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作为汉地的传奇人物,受到汉地百姓及道教、汉地佛教的极力崇拜,有其感情因素。那么,在汇宗寺的章嘉仓这座藏传喇嘛教寺庙中,关羽为何也受到崇拜?而且,在汇宗寺章嘉仓主大殿大梁上还绘有道教的“八卦图”呢?

       南陈光大年间(567年),当阳县玉泉山首建关公庙,这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关公褒扬喝彩的产物,更是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统治阶级从封建道德的角度,大肆宣扬关公的忠孝节义,使关公信仰在不太长的历史时间里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庙宇增多,达数十万座。关公的封号也在不断加多,隋朝时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关公的神仙故事。到了唐朝,关公庙更在增加,文人墨客诗文或碑帖中常提及关公,并开始出现在家中悬挂关公神像。宋代被封为“显灵王”、“忠惠公”、“祟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壮穆义勇武安王”、“英济王”。元朝被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封“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等等。

       供神的场所除了道教宫、观,还有佛教场所乃至家中,都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关公神像。至清代中期,多伦诺尔兴起之后,在多伦诺尔城内的关帝庙就有七座之多。乾隆十年(1745年),多伦诺尔建起山西会馆,在会馆内建有关公大殿,供山西籍商人供奉。山西商人供奉关帝,无非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因为关公是山西省人,山西商人借助于地缘亲情,在经商之地的多伦诺尔建庙立祀,以共祭武财神之机,祈求关公保佑,并联络在多伦诺尔经商的山西籍商家之间的感情。

第二,它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为经商的核心理念。山西商人之所以对关羽情有独钟,膜拜之至,奉他为精神领袖,最根本的原因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对于多伦诺尔商人来说,关公最重要的特性是重承诺、守信誉、来去明白、义气深重、一字千金。这在当时缺少经济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是尤为重要的。

       忠就是“尽己”,就是责任心,就是爱国。以爱国为使命,以社会大众为考虑前提,向来是经营任何事业的第一条件。没有蒙古地区的安定,草原上社会的繁荣,就没有多伦诺尔商家的生命和发展。山西商人深明此理。

       义就是“信义为上,利从义来”,是商人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而关羽被人们誉为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山西商人以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行为。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在当时尚无经济法规的情况下,多伦的晋商们都是到关公塑像前“签订经济合同”的。同时,晋商又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义力量,使草原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

       多伦的山西商人齐集关帝庙议事,实际上更重要的伦理意义在于,借助于神祗的精神威慑力量,增强商人在神祗监督下的自我约束能力,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独网其利”等邪恶动机的产生,树立起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和良好形象。

       “忠义”两字,把多伦诺尔晋商推向了宏大的商业舞台。在山西商人的影响下,其他商人对关羽的崇祀也渐成风气。正如清史学者郭松义所说:“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又遍布全国,当时各地的许多祀关坛庙,就是由山西商人出资修造的,其他商人受其影响,相互效仿,因此形成风气”。

       第三,它以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建筑的布局、形制和装饰艺术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使其成为古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晋商财力雄厚的一个展示窗口。在多伦诺尔山西会馆内的关公大殿厢房墙壁上,曾绘有大量关公生平的壁画,壁画上有实力雄厚的晋商商号的“题跋”,这是晋商实力雄厚的具体体现。晋商经济实力的展示,也把多伦诺尔传统的建筑文化推向了最高水平。

       第四,它把举办晋剧演出(俗称“庙会”)以娱神娱人作为重要活动,以其经济实力和商业需要,对我国传统的戏剧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关公的崇拜和信仰,一般商人的着眼点多停留在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和消灾免难上。晋商则通过会馆的功能,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引入商业文化,引入经济领域,使之成为商业文化的主流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力,这对关公文化精华在近现代的传承是很有意义的。

       汉传佛教尊关公为伽蓝菩萨,为守护汉地之殊胜护法。

       那么,关羽作为汉地的神祗又如何进入到喇嘛教中去呢?原来,藏传佛教尊关公为护法,始于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进京时期。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进京的时候,见到一个红脸长髯的武将来迎接。但到了金銮殿上没有见到红脸长髯的武将,于是就问乾隆皇帝,乾隆说:“那可能是关公吧。”自此以后,关公就成为藏传佛教护法。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大师说:“凡作为汉地(喇嘛教)国师或者呼图克图者,都要供奉这个护法。”

       而藏传佛教正式将关羽纳入护法之行列,则是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呼图克图的时候。据土观活佛所著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

       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十七岁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入藏,十九岁返回北京,途经四川襄陵山,在山下住宿。章嘉活佛夜里梦见一个红脸大汉对他说:“此山顶上便是我家,请往小憩!”言讫,一步跨上山颠,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也随至到了那里。只见那里有许多富丽的房舍。红脸大汉将章嘉·若必多吉活佛请到中间屋中,献上各种食品,还将妻子儿女引来拜会,说道:“从此地以下汉地都属于我管辖,给我布施食物者在西藏也有不少,特别是后藏的老年高僧一再供给我饮食。从今天起,我做你的保护者,明日你在途中将遇小难,吾可排除”。

