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 西方的逻辑、中国的名辩和古印度因明，构成了世界逻辑的三大体系。藏传因明虽源于古印度因明，但在我国西藏传承发展的一千多年中，经过不断整合改造，并与藏传佛教相融并行，共同发展，形成了具有浓郁藏传佛教特点的藏传因明。文章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发展历史、传承方式以及研究重点等方面，对藏传因明与印度因明、汉传因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总结学科间互动、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传承模式，以此论证藏传因明的诸多特点。

关键词：比较；藏传因明；特点

因明发源于古印度，于公元6世纪和8世纪，分别传到我国内地和西藏地区，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体系，即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从藏传因明的历史发展来看，公元8-9世纪是印度因明与佛教相伴进入藏地的“初传时期”，也是因明与内明互为条件，各显所长，在藏地开始传播的新阶段，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一时期，因明典籍文献的精准翻译为后弘期藏传因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1-13世纪，以俄·勒贝喜绕、恰巴·曲吉僧格和萨班·贡嘎坚赞为代表的因明大家对藏传因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拓创新建设，使因明在藏地真正实现民族化过程，成为一门具有高度活跃性的学科，凸显出割据时期藏传因明的“中兴”特点。,14、15世纪以后，随着宗喀巴师徒三人因明论著的相继问世，以宗喀巴为代表的因明学者不断突破传统理论，创新推论模式，强化因明实践教育，完成藏传佛教与因明的并轨改革，确立藏传量论思想，开启具有藏传佛教特质的藏传因明学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格鲁派通过因明在寺院内规模化教育的开展，确立了学者、“佑恰（教材）”和学院三位一体的因明传承新模式，为后期藏传因明的发展增补了新能量，为当代因明研究的薪火相续提供了庞大的文献支撑和人才储备。

