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3岁,生于1937年元月。我从小受到了比较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的藏文、天文历算造诣很深,这对我以后从事西藏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幸的是,父亲在我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
从8岁开始,我去读私塾,接受旧式传统教育,14岁那年拜克珠活佛为师,学藏文文法。16岁的时候,我又到门孜康(藏医院)学正字法,后来读天文历算,学藏医,曾读到《四部医典》。那时候学习很用功,“学校”的要求也比较严,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共有60多人,进行集体考试,如果能把书背完,就给全体学生供酥油茶。1955年,我到西藏军区办的干部学校工作。
1956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一年,我先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当招待员,接待过陈毅副总理,后到团工委秘书处,参加了西藏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内地参观,然后就留在北京中央团校学习。
从1958年开始,我在陕西咸阳西藏团校任教。1958年在西藏公学任教、编教材,直到1963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对西藏的教育有了较多的了解。
1963年,我从内地回到西藏,在档案局工作,接触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文革”的动荡时期,不论是工作岗位的调换,还是生活环境的改变,我一直坚持读书学习,积累资料,研究西藏历史。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研究工作也更加稳定和顺利。1978年,我担任了西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研究室主任,着重研究格萨尔说唱艺术和德格印经院,以后又担任了西藏大学宣传部长并兼任马列教研室主任,开始参与编写《西藏自治区概况》一书。这本书在1981年12月出版,这为今后的研究和创作积累了经验。1985年,我用藏文写作的《西藏历史明镜》一书正式出版,先后被六七所大学选作正式教材。
1985年,我被调任西藏自治区编译局副局长,1986年又任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了许多爱国人士,我利用这个好条件,积累素材,思考问题,先后编写了《西藏历史大事年表》(1987年出版,重版5次)、《“热达事件”及其性质》(1991年出版),翻译了《唐诗三百首》(把汉文译成藏文)。1990年,我编写了《西藏通史》(汉文)近代部分,本书获中国国家图书奖。
长期的文教工作经历,使我在西藏社会科学界有一些知名度。1992年,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我深知自己缺乏领导管理经验,一边学习一边展开工作,这一时期的创作较少。
从1997年开始,我对苯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苯教是藏族的本土宗教,也称苯波教,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在古象雄王子辛饶米保时期形成自己的系统理论和具体的仪轨。在纪元前后,苯教东传到吐蕃中部的主要地区,开始了在吐蕃长达2000年的历史。
佛教传入西藏后,苯教接连受到迫害和挤压,影响力逐渐减弱,就连对苯教的研究,也遭到轻视或排挤。我认为,学术上不应有教派之见,我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苯教徒,而是一名学者。研究西藏的历史和文化,不研究苯教是不行的。
从现有的资料看,苯教在西藏大约有4500多年的历史,研究苯教,也就是研究西藏的历史。长期以来受“佛苯之争”的影响,佛教昌盛,苯教受到压制,讲苯教的人只有少数佛教高僧,苯教留传下来的东西也很少。我注意到,国内特别是西藏对苯教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实际上作为本土宗教,苯教产生于西藏的上古时代,反映了那个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一些记录也很实在。研究苯教,可以更好地研究扑朔迷离的西藏早期历史,对揭开象雄、古格之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些苯教经典在记述早期历史时说,苯教的创始人是敦巴辛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也对苯教产生了影响。当时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位大学者叫“李当芒布”,据传说这个人就是孔子,是当时九大学者之一,这种说法目前还无法证实,但在苯教典籍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早期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接触和来往的记述,这对研究藏汉交往史有着重要意义。我们通常都认为,藏汉族之间的大规模交流是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的,而根据苯教经典的记载,藏汉交往史至少要提前1000多年。
1998年,我和助手才旦加布在西藏有苯教寺庙的大部分地区跑了一圈,经过调查发现,现在的苯教寺庙大约有92座,其中昌都有54座,以丁青县最多,那曲有28座,日喀则6座,林芝2座,阿里和拉萨各有1座。据统计,西藏现有苯教僧人3291人,活佛93人,信教群众约13万多人。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和录象资料,准备对全区的苯教寺庙、苯教历史源流和发展作进一步仔细研究,编写《苯教寺庙志》和《苯教发展史》等书籍。
这一年的7月,国际藏学会第八届会议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举行,我应邀出席并提交了《“苯”字的含义》的论文。我还代表中国担任了国际藏学会常务理事。
1999年8月开始,我精心写作了苯教研究的文章,到日本参加国际苯教研讨会,并和世界各国的苯教研究者探讨交流。
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和评价,我荣幸地被授予“国家级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还被聘任为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研究员,国内外称我是藏学家,我知道自己的工作实绩离藏学家的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屈指算来,我已累计创作了约80多万字的藏汉文著述,这对我个人来说是值得自豪的。作为西藏的一名社科工作者,我一直是努力工作的,我也真诚地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做更多的事情,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为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资料:雪之子 来源:藏人文化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