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特别的蒙藏僧人抗日组织1.jpg       战时五台地区规模最大最完整的藏传佛教寺院菩萨顶老照片 喜饶尼玛供图

  山西五台山寺庙林立,其中分黄庙、青庙两大类。黄庙即藏传佛教寺院(当地称喇嘛庙)。对于笃信佛教的藏族百姓来说,五台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八思巴、释迦益西、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章嘉呼图克图等不少藏传佛教高僧都曾在此诵经驻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五台山宗教界很快成立了“僧界救国会”。他们以“救国救难僧人有责”为宗旨,发动各寺庙僧人联合起来,选拔僧人进行武备训练,抵御外侮,以拯国难。

  在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被动局势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战略部署。1937年9月,聂荣臻将军率部开赴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开展游击战争,驻扎在五台山一带。

  当时,五台山蒙藏等各族僧人共有1000多人。能否得到蒙藏僧人的支持,不仅关系到信教群众对抗日的支持,还可以消除日本借助佛教手段在蒙藏地区进行离间之计。八路军到五台山后,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等多次亲临五台山,结合五台山的民族和宗教情况,他认为对佛教、寺庙、僧侣,不能简单地以“封建迷信”而论。聂荣臻要求机关、部队都要爱护寺庙文物古迹,不干涉僧侣们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一做法,使五台山僧众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新认识。

  这期间,晋察冀边区政府和五台县委都非常重视五台山地区的统战工作。在五台山举办了训练班,宣传抗日,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了照顾僧人的生活,遇到灾年,政府便拨款拨粮救济寺僧……寺僧自发组织了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开办了蒙藏学校,主动参加政府举办的喇嘛训练班学习。边区政府逐步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以及农、青、妇等抗日群众组织,建立政权。五台山僧人也提出“抗日救亡,僧众有责”的口号,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纲领。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9人,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代表、各抗日军队的代表、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来自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的代表,并有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蒙藏代表两名(蒙古族李银举、藏族党仲加磋),佛教代表两名(黄庙二喇嘛依什捧磋、青庙僧会长然秀)等参加了这次大会。五台山黄庙依什捧磋(台麓寺二喇嘛)在会上的发言非常感人。他说:“……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国家一致抗日的期间,我们也是抗日的。……我们许多和尚、喇嘛,也都来参加抗日,也组织僧人动员会、自卫队。拿枪去杀日本鬼子,我也肯干的!因为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有个老佛爷,也还要给他烧香点灯,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血性吗……”

  此次会议得到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及各寺的欢迎和拥护,特向大会发了贺电:

  晋察冀边区军队司令聂、政治部主任宋,并转大会各代表钧鉴:

  倭寇侵我,华北几于沦亡,人民检其屠杀蹂躏,笔诸难局。幸赖我司令、主任及各工作同志、民众团体、努力奋斗,遂有今日组织临时政府满之结果。将收复失地,民族振兴,实现自由幸福之新中国,在此一举。本会等谨率全体蒙藏善男信女,及青黄两庙僧众,愿忠实接受这个政府之领导,抗战到底,并愿尽可能联合蒙藏人民即各方僧众,团结一致,驱逐倭寇出华北,出中国,特此敬贺。

战火中特别的蒙藏僧人抗日组织2.jpg五台山僧俗抗日武装喜饶尼玛供图

  1938年4月16日,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僧众大会,将原“僧界救国会”改称为“佛教救国同盟会”。于是,“69座寺庙的汉、满、蒙、藏、回各族僧人1780多人,积极拥护抗日救国的主张。其中占三分之二的青壮年和尚、喇嘛1100多人,参加了抗战的实际活动”。

  五台山佛教救国会(简称“五台山佛救会”)成立之初,适逢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可能和必要时发行救国公债”的财政经济政策,五台山僧人自愿组织认购晋察冀边区发行的公债2000元。这一方面体现对新成立的抗日政府的信心,另一方面帮助抗日军队解决最为迫切的军队补给问题,缓解了日军经济封锁的困境。依什捧磋喇嘛在执行党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的过程中,主动给佃户减租粮15万斤。他还积极支持边区的抗日工作,受到政府的表彰和人民的尊敬,被推选为晋察冀边区的参议员。

  1938年6月17日,“藏传佛教同乡会”再次发起为驻扎在五台山地区的抗日军队募捐防寒衣服、鞋袜等300余件;并为驻军供给柴火,赠送粮食,募捐钱物,为开辟五台山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38年4月13日至17日,在五台山相继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庆贺平型关、忻口战役胜利大会”,藏传佛教僧人和同胞近千人参加。

  “1938年7月30日和10月1日,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发起并组织了慰劳抗日前线将士的活动。第一次黄庙僧人捐出了白洋150元,蒙藏同胞募捐白洋49元;第二次捐募干粉106斤、红糖20斤、茶叶5斤、大米200斤、省票30元。‘蒙藏同乡会’的这一行动,带动起五台山其他寺庙的僧人和当地农民群众,掀起募捐慰劳抗日将士的热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充分显示了藏传佛教同胞抗日爱国的饱满情绪。”

