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摄影家谈西藏摄影 —— 旺久多吉

摄影展览厅里，成群结队的观众围着一幅幅精美的图片赞赏不绝；布达拉宫前，穿着艳丽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对着镜头展开了笑靥……但是，亲爱的朋友啊，你可知道吗？摄影这门艺术最初传到高原的时候却像瘟神一样被人诅咒和厌恶，经历了十分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才在西藏扎下根来的。

由于交通闭塞和宗教迷信思想的束缚，西藏长期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当电灯、汽车、照相这些新鲜玩意儿在西方已经普遍推行的时候，西藏高原尚毫无所闻；偶而有人提及在国外的科学见闻，也往往被视为是"森布"(鬼怪)作法，不免令人毛骨悚然。我在国外看到过几张一九○四年英军入侵西藏的照片，大概是高原最早的摄影活动了。不过当时西藏人还没有想到世界上有照相机这种"怪物"，侵略者偷偷按几下快门就溜了，没有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又过了七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一些西方探险家趁机陆续进入西藏，人们才开始相信照相机确实存在的，探险家们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极力拉拢政教上层人物，而拍摄肖像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不过，社会上都认为照相会挖去人的魂魄；无法再生人世；摄影师要把照片拿到国外去施放咒术，使被摄影的人死亡或者遭灾，除个别胆子很大的"亡命徒"外，大多数上层人士仍然不敢领受外国人的"盛情"。

一九一二年，一个欧洲人提出要给我的父亲德木活佛拍摄一张肖像。德木·丹增加措是有名的丁吉林寺的呼图克吐，十三世达赖的表弟，在政教界享有显赫的地位，自然成为外国人极力讨好的对象。当时，我父亲年仅十二岁，虽说被奉为尊神，但用现在的话来说，到底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娃娃，没有那么多顾忌，出于好奇，就欣然应允了，拍照那天，从殿堂到大门都铺上了华丽的地毯，父亲穿上了呼图克吐的全套服装，庄重地坐在太师椅上，等着享受那当时一般人都无权享受的荣光。大概是胶片感光速度太 慢，殿内光线也不大好，欧洲人架好相机以后，要求侍从喇嘛用绳子把我父亲捆绑在太师椅上，以免他在照相时晃动头手。在那个社会里，对活佛只有顶礼膜拜，谁个敢把他捆绑起来呢?个个都吓呆了。欧洲人怎么解释也白搭。管家认为他有意亵渎尊神，是大逆不道，当场一顿臭骂，把欧洲人撵出了寺庙。--几十年以后，我父亲提起往事，还感到滑稽可笑。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当时忍耐一下，倒可留下一张难得的儿童时代的小照哩!"

没想到十几年以后，我父亲，这位当年纵容管家撵走摄影师的活佛，自己竟对照相爱得入迷，成为西藏的第一代摄影师。一九一三年初，我父亲因为倾向祖国，曾资助清军入藏，被分裂势力没收家财，解散寺庙。但是，因为与十三世达赖有亲戚关系，仍然过着较优裕的生活。只不过脱离政界，在拉萨西北的巴日库一个山洞里习经修行。出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会照相的尼泊尔商人。这个商人的名字，我已经忘却了。父亲曾讲起他的故事，因为很有趣，至今还记忆犹新。二十年代初叶，尼泊尔商人带着一套照相器材来拉萨开设照相馆，由于市民怕被摄走魂魄，价格又极昂贵，生意十分冷落。不久，他就病了，病到无可救病。按照他故乡的习俗，死者的最后一口气是不能断在家里的。眼看命在瞬息，家人连夜雇人用木板车把他抬进了天葬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不料山上清晨的凉风一吹，这位商人竟苏醒过来。他四面一看，方知是天葬场，既伤心又害怕，不等天葬师的斧头向他砍来，立即顺着山脚向巴日库方向逃命，在那里遇见了正在山洞修行的德木活佛。已经送进天葬场的人，自然没有人乐意与他居住，回拉萨是不可能的了。很同情他的遭遇，就留他在山洞与自己同住，还通知尼泊尔商人的妻子--一个藏族女人悄悄送来他的全套摄影器材。德木活佛就这样，在静寂的山洞里，向一位"死人"学会了被宗教称为"妖法"的全套摄影技术。三年以后，这位尼泊尔人真的死了。临终前，他恳请父亲为他念超度经，作为酬劳的就是那台照相机。

