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化雨催桃李 ——记华侃教授

提到藏族现代高等教育，人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地地道道的江南学者的名字华侃。他四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藏族现代高等教育事业。

一

1934年，华侃出生在无锡郊外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他16岁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犹如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冉冉升起在世界的东方。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由于自幼受东方传统文化的熏陶，他选择印度文化为学习的主攻方向。就在这时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部分专业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于是，他进入该校语言文学系学习安多藏语。
从自己所喜爱和熟悉的领域步入另一完全陌生的领域，意味着一切要重新开始，要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累。他服从组织决定，全身心地投入新专业学习中。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专业调整，开始了他人生道路的新起点。在著名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傅懋勋及藏学家旦巴嘉措、于道泉等人的悉心指导下，他不断克服重重困难，很快由学习藏语基础字、发音等基础知识，转入正式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神秘的雪域藏族文化，卷帙浩繁的藏族文史典籍，如磁石般深深地吸引了他。在惊叹这个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的同时，他也被这鲜为人知的民族文化瑰宝所折服。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学习藏语言的大学生之一的他，切实感到了命运赋予他的重任和殷切期望。
"语言这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学好的，非要下苦功夫不可。"图书馆留下了他挑灯夜读的身影，通向导师宿舍的小路烙下了他来去匆匆的脚步。有时为了弄懂一句话，一个词，他勤问老师，勤查相关的资料。他为学业上取得的成绩而高兴过，也为遇到的困难黯然伤心过，但这一切都无法磨蚀他对藏文化由衷的热爱之情。转眼间，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在即将离开母校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无尽的依恋。在这里，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慈父般的恩师、亲同手足的学友，给他今后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955年，一支首都青年大学生组成的藏语实习队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华侃作为实习学生，第一次踏上了西北的土地。滔滔东逝的黄河，巍巍的龙尾山，极具民族特色的校园，一股莫名的亲切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在刚踏入民院的大门时，他就隐隐感到，此生与西北民院有不解之缘。
学院领导接见了实习师生，并多次进行座谈。在西北民院听课两月后，为了更好地学习藏语，他们又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农牧区实习。
解放不久的夏河县，交通信息极为不便，再加上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的造谣破坏，当地部分群众对这群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存有戒心，影响了学习活动的正常开展。实习队将这一情况反映到夏河县委和县政府后，得到了自治州、夏河县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州长黄正清在他私人宅邸款待实习队师生，鼓励他们学习好藏语，更好地为藏族人民服务。通过大量的工作，藏族群众开始主动向他们打招呼，给他们送来牛奶、酥油、糌粑等，并热情地欢迎实习学生分别住进了他们家里，和他们同住、同吃、同劳动，在日常的劳动生活中向群众学习生动的语言，记录和搜集各种民情风俗和民间文学材料。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提高了驾驭藏语的能力。
毕业后，他参加了由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全国民族语言调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翻乌峭岭、渡黄河，风餐露宿，足迹遍布青海东部的藏族居住区域和华锐藏区，行程数千里。他虚心向当地群众求教，严格执行调查计划的要求，白天记录语言材料，晚上在宿营地连夜整理材料，为后来进行藏语言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1957年，他毅然放弃留京工作的机会，要求到西北民院任教。刚从学校毕业走上讲台，他深知自己所学的知识还很肤浅，上课之余，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当时大学本科的藏语教学刚刚起步，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缺少教材，招收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讲义，他同教研组的老师共同切磋，常常要忙到半夜，有时甚至到天亮。在教学中，他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传统的藏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结合，努力培养学生运用能力，注意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学生。
1966年，西北民院被迫停办，许多知名教授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一时期，对华侃来说还是相对平静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西北民院停办后，他随同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到甘南州，一度在行政单位上搞翻译工作，后又调到州师范执教。他深信，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是党和政府重视的，也是藏族人民所迫切期望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在那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动乱年代，他没有放弃自己所挚爱的藏语言研究工作。在甘南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他冒着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危险，利用工作之余，多方面接触藏族农牧民群众，搜集文史资料，系统地了解各地藏语方言的特点、规律，探讨其演变轨迹。
1973年，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呼吁下，西北民院复办了。华侃即被调往西北民院继续从事藏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
返校后，他立即紧张地投入教材编写工作。他先后讲授《藏语讲读》、《藏语会话》、《现代藏语文选》、《吐蕃文献选读》、《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他注重研究现代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着重动态中的藏语研究，从不同的时空条件对语言的结构进行描述和比较，在《民族语文》、《西藏研究》、《中国藏学》等十余种刊物上发表近四十篇颇有影响的藏汉文论文，参加了王沂暖教授主编的《藏汉佛学词典》的编写工作。1993年，他和龙博甲合编出版了《安多藏语口语词典》，该书收词汇及常用短语约一万一千条，并以夏河语音标注国际音标，深受国内外藏语学习和研究者的喜爱和好评。此书获1995年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他结合自己多年教学研究的经验，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编译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藏文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他还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甘肃省社会科学概论》、《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等书的撰稿。
华侃教授现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敦煌吐鲁蕃学会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年过花甲的他，至今仍辛勤工作在教学与研究第一线，并继续指导硕士研究生。
他的辛勤努力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1989年，他被评为首批"全国优秀教师"；1993年，由于他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特殊贡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他光荣出席甘肃省第四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并受到嘉奖。

