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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话题”是《时代文学》杂志2021年开设的新栏目,每期选择一个文学界正在热议,或具有前沿性、能引起普遍关注的话题,邀请国内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作家、评论家参与讨论。中国作家网将在理论评论—争鸣栏目持续推出系列文章。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鼓励和引导广大作家评论家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根脉,探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共性,研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如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独特作用,本期“锐话题”,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评论家黄国辉将和几位“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顾广梅、铁军、白晓霞、吴正锋、欧造杰、乌兰其木格、朱旭,以及西藏大学教授普布昌居,西藏民族大学教授徐琴、魏春春一起,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使命”这个话题。


        黄国辉:今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纵观历史与现实,共同体意识一直深深地灌注于各个民族的发展脉络之中。而我们之所以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前提大框架下来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这样一个命题,首先是居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的文化特征,而且在我国历史进程和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展现出富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创造和传承,也体现着同源化与差异化相互交错的文化特质。

        顾广梅老师,那么在对新文学的考察中,特别是在我国社会发展迈入新时代这样的关键节点上,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任务呢?

        顾广梅: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壮大已逾百年,文学史如同一条波澜壮阔、曲折蜿蜒的河流又流向了当下重要的历史节点——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如何在此时此刻自我梳理总结并准确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担当,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建构多民族文学理想生态和理想形态的一个重要入口,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这一理论问题的出口。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对关系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做一尝试性考察。

        一是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辩证关系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中国百年新文学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经由无数多民族作家、研究者、普通读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无论是众声喧哗还是默默独语,无论是知名还是无名,甚或是相互诘问相互质疑,都从各自的视角和立场进行了宝贵的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包括多民族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形态、主题人物、艺术操练、思潮流派等,这些内容无疑共同积淀构筑起一个中华民族的大的新文学传统,其内含的经验教训值得不断发现、思考和总结。百年来深嵌这个大传统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也自然而然地与之协调同步,但由于文学的民族性属性始终存在,又使其逐渐构筑起自己的小传统。“大”与“小”之间绝非互相取消或者遮蔽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谐相生、并行不悖。“小传统”离不开“大传统”,“大传统”尊重“小传统”,由此可观,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是双重的,既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多民族文学的“大传统”,还要继承发扬依据自身独特性而来的“小传统”。  

        二是从“多数”与“少数”的辩证关系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文学的“多数”与“少数”一直是客观存在也无法回避的真问题。实际上,统一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多数”与“少数”已经使这一问题原有的芜杂、不确定趋向于明晰化了。显然,多民族文学的“多数”,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少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给予把握定位时,二者并非矛盾的、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融相通的互为镜像及至共同构建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便是在多民族文学的大格局大生态里,建设好虽然作为少数但绝非边缘的文学形态,始终关注坚持书写“现实的人”,面向历史也面对现实,以“多数中的少数”这一独特观察视角不断给出高质量高品格的文学表达,并与时代精神共振共鸣。

        三是从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文学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组客观存在的关系。二者皆为文学重要的内在属性,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对建构多民族文学的理想生态和理想形态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文学的时间性维度看,文学如何发生怎样发展、文学经验如何传递转化、文学传统又怎样延续发扬都是其应有之义;从文学的空间性维度看,文学的地域特征、族缘特征是否给文学带来的意义增值还是其他?这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深入考察后不难发现,从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梳理将会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如多民族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这一时间性问题需要放置到空间性维度上进行辩证考量、考察后才能得出更有说服力的阐释。离开空间的客观存在谈时间,可能带来视域上的某些盲点或误区。把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放置在时空二维上进行辩证考察,会得出更科学合理、更具指引性的结论。少数民族文学既要重视时间性维度上传统根脉的继承发扬,还要重视空间性维度上地域族缘的现实性因素的积极应对,汲取多民族文学传统中营养养分,创新性地开辟出地域族缘书写的新篇章,写出边地空间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故事,浓墨重彩地塑造出生动精彩的民族人物形象,呈现出民族审美的多彩艺术光谱,最终实现用时间的无限突破空间的拘囿,用空间的特殊突破时间的均质。


        黄国辉:对文学史和经典作品进行逆向考察,我们会发现,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言,是否能含蕴和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文学创作最终能否展现出相应的文化深度和精神高度,能否产生精品佳作并扩展其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性判定标准。因此,顾广梅老师提到的三对关系,我理解实际上总体构成了解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一个立体图谱,提供的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也体现的是解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能力。从这个方面说,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其实就像还原一个魔方,必须要同时考察它的多面性特征。

