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嘉·若贝多吉(1717—1786年),甘肃天祝人,是清代雍、乾两朝大国师,任职时间长达50余年。他曾坐镇京都,奔波于雪域高原和蒙古大漠之间,参与清廷民族宗教方面的重大决策,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过两年(2017年),将迎来章嘉·若贝多吉诞辰300周年。几年前,笔者沿着章嘉的足迹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现将考察见闻进行整理,以史料与实地连线的方式,将章嘉国师的功德简要介绍给大家,永志纪念。此前,应《青海藏族》杂志主编诺日仁青先生之约,笔者撰写的《他们从华锐走来》一文见诸该刊,表达了同样的心愿。当然,那篇文章除了颂杨章嘉的功德外,还介绍了章嘉的两位同乡俊才——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和华锐•洛桑绕布萨尔。
      章嘉活佛世系是藏传佛教重要活佛系统之一,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哲布尊丹巴活佛齐名,并称为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因章嘉·若贝多吉受封“大国师”,所以他的地位要高于上述其他三位活佛。
     早在清康熙时,清廷与章嘉活佛系统已建立起了联系。康熙帝召请二世章嘉——章嘉·阿旺洛桑曲丹入京,封其为“扎萨克达喇嘛”(京师喇嘛最高职衔)。二世章嘉圆寂后,在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寻得其转世灵童,也就是本文要介绍的清朝大国师——章嘉·若贝多吉(以下简称章嘉),即为三世章嘉活佛。三世章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高僧、大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历世章嘉活佛中,三世章嘉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位。
     其实,几年前所进行的考察,还不如说是瞻仰章嘉遗迹和表达缅怀的一种方式。此行线路较长,要看的点也很多,虽说只是看了部分重点遗址和文物,但仍给我和我的同伴们留下了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影响。早先,已瞻仰过章嘉在青海的驻锡寺——佑宁寺。此次旅行便从章嘉的诞生地——天祝县旦马乡开始,继而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多伦诺尔),到了章嘉在漠南的驻锡寺——汇宗寺和承德等处。接下来,与武威市民族宗教局、天祝县的同志一道前往北京和山西考察。幸运的是,此番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洛桑·灵智多杰(时任甘肃省委领导)与我们同行,并给予宝贵指导。在京期间,我们有幸参观了故宫内与章嘉有关的一些重要遗迹,如雨花阁和梵华楼等(尚未对外开放)等。雍和宫则派专家指导我们参观,详细介绍了相关遗迹和文物,并进行座谈交流,收益匪浅。我们还去了章嘉在京驻锡寺——崇祝寺。最后一站便是山西五台山,去往供养章嘉国师灵塔的镇海寺等处。
 
一、转世华锐  “一棵柏”守望诞生地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二世章嘉·阿旺洛桑曲丹在内蒙古多伦诺尔圆寂。依照藏传佛教活佛承袭方式,青海佑宁寺便组织高僧大德寻访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经过几年的缜密寻访,终于在安多藏区之华锐境内的凉州游牧部落,“时称为‘凉州四寺’之一的西莲花寺的地方”(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章嘉若贝多吉传》),一个牧民家中寻得一位男童。这位男童的属相、出生地方位等与卜算、观湖所示完全吻合。又经观相和必要测试发现,灵童聪明可爱,灵犀异常,使参与寻访的高僧们兴奋不已。他们很快就去拜谒一世嘉木样俄旺宗哲,详细禀报了该灵童的情况。嘉木样听取情况报告并经过卜算,认为该男童为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随后,佑宁寺派专人赴京,向京师掌印喇嘛——二世土观活佛禀报。在听取灵童详情和嘉木样大师意见后,土观活佛旋即通过理藩院正式奏请康熙皇帝。经康熙帝准,确认该男童为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即为三世章嘉活佛。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三世章嘉出生在今甘肃省天祝县旦玛乡细水村一个叫“扎噶尔”(藏语意为白石崖)的地方。这里属安多藏区之华锐地方。华锐意为“英雄部落”,其先祖为松赞干布时期的“三英雄部落”之“下部英雄部落”,是在吐蕃时期(唐)来这里定居的。后来,华锐也成为一个地域概念,其大致范围是:祁连山东段南北麓一带,大通河、庄浪河流域为主,以今天祝县为中心,包括青海省门源县,互助县、乐都县和民和县的部分地区,以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的藏人集聚区。在现今甘、青行政区域中,唯天祝是一个藏族自治县,藏语称“华锐宗”。
 