三

昔日的翩翩少年已双鬓染霜。然而，华侃教授仍在大西北为民族事业默默地奉献着。他带出的学生遍布藏区各行各业，从政的、从教的，应有尽有，他们为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笔者问及华侃教授教学四十多年有何感想时，他平静地说："没什么特别的，一切都很平常，吃了饭就要工作。"四十多年，对历史长河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人的一生，四十多年怎是一句话能够概括得了的呢?华侃教授这朴实无华的言语后隐藏的无数辛酸和坎坷，有谁能理解呢?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
回首往事，作为人子、人夫和人父的华侃教授，有许多的感慨。这么多年里，他和家人分居两地，只有在假期才匆匆赶回江苏老家尽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谁没有家？谁不想家？也有人曾劝他调到南方去，他明白沿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西北优越。但是，他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事业在西北，追求的事业之根在雪域藏区。他的心已完全与大西北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当年选择西北时，他就从未想过将来会离开西北。"是党和人民培育了我，我就应该为民族的进步尽一点微薄之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已过退休年龄的华侃教授，除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外，仍孜孜不倦地为研究生上课，抽出时间编写《藏语成语词典》。他信心十足地说："如果身体允许，我将继续从事我未完的教学与研究事业。"

二

1957年，他毅然放弃留京工作的机会，要求到西北民院任教。刚从学校毕业走上讲台，他深知自己所学的知识还很肤浅，上课之余，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当时大学本科的藏语教学刚刚起步，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缺少教材，招收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讲义，他同教研组的老师共同切磋，常常要忙到半夜，有时甚至到天亮。在教学中，他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传统的藏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结合，努力培养学生运用能力，注意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学生。
1966年，西北民院被迫停办，许多知名教授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一时期，对华侃来说还是相对平静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西北民院停办后，他随同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到甘南州，一度在行政单位上搞翻译工作，后又调到州师范执教。他深信，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是党和政府重视的，也是藏族人民所迫切期望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在那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动乱年代，他没有放弃自己所挚爱的藏语言研究工作。在甘南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他冒着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危险，利用工作之余，多方面接触藏族农牧民群众，搜集文史资料，系统地了解各地藏语方言的特点、规律，探讨其演变轨迹。
1973年，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界人士的多方呼吁下，西北民院复办了。华侃即被调往西北民院继续从事藏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
返校后，他立即紧张地投入教材编写工作。他先后讲授《藏语讲读》、《藏语会话》、《现代藏语文选》、《吐蕃文献选读》、《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他注重研究现代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着重动态中的藏语研究，从不同的时空条件对语言的结构进行描述和比较，在《民族语文》、《西藏研究》、《中国藏学》等十余种刊物上发表近四十篇颇有影响的藏汉文论文，参加了王沂暖教授主编的《藏汉佛学词典》的编写工作。1993年，他和龙博甲合编出版了《安多藏语口语词典》，该书收词汇及常用短语约一万一千条，并以夏河语音标注国际音标，深受国内外藏语学习和研究者的喜爱和好评。此书获1995年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他结合自己多年教学研究的经验，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编译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藏文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他还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甘肃省社会科学概论》、《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等书的撰稿。
华侃教授现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敦煌吐鲁蕃学会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年过花甲的他，至今仍辛勤工作在教学与研究第一线，并继续指导硕士研究生。
他的辛勤努力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1989年，他被评为首批"全国优秀教师"；1993年，由于他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特殊贡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他光荣出席甘肃省第四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并受到嘉奖。

三

昔日的翩翩少年已双鬓染霜。然而，华侃教授仍在大西北为民族事业默默地奉献着。他带出的学生遍布藏区各行各业，从政的、从教的，应有尽有，他们为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笔者问及华侃教授教学四十多年有何感想时，他平静地说："没什么特别的，一切都很平常，吃了饭就要工作。"四十多年，对历史长河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人的一生，四十多年怎是一句话能够概括得了的呢?华侃教授这朴实无华的言语后隐藏的无数辛酸和坎坷，有谁能理解呢?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
回首往事，作为人子、人夫和人父的华侃教授，有许多的感慨。这么多年里，他和家人分居两地，只有在假期才匆匆赶回江苏老家尽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谁没有家？谁不想家？也有人曾劝他调到南方去，他明白沿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西北优越。但是，他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事业在西北，追求的事业之根在雪域藏区。他的心已完全与大西北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当年选择西北时，他就从未想过将来会离开西北。"是党和人民培育了我，我就应该为民族的进步尽一点微薄之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已过退休年龄的华侃教授，除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外，仍孜孜不倦地为研究生上课，抽出时间编写《藏语成语词典》。他信心十足地说："如果身体允许，我将继续从事我未完的教学与研究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