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闻邦达家族之大名,在拉萨,在西藏,邦达家族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有康巴首领之称,有西藏商品经济开拓者之说。虽在藏多年,未曾有所接触,甚至也没有在文史资料中读到。

  去年10月,昌都解放40周年,我因公务去往昌都,在途中谈起邦达家族。可巧,我们的头儿格桑朗杰就曾是这个家族的佣人,其父亲跟随邦达·多吉多年,侍奉左右,实际上是具有管家性质的佣人。格桑朗杰自幼跟随邦达·多吉之次子邦达·旺钦,也算是个小佣人。但从他所叙的旧事看,似乎更像是“侍读”。昌都解放后,年龄都只有十岁左右的主仆二人,分别被送往中央民族学院和西藏公学学习。自此一别,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此番来昌都,格桑朗杰也有寻访之意。

  在昌都,查阅当地一些文字资料,屡屡见到邦达·多吉的名字。早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进入康区,在那里组建了第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博巴政府,邦达·多吉便被委任为财政部长。1950年,邦达·多吉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图为邦达·多吉

  在昌都地区政协大院里,我和格桑朗杰找到了邦达·旺钦。自幼一起读书玩耍的孩子而今成为了陌生人,却由我这个更为陌生的人在他们中间作了介绍。昔日的少爷,现在是昌都地区政协副秘书长,昔日的侍童,现在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是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虽然他们曾经许多次参加过同样的会议,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却互不相识。我看着他们相互间问年龄、健康和家庭状况,“主仆”相见,无限沧桑,既有亲切,又有感慨,甚至不免有些尴尬。邦达·旺钦邀请我们上他家作客,还答应了我请他谈谈邦达家族的请求,不过,他申明由于当时年岁太小,说不很清楚。

  邦达·旺钦住在昌都县委的一套住宅里,因为他的妻子扎西白姆在昌都县小学工作,是自治区人大代表。他的家相当简陋而且零乱,不像我们在拉萨所看到的其他贵族家庭那般豪华,可以由此想到主人的繁忙和随和。邦达·旺钦夫妇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回藏,被分配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江达县,一个做文学工作,经常跟着工作组骑马下乡,很像个基层干部;一个在那里的小学教书,多少年一直是山区孩子的第二母亲。他们在那里生活了23年,几年前才迁来昌都镇,所以,他们的家庭器具和陈设,都还带着以往的岁月痕迹和地方特征。

  旺钦能记起的家族史事的确不多。据他介绍,邦达家族的发家史并不是很久远的事。

  邦达家在四代前还只是萨迦寺在芒康县的差户。重要的时间起始于其曾祖父。邦达家此时已显露出发迹的势头。在邦达地方,当时只有同村庄的加中贡布家族可以与之相抗争。加中贡布生有五子,咄咄逼人,邦达家却只生有一子,不能不担心对手的威胁,便借故横刀杀死了加中贡布五个儿子,以断其后。此时,清军西进,加中贡布前往巴塘向清朝钦差大臣控告此事。钦差大臣主管地方军政事务,便判定偿杀邦达家三人。邦达既顾家族之未来,又慑朝政之威严,凑齐本家族亲友三个人脑袋,却将第二代邦达——旺钦之祖父邦达?列江留了下来。这是邦达家族史的第一回合。

  留住性命的邦达·列江果然不凡,既从商,又从政,而使其家庭成为望族者。至关重要的是本世纪初的政治事件。1910年,在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邦达·列江以自己在印度办有商业之便,保护并资助了达赖喇嘛。两年后,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为回报邦达·列江之助,给予了邦达家族千载难逢的发展便利:授权邦达家族独家经营全藏羊毛和贵重药品,并明令其他商家不得经营,违者重罚。巨大的垄断权很快使邦达家族成为豪门,邦达家族的生意做到了成都、上海,做到了印度乃至欧美。但邦达·列江却莫明其妙地死于非命。后来我到拉萨访问旺钦之胞妹贡吉旺姆,据她说,祖父之死因一直不明,但传说那天祖父出门曾有巫师竭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能出门,倘若十分必要,也务必在天黑前返回,以免迹象明显的凶兆。邦达·列江却未置重视,他应约赴一场掷骰子的游戏,兴致勃勃玩到天黑尚不思归家,结果应了巫师之言。至于是因为政治原因,或是商敌所为,或是旧仇之偿,不得而知。

  邦达·列江的三个儿子中,最有声望的应首推三子邦达·多吉——这位藏东地区著名的人物。其长兄邦达·洋佩尽管也赫赫有名,却与他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邦达·多吉虽然也继承了其父亲的商品运输经营业,但邦达·多吉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无疑是在政治方面。

  在邦达·旺钦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独自蹲在地上琢磨关于水的问题。他想着如何将远水引到近处,将低水引到高处。这并非臆想天开,他的确研究出一套办法,挖沟引水,冲击土石,让山坡自行崩塌,抬高基础水位,果然是水如人意。乘工作之便,略绕了一段路,我们特意去芒康县邦达乡探访。格桑朗杰就出生在这里,后来随驮队去了巴塘。现在乡政府的房子,当年就是邦达·多吉自己设计的,而将他的想象盖成具体的房子,则是格桑朗杰的父亲所为。

  旺钦评价他的父亲邦达·多吉时说,他最厉害的就是那双眼睛,看人看得非常准。例如格桑朗杰的父亲,一个字不识,但铁木土石各门技活乃至管家理财,无所不能,具善解人意,我父亲想得到,他父亲便能做得到。识才用人,大概是所有政治家的共同特征。