扎嘎尔
 
一棵柏
     实地连线—— 一棵柏。从细水村向上走,扎噶尔沟两边屹立着一座座白色的石厓,被誉为“白崖海螺七兄弟山”。在10多里路上,每隔一段就有一座“拉卜则”立于崖顶,迎风舞动的五彩经幡会把你一直带到一棵柏。这里之所以叫“一棵柏”是因为山脚下有一颗独立、高大而挺拔的松柏。据传,章嘉在此出生后,他的母亲将其胎衣埋在这里,后来便长出这棵巨大的柏树。走近一看,在偌大的林海边缘,这棵柏树的确很抢眼,用“鹤立鸡群”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一棵柏”的前方是一片开阔的草地,源自阿米万智达雪峰的一条小溪匆匆而下,穿过整条扎噶尔沟、细水村,一直流向干渴的凉州大地。数百年来,一棵柏受到当地民众的精心呵护。每年农历四月,村上和周围的百姓都要来这里煨桑、顶礼祭拜。早先,去一颗柏只能骑马或步行。如今当地已修通一条专用公路,可直达一颗柏。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去一颗柏参观游览和祭拜的人越来越多,大柏树上挂满了各色哈达和白色的羊毛。
 
二、坐床佑宁寺  “罗卜藏丹津事件”遇险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六月,章嘉被迎至青海佑宁寺剃度、坐床,起法名阿旺•却吉札巴坚赞•贝桑布。年幼的章嘉进入佑宁寺后,就如饥似渴地投入到了藏文和佛教基础知识学习中。在严师的教诲下,章嘉潜心修习,一丝不苟,门门功课成绩优异。让人们惊讶的是,章嘉的记忆力超强,几乎过目不忘。更因章嘉很有悟性,很快便进入显宗经典学习阶段。
 
     实地连线——佑宁寺。从青海省西宁市东行50公里,就到佑宁寺了。佑宁寺藏语称“郭隆寺”,坐落在青海省互助县境内。从达坂山南坡一眼望去,寺内大小建筑与山峦层层叠叠浑然一体,蔚为壮观。翻阅《佑宁寺志》可见,该寺始建于1604年 (明万历三十二年),至清康熙时已有大小经堂、僧舍等2000余座,设有显宗、时轮、密宗和医明四个学院,有属寺49个,僧人达7700余,是湟水以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1724年 (雍正二年),在平息罗卜藏丹津反清叛乱中,佑宁寺被清军烧毁。1732年 (雍正十年),雍正帝下诏修复,赐额“佑宁寺”。
佑宁寺
     章嘉在佑宁寺度过了三年平静生活。不料,1723年(雍正元年)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这次事件突如其来,震动朝野。罗卜藏丹津是驻青海的和硕特蒙古首领,为顾实汗之孙。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他承袭父亲的亲王爵位,成为和硕特部最高首领。此次事件的起因是,罗卜藏丹津对清廷让他和右翼贝勒察罕丹津等同领和硕特蒙古右翼心怀不满。就在雍正刚刚即位之际,罗卜藏丹津便趁机胁迫青海蒙古各部举行会盟,发动反清武装叛乱。他下令各部恢复蒙古原来的称号,不再用清朝的爵号,并号召旗人行动起来,重建先祖顾实汗的霸业。为此,雍正帝特命川陕甘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调集川陕军赴青海讨伐。在平息暴乱中,年羹尧军以“佑宁寺有僧人参与了叛乱”为由,不分青红皂白,滥杀大批无辜僧俗民众,就连偌大一个佑宁寺也付之一炬。在此危机关头,为了确保章嘉的安全,佑宁寺僧团将他秘密转移到了大通河边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久,雍正帝得知章嘉失踪的消息后,即下严旨,“……应火速送来京师,不得有分毫伤害”。年羹尧接旨后不敢怠慢,立即组织清军对青海、甘肃边境地区进行了拉网式的搜寻。最终,他们从大通河边密林中一个山洞内找到了章嘉及其随从僧人。清军星夜将章嘉护送至西宁,严加保护。在西宁期间,章嘉又不幸身染天花症,年羹尧安排地方名医精心治疗。在不太长时间里,章嘉便得以康复。
 
三、奉旨进京  十年寒窗成大器
      1724年(雍正二年)春,接雍正帝谕旨,命章嘉速来京师。经短暂的准备后,章嘉一行便从西宁启程,踏上了进京的漫漫路程。此前,他们的行进路线和运输工具等已做好周密安排。途中所需物资和生活费用等,均由府库列支。为确保途中万无一失,全程由清军护送。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章嘉一行终于顺利抵达北京。当雍正帝看到年幼的章嘉聪明伶俐,活波可爱时,君颜大悦。对章嘉在京城的学习和生活,雍正帝关怀备至,几乎都要一一过问。尤其,章嘉有关学习事宜则由雍正帝亲自安排,且寄予很高的期望。