        落到“文学使命”这个命题上,我觉得顾老师讲到了一个最关键的点:既要“埋头做事”,又要“抬头看路”。既要关注微观层面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态势,包括每个作为个体的作家的创作方向、审美风格,同时也要立足于当代中华文化的宏观视野,考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些趋势性问题。要看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我国文学阵地上重要的拼图,作为中华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传承、发扬和创新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努力,也同样是在作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扬和创新的锦绣文章。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提出了很新的时代课题,就是如何在立足本民族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拓宽视野、深度思考、提升格局。

        但同时我们也关注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种工作导向,它自身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哲理性、史学性,兼具现实性和前瞻性的文化命题,由这一命题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来的思考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冲击力。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如何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思想是需要每一个作家认真进行思考的。文学创作有其规律可循,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展现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扬,彰显出与中华文化的精神共鸣与品格传承,还有很多需要作家们去潜心研究和探寻的技术细节。

        在此基础上,使命与责任便不可避免地融入作家的创作思考中。那么,吴正锋老师,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命题和文学使命任务,您认为作家们首先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理论的准备和介入呢?

        吴正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就是要求各民族铸牢“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有利于提高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有利于构建各个民族的团结与互助的关系,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广大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应当将此作为自己创作的重要指南,努力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作品,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发挥重要的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要担负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书写的重要内容。《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同样要把“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必须将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分裂祖国的错误言行。“爱国主义”书写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无论是屈原的《离骚》、陆游的《示儿》,还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等,都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近现代,我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入侵,全国各族人民优秀儿女英勇无畏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少数民族文学对此要进行热烈的歌颂与生动的描绘。此外,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各种分裂国家的错误言行。

        再次,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各民族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的进步,讴歌各族人民呈现出的新的精神面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民族作家要扎根民族生活,深入民族实践,书写民族进步,讴歌民族精神,展现美的心灵,传递向上、向善的人生观、价值观。

        最后,少数民族文学必须肩负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各民族作家要表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我们要承认各个民族文化“多元”存在,努力展现其多姿多彩的独特性。但是,各个民族文化的“多元”存在是在中华文化“一体”的前提下的,是“一体”中的“多元”。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文化的“一体”而否定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更不能因为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而否定中华文化“一体”,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譬如,老舍与沈从文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各自所属的民族文化特色,但又都是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要从本民族的视角和文化出发,透视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与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为构筑整个中华优秀文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黄国辉:吴正锋老师对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与责任进行的理论解析,其中所提到的,也是我们在当代国家和社会层面开展思想文化建设的几个重要概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爱国主义,深入现实生活,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每一个概念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在当下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它们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一环,又是必经之径。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纲举目张,那么什么是“目”呢?我的理解,譬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作为引导国家、社会、个人多层面价值观念的总指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相交织、渗透、融合,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面对具体问题产生诸多理论共鸣。如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体系,而是与其他领域、其他理论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是立体的、丰富的,也才能在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格局中找到它的理论支点和实践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具有整体观、全局观,高度体现辩证思维的凝练化的概念,本身就具有进行体系化的阐释拓展的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都可以产生出不同层面、相同根源的深度解读。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它既是思想源流,又引导着审美走向和思想归属。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出很多不同的话题,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各个门类和体裁中,又可以产生不同的创作思考和启发。

        所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任务,本身就应该是一种系统化、体系化的解读,而不是单维度的简单命题。

        从理论研究的层面,在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同时文艺批评亟需重拾朝气锐气的当下,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其实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论题,理应得到理论界的更多关注。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蓬勃态势相呼应,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近几年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的提出,无疑于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乌兰其木格老师,您对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以及新兴媒体形态都有很多关注,您认为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会遇到了哪些问题,从自身建设来讲又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呢?

        乌兰其木格:2019年10月,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共聚一堂,共话民族文学的发展大计与未来愿景。在此次会议上,无论是分组讨论发言,还是作家们会后的交流,民族作家大都认为限制民族文学腾飞的因素与理论批评的滞后和批评家某种程度上的缺席有关。无疑,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确乎是滞后和乏力的——许多正处在艺术上升期的作家作品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评论与推介,作品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得不到解读和阐释。此种情状的形成,既与民族文学的文化历史、美学内涵和语言传播有关,同时也与民族文学的边缘学科属性及民族文学批评从业者的匮乏有关。除此之外,亦与高校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和流行的批评范式不无关系。例如,晚近几年,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界尤为注重文化研究和文学史的“宏大”研究,缺乏对同时代边地作家作品的细部品读和个案研究。这样的风习,往往加剧了学术研究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和懈怠。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当下的时代,我国多民族文学园地中呈现出繁茂葳蕤的气象。而文学批评家仍然是作品推介与评论、文学讲授与教育以及文学史择取与撰写的重要参与者和实施者。文学批评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对话和建构的作用。作为民族文学批评者,我们应该正视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匮乏,更应该自觉担负起一个民族文学批评者身负的神圣职责和使命。通过智性的思考、严密的逻辑及富有诗意与个性的文字加入多民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写作中来。对此,我以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民族文学的批评与研究:

