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一只雪豹闯进了一户牧民的羊圈,咬死了9只“小牛犊子”一样的羯羊。牧民父子为此争执不下:大儿子金巴坚持等待赔偿,否则将打死“入侵者”,父亲却执意要将其放生。因热衷拍摄雪豹而被称作“雪豹喇嘛”的小儿子得知此事,通报新闻线索给在州电视台工作的同学,并带领记者一行前往报道,由此牵引出多方的意见角力。从信仰和法律角度出发,众人督促金巴释放雪豹,一场生存与规则、执念与放下的探讨由此展开。在遥远的、与现实互为镜像的过去,一只还未成年的雪豹跳进羊圈里,咬死3只羊后被抓获,遭到众人“围剿”之际被尚未出家的“雪豹喇嘛”放生;“雪豹喇嘛”出家后,在山里闭关修行,当他迷失在山林间将要死去,却遇到了当年放生的雪豹……前世与今生,梦境与现实,冲突与救赎,雪豹与人的相遇恍若隔世,渊源已久……

万玛才旦遗作《雪豹》:雪平等地落在众生肩头1.jpg电影《雪豹》海报

4月3日,万玛才旦导演遗作《雪豹》正式与观众见面。近日,在一场电影放映后,万玛才旦之子、《雪豹》执行导演久美成列和学者杨蕊以“电影和小说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为题展开对话,就《雪豹》和万玛才旦创作的诸多面向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万玛才旦遗作《雪豹》:雪平等地落在众生肩头2.jpg对谈现场(杜佳 摄)

用信仰的力量与世界对话

《雪豹》于2023年二三月份完成了制作剪辑,因此久美成列认为,它是一次完整体现导演意图的创作。与万玛才旦相识长达15年之久的杨蕊曾于2023年主持万玛才旦的个人影展,巧合的是,其中最后一场展映《气球》,便是在这次观看新片《雪豹》的场地放映。在她看来,《雪豹》在创作与剪辑风格等方面与万玛才旦此前的电影有着显著的不同,她认为这部电影“对藏族文化及藏地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万玛才旦最亲近的人,久美成列亲身参与到这部影片的制作之中,耳濡目染之下,他试图从信仰的层面理解这次创作较以往所呈现出的差异性。

观照万玛才旦导演作品,《塔洛》也好,《寻找智美更登》也好,亦或更为人熟知的《气球》,几乎都拥有开放式结局。也就是说,影片中人物的命运将走向何方,事件将以怎样的方式结局,一切都是未知数。《雪豹》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一反常态地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而这一切的缘起和落脚点都指向信仰的力量。久美成列相信,“如果仅仅将注意力放在具体事件上,也许很多问题在现实层面是无解的。于是父亲在《雪豹》中尝试用爱和慈悲心去面对不断升级的矛盾纠葛,借助信仰的力量完成了一次与世界的对话。”

万玛才旦遗作《雪豹》:雪平等地落在众生肩头3.jpg《雪豹》剧照

放弃预设,抵达更加真实和立体的表达

第一遍观看时由于头脑中充斥着一种预设性的想象,势必更关心故事的走向,关注点也更容易集中在“雪豹的行动是否有些过度拟人化,特效是否未能达到理想的标准”等方面,杨蕊坦言,对此她甚至曾在心中质疑,“为什么电影要花大篇幅拍摄那些看起来与主题无关的东西”,而这一次观看《雪豹》,第一次观影时被忽略的部分反而凸显出来,“长期处在工业电影的氛围里,对叙事的、特效的需求几乎变得单一,当再一次观看《雪豹》,身心沉浸在如同纪录片一样的细节和人物无比真实的反应中。此时此刻,对戏剧冲突和特效完成度的期待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你会发现导演无时不在消解中心化的叙事。他塑造了很多的人物,他们中的每一个都面临不同的个人欲望和内心的困顿,他们中的每一个对于事件都有着不同角度的关注,电影的表达因而变得鲜活而且生动。”

在久美成列看来,父亲选择这样一种去中心化的叙事策略符合一贯的创作思路,他认为影片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父亲带着饱满的情感,耐心地描绘了那些可能跟事件无关的细节,它们看起来似乎对事实的推进没有什么作用,但“人物就活生生地立在那里了,这让整个影像构造出的世界变得更加真实和立体。”