     伴读皇子。章嘉抵京不久,雍正便安排章嘉与皇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后来的乾隆皇帝)一同读书。也就是说,章嘉要为皇子伴读。当时,宫廷内外的人们还不知秘立的储君是弘历(为秘立储君之始)。虽前世章嘉与清廷就有密切联系,雍正帝也笃信佛教,但无论怎么说,选择一位藏传佛教活佛来伴读皇子尤其伴读储君,可以说是罕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渐渐领悟到雍正的用心良苦和远大目光,这是后话。说到皇子教育,是与当时的秘密立储制度相辅相成的,此事由翰林院专管。担任皇子教师的人都是挑选出来的博学大儒。教学可用“严”、“全”二字来概括,即学习要求极为严格,学习内容包罗万象。面对这种严酷的教育,甚至连大儒们也不得不感叹:“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毫无疑问,作为皇子的伴读,章嘉自然要与弘历一道接受最为严格的教育。
      师从土观。为把章嘉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佛学大师,雍正帝命二世土观活佛——阿旺•却吉嘉措(以下简称二世土观)担任其上师。这意味着,章嘉在伴读皇子接受宫廷教育的同时,又要从上师那里接受系统的佛法教育,完成繁重的佛学功课。二世土观是一位藏传佛教高僧、著名学者,曾任青海佑宁寺法台,后奉召入京。康熙帝封其为“呼图克图”、“静修禅师”。雍正时,二世土观任京城“掌印喇嘛”。师从二世土观后,章嘉便住在了土观的驻锡寺--弘仁寺。此后,章嘉的学习真可谓是“连轴转”,白天要去往皇宫伴弘历一道读书,攻读儒学、汉法及其他知识;晚上就在二世土观那里修习佛法及诸多藏学知识。后来,雍正帝依照前例,将距离故宫不远的嵩祝寺赐予章嘉,作为他在京都的驻锡寺院。
嵩祝寺
      实地连线——嵩祝寺。在高楼林立的首都北京,要想找到一个小小的寺院还真不那么容易。在北京市文物局同志的带领下,我们过街穿巷,几经周折才来到了嵩祝寺。这个寺院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这里早先有三座寺庙并立,东为法渊寺,中间是崇祝寺,西为智珠寺。东头的法渊寺早已无存,而嵩祝寺和智珠寺的主要建筑尚完好。嵩祝寺的门庭不算大,一进数院,亭台水榭,环境很优雅。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嵩祝寺,除了古建筑外,没有太多文物。唯见康熙书“嵩祝寺”一匾高悬,诉说着昔日的荣耀。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十载。因章嘉学习刻苦,天资聪慧,加之严师的教诲和皇室优越的学习条件,终成为一名博学多才之士。在这十年里,章嘉不仅掌握了儒学、汉法及其他知识,还熟悉了宫廷礼仪,接触到政教方面的很多事。在这十年里,章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藏传佛教显密经典修习,以及天文历算等诸多学业。另外,章嘉还因掌握了藏、汉、满、蒙、梵等多种语言文字,使他的知识面大为拓展,视野更加开阔。在这十年里,章嘉与弘历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谊。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位藏传佛教高僧与一代帝王的密切交往延续了60余年,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四、受封大国师  护送七世达赖进藏
     1734年(雍正十二年),也就是在章嘉18岁那年,雍正帝颁诏,封章嘉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赐金印、金册。《敕封章嘉国师诏书》曰:“······尔张家(章嘉)库图可图(呼图克图)胡比尔汗,西竺钟灵,慈灯递续,早通经律,不昧夙因,实为喇嘛中之杰出者,特授尔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此诏书现藏雍和宫)。帝准其乘黄幛马车、坐九龙褥。
     护送七世达赖返藏,是章嘉任大国师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这还要从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1708——1757年)说起。七世达赖是西康理塘人,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在拉萨布达拉宫坐床。然而,此时的西藏局势正处于动荡之中。1727年(雍正五年),西藏地方噶伦阿尔布巴作乱,而且试图与蒙古准噶尔部密谋结盟,事态迅速扩大。为此,清政府派兵15000人入藏,平定了骚乱。这也是清政府第三次用兵西藏。事端平息后,清廷担心准噶尔部仍有可能寻机侵藏。为预防不测,决定将七世达赖转移到泰宁(西康噶达)惠远寺,并派重兵保护。直到1734年(雍正十二年),西藏局势明显好转,而且准噶尔部也主动遣使求和。清廷认为七世达赖返藏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之五世班禅年老多病,也需要七世达赖回藏处理政教事务。是年七月,雍正帝颁诏七世达赖返藏。与此同时,敕命刚刚受封的章嘉大国师和亲王允礼前往泰宁,负责七世达赖返藏的具体事宜。无疑,有着朝廷命官与藏传佛教高僧双重身份的章嘉,是担当此任的不二人选。