一、藏传因明与印度因明的关系

众所周知，古印度因明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经过藏族历代译师、高僧大德的翻译、研习及传承，已发展成为世界逻辑史上璀璨的明珠——藏传因明（量论）学。与印度因明相比较，藏传因明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发展历史长、时间跨度大。因受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等因素影响，印度因明（指陈那时期的因明，即佛教因明）从公元6世纪兴起至公元13世纪时，已随着佛教的衰微基本消亡。印度因明前后延续了近七百多年的时间，而藏传因明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二者在传承时间跨度上形成了较大的差异。二，因明著述丰硕。藏传因明有66部印度因明的藏译本，在此基础上，藏族学者的著述已达260部（种）之多，共计300多部。这不仅在因明（量学）发展史上，而且在世界逻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三，学科地位高，影响大。印度是个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信仰的国家。作为佛教逻辑学的因明，历史上虽然被印度文化推崇过，但因各种原因，最后却遭受到消亡的命运。而藏传因明在弘传和发展过程中，基本没有受到其他文化，包括本土文化的较大干扰或冲击。后期在与藏传佛教文化的相伴互动中，不仅确立了自己极高的学科地位，而且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虞愚在《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文中，曾这样评价藏传因明：“法称的因明在西藏地区的地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在欧洲的地位相媲美，而西藏对待因明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待《工具论》也相类似”。除此之外，藏传因明（量论）在形式上、理论上比印度因明有创新，有突破。具体表现为：①创立“摄类”辩论模式。自一代因明大师桑普寺第三任主持恰巴·曲吉僧格（法狮子）注释法称的《量抉择论》，著《量论略义去蔽论》，创立《摄类学》以来，藏传因明的辩论之风逐渐开始兴起，从此开启了以摄类辩论为方法的经论研习模式。这一模式经过九百余年的演变和发展，已成为藏传因明独具特色、创新发展的一大成果。②性相（定义）更加精细、准确。概念和范畴在因明中名目繁多，是因明研究的主要内容。譬如：关于“因三相”的性相（定义）讨论，一直以来成为因明大家们著书立说时的主要论点。陈那在《正理门论》中对“因三相”的性相（定义）为“有此属性，同品有，异品无”。法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因三相”中的第一相“宗法相”的性相定义为“遍是宗法性”，第二相“后遍相”的性相定义为“同品定有性”，第三相“遣遍相”的性相定义为“异品遍无性”。此性相的定义中出现了“遍”和“定”，与陈那的定义相比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其内涵却非常丰富。藏传因明的历辈大师也针对“因三相”的性相，在内涵和外延上进行了各种讨论。如哲蚌寺果芒扎仓的“佑恰”创立者第一世嘉木样活佛·阿旺宗哲在他的《因理辨析》中对“因三相”的性相所下的定义可谓精细、周密、精确，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雍增摄类学》也引用阿旺宗哲的观点，将第一相“宗法相”的性相定义为“由量识认定，于成立彼之无过欲知有法上与立式相符唯有，为成立彼宗法之性相”；[1]第二相“后遍相”的性相定义为“谓有由量识认定，唯于成立彼之同品上与立式相符唯有，为成立彼后遍之性相”；[2]第三相“遣遍相”的性相定义为“由量识认定，由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义体联系之力，与成立彼之异品上与立式相符唯无，为成立彼之遣遍之性相”。[3]为排除相违，不成，不定、等似因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因之过，在以上因三相的性相定义中，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个排除式限制词。如第一相的性相（定义）中的“量识”“无过”“与立式相符”和“唯有”这些限制词等，均在定义中起着关键作用。假如在“因三相”的性相定义中缺少了这些限制词，就会出现各种“因之过”，“正因”也就很难成立。诸如此类，在藏传因明发展史上，对各种概念的性相不断地进行讨论，使定义逐渐达到精细、严密的例子很多。正如虞愚比较藏传因明与中世纪欧洲逻辑时所说的那样：“西藏的因明著作与欧洲中世纪的逻辑著作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所有的定义都非常精确、辨别精微”。③简化论式，巧用驳论式。印度因明大师陈那将五支论式经过改造、简化为三支论式。这在因明史上无疑是一大进步。法称论师认为“宗、因、喻”三支中的喻支包含在“因法”的关系支中，不应另作一支。将三支论式简化为二支论式。二支论式在形式上更加简化，在内涵上更加丰富了因明的论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藏传因明大家法狮子通过创建“摄类学”，以应成式取代印度因明的“三支”和“二支”论式，使更加简化、更加便捷的应成辩论形式成为藏传因明的一大标志性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④深化内涵，拓宽外延。因明本身包含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的内容，是一门集推理与认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在古代印度，因其独特的推理论证方法而被列入到“大五明”学科范畴，该学科初传藏地时也是如此，沿用了印度学科分类法和学科名称。萨班在他的《智者入门》一书中将“因明”单列，与其它“四明”构成“大五明”学科，称因明为“吉参柔巴”（རྒྱུ ་མཚན་རཡིག་པ་）即为“因学”或“因明”，突出了该学科推理论证的特点。然而，随着“摄类”集辨理论的开创、兴起和不断完善，有关知识论概念（范畴）和认识论方面的内容被逐渐增加和强化，使因明的内涵得到深化与丰富，同时外延也随之拓宽，成为与藏传佛教既交叉相融、又具有自己特性的学科。所以从萨班著《智者入门》《量理宝藏论》至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教法，与他的弟子们著述大量因明论著以来，“因明”这一名称被“测玛柔巴”（量学或量论）所取代。同时给“量学”赋予诸多佛学内涵，纳入到“大五明”和藏传佛教格鲁派显宗“五部大论”中，并且作为格鲁派高僧考取“噶居巴”（十部论典学位）和“拉然巴”学位的必修科目。一直以来，成为藏传佛教学僧学修科目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发展路径上看：首先，因明是随着佛教几乎同步传入藏地的，可以说与藏传佛教相伴而生。历史上，因藏地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学校，所以传授知识，继承文化的使命基本上依靠寺院来完成。因明和内明在寺院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因著述者和传承者均为高僧大德，再加上二者诸多的内容（如视佛为“正量”等认识论方面内容）较为接近或者重合的缘故，在相互吸纳、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中，取长补短，达到了一种自然融合的状态。使得其内涵比印度因明更为深入，外延也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与藏传佛教之间产生了诸多联系。自萨班的《量理宝藏论》问世以来，几乎所有的藏传因明著述的“大论”中，主要倾向于认识论和“正量”方面的论述。将“圣教量”作为正因，论证佛陀为“正量”（量士夫）的推理方法被认为是“藏传量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并一致认为这些内容才是藏传量论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能够与藏传佛教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次，从公元7世纪至13世纪，印度学者和藏地译师通过翻译，引入了印度佛教（大小乘）具有代表性的“经、律、论”三藏和续部所有经典，包括因明论著，汇编成像《甘珠尔》《丹珠尔》这样系统的佛学百科全书。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佛学理论体系进行筛选、提炼、归类，并加以注解和阐释，建构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学修体系，其中，藏传因明（量论）的逻辑推论功能可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高僧的理论性著作中，因明的推理形式，尤其是应成论式，成为必不可少的论证方法，甚至成为著述中的主要书写手段。譬如，论证中观见地“离一异因”“金刚屑因”等五大因理的推论方法，就是二者高度相融的例证。

