温暖,给她庇护。我终于在她的身上,完成了自己平生一大缺憾。值得庆幸的是,她拥有的不只是这外在的身份标签,她在全然的汉语环境里努力地学会来自我遥远家乡的母语,她承继着外婆珍视的一切素朴的美德和信念,她越来越更加地热爱民族文化。当她穿着曳地藏袍走在南方美丽的大学校园里,身后是一串串赞叹的目光。

        女儿随我走过许多地方,北国风光,诗意江南,她沉醉于祖国大地的博大和美丽,常常情难自禁。从北京到上海到绍兴,她虔诚地参观了鲁迅故居,感受了从教科书到现场的心灵激荡。她痴迷唐风汉韵,苏州雨夜听评弹,西湖的苏子长堤上,流连至“半江瑟瑟半江红”。2018年的暑假,我们先是回了甘南草原,然后是川西藏地,亚丁,理塘,康定。八月的藏地高原,山河磅礴,花开如海,一切都是最好的模样,一切都吻合一个生长在城市的藏族孩子对母族文化的瑰丽期望。一路朝着高处,阳光越来越炽烈,天空越来越湛蓝,我是那么欣慰地聆听着她越来越飞扬的心绪,我是那么感动于她越来越沉静的笑容。弥足珍贵的见闻,丰富了她,成长了她,她在一点点地认识着世界,也试图发现更内里的自己。回到兰州后,她为这一次的游历写了散文《没有阴影的家园》。看着她那么确定地写下“家园”这个词,我有一种泪湿的感觉。女儿这一代藏人的成长,到底是和当年局促的我们不一样了。他们起点高,眼界宽,有比较,有容纳,他们正在培植足够的自信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他们更有执着的热爱传承民族文化的真善美。他们必将走向更广远的世界,而无论行至何处,他们都是有根的人。广袤壮丽的青藏高原,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伟大祖国,是他们眼里心里永远的家园。

        我想我已经是老了吧,不然我怎么会已经开始憧憬又一只粉嫩的小胖手的抚弄呢?是的,哪一天,我的女儿也许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女儿,那么,她会有一个怎样的名字呢?到那时候,中华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富强而自信,我们灿若星辰却又相互包容,彼此增辉。到那时候,一个名字,或许不再需要承载重重的心愿了。一个名字,古老又新鲜,简单又美丽,只是天地轮回中一支生生不已的情歌。


原刊于《延河》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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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现居兰州。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有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中,英)《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等,散文集《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走出巴颜喀拉》,和文学评论集《照亮你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