     同年十二月,章嘉国师和亲王允礼抵达泰安惠远寺,觐见七世达赖并宣读了雍正帝允其返藏的御旨。次年初,亲王允礼回京复命。
     接下来,由章嘉国师和副都统福寿率领500官兵,全程护送七世达赖返藏。他们一行经过长途跋涉,于1735年(雍正十三年)七月护送七世达赖抵达拉萨。期间,章嘉与七世达赖几乎形影不离,交往密切。他们深入探讨佛法,交流切磋修习经典心得,十分融洽和欢愉。尤其,七世达赖对章嘉的人品、学问十分赞赏,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藏期间,章嘉国师与僧俗上层广泛接触,宣传中央政府对藏基本政策,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章嘉还在拉萨等地讲经传法,以广博的知识、精彩的演讲博得很高声望。十月,章嘉从拉萨前往日喀则,拜谒病中的五世班禅,转达了雍正帝对五世班禅的慰问。五世班禅非常感动,嘱咐章嘉要“以精湛的才识和高尚的德行在所有地方特别是在汉地,为大皇帝的政教事务尽力,成为教法和众生的至高无上的祜主”。
     章嘉护送七世达赖喇嘛顺利返藏,稳定了西藏民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对于章嘉来说,此行也是一次了解西藏的难得机会,对下一步处理蒙藏事务是必要的。不料,就在这年十二月,传来雍正帝病逝的消息。章嘉便提前启程返京。次年初,章嘉抵京复命。 
 
五、掌管蒙藏事务  致力多民族国家统一和谐
      当章嘉再次回到帝都时,弘历已经即位,也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登基时25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而乾隆的同窗章嘉刚刚19岁,少年英才,朝气蓬勃。章嘉返京后立即拜见乾隆皇帝,并详细禀报了七世达赖喇嘛顺利返藏情况,以及西藏形势和政教方面的基本状况,乾隆非常满意。
     乾隆的助手和高参。乾隆登基伊始,遵循前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策略,且贯彻始终。为确保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乾隆需要选择一位足智多谋、熟悉蒙藏文化尤其各方接受的人来担此重任。1737年(乾隆二年),乾隆颁诏:“章嘉呼图克图着掌管京城扎萨克达喇嘛印务,兼理噶勒丹呼图克图事务。”乾隆还降旨:“黄教之事,由藏东向,均归尔一人掌管”。由此,章嘉成为乾隆处理蒙藏事务的助手和高参。此后,乾隆帝对章嘉信任有加,而章嘉则精心辅佐,效力国家。
     献计西藏稳定。1750年(乾隆十五年),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被驻藏大臣执杀。在此次事件中,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也被叛军所杀。为此,乾隆帝震怒,欲收回达赖地方政府的权利,提出了仿照内地设立总督、提督等文武官职,各级官员都由朝廷派遣,而且要派兵长期驻守的设想。章嘉国师得知此事后,立即向乾隆陈述自己的观点,分析利弊关系,认为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地方,稳定社会、获取民心的最好办法是尊重和保护民众的信仰,尊重宗教领袖,而非改制、派官和驻兵。乾隆闻之有理,最终采纳了章嘉的建议。西藏未实行改制,也没有派兵,以更为妥当的方式解决问题,保持了政局的稳定。还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决定让七世达赖执掌西藏政教权利。于是,七世达赖噶桑嘉措成为清廷受命全权摄理西藏政教事务的首位达赖喇嘛。
     清统一蒙古高原后,为控制该地区采取了不少措施。分治是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漠南(今内蒙古)政教事务由章嘉活佛管理,漠北(今外蒙古)政教事务则由哲布尊丹巴活佛管理。与此同时,将位于漠南多伦诺尔的汇宗寺赐予章嘉,作为章嘉在蒙古的驻锡寺院。事实上,汇宗寺也是章嘉在蒙古的一个办公处。虽说哲布尊丹巴活佛是漠北政教合一领袖,但章嘉可以国师身份管理整个蒙古地区事务,加之章嘉又是哲卜宗丹巴的上师,而且在蒙古王公贵族中有不少人也是章嘉的皈依弟子,因此他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每年夏秋季节,章嘉一般都要来汇宗寺处理蒙古地区重要事务,并为僧俗群众传经说法。
汇宗寺