        第一,情感的真诚与中肯。从事文学批评的前提是对文学真诚而炽烈的爱,是深埋于心的写作欲望的驱使。王尔德认为,最高级的文学批评其实是在记录自身的灵魂,它是自传唯一文雅的形式。诚然,很多时候,批评家在解读和研究作家作品的时候,表述的是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呈现的是对世间百态的好奇与追问,抒发的是孤独的个人在暗夜中发出的心灵呓语。作为民族文学批评者,我们需要调动起自身的情感力量,去感受作家笔下生命的复杂和时代的喧嚣,在广博的阅读和深切的体恤中领会民族文学的博大与幽深,进而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空间的敞开与延伸。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随着媒介变革和科技与文学日益融合时代的来临,一些新的文学类型和文艺形态开始出现,比如网络文学、各类短视频和“剧本杀”等场景时代游戏文学的出现。面对新的文艺现实,文学批评应具有跨界意识,在新的思想学术空间对新的实践进行理论阐释,形成新的文学观念,建构新的批评范式。

        第三,辩证的多元与一体。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情感支撑,以文学和文化的力量持续发挥着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功能与价值。基于此,在民族文学研究中,我们要在与时俱进中将“多元”与“一体”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揭示出来,从中爬梳和寻绎到核心和共识的理念,消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积极开明的心态面对民族、边地、文化、政治等公共性议题并出示自己的思考。

        第四,时代的介入与反思。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多民族文学,不再将所有的目光停留在对前现代文明的深情回望中,也不再单一而凝滞化地陷溺在“民族寓言”的反复表述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们保持着与时代同行的热望。他们的文字直面流动时代少数民族群众日常生活和精神肌理的深刻变化,将书写的触角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对时代的重大疑难和重大主题充满了言说的热情。比如,对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描写,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挖掘,对新农村建设的书写,对青年情感结构的敏锐体察等。因此,文学批评家也应走出固有的文学惯例和破除陈旧的认知,要对变化中的民族文学跟踪阅读并做出清晰的判断。要从我们的时代出发,从民族文学现场出发,通过批评文章的撰写和反思,勇敢地介入现实并参与更普遍性的对话。

        第五,文风的朴实与持正。批评文章也需有人懂,尤其在多媒体时代,要在坚守学理性和逻辑性的基础上,力避批评文章过于玄奥和生涩的弊端。走出理论批评只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的怪圈。事实上,文学批评文章不妨活泼灵动和自由跳脱些,要摆脱语言书写的“匠气”,努力建立起自身的语体风格,不发空论,不立虚言,对作家作品的分析需要公正审慎,既不捧杀,也不棒杀,而是以持正的心态发出理性之声。体现出求真、刚正、建设的批评态度,保持批评家的个性与风骨。要让读者阅之自生美感,从而扩大民族文学的受众和传播力度。


        黄国辉:乌兰其木格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其实也是内在的五组辩证关系,比较客观地体现了目前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中应该把握的一些要点,也观照了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最终应该形成一种精神自觉、理论自觉和创作自觉。文学的审美性和独创性主要仰赖于作家的审美认知和创作能力,在作品创作至呈现的过程中,作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大的理论框架下诸要素的准确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独特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作家个人的思想修为和艺术造诣等,都影响着作家创作的走向。

        铁军老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宏大命题面前,少数民族文学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文学都同样肩负使命与任务。那您怎么看待其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位与特色?