       次日途中,有一猴子从树林里抛出一块石头,直奔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而来,可是却打在了离他很远的侍者楚臣达杰头上,楚臣达杰只是受了点轻伤,并不要紧,章嘉·若必多吉活佛这才知道,这是红脸大汉保护了他。据说那个红脸大汉就是汉人所说的关云长,译成藏语,称为“珍让嘉布”(意为云长国王),辫子和性格都与“珍让嘉布”一样。说“后藏有布施食物者”是指班禅供养的有辫子的姊妹护法神。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亲自对土观活佛说过:“后来去西藏时,在那山底下献酒祭礼,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一只老虎,一直把我们送到山背后,这事当时的随从都看到了”。

       有一次在京城,章嘉国师害上了一种好像是痛风的病,手足麻木,又患眼疾。过了很久,尽管请了名医精心医治,侍从又努力去做祈愿健康的法事,亦无济于事,不见好转。乾隆皇帝也十分着急,轮番派遣几位汉族名医,皇帝也亲自前往看望,以无量恩德护持。当时,巴桑曲杰举行天女圆光占卜,幻景中只见章嘉·若必多吉国师身边拥聚了很多非常大的蜘蛛,欲与章嘉国师抗衡较量。这时,一个威风凛凛的红脸大汉手持宝剑来到近前,将那些蜘蛛赶往他处。

       那天晚上,章嘉·若必多吉国师梦见一个红脸人对他说:“伤害您身体的那些小鬼已被我驱逐。” 章嘉·若必多吉国师问:“你居住何处?” 红脸大汉答到:“我住在皇宫前面大门外右方。”次日章嘉·若必多吉国师,打发侍从前去察看,被称为前门的城门外有一座关帝庙,内供以前塑造的关老爷即关云长的塑像,历经各代,香火不断。想必是这位关帝保佑章嘉·若必多吉国师,章嘉国师遂举行了大祭。

       后来在达扎济仲活佛(即七世济隆活佛)的鼓励下,章嘉·若必多吉国师还撰写过一篇祭奠文,名为《关老爷之祈供法》。短文先扼要地讲述了祭祀仪轨,提到了祭祀用物、祭祀者应有的心态、所使用的咒语和手印等,其后便是对关老爷的祈祷用语:

神通威力自在王

佛门护法关云长

诚心供养祈祷你

赐福消灾常护持

       章嘉活佛之高足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更是著写了《降三界魔·嘉钦关云长前供养金汁法》的供养仪轨和《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祈供法——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的功德文,对关羽进行系统性的藏传佛教化,文中称关羽为“珍让嘉布”,含义为“云长大帝”,可见此名是受关羽帝君一名的影响。文中首先说明关羽是汉地过去的著名武将,后来惨死而被智者大师度化等基本与汉地的传说一致。(历代班禅都是以大红司命(关云长)为重要护法。土观活佛在此肯定了关羽“智慧护法”地位。

       事实上,关羽在被各个宗教吸收为自己的护法或神祗后,无论是历代皇帝的册封、各个宗教的提升或是民间信仰的崇拜,其地位也从“将”升格到“帝”,从“鬼”升格到“神”。到了清代,统治阶级认为自己能入主中原是得到了关公的神佑,皇太极还亲赐一块“义高千古”的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入关后,又沿袭了明代岁祭关庙之例。所以,顺治皇帝特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城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笼络蒙藏贵族、喇嘛。到雍正帝时,雍正还专门写了一篇《关帝告祭文》,称关帝素志忠诚,天姿勇毅,九霄皎,长悬翼德之心;万古英风,不泯劲刚之气;学宗洙泗,生平诵习《春秋》;光动山河,义烈照垂宇宙。

       18世纪以来,清政府陆续在蒙古、西藏地区大批建造关帝庙,又使关帝与毗沙门天神祗相融合,成为蒙古旗人的保护神,而毗沙门天长期以来被视为西藏和蒙古的英雄——格萨尔的化身。19世纪下半期,蒙古的僧侣干脆就把关帝——格萨尔融为一体,奉为喇嘛教的保护神(桥本光室:《蒙古喇嘛教》第200页)。而藏传佛教要在汉地进行传播,就必须和汉地的文化及神祗相融合,当然就顺理成章地对汉地极为崇拜的关羽进行了争调和藏化,来吸引汉地的信众,汇宗寺大殿供奉关羽,就是藏传佛教和汉地信仰融合的标志。关羽进入藏传佛教庞大的神灵体系之中,是内地与藏族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产物,也说明了文化交流的多层次性。所以,在汇宗寺章嘉仓供奉关羽(五部财神),还有其大梁上绘有八卦图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资料:《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晋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