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时在学术上提出的一个严重挑战。把藏彝走廊描写出来，真正的困难不在于其地理范围和自然环境，而在于它自身的历史、它的人文环境及其历史变迁。李星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一位从事民族史研究的专家，他试图通过勾画“藏彝走廊”的三个发展时期，来概略地陈述“藏彝走廊”的历史、民族及文化。
“藏彝走廊”的形成期始于史前，从考古资料来看，大体可定在始于距今6000年前后。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藏、彝这些民族，也没有这种称谓，这不过是追溯其历史大体言之。到距今4000年前，可以中原夏王朝建立为标志，“藏彝走廊”进入其活跃期。活跃期经过若干阶段，一直持续到公元后十三世纪。大体可以元朝确立为标志，“藏彝走廊”进入其较为稳定的时期。
中华文明肇始之地
早在旧石器时代，“藏彝走廊”作为地理环境，就已为人类所利用，成为人类自然活动地带。从理论上说，新石器晚期才有民族的起始，因此，“藏彝走廊”成为历史、民族走廊，则是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事。大约在距今6000至4000年间，考古时代的仰韶文化正向龙山文化推进，中原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正在形成之中。就在此时，“藏彝走廊”已经有新石器时代的不同人群在其中活动，如营盘村、罕额依村、卡诺等遗址反映的历史族群活动。这些人群也许就是今天操藏缅语族语言各民族的原始先民。因为大概从史前起，“藏彝走廊”就主要是古藏缅语族人群活动的区域；有史以来，在“藏彝走廊”中活动和居住的也主要都是属于藏缅语族各个不同语支的历史民族或族群。这是“藏彝走廊”最基本的一个历史文化特征。而藏缅语族各语支从其母体分化出来的原始区域究竟在哪里？藏缅语族各语支民族的先民是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进入“藏彝走廊”的？这确是深藏于“藏彝走廊”中的历史奥秘之一。
历史典籍中，有关炎黄、嫘祖、颛顼、鲧、禹等华夏祖先的神话传说，也都涉及“藏彝走廊”。炎黄子孙降居“藏彝走廊”，大禹生于“藏彝走廊”，如果各种历史文献有关记载属实的话，那么，“藏彝走廊”是中华文明肇始之地，就决不是夸张的说法。
神话传说的族群时代不仅对应着“藏彝走廊”的形成期，而且还反映出“藏彝走廊”始向其活跃期过渡。
走廓的三个阶段
“藏彝走廊”的活跃期持续了三千多年。这三千多年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时期、秦汉西晋时期、东晋至唐宋时期。
1、先秦时期：
活动于“藏彝走廊”的历史民族或族群大都属于古藏缅语族人群，大概有蜀、羌、髳、青衣、僰、邛、筰，以及缅人先民和一些石棺葬族群。活动于青衣江流域及邛崃山一带青衣、邛人，与蚕丛氏古蜀族群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至公元前600年前后，开明保子帝攻青衣，青衣始迁。邛人的迁移与青衣是否有关？邛人究竟是由南往北而来，还是由北往南而去？尔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底到哪里去了？这始终是个谜。
缅人的先民在“藏彝走廊”南段，可能与澜沧江上游卡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关。公元前1000年前后，缅人先民沿澜沧江、怒江通道南下，进入今缅甸境内。尔后终于赢得在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的统治权。
石棺葬文化在“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已开始出现，至商代以后开始流行。目前已发现或发掘的石棺葬集中分布于岷江上游地区，大渡河—青衣江流域，金沙江—雅砻江流域及滇西北地区，几乎遍及整个“藏彝走廊”。石棺葬文化代表的历史族群出现于“藏彝走廊”，是活跃期先秦阶段里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藏彝走廊”埋藏的众多的历史奥秘之一。
至战国末，中原地区已处于帝国前夜。由于秦国向西扩张，迫使西北河、湟一带的西羌族群始向西向南迁移。其中一些通过“藏彝走廊”北端和西北端几个入口，先后进入“藏彝走廊”，南迁最远的一支到达雅砻江及安宁河中下游地区。见于记载“或为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另外，在今云南昆明一带，古滇国正值兴盛。滇国中的濮越系民族始向西向北拓展势力，在“藏彝走廊”南端一带与古藏缅语族群发生接触、冲突、交流和融合。
2、秦汉西晋时期：
到“藏彝走廊”活跃期第二阶段，即秦汉西晋时期，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中心的社会政治开始步入帝国时期。“藏彝走廊”一些地方始纳入帝国行政建制。从秦于公元前301年在今四川最初设立蜀郡的行政建制，到西晋末（公元317年）的五百余年间，历代王朝在“藏彝走廊”及其与之相关的地方，先后设立了12郡，5道，54县。
随着郡县的设置和开辟官道以后，活动于“藏彝走廊”的历史民族或族群开始较多的见于正史。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所记载的众多历史民族或族群可以概括为氐、羌、夷三大类。除了夷之中可能有些族群操其他不同语言而外，其余均属古藏缅语族群集团。司马迁不仅首次以西南夷之名概述了“藏彝走廊”中的历史民族及其所在方位，而且还对西南夷作了“南夷”和“西夷”的区分。并划分出了三类经济集团。
3、东晋至唐宋时期：
公元三世纪以后，“藏彝走廊”进入其活跃期的第三阶段，即东晋至唐宋时期。文献记载这个时期活动于“藏彝走廊”的历史民族纷繁复杂。
如果说，在秦汉时期“藏彝走廊”的历史活动主要表现为中央王朝的政治经略，那么，到东晋至唐宋时期，“藏彝走廊”的历史活动则可以说，主要表现为民族地方政权的建立及其消长。在第三阶段的900多年间，“藏彝走廊”地区先后出现的民族地方政权要数吐蕃和南诏的历史影响最为深远。尤其吐蕃于唐代中叶向东扩张，其势力和影响几乎遍及整个“藏彝走廊”。藏传佛教以其强大的渗透力由西而东、由北而南，覆盖了“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受吐蕃统治或控制的众多民族或族群，陆陆续续皈依藏传佛教，或变服从俗，加入吐蕃民族集团，例如苏毗、多弥、附国、嘉良、吐谷浑、邓至、宕昌、党项、东女、白狼、弥羌等等。
东晋至唐宋时期，涉及“藏彝走廊”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大概包括氐人建立政权、僚人入蜀、南诏的兴起、吐蕃东侵、茶马互市等。其中，吐蕃及藏文化的东渐，无疑是关系“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变迁的最突出、最重大的事件。正由此故而构成了后来的北藏南彝的民族分布格局。即使南面彝语支民族分布的区域，也无不受到藏文化的强烈影响。
唐宋时期，“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地方政权蓬勃发展，暗示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即将产生。同时也意味着“藏彝走廊”的活跃期即将结束，而开始走向衰落。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从临洮由北而南通过“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这大概就是“藏彝走廊”最后一次大的民族历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