        铁军:我想从几个重要的内在关联来简要说明一下。

        首先,讨论一下“多数与少数”。显而易见,“少数”是相对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而言的,这是客观事实。而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是需要用主观的努力来构建和实现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的任务,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共铸一体。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和要务,应是细心向汉族文学学习,不断增进了解,积极对话借鉴,吸纳有益成分,进行综合创新。只有不拘泥于本民族的地域和文化,努力开阔视野,精研历史悠久的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走向全国,引起更多人的瞩目。

        其次,让我们看一下“中心与边缘”的不同处境。由于地域、文化等各种综合因素,可以说,“边缘”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起点,甚至是“不断重临的起点”,我们可以从各种冠以“中国”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文化的中心与边缘,其边界并非泾渭分明,毋宁说是不断游移和流动的。作家阿来曾以纳兰性德为例,阐述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思维对汉文学的积极影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譬如元代的蒙古族作家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第一次将民间流传的唐僧赴西天取经故事敷演成六本二十四出大型连台本杂剧,围绕取经过程塑造了以孙悟空为典型代表的一组充满神奇色彩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对孙悟空的故事做了重要的改造,“齐天大圣”之称谓第一次出现,为神魔小说《西游记》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文学中,张承志、扎西达娃等少数民族作家都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杰出典范。所以,“边缘”只是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每一位个体作家都是从边缘起步的)而已,如何激发边缘的活力、发掘自己新的生长点、探索多种可能性,从而把自己的影响力波及到中心,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事业,是摆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前的任务和机遇。

        再次,观察当代文学的“思潮与变奏”,我们会发现,相较于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思潮虽有一定的滞后性,但通常会结合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变奏”的特点。内蒙古当代文学中著名的“草原文学”思潮,是受到当时中国地域文学流派纷呈的启发而发生的。正如玛拉沁夫在1979年发表的《创作的准备》一文中的回顾:“我时常回想……1964年以前我国文学创作发展的情况。那时的文学形势,非常喜人!不但如上所述,出现了一批独具风格的作家,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有些地区或省市的作家,已经有了形成一个流派的趋势。如山西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等,陕西的杜鹏程、柳青、王汶石等,广东的欧阳山、陈残云、秦牧等,这些作家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但他们的作品又散发着一种共同的风味。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寓于他们个性中的那个共性,或许就是流派吧!那时,内蒙古作家的作品中共同散发一股浓郁的草原气息。”在“十七年”文学中,“草原流派”显然达成了追赶和并肩山药蛋派、黄土文学流派、粤派(珠江文派、岭南派)的目标,不仅如此,一举形成了绵延至新时期的巨大的文学思潮。“草原文学”,作为以地域特性命名的文学思潮,从形成之日开始,具有鲜明的红色基因,是内蒙古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强力汇流。守望草原家园,关注草原人民和草原生态,在田园牧歌和深度写实中,践履着“从地域概念到审美概念”的转变历程。

        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文学,是多民族的绚丽多彩的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肩负着伟大的使命,要敢于直道而行,去书写簇新的宏篇巨构。


        黄国辉:延伸一下铁军老师的论点,我们所讨论的少数民族文学使命与责任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个时代独有的,也不是独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版图中,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多数和少数、中心与边缘、思潮与变奏的多重静态、动态关系,最终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文学史的伟大光辉。

        从文学创作实践层面,刚才铁军老师也提到了“草原文学”为代表的区域化的多民族文学发展形态。同样,白晓霞老师,您长期研究西北多民族文学创作,回顾西北多民族作家的创作历程和文学流派风格,您认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下,西北多民族作家曾经完成过什么样的准备和积累,会对今天产生什么样的现实参考意义?

        白晓霞: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认为,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不断交往、接触和融合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事实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多民族文化赖以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土壤和宝贵基石。在确立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西北多民族文学必须承担新的伟大使命,这就是以文学的鲜活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只有多学科的深度协作,才能进一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价值做科学的阐释和建构,意义清晰、价值明确才能让观念深入人心、让人心悦诚服,从而在和谐多元的良好氛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观近现代以来的西北多民族文学史,“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是西北多民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始终认真呈现、一以贯之的内容,这些宝贵的书写内容即是西北多民族作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的文学表达和文化建构,是西北多民族地区人民共同的心声,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体创作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五个认同的坚定初心从未改变。

        西北多民族文学有着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文化基础和革命历史基础,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是作家创作的坚实政治内核,直接影响着文本面貌与作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在文本、思想、田野、意识的多维文化空间中,西北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清晰又坚定。在新时代,这些具有正向价值的书写经验都值得仔细梳理并认真传承,作为新时代的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们的学术使命和文化责任。西北地区一向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各民族人民相濡以沫、休戚与共,各类文化事项早已经共融互享。因此,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多民族作家早已经自觉从这些融合后的多元文化事项中积极汲取着多民族艺术的营养,书写着具有强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主题。回顾过去的文学实践,从具体的文体和文本去做细致分析,会发现在西北多民族文学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始终有着以国家认同、爱国主义、和平信念、民族团结、生态关怀、人性赞歌等内容为核心的文化主题,这些主题以多元自足的状态各自存在于文本之中。西北多民族作家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与总结者,以文学文本的方式生动记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过程、组成要素、展现方式,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文学文本。