藏传因明（量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些特色，不仅区别于古印度因明，而且跟汉传因明也有大的不同。前辈学者在对藏传因明的发展成果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对这种传承提出了一些质疑。吕澄在《西藏所传的因明》一文中认为：“宗喀巴等这样结合因明于修持，带有特殊的宗教色彩，同时就限制了因明的正规发展。他们还打破了因明和内明的界限，好像两者理论完全相同。其实严格说来，这是可以商量的。”虞愚在《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宗喀巴的弟子们认为因明具有解脱道次的意义，带上特殊的宗教色彩，从而大大地限制了因明的健康发展”等，因明学界对诸如此类的观点表示赞同的也不在少数。客观地讲，藏传因明依托藏传佛教，通过保持既相互融合又不失自己一定特色的发展模式传承发展至今，其间没有中断，没有成为“冷门”，更没有成为“绝学”，反而在著书立说和实践运用等方面，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其发展势头超过了任何一个传承体系，成为逻辑史上的一个亮点，发展成为一种传承模式。对此，笔者认为在对这一逻辑发展现象提出质疑的同时，更应该对这种通过交叉、融合，与藏传佛教互融共存，从藏传因明逐渐趋向藏传量论的发展轨迹进行研究，并参照世界学科发展史，回顾藏传因明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交叉性、依附性和相融性作出客观的评价，才是因明发展史研究中需要重新讨论的话题。

二、藏传因明与汉传因明的关系

关于藏传因明与汉传因明的关系、区别以及特点等话题，学术界的讨论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从所传经典的推论形式、性相定义等不同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在逻辑论、知识论等方面对二者的异同作出较为详细的比较。比较的点和面可谓细致入微，可圈可点。还有的学者将陈那和法称的因明著作作为论题，对二者特别是对藏传因明带有倾向性的研习传承特点进行批判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在因明发展史上互为补充，同等重要，藏汉因明也不能相互替代等观点。

从宏观层面分析，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最大的区别与二者所译传的经典、传入时间和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传承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紧密相关。这也是因明在本土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二者的不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译传的经典不同。藏地从印度所译传的因明典籍，不仅数量多，而且几乎囊括了印度因明大家的所有经典，（具体量化的数据在前文中已有阐述）并且经过历代译师的反复修订，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正如虞愚所说：“陈那的主要作品，耆难陀菩提关于《集量论》的伟大注疏、法称的七论、法上的著作以及其他因明家的作品全部都有忠实的藏译本”。[4]藏传因明典籍中也有《正理门论》《正理论》《集量论》及其诸多注疏译本，而且视陈那为佛家因明的真正鼻祖。用《量经》作为《集量论》的另一称谓，以此来表明陈那因明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但一直以来，藏地学者研习、传承的重点则是法称的《因明七论》以及印度因明大师所著的一系列注疏，并将其纳入到藏传因明的主要研究范畴进行著书立说。尤其对《因明七论》中作为三部主干之一的《释量论》的研习，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格鲁派五部大论中，将《释量论》和《量学》基本等同起来，以《释量论》取代《量学》，进而对其进行大量的注解阐释，形成了具有藏传因明特色的量学理论体系。所以当代有的因明学者提出“藏传因明实际上是藏传量论”[5]的观点，正是强调了这一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因明所依据的经典紧密相关。也是因明不断被藏传佛教哲学化的结果。相比之下，汉传因明所译传的经典主要是《正理门论》和《入正理论》两部。虞愚把汉传因明的译传分为前后两次：“第一次是后魏延兴年（472），西域三藏吉迦夜与沙门昙曜所译的《方便心论》。陈天竺三藏真谛译的《如实论》和后魏（541）三藏毗目智仙共瞿昙流支所译的《回诤论》。”[6]第二次译传的译师为三藏法师玄奘。他于贞观二十年（647）在弘福寺译出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贞观二十三年（649）又在弘福寺译出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在总结第一次的译传时，虞愚说：“第一次传入的以上三论，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印度因明的汉译本或藏译本，并没有由此而产生什么自己的因明著作，也没有重要的著作。可以说影响不大。”[7]由此说明第一次因明经典的译传未能对汉传因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其实，严格来说，以上三论中龙树的《回诤论》是否完全属于因明著作，还值得商榷。《回诤论》内容中虽有一些涉及“量”的讨论，但主要阐述的是龙树的中观见地，所以被编入《中观理聚六论》中。汉传因明所依据的两部因明经典，即因明《正理门论》和《入正理论》，唐代时被玄奘译出后，他的门徒们虽著有大量的注疏。近代和当代的一些因明学者也对“两论”加注阐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因为汉译本中只有这部因明典籍《正理门论》和《入正理论》两部。所以，之前的汉传因明研究和日本所传的因明研究成果也仅限于此。”[8]“两论”均为法称之前的因明论著，探讨的主要是推理论证的规则及论式的过式等逻辑方面的内容，所以在研究意趣、内容和体量等方面跟藏传量论形成反差，成为两个各具特色的因明传承体系。