万玛才旦遗作《雪豹》:雪平等地落在众生肩头4.jpg《雪豹》剧照

对藏地生活的一次祛魅

在杨蕊的印象里,万玛才旦永远是态度平和的谦谦君子,因而,她对导演自身如何消化由文化差异产生的冲突与矛盾感到格外好奇。

《雪豹》剧本写于2020年,拍摄完成于2023年。故事的起点只是一则社会新闻——一只雪豹咬死了牧民的羊并在羊圈中睡着了。电影便基于这一新闻事实,围绕“雪豹咬死9只羯羊”的核心事件展开,牧民、喇嘛、记者、乡政府工作人员……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相继登场,使得这件事不仅是人类与野兽之间的冲突,更成为价值观、信仰、生活方式之间的复杂较量。

《雪豹》是万玛才旦的第8部藏地题材电影,与前一部《气球》“最为有情”(戴锦华语)的特质截然相反,电影纪录片式的叙述风格,让导演更好地“隐身”,用几乎可谓平淡的口吻将不同身份人物的立场逐一加以呈现,继而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追问。由父亲代表的老一辈牧民,以金巴为代表的新一辈牧民,怀抱信仰、与雪豹颇有渊源的喇嘛,代表媒体的州电视台记者、前来处理事件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又一个人物轮番登场,与矛盾的核心——雪豹产生了两个层面上的链接:一方面是超现实意义上的,这个部分延续了万玛才旦镜像式的、梦境般的诗意化表达;而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世界里的冲突。事实上,无论是诗意化的表达,还是纪实般的笔触,仍然共同引申出万玛才旦对藏地宗教文化和世俗生活的思考。记者扎登联系远在千里之外女友的微信视频电话,雪豹喇嘛用于拍摄的相机、红外监控,BBC拍摄的高清纪录片……种种我们在城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代化产物,无不共同指向一个事实,藏地生活不再是隔着面纱的、奇观般的存在,而是藏族民众经历的种种新鲜的日常。从对桃源乡的想象中醒来,藏地生活同样是二十一世纪现代生活的一个样本。正如万玛才旦所言,在现实生存当中,现代性始终是一种困扰、一种问题,是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面对的基本事实。

“传统信仰和当代社会之间的差异”无疑是万玛才旦藏地电影的重要母题,而在久美成列的成长经历当中,以雪豹为代表的事物不再附加有特别的宗教或文化意味,取而代之的是,“这个过去有着特殊意义的生灵,像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任何一种动物一样,富有灵性,与人类维持相互依存的关系。” 

万玛才旦遗作《雪豹》:雪平等地落在众生肩头5.jpg《雪豹》剧照

把故事讲下去

雪豹喇嘛因迷路而陷入绝境时,他对神迹般出现的雪豹说道:“我已经太累了,你可以将我吃掉,当作我对世间的最后一点施舍。”杨蕊看到这里不禁泪流满面,她感到,无论是具有灵性的雪豹,还是怀抱信仰的喇嘛,仿佛都是万玛才旦的化身,“作为一个创作者,一个作家,一个电影导演,万玛才旦由精神世界生发而来的对自然的礼赞和对万物的悲悯,在我看来是最动人的。”杨蕊解释,正因如此,她也对万玛与久美父子间在创作上的传承有所期待,格外关注。

同样在2023年,久美成列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和四个》上映,其坚硬而凛冽的风格与父亲的创作差异十分明显。谈到父子间的传承,久美成列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不会去拍自己不相信的东西”,“这其中包含表达对象的真实,以及细节的真实”,他进一步解释道。在父亲身上,久美成列看到的是对文学、电影、藏文化的深厚积淀,以及与生俱来的慈悲之心,而受到成长经历的影响,曾经的久美成列感到与故乡“隔了一层”而缺少应有的归属感,但当真正亲身“回到那个地方,发生与经历了一些事情,执念逐渐被消解了”,这种精神上的还乡,强大了他的内心,同时也促使他更加忠实于自己,在创作上愈加“不设限”。

电影结尾,在一场幕天席地的大雪中,众人目送重获自由的雪豹消失在雪山深处。“这是我们一直等待的一场雪,就在累到几乎要拍不下去的最后一刻,它悄无声息地来了……”静静听完久美成列关于雪的回忆,杨蕊说,电影因为这场雪而完满,而尊重、平等、温柔、慈悲——是万玛才旦导演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他的故事也将因此而继续。(原标题:雪平等地落在众生肩头——万玛才旦导演遗作《雪豹》映后谈)万玛才旦遗作《雪豹》:雪平等地落在众生肩头6.jpg

杜佳,中国作家网编辑、记者,主持专栏《有态度》。主要撰写有《恋人是一枚不可理喻的反逻辑晶体》《追慕不如燃烧》《愿在书籍与艺术之美的片刻愉悦中,度日如年》《鼹书:艺术,一件与书共存的事》《我找寻的,是即使无人在意依然会做的事》等。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文学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