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1235-1280年)，原名玛迪·都斡咱，“八思巴”是人们对他的尊称，藏语意为“圣者”或“无上之人”。八思巴出身于西藏萨迦派世家，既是西藏地方最高的政治领袖——萨迦法王，又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国师”，并总管汉、蒙古、西藏地区的佛教事务。作为13世纪中叶的藏族杰出人物，八思巴为促进多民族国家实现统一以及加强汉、蒙古、藏等民族的宗教、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八思巴的历史评价往往局限于宗教方面，元朝历代帝王对八思巴的崇敬和敬仰，也更多是从藏传佛教帝师的角度，而忽略了他在社会实践上的积极贡献。

　　促进国家统一，西藏归属于祖国

　　1206年，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建立了强大的蒙古汗国。此后，成吉思汗先后灭了西夏、金国，并征服中亚和欧洲东北部地区，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及中国北部地区的蒙古大帝国。

　　那么，这时期的西藏地方政权又是处在什么状况呢?公元7世纪初唐时，正是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但是到了公元842年的唐中叶，吐蕃赞普朗达魔王被刺杀，西藏的统一政权开始瓦解，西藏逐步陷入长期的政治分裂和各部落间的军事混战中。各部落的王公贵族、诸寨酋帅们为各自的家族利益，“迭相雄长，不存王臣之分”，互相斗争。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百年之久，直至蒙古勃兴时仍未间歇。同时，由于佛教的广泛传布和深入人心，各教派也纷纷各树旗帜，自成一体。世俗利益结合神权斗争所导致的混乱局面成为这一时期西藏历史的主要内容，西藏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就在这关键时刻，蒙古铁骑深入到西部地区，打破了西藏、蒙古间长期阻隔的状况。当时，摆在西藏贵族及教派领袖面前有两条路:其一，如果继续搞内部斗争而不去抵抗蒙古势力，那么各个相互割据的弱小力量势必在蒙古铁骑之下全部灭亡;其二，如果向蒙古统治者求和，就要表示臣服，献上贡赋，以避免战争的摧残。

　　正当西藏地方的贵族和各教派领袖间争论不休、举旗不定之时，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萨班)离开西藏，赶赴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阔端亲王(阔端为蒙古汗王窝阔台的皇子)。阔端受命征讨和管理西北及甘肃青海一带，召请萨班是奉旨行事。萨班赴凉州，表明西藏各教派确立了在成吉思汗时代归顺和加入蒙古联盟的基本态度。但是，西藏归属于祖国统一体及汉、蒙古、藏地区间联系的加强还得从八思巴继任萨迦法王之后说起。

　　八思巴幼年时就聪明颖悟，博学无厌。据《元史释志传》记载，八思巴7岁就能“诵经数十万言，能沟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另据《帝师殿碑》记载，八思巴“长而学富五明，故又称班弥怛(即班第达，译意为博学者)”。据王磐的《八思巴行状》记载，他“过目成诵……辩博纵横，犹不自足，复遍咨名宿，钩玄索隐，尽通三藏”。因八思巴知识渊博、生活阅历丰富以及通晓“诸蕃”语言，他后来还创制了蒙古新字。

　　1251年，萨班圆寂。作为萨班事业的继承者，第五世萨迦法王八思巴奉教驰驿去谒见忽必烈于“潜邸”。

　　其实，八思巴与蒙古王廷的联系并非始于这一年。早在萨班赴凉州前，八思巴就奉萨班之命与他的弟弟及随从来到阔端的帐下。八思巴知识渊博、善于谈论，很快便得到了阔端的赏识和重视。八思巴在汉地与蒙古贵族的接触中，增进了对汉蒙地区的了解。他日益感到归服于蒙古对于增强汉蒙藏的联系、维护各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具有重大意义。

　　1251年八思巴与忽必烈的谒见，应该说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性会见。据《元史释老传》记载:“世祖与语大悦，日见亲礼。”据王磐的《八思巴行状》载:“世祖龙德渊潜，师知真命有归，驰驿径诣王府。世祖……特加尊礼。”另据《续藏史鉴》记载，八思巴“奉召入京，金银玉帛，锦绮珍宝，莫不优赐有加”。这些记载都透露出这次会见在政治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正因为这次的会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近代藏族艺术家在后藏日喀则班禅“德庆颇章“(即极乐宫)绘有八思巴朝觐忽必烈的巨幅壁画，以此作为汉、蒙古、藏各族“混同一体“的历史纪念。