（二）传入时间、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形成的差异。因明初传藏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8世纪末,正值吐蕃王朝于内发展佛教，于外开疆拓土之时，当时文化虽然得到长足的进步发展，但也面临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势力的博弈，受各种因素制约，因明译传后的研究未能得到全面深入。公元12、13世纪后，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到来，社会环境相对平稳，藏地对佛教文化的认可度有了进一步提升，因明著作与藏传佛教的典籍再次被译出，著书立说之风蔚然兴起。汉传因明传入时间为公元7世纪，虽然早于藏地，但受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包括在与本土文化的博弈和调适中受到的阻力，传播了几十年后就夭折了。对此，日本学者中根千枝在《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一文中，比较汉藏两个民族接受印度佛教文化时所持的不同方式和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她以开阔的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从时代背景、文化环境、价值取向等方面，包括对因明在内的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形成差异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9]

（三）传承方式和路径不同形成的差异。藏传因明传承一直在寺院进行。对藏族文化而言，寺院就是传统的学校，具有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所以有的学者将寺院的法相学院——扎仓，直接译为学校，在介绍寺院的学经制度和选用的教材时都用现代通俗的“寺院学校”和“课本”“教本”之类的名称来表述，以此表明二者的共同特点。藏传因明在寺院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取决于有一套完整的学习制度。历史上，藏传因明研习制度的创建，归功于桑普寺的因明大师恰巴·曲吉僧格。有学者从开创“五部大论”学习制度等十一个方面对他在藏传因明发展中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所创建的集辩论、互动、开放为一体的学习方法，经过不断地改造和完善，被后来的萨迦派和格鲁派继承并沿用至今，甚至成为当代藏传佛教教派寺院和各类佛学院设置学制时的蓝本和参考。依托藏传佛教传承发展是藏传因明最具特色的传播路径，也是藏传因明（量论）得以延续、发展至今的根本保障。如果失去了与藏传佛教共同发展的机缘条件，藏传因明不仅不能演变为藏传量论，甚至极有可能遭遇中断的命运。

汉传因明的传播跟藏传因明正好相反，虽然有些学者将因明称之为“佛教因明”或“佛家因明”，但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与佛教产生持久而深入的联系。初传之时仅在玄奘法师的门徒中零散传播，没有形成长期正规的学习制度，除了法相宗外，也缺乏在其他教派寺院内进行广泛研习与传承的记述。进入现当代以来，汉传因明在传承方式、研究路径上则有了很大的变化。汉传因明研究学者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在对原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纵深研究的同时，借助现有的各种译本将研究视野拓展到藏传量论的研究上。他们纷纷撰文，以藏传量论的结构、内涵、外延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藏传量论的学科界线、传承方式以及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有时受到语言文字和汉译资料缺少的影响，研究内容方面局限较大。

从20世纪80年代起，藏传因明的学习和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因明开始逐步进入到各大民族院校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当中，并作为相关专业的必修或选修科目进行讲授。21世纪初，一些民族高校随着哲学硕士学位点的获批，作为逻辑学二级学科下的因明研究方向也随之设置，藏传因明人才培养模式趋向多元化。与此同时，随着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藏传因明与汉传因明之间的学术对话与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各种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和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不断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一种探讨因明学科内部共同性知识的研究趋势和传统学科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传承路径正在形成。