        20世纪以来,由于有着共同的斗争史、解放史,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主体意识即已有着强烈的“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诚如关纪新主编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所说:“共同的环境,共同的命运,近似的道路,近似的选择。这正是我们在总结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发展基本现实之际,最首要和最直接的感触。假如说我们在讨论19世纪以前中华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的时候,还需要严谨地检读史料以验证各民族的文学确实存有种种内在关联的话,那么,要让人们接受20世纪各民族的文学之间有着不容否认的联络与沟通这一结论,则是一件显然要容易得多的事情。”在这一强烈主体意识的支配下,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作品中也自觉呈现出了“五个认同”意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在作家的创作中,国家认同意识成为一个比较综合集中的表现,在很多时候囊括和包容了五个认同的内容,作家以作品的象征方式进行着一种相对综合或复合的表达,“国家”成为他们五个认同的具体承载对象,是作品中实写的集体存在,也是情感得以寄托的象征空间。在对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概念的认同和讴歌的路径上,作家用艺术之笔感性阐释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意识概念因此变得清晰有质感,变得生动亲切有说服力。文学上的自觉表达来自于西北多民族作家思想上的深刻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多民族国家中国指定发展方向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这是近代以来‘亡国灭种’威胁下中华各民族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得以凝聚壮大的有力保障。”(关纪新主编:《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绪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

        新时期以来,以民间文化为切入点,西北多民族作家经过自觉的文化努力与勤奋探索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为载体得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鲜活表现。作家们逐渐有了摆脱早期写作者简单的风景、风俗描写的主体愿望,渴望对中华文化版图中的西北文化有更为深刻的由表及里的表达,因此,他们对“多民族/地域文化圈”进行了多种维度的关注。在这样的艺术自觉中,作家对由多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传承和享用的地域文化圈(区/带)进行了研究式、聚焦式、分层式的关注,作家们以“乡土”“人性”“民间”等为焦点,对大量的生活素材重新审视、分析和组织,于是,不同民族的人成为生活在同一文化圈(区/带)中的社会人,他们不因民族身份不同而产生隔阂,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彼此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作家大力书写各族人民在同一个生活空间中如何创造、传承和享用共有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并因为文化而逐渐彼此互懂并开始相亲相爱。在这些小说中,人物的民族特性被弱化,而由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民俗文化所赋予他们的地域文化性格特征则被强化。以小说为例,具体表现为对敦煌文化的书写;对黄河中上游多民族文化区的书写;对甘青交界地区“河湟文化圈”的书写;对青藏文化圈的书写;对河西走廊文化带的书写;对宁夏多民族文化区(黄土地、六盘山、西海固等文化元素)的书写等。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选材不同、风采各异,但都有着共同的守望地域、心系全国的文化特点,作家们都以坚定的爱国之心表达着对中华文化的热情礼赞,对自己所置身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命运相系之感进行了深度的表达与阐释;胸怀祖国,对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进行了重构与提升。如甘肃的作家邵振国、牛正寰、王家达、柏原、雪漠、张存学、张驰、叶舟、扎西才让、李学辉、徐兆寿等;宁夏的作家查舜、火仲舫、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李进祥、张学东、陈继明、季栋梁、漠月等;青海的作家井石、陈元魁、风马、龙仁青、梅卓、鲍义志等。

        在不同的阶段,西北多民族地区的作家都以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为创作之灯,时时照亮自己前行的路。进入新时代,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原点或圆心,重新观察考量西北多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会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北热土上有着坚实的书写基础,并有着继续为爱国主义文学做出伟大贡献的重要潜力。西北多民族文学有着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文化基础和革命历史基础,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是作家创作的坚实政治内核,直接影响着文本面貌与作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在文本、思想、田野、意识的多维文化空间中,西北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清晰又坚定。在新时代,这些具有正向价值的书写经验都值得仔细梳理并认真传承,作为新时代的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们的学术使命和文化责任。相信西北多民族作家必将以自己的赤诚之心与深情之笔使上述主题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升华,从而让文学创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出自己的人文助推作用。


        黄国辉:由此可见,西北多民族文学本身就包含着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之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文学见证,是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下兼顾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文学见证,也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我国多民族文化格局的文学见证。

        欧造杰老师,请您结合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脉络和情况,对广西作家如何承担起铸造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任务谈一谈您的观点。

        欧造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中提出的重要内容,和“五个认同”意识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密切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性格的集中反映,而文学史则常被称为形象化的历史,具有国家知识的属性。少数民族文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物和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记忆,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和特殊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体系,必须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壮大和批评研究,才能不断焕发出新鲜的活力。