     实地连线——汇宗寺。从北京六里桥乘长途汽车去汇宗寺,几乎用了一整天时间。汇宗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这里面向京津,背靠大草原,一直以来是京畿与蒙古高原之间的一个战略要塞。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率军击溃噶尔丹后,在此邀集蒙古各部举行了著名的“多伦诺尔会盟”,为永志纪念,遂建此寺,赐名“汇宗”,即“佛法无二,统之一宗”。二世章嘉为汇宗寺首任主持。雍正时,在汇宗寺西面再建善因寺,与汇宗寺一并交由三世章嘉管理。汇宗寺建筑以汉式建筑形制为主,融藏、蒙建筑艺术元素为一体。以敕建庙为中心,建筑群分布于左右两侧,有活佛仓(活佛住所)、官仓(办公部门)和几十座僧人住所。其中,章嘉仓是活佛仓中建筑规模最大、也是最豪华的。
章嘉仓大经堂
     阻止喀尔喀部叛乱。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清廷获悉,哲卜宗丹巴活佛管辖的喀尔喀部落正在密谋反清武装叛乱。而在此时,清军的调动却面临很大困难。紧急之下,乾隆命章嘉立即出面解决此事。章嘉接旨后,一面给哲卜宗丹巴活佛写去一封亲笔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明利害关系;一面在京城内外蒙古上层中开展工作。哲卜宗丹巴接到章嘉的书信后,立即按章嘉的旨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多方努力,最终解除了喀尔喀部落危机。由此,清廷末动一兵一卒,将叛乱消除在了萌芽状态,使蒙古地区免于一场兵祸之灾。事后,清政府给予章嘉极高的评价。
     认定七世达赖转世灵童。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圆寂。次年十二月,章嘉奉旨入藏,处理七世达赖善后事宜,并主持认定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这是章嘉20多年后再次入藏,而此时的他对西藏政教事务已胸中有数了。章嘉抵藏后,接触各方人士,了解西藏情况并听取意见。当他得知第穆摄政在处理政教事务方面还不够周全,不太受人尊敬的情况后,他便立即开展相应的工作。一方面,章嘉给第穆摄政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支持他的工作,并处处尊重第穆摄政。另一方面,协调和解决第穆与各方的一些矛盾,使他们的关系渐渐趋于和谐。在主持认定七世达赖转世灵童过程中,章嘉在六世班禅罗桑·贝丹意希和第穆摄政的支持下,协调各方,严格按宗教仪轨行事。经过一年多寻访, 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从后藏寻得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初,章嘉回京复命,乾隆走出寝宫院门迎接,给章嘉敬献哈达。同年八月,乾隆降旨迎请已寻得的灵童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拜六世班禅为师并为其剃度,起法名罗桑丹贝旺秋强贝嘉措,即为八世达赖喇嘛。章嘉此行,在完成七世达赖转世灵童寻访的同时,协调各方,增强团结,密切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第穆摄政对章嘉的精心指导颇为感激,尤其对章嘉的过人智慧和办事能力心悦诚服,表示要全力办好西藏的事。第穆六世摄政期间,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促成六世班禅朝觐。18世纪中叶,八世达赖喇嘛尚年幼,由六世班禅罗桑贝丹意希(1738-1780年)主持西藏政务。六世班禅博学多才,秉性豁达,处事干练,在僧俗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章嘉二次进藏期间,与六世班禅多有接触和交流,并建立了良好关系。期间,六世班禅向章嘉表露了他想朝觐的愿望,并说要等待机缘。章嘉回京后,他们之间仍保持着联系,屡有书信往来。在乾隆皇帝70寿诞前夕,六世班禅致书章嘉,希望能在乾隆70寿诞时晋京朝觐贺寿。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章嘉将六世班禅晋京朝觐一事奏请乾隆。乾隆大悦,并传出谕旨:“适逢朕之七十万寿诞辰,有班禅额尔德尼领班讽经,宣扬佛教,利弊众生”,“实为吉祥之事”。在班禅世系中,六世班禅是首位晋京朝觐者,是清前期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因此,清廷对此事极为重视,从上到下不惜动用大量人力和物力,为第六世班禅晋京朝觐做了周密的安排。次年六月,六世班禅一行2000余人从后藏的札什伦布寺启程,途径青海、甘肃和宁夏,经一年多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漠北。1780年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章嘉奉旨前往漠北多伦诺尔迎接,并陪同六世班禅抵达承德。七月,乾隆在承德以隆重的仪式迎接班禅,给予高规格接待。乾隆与第六世班禅的交谈内容包括佛教理论、经文典籍等,均由章嘉担任翻译。