  造就邦达·多吉为藏东政治军事人物的,除了家族基础外,还有其复杂因素。康区山地,高山峡谷,养育着骁勇剽悍的康巴人,他们以性情刚烈而著称。昌都地处横断山脉,既是交通要塞,又为兵家必争之地,西藏地方政府对其常常显得鞭长莫及。这里,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甚密,地方政府或者无可奈何,或者大为恼火,康藏矛盾相当激烈,冲突时常发生。既有的家族基础加上现实的社会斗争,使邦达·多吉成为康巴人利益的代表。

  1932年,西藏噶厦政府委任邦达·多吉为芒康、察雅两宗之基巧即总管,想以此来掩饰对康巴人的鄙视和不满,表示康巴人在西藏军政地位上的平等。却不料邦达·多吉对此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愈发感到噶厦政府这一政治手段的险恶用心。他利用康藏矛盾,四处奔走联络,呼号游说,宣示自己改变贵族专制的雄心大志,历数封建农奴制度之罪恶,并提出自己的8条纲领性主张,其中包括:废除贵族世袭制,废除无偿乌拉差役,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兴办教育,推广藏汉双语教学,加强川康滇各民族团结,抵抗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等等。邦达·多吉在自己的家乡芒康县联合起当地18头人,欲起造反。但在关键之时,18头人背叛了他,转而迎合藏军的进攻。

  1933年,邦达·多吉不得不率领自己的部队放弃芒康,到巴塘避难。他将部队化整为零,打算同藏军开展游击战争,他本人则折往东南,前往南京,以求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在这里,他遇到了与他同命相怜的昌都同乡、也是惨遭噶厦政府之害的诺那活佛。蒋介石即封诺那活佛为宣慰使,封邦达·多吉为宣慰组长兼地方武装组长。

  旺钦在评价父亲识才用人时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他的一位部下仲麦·格桑扎西。此公现在也是昌都地区政协副秘书长,现已年过古稀。我去拜访此公,虽说老先生消瘦,但气色精神颇好。邦达·多吉组织武装力量,亲任骑兵大队长时,仲麦·格桑扎西任中队长,邦氏做驮运买卖时,此人则是主要帮办。老先生自幼在巴塘读书,精于汉藏两文,虽后来被入冤狱,如今却依旧记忆清晰,思维活跃,逻辑严密,目前止伏于案头,撰写文史。在回忆邦达·多吉的文章中,他条理不紊地评论道:

  在历史上凡青康藏军之冲突,实为国内局部之争端,非外人所可得而干预,但西藏方面对青康区的武装进犯,往往由英帝国主义有阴谋的暗中策划而进行。但师出无名,失道寡助,在各战区先后遭到失败而返回金沙江之西。

  此后,邦达·多吉的游击队伍出没于金沙江两岸,给予藏军多次打击,最后,噶厦政府不得不放弃其所谓尊严,委曲求全,坐下来与邦氏谈判,并负责赔偿邦氏一切损失。邦达·多吉回到芒康,继续组织他的由西藏至印度的驮运生意。但他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涉及民族乃至国家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仍然与噶厦政府分庭抗礼,势不两立。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噶厦政府中的分裂势力对中原大局隔岸观火,甚至企图趁火打劫,而邦达·多吉则有与中华民族共存亡之志。前年在重庆举行的一次关于抗战时期文史资料座谈会上。作为西藏唯一的与会者,仲麦·格桑扎西披露,在日本侵略者对抗战后方实行战略封锁,切断海路运输线时,邦达·多吉则开辟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的陆路国际运输线,支援抗战物资达一亿五千万美元。仲麦·格桑扎西还另文介绍,1939年,国民党第31集团军宋希濂将军曾就抗战事宜联系邦达·多吉,邦氏表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一旦日本侵略者深入康区,邦达·多吉愿赴疆场,与日寇作殊死斗争。担任这次重要联络的翻译,即是精通藏汉两语的仲麦?格桑扎西先生本人。先生的披露,据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邦氏的作为,应当说更证明了抗日战争的全民族性。证明了在抵御外来侵略时中华各民族的一致性。

  邦达·多吉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善于洞察历史发展趋势,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懂得了应当将康藏民族的希望寄于何处。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班禅大师致电毛泽东主席要求解放西藏,邦达·多吉则派人前往北京,上书朱总司令,要求解放军早日解放康藏人民。在昌都战役和进军西藏过程中,邦达·多吉极尽所能,给进藏部队以支持协助,并欣然出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

图为邦达多吉的儿子旺钦和孙女旺姆

  在言谈之间,我感到旺钦更为关注的是人们对已故父亲的评价。邦达·多吉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文革”后期在拉萨悄然逝去。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曾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遗憾的是他只写了几行字。他没有能够看到中央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没有能够看到西藏今天的风采。在庆祝昌都解放4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代表从北京赶来,在他们的贺信中,对邦达·多吉和其他爱国人士在进军西藏过程中所作的历史贡献,再次给予了肯定。第二天,我又到旺钦家去,旺钦很有感慨地说,共产党没有忘了老朋友啊。

  补记:这是1990年我参加昌都解放庆祝活动后写的一篇文字,发表在1991年《雪域文化》秋季号,近30年过去,偶然找到旧作,大致与后来的《形色藏人》风格相近,故纳入之。有趣的是,2011年我重返西藏的聊天中得知,我的房东居然就是本文主人翁邦达·多吉的孙女,真是缘分啊!从她那儿得知,邦达·旺钦现在年事已高,但身体还是不错的,现多住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