  抗日救国组织的形成便于集中抗日力量,进行有计划的军事和经济筹备活动,同时,由于组织成员的特殊性,组织活动又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隐蔽性,成为抗日军队的信息站和联系桥梁,在探听日军行动和赢得更多军事准备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

  “1938年初,五台山地区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由于队员不断增多,枪支弹药严重短缺,远不能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经过调查,得知镇海寺水乐院藏有一部分武器。于是,自卫队决定设法动员该寺喇嘛献出所藏枪支,支援抗日。”

  五台山僧人在抗战中同各族群众密切配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9月至11月,日军调集2万多兵力,对五台山进行‘扫荡’。为了更好地掌握日军动向,保护僧侣和寺院的文物,八路军派五台县四区区长胡培模等人化装成僧人来到寺院,领导我们僧侣自卫队配合八路军战斗。……我们僧侣自卫队还走上抗战第一线,直接参加打击敌人的战斗。

  “1938年10月9日,日军在五台山地区遭到五台山僧人自卫队和八路军、农民自卫队的伏击。次日,日军采取报复行动。首先派出飞机在五台山上空袭扰投掷炸弹,随后日军步兵从鸿门岩金阁寺分两路侵入五台山台怀镇杨林街,以及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等寺庙,到处搜查,恶意毁坏文物古迹。在显通寺当家和尚然宇的住处,搜出了‘五台山佛教救国会’的印章,然宇被日军立即捆起来审问。同时在梵仙山寺庙里搜捕了5名抗日工作人员,都被捆绑在显通寺松树上,准备杀害。在这紧急关头,僧会长然秀急速派人到罗日侯寺请来喇嘛杨金巴。为了赢得时间,他又亲自跑到菩萨顶禅堂院叫来能讲蒙语和日语的喇嘛席增阁,让席增阁喇嘛与日军翻译交涉。然秀带领240多名僧人跪地念经求佛保佑。席增阁喇嘛用日语向日军队长说:‘寺院和尚是信佛教徒,与日本佛教一样,只念阿弥陀佛,不参与政事。‘佛教救国会’印章是八路军送来的,与当家和尚然宇和寺院僧人无关,不应治罪。’席增阁喇嘛又解释说:‘从梵仙山寺庙抓来的外籍人,都是来五台山朝山拜佛的,只因兵荒马乱无法回去,他们不是八路军干部,也不该问斩。’席增阁和杨金巴二喇嘛还讲解了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历史,指出寺院乃修善之所,不可杀生害命,并说佛爷可保佑日军太平无事,躲灾避难。日军队长终于被说服了,当即释放了然宇和尚和我5名抗日工作人员。”

  1938年11月,八路军准备在石沟峡谷伏击过路的日军。僧侣自卫队积极配合。战斗打响后,日军在八路军官兵的打击下乱作一团,拥挤着往回撤。看到这种情况,守在沟口负责堵截敌人的自卫队员在慈因法师的带领下,争先恐后地往山下滚石头、扔木棒,砸得日军哇哇乱叫。自卫队在日军的扫荡中为掩护八路军,机智地同日寇周旋,为八路军创造了更多的杀敌机会。

  1942年4月的一天,五台山佛救会接到通知,区武委会主任杨大可带领部队接收弹药,五台山佛救会为配合这次行动,组织10余名青年僧人协助,负责查看行动路线,监视敌人,护送八路军,命令僧人:“不准点灯,不能让狗叫,严守机密,泄露者杀头……”这天夜间,五台山一片漆黑,西北风呼呼作响。区武委会主任杨大可率领七八十个民兵悄悄溜进寺院,搬出弹药箱,经过菩萨顶,转向南山,将500余颗手榴弹、1挺机枪、30万担粮食、12000多发子弹顺利地运出,交给抗日政府,支援了八路军。

  五台山寺院在全国僧侣中是很有影响的,早在1938年1月新华社就为此发出快讯 ,“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了国。”这一消息在全国佛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五台山各族僧人积极参加抗战,捐款捐物,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祈祷抗战胜利,乃至参军参战,为国家安危奔走抗争,充分体现出他们的大局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再一次证明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赴国难,在遭受惨痛侵略、奋起并肩抗战的过程中,共同的命运把各兄弟民族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阅资料:

  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谢音呼:《五台山僧众抗日斗争业绩》,《山西文史》。

  陆崇相、高振林:《走上抗日战场的出家人》,《解放军报》,2005年9月6日。

  辛补堂:《抗日救国 匹夫有责》,《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2期。

  辛志强:五台山各族僧侣抗日救国的史实,五台山文史资料第三辑54—59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