在京期间,六世班禅全程由章嘉和六皇子等陪同,先后在承德、京城雍和宫等举行佛事活动,讲经说法。六世班禅及随行人员与京都内外各方人士广泛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自1653年(顺治十年)五世达赖晋京朝觐到六世班禅晋京朝觐,整整过了 128年。六世班禅的朝觐进一步密切了清中央政府与西藏的联系,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章嘉任职的60多年里,从京城到蒙古、西藏、甘肃和青海,从河北承德到山西五台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作为乾隆经略蒙藏事务的高参和特使,他多次担任钦差,代表朝廷处理重要事务,参与了清廷民族宗教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当然,在驻京呼图克图中,不仅章嘉的地位最高,而且清廷给予章嘉的礼遇也是很高的。除了拥有同级命官的待遇外,章嘉觐见乾隆时,允许其坐轿直入东华门,并可在太和殿前第二台阶落轿,而且章嘉上朝免跪拜礼。人们都知道,故宫历来是皇室等级最为森严的地方,这样的规格和礼遇,即使在亲王宠臣中也是极少有人享受的。
 
六、至尊上师  弘传佛法度众生
     乾隆自幼习读经书,有着较高的佛学造诣。即位后,乾隆任坚持研习佛学,故宫养心殿和中正殿内都有他的专用佛堂。据清宫档案记载,每月初一、初八、十五和二十九日,还有释迦佛圣诞日等时节,中正殿佛堂都有喇嘛诵经。如,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中正殿佛堂有32名喇嘛念经。此外,他还要去宫外寺院拈香。
     乾隆的上师。乾隆与章嘉发小,尤其同窗多年,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藏传佛教。乾隆常常向章嘉请教藏传佛教面方面的问题。自章嘉章首次赴藏返京后,乾隆开始听取章嘉系统讲授佛法和仪轨,还修习了《菩提道次第论》等佛教经典。1745年 (乾隆十年〉,依照乾隆帝的请求,章嘉向乾隆传授了胜乐金刚灌顶。有记载称,“灌顶时,皇帝请章嘉国师坐在高高的法座上••••••直到灌顶结束,皇帝一直跪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如律听受教法。”(摘《章嘉国师若贝多吉传》)乾隆还坚持自修藏、蒙等语言文字。在六世班禅晋京面君时,乾隆用藏语问候寒暄,虽然也只是一些常用语,但六世班禅及随行人员都很惊喜,感到格外亲切。当然,乾隆信仰佛教尤其崇信藏传佛教,与清廷“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化导”民众的策略是一脉相承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因素,因为宗教毕竟是一种精神现象,有着极其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即使一国之君,他也同样需要某种精神寄托,也可以有他自己的信仰。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这里恕不赘述。
雍和宫
     雍和宫的新生。北京雍和宫始建于明末,雍正登基前一直住在这里,称雍亲王府。雍正登基后,雍和宫为其行宫,赐名“雍和宫”。乾隆即位后,认为这里是一处潜龙宝地,只有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才最为合适。为此,乾隆与章嘉商议后,决定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并降旨章嘉妥办。为了把雍和宫打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中心,章嘉接全权负责雍和宫的改建规划和施工,甚至连其中要供奉的佛像、法器的选定和制作等,也都是由章嘉一一敲定的。改建后的雍和宫巍峨壮观,风格迥异,成为帝都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在此期间,依照乾隆旨意,章嘉还对皇室所藏元代以来佛像、佛经和供器等一一进行辨认、标出名号、分类登记并记录在册。至今,在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造像题记中,我们仍能看到“钦命章嘉呼图克图认看供奉”字样。雍和宫改建工程完成后,隆重开光,章嘉为雍和宫首任主持。
     改建雨花阁。1749年(清乾隆十四年),根据章嘉的建议,乾隆决定改建故宫雨花阁(明建筑),并降旨章嘉指导改建工程。雨花阁改建后,成为紫禁城内唯一藏汉合璧建筑,也是紫禁城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密宗殿。从雨花阁的建筑设计到殿内供奉的佛像和供器配置等,都是在章嘉的指导和直接参与下完成的。雨花阁改建后,章嘉在此为乾隆帝传授密宗,也成为章嘉为后妃和皇子们灌顶,传道的地方。
雨花阁
