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是中国乃至亚洲气候变化的启动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水源涵养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世界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
“三江源被誉为中华水塔、江河之源，黄河总水量的49.2%、长江总水量的25%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源于此。”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诺尔德说。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乱采金矿、滥挖药材等不合理行为的共同作用下，三江源地区的冰川、雪山开始逐年萎缩，众多江河、湖泊和湿地缩小、干涸、沙化、水土流失的面积不断扩大，荒漠化和草地退化问题日益突出，中华水塔面临严重的生态之忧。
日前，通过初审评定的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项目表明，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长江源区冰川总面积目前为1051平方公里，比《长江源志》记载的1247平方公里减少了196平方公里，冰川年消融量达9.89亿立方米。冰川大规模消融退缩的速度，已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
生态之忧带来了现实的威胁。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州长王玉虎说，多年来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源头来水不断减少，源头数次断流，不仅严重影响到农牧民群众的生存发展，而且直接威胁到三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水安全和生态环境。
素有“千湖之县”美誉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三江源生态恶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4000多个湖泊中曾经有90%干涸。经过几年的生态治理，这个县的湖泊大都得到恢复，又开始呈现出湖泊星罗棋布、湖水涟漪的千湖美景。
“我们取消了对三江源地区GDP的考核，同时在三江源地区，已经停止砂金的开采，在较大范围内实施了禁牧，同时开展人工降雨，三江源的生态治理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青海省省长宋秀岩说。
2003年1月，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涉及青海省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16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面积占三江源地区总面积的42%。
宋秀岩说，2005年国家批复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投资额达75亿元。这几年在三江源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认真实施国家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项目，近年来已经投资接近10亿元来开展退牧还草、退耕还林、鼠害治理、生态移民、黑土滩的治理等生态保护项目。
“经过近几年的治理，区域内植被有所恢复，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等方面有了一定改善，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转变。”诺尔德说，果洛州目前已治理黑土滩面积5.4万亩，安置生态移民2707户，完成禁牧面积3192.85万亩，减畜169.93万只羊单位。
同处三江源保护区的玉树州完成生态移民6826户，减畜190.25万只羊单位，禁牧3759.94万亩。“通过保护和建设，三江源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保护与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王玉虎说。
2006年至2007年监测数据显示，三江源出境水量有所增加，从412.70亿立方米增加到492.76亿立方米。草地生产力也有所恢复，沙障方格的设置有效控制了沙粒的移动，逢大风天气，治沙区不再黄沙弥漫，对公路的危害明显减轻。
作为中国生态系统最脆弱和原始地区之一，三江源自身调节能力弱，一旦地表植物被破坏，自然恢复周期较长，而人工恢复则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同时，三江源的生态恶化与区域性贫困交织并行。该地区的16个县中，有7个国家级贫困县、7个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当地农牧民总人数的63%，是青海省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艰巨的地区。
诺尔德和一些来自青海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目的是要实现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利”相协调，既要保护好环境，又要帮助当地群众加快发展。
“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日渐突出，生态环境建设急需巨大资金支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可以缓解资金紧缺问题，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三江源生态效益使用不合理现象，保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性。”诺尔德说。
生态补偿在国际上并不鲜见，流经欧洲多国的多瑙河，就建立了下游补偿上游的机制。北京和河北等地在水源地保护方面，也已经作出了一些生态补偿的有益探索。有专家指出，建立更加广泛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大势所趋。
“日前，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三江源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已编制就绪，将成为未来三江源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王玉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