　　八思巴对西藏归附于元做了大量工作。为加强与元朝的联系，他先后3次前往大都(北京)朝见忽必烈，商议处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宜。由于八思巴的不懈努力，元王朝对西藏地方实行了有效管理，汉藏的统一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由此之故，忽必烈即位之后，封八思巴为“大元国师”，并赐予他“宣文”、“辅治”、“至德”、“佑国”等封号，以表彰八思巴对西藏统一于元的功绩。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又把西藏腹地的13万户划归给八思巴作为领地，封他为“大宝法王”，使他拥有掌管西藏全境的政教之权。忽必烈还特设总制院以管理西藏及蒙汉地区的佛教，其“设官分职”则“领之于帝师”。凡总制院的属官，八思巴可以直接推举，再由元王朝颁发印信、宣敕和金银牌符作为凭信。这些都反映出八思巴对促进西藏地方归附于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八思巴从大都回到西藏，并于次年召集康藏的名僧大德和世俗人士1万多人，在后藏的弥仁摩寺举行了大法会。八思巴讲演佛法，向西藏的广大僧俗及上层贵族宣扬了西藏地方归附于元朝，以及汉、蒙古、藏各族和睦相处的必要性，并在会上严厉指斥了地方分裂分子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这次法会的规模为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其表明八思巴在西藏地区所拥有的巨大号召力。此次以后，汉、蒙古、藏之间的民族隔阂大为减少，各族之间的团结得到增强，西藏地方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丰富中华文化，促进汉蒙藏文化交流

　　坚持进步，反对落后，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这是八思巴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此外，八思巴在推动汉、蒙古、藏各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促进西藏地区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八思巴与元朝政府建立起直接政治联系之后，西藏地区长期闭塞的落后状况被迅速打破，汉藏两族间的传统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全面展开，密切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盛唐时期。

　　事实证明，在八思巴主持总制院(后改称为宣政院)期间，西藏地区建立了行政区划，进行了人口调查，确定了赋役负担，西藏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和经济都有较大程度的发展。

　　八思巴在传播藏文化艺术和藏医药学等方面也起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忽必烈时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尊八思巴为帝师。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八思巴把大量的梵经介绍给元朝。在元朝政府的机构里还设有专门翻译梵经的局所，八思巴及其弟子们亲自参加翻译工作。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所译出的戒本已达500部之多，八思巴对丰富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藏医学和文化艺术也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而传入内地。藏传佛教的大师大都通晓藏医学，八思巴和他的伯父萨班乃至他的祖辈都精通藏医术。据《蒙古源流》卷四所载，萨班入凉时，曾以高超的医术给阔端治疗过“多人诊视，不能痊愈”的疾病。八思巴得其伯父的密传和指授，亦精于此道。八思巴在元大都时，曾多次给蒙古诸王妃、公主治疗过各种疾病。由此，通过他们把藏医学介绍到汉蒙地区，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

　　当然，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也影响着西藏地区。例如内地的雕版印刷术就经八思巴弟子之手流传到了西藏地区，促进了西藏地区文化的发展。这些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影响，都与八思巴的社会活动分不开。

　　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还特别表现在他所创制的“蒙古新字”上，它对于启迪蒙古人民的文化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13世纪初，蒙古族没有正规的蒙古文字，他们多以刻木为契代替文字传达军令。成吉思汗征服各部落之后，就命其掌印官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以便书写上传下达。但塔塔统阿所创的蒙古文字，并不能适应蒙古社会飞速发展的需求。在这种“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的形式下，八思巴接受了忽必烈的提议，担当起创制“蒙古新文字”的重任。

　　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完成了创制“蒙古新字”。根据史料记载及现存的实物，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文字系以吐蕃字母为基础的方体字，共计41个字母、1000多字。因为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与塔塔统阿创制的旧字有所不同，所以忽必烈在诏书文中称它为“蒙古新字”。由于新字系八思巴所创，故后人亦称为八思巴字。至元六年二月，忽必烈正式下诏颁“蒙古新字”于全国，其诏文道:“朕惟字以书言……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忽必烈为酬答八思巴创制新字，封八思巴为“赐大宝法王”。至八思巴圆寂之后，又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此后，元政府下诏两部及各郡县普遍建立八思巴庙堂进行祭祀。诏文规定:“其(殿)制视孔子庙有加，并命释法洪撰《帝师殿碑》、翰林学士赵猛頫书丹。参议中书省事元明善篆额。”泰定元年(1324年)，又绘帝师八思巴像11幅，颁赐各行省为之塑像祭祀，以表示对八思巴的怀念与追思。

　　忽必烈把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定为国书，并特颁诏文规定，用它来释写一切文字。还下诏诸路建立蒙古字学，路设“蒙古字学教授”。至元八年(1271年)，已选蒙汉贵族子弟要学习蒙古新字，可见元朝政府推行新字的认真态度及热情之高。从此，蒙古新字遂成为蒙族宗教僧俗及官僚子弟习用的通行于全国的文字。

　　扎西伦布寺清代壁画，描写元代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召请八思巴至军中，并奉其为上师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