      实地连线——雨花阁。故宫雨花阁在廷外西路春华门内,尚未对外开放。经故宫博物院领导批准,我们才得以入内参观。院内四周可见杂草丛生,显然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去处。雨花阁的庭院不算大,但楼宇建筑庄严华贵,雕梁画栋,高悬乾隆御题匾额“智珠心印”,颇有皇家建筑气派。楼阁式建筑为“明三暗四”格局,即外观三层,内部结构为四层。雨花阁是严格按藏密的事、行、瑜伽和无上瑜伽四部设计的。底层称智行层,二层(夹层)可见书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扁额,正中书汉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三层称瑜珈层,供瑜珈部佛像5尊。顶层称无上层,供奉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上乐金刚各1尊。据工作人员介绍,其中3座掐丝珐琅立体坛城,是1755年(乾隆二十年)建成的,工艺精致、花费巨大,耗银达一万二千九百多两。雨花阁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藏密四部殿,对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具有重要价值。
梵华楼
     梵华楼,位于故宫东北角,建于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也是章嘉向乾隆传授密宗的地方。据工作人员介绍,梵华楼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被启封的,文物保存最为完整,尚未对外开放。当我们进入梵华楼时,首先进入眼帘的是 6座掐丝珐琅大佛塔。这些佛塔一字排开,一室一塔,各室顶中央都有天井,高3米多的大塔直插二层。6塔造型各异,豪华至极。塔周围的三面墙上都悬挂着通壁大幅唐卡,绘护法神等。二层明间供奉有木雕金漆宗喀巴像。各层供器等一应俱全,其做工之精细,用料之昂贵是罕见的。梵华楼是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行思想构建的,系统而立体地将显、密集于一体。在清宫廷佛堂中,因梵华楼的建筑和陈设独具一格,故称之为“六品佛楼”。无论从藏传佛教还是从建筑学的角度,梵华楼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在皇宫内,章嘉还设立了藏学堂,为皇家子弟讲授藏语言文字。另外,章嘉还奏请朝廷资助,扶持修复了北京、热河、甘肃和青海等地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从京都到雪域高原、大漠南北,章嘉所到之处传经说法,藏传佛教得以广泛传播。
 
七、主译《大藏经》  著作等身泽后世
     章嘉一生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著述。由章嘉主持,将一些重要佛典译为多民族文字文本,还编撰了翻译工具书等。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方面,章嘉同样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事实上,这种交流互动,包容多样的文化精神,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崇高品格。
    主译《大藏经》。大藏经翻译包括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译为蒙文,《甘珠尔》部译为满文。1、《丹珠尔》部译为蒙文。为保证翻译精准,章嘉首先组织藏、蒙学者编订了一本工具书,叫《正字法—学者之源》。对藏、蒙两种文字的诸多佛教术语进行翻译和对照,尤其对以往有歧义的翻译词语逐一进行了厘定,使之更加统一、规范。这部藏、蒙佛教术语大辞典中,还阐述了佛经翻译的规则等,是前所未有的。在章嘉的主持下,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于1742年(乾隆七年)完成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蒙译本。2、《甘珠尔》部译为满文。这项文化工程始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此前,汉、藏、蒙文本《大藏经》均已刊行多年,唯缺少满文大藏经,乾隆认为是一件憾事。遂降旨由章嘉主持,译刊满文《大藏经》。章嘉以三世土观为其主要助手,召集一大批精通汉、藏、蒙、满文的学者,经过17年的艰苦努力,最终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圆满完成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乾隆帝大加赞赏,并亲自撰写了《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满文《大藏经》共计108函,配有大量的精美插图,装帧也颇为考究。