        从整体来看,广西当代是一个民族文学创作成果较为丰硕、作家队伍成长较快的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新中国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和文艺政策的正确指引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陆地、韦其麟、包玉堂、李英敏等少数民族作家走上了文学的舞台,发表和出版了众多的文学作品,成为民族作家的代表人物。如壮族著名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生动描写了我国南方的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韦廷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工农群众取得土改的胜利,使得当地群众翻身当家作主和过上幸福的生活。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将自己当成是“文艺的革命战士,而作品是他的战斗武器”。(温存超、陈代云、李琨:广西当代文学[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P130)他的诗歌创作以表现民族题材和政治抒情诗为主,其代表作《仫佬族走坡组诗》《回音壁》《歌唱我的民族》等,以真诚的情感热情洋溢歌唱共产党和祖国,赞颂仫佬族人民的新生活,赞美社会主义,同时具有民族风味和地域色彩,深得读者的喜爱和文艺界的赞赏。侗族作家苗延秀的长篇叙事诗《大苗山交响曲》《元宵夜曲》,分别反映了苗族和侗族人民在我国现代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勇于反抗封建的斗争生活,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此外,壮族诗人韦其麟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通过描写古代古卡和依娌传奇的爱情故事,体现了壮族人民热爱劳动、善良纯朴、勇敢反抗土司压迫和追求美好婚姻的品质。这时期根据壮族民间传说写出的歌剧《刘三姐》,反映了刘三姐热爱劳动、以歌传情、敢于反抗的坚强故事,歌颂了她美丽贤惠、聪明能干、能歌善舞的优秀品质,“起到了鼓舞民族自尊心、激发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改变民族精神面貌的积极作用”。(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三十年蓝鸿恩[J],民族文学研究,1988(5),P72)这些文学作品以国家话语规范的形式完成了对少数民族的想象性叙述,通过描写本民族的革命斗争、土地改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幸福生活,既塑造了民族的英雄人物形象,也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和民族大团结。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政治生活、经济生态的环境得到改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健康发展,并经历了从复苏、探索到走向繁荣的变化过程。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的积极性得到解放,他们参与到社会改革开放的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去表现新时代的生活和典型人物,在文学创作的题材、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文学创作取得突出成绩,是当代最有活力和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既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彰显爱国爱家的崇高愿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壮族作家王云高等人的短篇小说《彩云归》,写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少将军医黄维芝,因思恋大陆的妻子,最终回到大陆团聚的故事,有力表现了“祖国统一”的时代主题,这在当时的文学界是一种突破性的成果。(李建平:广西文学50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P177)该作品1979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陆地的《瀑布》继续描写现代广西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讲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韦步平的英雄故事和壮民族觉醒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青年人的道路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瑶族蓝怀昌的民族风情小说《波努河》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瑶族乡村的巨大变化,体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集体观念和敢于改革创新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旅居京城的广西壮族作家苏学方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原子弹四部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核武器科技工作者生活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全面细致地描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试爆成功的过程,通过一系列真实和传奇的故事和人物形象,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险阻、昂扬奋发的伟大时代精神,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高度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它是那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进行曲,更是中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颂歌。”(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壮族文学发展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P1405)另外,壮族作家韦俊海和黄佩华的红水河地域文化小说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与国家命运和时代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我国当代巨大变化背景下的真实感人的个人叙事和艺术风格。凡一平近年打造的“上岭村”系列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蝉声唱》等,更是受到影视界的青睐。

        在散文创作方面,出版了凌渡的《故乡的坡歌》、冯艺的《桂海苍茫》《红土黑衣》、蓝阳春的《歌潮》、严凤华的《总角流年》等散文集,无不具有浓郁的广西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出“美丽的南方”的生机活力与家国同构的爱国思想和情怀。何培嵩专注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他撰写了《归客》《住手!死神》等数十部报告文学作品,在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中《归客》1990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何培嵩善于描写全国的体坛名将、影视明星、国民党军政要人的感人事迹,赞美他们的坚强毅力和崇高品质,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此外,周民震以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而誉满全国,同时他还创作了众多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集《花中之花》描绘了广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赞美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其语言清丽,意境优美,自成风格。