我小时还见过这台照相机，是木片镶成的。体积很大，约有半公尺长。镜头由三块镜片组成，快门只有两个档，即B门和十五分之一秒。镜头和机身用皮腔连接，后面有一组硬片盒，可以安放十五厘米见方的玻璃感光片。每拍一张，就要换一次感光片。搬动和使用都很不方便。出山以后，父亲就是背着这台笨重的照相机开展了西藏最早的摄影活动，拍下了大昭寺传召、寺庙跳神、群众歌舞、人物头像等许多二十年代极其珍贵的画面。

当时，摄影的阻力很大，就是像我父亲这样在社会上颇有威望，后台很硬的人，也难免遭到非议。有一次拉萨传召，父亲背着相机去拍摄辩经老格西的场面。被几个"格约"(铁棒喇嘛的助手)看见了，怀疑他是外教的走卒，是来施放妖术的，提着棍子要来揍他。父亲无法申辩，只好抱着相机逃跑。几个"格约"也穷追不舍，一直相跟到家里，才知道这位冒失鬼就是鼎鼎大名的德木活佛，方免掉一场棍棒之灾。

那时西藏还没有电灯，涉印照片只好求助于太阳公公了，其次就是汽灯和手电筒。我还记得父亲早期使用过的暗房的模样，是一间南向的屋子，窗户除一块透明玻璃外，都涂有红、蓝、黄等颜色。上面蒙一块厚厚的帘布，开着几个可以关合的小孔，需要感光时就打开透明玻璃上的小孔，显影时则打开红玻璃上的小孔。晚上工作时，在桌上放一盏汽灯，外面罩一个铁筒，也开着两个小洞，其中一边嵌上红色玻璃，分别做感光和显影的光源。汽灯光线极不稳定，忽闪忽闪的，为了洗印几张照片，常常要忙腾通宵。至于放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三十年代中叶，父亲还俗成家以后，托人从印度买回一部小型的英制"卡尔宾"(caybin)相机。铜木结构，直视取景，目测距离，装117胶卷，拍八张。虽然比现代相机落后得远，但毕竟便于携带，速度可快到二百五十分之一秒，比那台半公尺长的木头相机灵便得多。他背着卡尔宾相机走访了前藏、后藏许多地方，是当时西藏颇为神气的摄影师了。虽然宗教迷信的阻力还有，却已经形成不了气候。一些达官贵人、亲朋好友也纷纷请父亲去给他们拍照。"文化大革命"前，家里还存放着很多三十年代拍摄的人物肖像。大概是拍照机会还不多的原因吧，他们大都打扮得雍容华贵，或坐或立，摆出一副严肃得近乎痴呆的架势。今天看来，实在缺少生活的情趣。

四十年代，一些到内地和印度学习的贵族子弟，带回来一些较新式的摄影器材，上层喇嘛也以能玩弄相机为荣事。但多是拍摄私人的生活小照，还有摄取低级庸俗镜头的。认真拍摄新闻和艺术照片的十分罕见。八角街出现了两个照相馆，拍一张人像要取好几块大洋，广大农牧民生活贫困，很少有去照相馆光顾的。

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西藏摄影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摄影工作者深入生活，拍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性画面、自然风光和群众生活镜头。拉萨举办过几次小型摄影展览，父亲每次参观回来，都连连称赞这些艺术照片在构图、用光和影调方面的可喜成就，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他很想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文艺方向，在晚年为人民拍一些有益的高水平的照片，终因年事过高，未能如愿，憾恨终生。看到今天西藏摄影艺术的兴旺发达，如果父亲有知，也会欣喜不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