     主译《首楞严经》。《首楞严经》是一部重要的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但当时只有汉文本。为此,章嘉奏请乾隆帝翻译此经,并请求朝廷给予支持。乾隆帝准奏,并令庄亲王负责翻译组织,章嘉主持翻译。然而,这部佛经的翻译却非同寻常,是要将汉文本《首楞严经》译为藏、满、蒙三种文字。参与翻译的学者之多,翻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章嘉组织各族翻译家,集中他大家的智慧,经过11年呕心沥血,终成正果。《首楞严经》译成后,以满、蒙、藏、汉文四体文本合璧刊行,前所未有。 
     创制满文经咒新字。由章嘉主持撰编的《同文韵统》,共计六卷。此书为梵、藏字母及满文12字头同“36字母”、等韵“四呼”的对照本。是概括汉文音韵,且与梵、藏拼音方式相一致的,以满文作为梵、藏与汉文之间纽带的一套工具书。此前汉文佛典中咒语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书中得以纠正和规范。《同文韵统》成书后,章嘉又以此为标准编撰了《御旨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书,且由乾隆帝敕令推广。
著作等身。章嘉一生著有大量传记、教派教义、密咒、诗词、历算、工具书等。主要著作有:《宗派建立论·须弥妙庄严》、《入中论注疏·首次发心》、《缘起赞释·嘉言摩尼藏》、《圣普贤行愿品解说·阐明普贤密意之庄严》、《菩提道炬论科判略编》、《发菩提心法解说·大乘入门》、《修中观见之法·显见空性明灯》和《红黄文殊之大小修法》等。还有《达赖格桑嘉措传·如意宝穗》、《圣地清凉山志》和《须弥妙庄严宗教史》等。他还编著有《藏文正字学·智者之源》等工具书和教科书。另外,章嘉还厘定了蒙古工布查布翻译的《造像度量经》。据不完全统计,章嘉的各种论著多达500余卷(篇),即便是要列出章嘉的部分著述,那也是一个很长的书目列单。
 
八、圆寂五台山   镇海寺灵塔埋忠骨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的忻州市五台县,因五峰环抱该区域而得名。五台山寺庙始建于东汉,按佛教的说法,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居中国四大佛山之首。
     自1750年(乾隆十五年)开始,在此后30多年时间里,章嘉多次到五台山讲经弘法。著书立说和静修。期间,有4次是陪同乾隆皇帝巡礼五台山,并主持了祈愿法会。乾隆帝有诗赞曰:“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章嘉。” 章嘉去五台山,住在位于清水河西侧的镇海寺,他的一些著述也是在这里写成的。五台山常有蒙古、西藏和甘青等地的高僧大德、地方官员乃至信众前往朝拜。事实上,五台山不仅仅是一座佛山,而是连接清政府与蒙、藏的纽带和桥梁。章嘉曾在这里会见蒙藏僧俗官员,商议蒙藏相关事务,并与信众见面祈福。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章嘉第四次陪同乾隆巡礼五台山时,已身染寒疾。乾隆返京后,章嘉的病情渐渐加重。乾隆帝得报后,派御医急速前往五台山诊治。章嘉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几乎每天都要上奏朝廷。期间,乾隆还派遣理藩院侍郎、御前侍卫和藏族医师前往五台山探望,而且传旨,如有可能就转到北京治疗。
章嘉银像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初二),终因医治无效,章嘉圆寂于五台山镇海寺,享年70岁。章嘉的离世使乾隆帝极为悲痛,敕令以朝廷命官、佛教高僧之最高礼仪,在故宫雨花阁设立影堂,供奉章嘉铜像、画像和衣物,供人们祭拜和瞻仰。京都以及五台山等地各大寺院诵经超度。在章嘉圆寂当月,皇室造办处制作章嘉银像一座,高75厘米,以“银间镀金”技法制成,极为精致。乾隆动用7000两黄金,打造了一座镶嵌有无量珍宝的金塔,自京运往镇海寺。镇海寺内章嘉灵骨塔建成后,将藏有章嘉灵骨的金塔安放于灵骨塔中,供后世瞻仰。
镇海寺
章嘉灵塔
     实地连线——镇海寺。从北京乘火车去五台山台怀镇,需6个多小时,再换乘汽车行进40公里就到五台山景区了。镇海寺在五台山以南约5公里处,在一个石山嘴上。镇海寺周边苍松如云,鸟语花香,是一处颇为清静的地方。寺院左右两侧山峰环绕,犹如两条飞龙围抱,被誉为“二龙戏珠”地。章嘉国师的灵塔在镇海寺内永乐院,院子四周回廊环绕,灵塔耸立于院正中。灵塔的塔台高1.3米,塔高9米余,用花岗岩雕砌而成,塔基为八角须弥座,刻有释迦摩尼成佛图;塔甁为常见的藏式佛塔之覆钵式,正中佛龛里雕有三尊坐佛,外围八尊站佛;塔顶的十三级铜质圆形塔刹及饰物,也是典型的藏式风格。
        国师从华锐走来,将一生献给了他所深爱的国家和民族。岁月弹指百年,他的足迹却还是那么清晰。在章嘉国师诞辰300周年来临之际,笔者不揣撰写以上文字,聊以缅怀与纪念。但愿人们能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