        跨入21世纪以来,广西的民族文学也兴起了新的创作高潮,向多元化的转型与创新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广西继续推进签约作家制,作家们展现出老、中、青团体的协作力量,不断有新的作品推出,各种文学类型的创作全面发展、数量众多,而且不少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扩大了广西当代文学与作家的影响力,一些广西作家作品还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壮族作家黄佩华的短篇小说《驮娘河》以笔记体叙事方式讲述历史艰难岁月与动荡时期的民间生活,反映驮娘河畔历史长河中人们的生存之道与民间智慧,蕴含着大智若愚的幽默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韵味。潘红日创作了桂西北叙事小说《说事》《文联三部曲》等。2020年在全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瑶族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壮族作家李约热的小说集《人间消息》、毛南族作家莫景春的散文集《被风吹过的村庄》分别获得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奖项。他们以富有个人特色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叙述了南方真切朴实的乡土故事和生动感人的生活画面,彰显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活力,体现了我国当前的扶贫主旋律和思想情感。近年来在小说集方面,田耳的《一天》、李约热的《人间消息》、杨仕芳的《而黎明将至》等,显示了广西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精神文化特点。“凡一平的上岭村、田耳小说中的佴城、李约热的野马镇、杨仕芳的侗族乡村等,已经成为广西的重要文化地理。”(王迅: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如何更好地呈现“民族性”[N],文艺报,2020-08-07)

        在散文方面,少数民族作家们继续聚焦广西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真实记录了家乡的秀美景观和个人的生活经历,表达了热切的家国情怀。冯艺、庞剑克、严凤华、石一宁等人十分活跃,取得了散文创作的新成就。其中,冯艺的散文集《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茫》分别获第四届、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前者以优美而简练的文笔,深沉而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对祖国、家乡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以及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壮族作家钟日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2010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记录了一名中国医生不远万里去非洲援助医疗工作的感人故事,塑造了在异国他的中国医生乡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品质,该作品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创作骏马奖。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具有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而且能够连接各民族的紧密关系,有利于牢固树立“五个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这里居住着十二个的世居民族,他们相互包容,团结协作,和睦相处,是全国民族团结和谐的先锋和典范。作为祖国的一个边疆地区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既彰显了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风格特点,展示了广西世居民族在生活和艺术上的鲜明特色,又表现出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和意识形态功能。


        黄国辉:从白晓霞老师对西北多民族作家创作的梳理和欧造杰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脉络的思考研究中,我们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多民族文学发展中涌现出来的众多精品力作,既是本民族本地域优秀文化的因袭与传承,同时也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在中华大文化格局中的一个有机体,既体现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扬弃,也从根本上都包含着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源共生。

        普布昌居老师,今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我一直认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极大地释放了西藏作家文学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体系中,西藏作家队伍、西藏文学也一直是一支不可或缺、也无法被忽视的重要力量。那么,西藏当代作家是如何把他们的文学创作凝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如何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呢?

        普布昌居:西藏当代文学是西藏和平解放后诞生的社会主义新文学,回顾近70年的发展历程,西藏当代作家始终以积极融入的姿态学习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经验,努力用文学作品搭建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用积极的文学主题和感人的艺术形象热情抒写西藏各族儿女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诚挚情感。在团结民众,凝聚人心,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关注、学习、吸纳中华优秀文化中的创作思想与价值理念,与时俱进,抒写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世态人心与社会变革,立足西藏讲好中国故事。

        西藏和平解放之初,西藏作家檫珠·阿旺洛桑创作的《金桥玉带》热情讴歌了筑路先锋的英雄主义气概,诗歌把青藏公路喻为“金桥玉带”,生动诠释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亲密联系。降边加措的《格桑梅朵》记录解放西藏的历史,表现了西藏各族儿女心向祖国的真情,抒写了汉藏一家亲的历史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通过政策倾斜、经济支持等方式千方百计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边疆民族地区也成为中国改革建设的热土。西藏作家以见证者的身份,书写下这些发生在西藏大地上的新史诗,契合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主题。

        尼玛潘多《紫青稞》以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偏僻村庄——普村为中心,描写了世代居住在大山内的藏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逐步转变观念,走出大山,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努力实现脱贫致富,寻找自己的理想生活的故事。尼玛顿珠的《扎西岗》讲述了在政策指引下先富起来的扎西岗年轻的村委会主任巴丹带领村民联营合作创办养牛场的艰辛与喜悦。吉米平阶《叶巴纪事》和陈人杰的《山海间》以散文或诗歌的方式,记录了西藏各级驻村工作队积极落实中央强基惠民政策,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的动人事迹,书写了西藏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作家们用自己的笔生动记录党和国家对西藏的关心,记录下西藏高原的每一个变化,记录下西藏各族儿女物质富裕、精神成长的历程,记录下这其中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