三、藏传因明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众所周知，藏传因明和藏传佛教都源于古代印度，二者在印度学科分类中界线比较明显，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不同学科，即“大五明”中的“因明”和“内明”。传到藏地以后，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藏传因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此同时，相互间的关系和区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关二者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从14世纪时就在藏传佛教界已经开始。克珠·格勒贝桑在《因明七论除暗庄严论》中分析了外道正理和佛教因明的异同，并以四项判断式和代表性典籍来例举二者的属性关系。他说：“内明和因明的典籍之间是不矛盾的，纯属于内明典籍，如《律经根本律》；属性相同的典籍，如《量论七部》；纯属因明的典籍，如《正理论》；不属于二者的典籍，如医药论著。”[10]通过这种列举方法说明二者的相通性。这是克珠杰针对当时的达仓译师·希绕仁青和布敦·仁钦珠为代表的高僧提出的观点，代表了宗喀巴师徒三尊及其格鲁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之后的发展中，随着因明理论中有关对“量”和认识论的重视，各种阐释性、疏论类的量论著作逐渐问世。因这些著作涉及到诸多与藏传佛教教义相重合的内容，所以将藏传因明更名为藏传量论，并纳入到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学修科目当中，使这一传统沿续传承至今。当代一些研究藏传因明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的将因明视为藏传佛教的组成部分或分支内容去研究，有的则直接把因明称之为佛教认识论。如剧宗林的《藏传佛教因明发展史略》和多识的《开启量论（因明学）宝库之金钥匙——藏传佛教认识论》等著作，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对二者关系所持的学术观点。还有的学者经过分析论证，总结得出“藏传因明就是藏传量论”的结论。[11]汉传因明学者对二者关系的看法正好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因明中虽然有认识论的内容，也在探讨“量”的重要意义，但主要特点还是表现在推理规则和论证方式上。因此，把这些内容作为主要特点，将其发扬光大，才是因明作为逻辑学科的发展方向。他们对藏传因明佛教化或依附佛教发展的倾向发表了不同观点，提出了种种质疑。综合分析，藏传因明既包含逻辑，又具有认识论的属性。因明典籍中的《摄类学》《因理学》和《心明学》分别是辩论模式、逻辑理论和认识论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这一学科被称之为“藏传因明”时，主要侧重于推理规则和辩证方法等内容；称之为“藏传量论”时，则更多侧重于表达其中所蕴含的“七心识”和关于“正量”等认识论的成分。由此可见，藏传因明和藏传量论是“因明”这一同一体中发展衍生出来的两个面向：即以方法论见长的叫藏传因明，以认识论为核心的叫藏传量论，二者互为条件，共同构成了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逻辑学科体系。传统的观点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教法类史书《布敦教法史》、文化概论类《智者入门》，以及当代权威性辞典《藏汉大辞典》和《东嘎大辞典》，对以逻辑推论为主要特点的沿用了“丹测柔巴”（གཏན་་ཚཛིགས་རཡིག་པ་）（“居参柔巴”的另一称谓，即“因明”或“因学”）这一名称，以此表明其归属的学科依然为逻辑学，与内明分别属于逻辑学、宗教学两个学科范畴。在藏传佛教显宗“五部大论”和相关的学修科目中出现的“测玛柔巴”（ཚད་མ་རཡིག་པ་即“量学”），也是基于相同的考量，而单列其中，与中观、般若等论典区别开来，充分说明还是保留了它的逻辑特性。如果按一般的观点，即藏传因明是藏传量论的组成部分，藏传量论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内容或等同于藏传佛教，那么，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就会出现特色不明、边界不清、概念模糊等现象，在“大五明”和“五部大论”的内涵、外延及其关系等方面更会出现逻辑上的偏差。所以说，藏传因明和藏传佛教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各自的特色，二者在发展中形成的既相互融合，又保持各自特色的模式，成为藏族传统哲学中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一大亮点。

结语

以“体大思深”著称的因明学，在藏地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发展，成为集逻辑推理、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一体的藏传因明（量学）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代又一代因明大师经过翻译、注释、阐述、改造、整合后推陈出新的结果。藏传因明作为藏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庞大的文献体系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逻辑学思想，标志着藏民族追求思想智慧的开创精神。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到藏族学者对印度因明不断进行超越和突破的同时，重建了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藏传因明（量学）新体系，并衍生出两个面向：即以方法论见长的藏传因明和以认识论为核心的藏传量论。二者并行不悖、互为条件，共同构成藏传因明的全貌,为中国逻辑史、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文本资源。

参考文献： 

[1][2] 杨华群,译.雍增摄类学[G]//藏传因明学，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232.

[3] 嘉木样·协巴.因正理论妙言金链（藏文）[M].甘肃：拉卜楞寺木刻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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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康嘎·楚称格桑.印度因明发展源流（藏文）[M].成都：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3:201.

[9] 中根千枝.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10] 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色昭办公室.克珠杰文集（藏文）[M].2019:3.

作者简介：万果，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