        积极关注、学习新的表现方法、技巧,不断推陈出新。中国当代文学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产生了许多精品力作,西藏作家积极学习,推出了讲述西藏历史变革的革命现实主义佳作,如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加措的《格桑梅朵》;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先锋文学风行一时,扎西达娃、马原等西藏作家,结合西藏传统文化的特质,创造性地推出西藏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日益受到重视,西藏作家结合西藏优渥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理念,推出了以马丽华《西行阿里》等为代表的系列文化散文。

        2.从西藏当代文学萌芽至今,西藏藏族作家始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学习共同语、运用共同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词。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各个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共同语言”。少数民族作家带头学习、运用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也就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从西藏当代文学萌芽至今,西藏藏族作家始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学习共同语、运用共同语。近70年里,他们为文坛奉献了许多汉语的精品力作。檫珠·阿旺洛桑、恰白·次旦平措是西藏最早用汉语写作的藏族诗人,他们清澈、简洁的汉语诗歌成为那个时代西藏新诗创作的典范;次仁罗布是当下西藏文学的领军人物,他本科是学习藏语言文学的,后来从事写作主要用汉语写作,他用汉语写作的小说文字凝练纯净,表达准确,富有诗意,受到广泛的好评;当代西藏作家中有不少双语作家,他们在学习共同语方面成就显著,如平措扎西汉语写作的文化散文集《世俗西藏》《寻迹》,尼玛顿珠创作的剧本《扎西岗》,都在汉语文学世界里受到广泛的好评,正是他们这种善于学习吸纳不同民族文化精华的态度与行为,为他们在写作上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无限的可能。西藏作家也在共同语的书写中获得了文化上的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归属感,并借他们的作品将这样的经验与认知传递给读者。

        3.西藏当代作家始终重视与我国其他民族文学的交流、交融,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输送优质内容。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培育出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西藏当代作家积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造性地与当代生活紧密结合,为中国当代文学输送了优质内容。次仁罗布小说中对敬畏、悲悯、宽恕的书写,吉米平阶诗歌《纳木纳尼的传说》借远古神话抒写人与自然山水的亲密和谐,都富有现代意义,也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好评,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多民族文学任重道远,要以优秀文学作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黄国辉:我注意到,普布昌居老师在列举中,既提到了藏族作家,也提到了长期生活工作在西藏的汉族作家,虽然他们民族身份不同,但是都对西藏这片土地饱含深情,他们笔下的作品都同样展现着当代西藏火热的生活,这本身就体现了在文学创作中民族之间文化因素的渗透、融合和再创,你中有我,我有中你,同源共题,共同为当代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奉献着思索与创造。

        徐琴老师,请您重点围绕西藏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谈谈他们如何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完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使命的。

        徐 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使得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在各民族的发展进程中,都孕育出了绚丽多姿的优秀文学作品,共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园地。藏族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伴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藏族文学被纳入社会主义文学的阵营,和其他区域的文学一起,共同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观,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其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在西藏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学都积极地介入现实。20世纪50、60年代,面对西藏社会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藏汉作家共同谱写时代的新篇章,显现出民族团结共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崭新图景。擦珠·阿旺洛桑、汪承栋、徐怀中、刘克、杨星火、周艳炀等作家满怀激情地颂扬中国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的崭新变化,展现了西藏人民开启幸福新征程的喜悦。

        20世纪80年代,西藏文学焕发出青春的激情。益西单增和降边嘉措这两位出身贫寒,经历过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并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解放军战士成长为著名的作家,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创作了《格桑梅朵》《迷茫的大地》《幸存的人》等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蕴涵着对藏民族历史发展趋势的思考和根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道路的深刻感知。他们的作品中蕴涵着对党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共产党改变了广大农奴的生活,使得藏族人民走上幸福之路,从个体和民族的情感出发,他们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热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其次,源于高度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他们始终坚守的一个信条是: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自觉地将藏族文学创作纳入中华民族文学整体格局之中,以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源于对党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和高度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他们的作品始终弘扬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呈现出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鲜明地展现了一代藏族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饱含着一代藏族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

        此外,在这一时期,朗顿·班觉的《绿松石》展现了旧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以及他们对穷苦人民的压榨,通过班旦的反抗之路蕴涵着对新生力量的期冀。德吉措姆《漫漫转经路》指出幸福不是靠神的恩赐,只有在新的时代奋发努力才会迎来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描绘了西藏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图景,展现了藏族人民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拉巴平措的《三姊妹的故事》写了农奴制时期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压在农奴头上的三大领主的残暴和虚伪,从侧面展现了农奴制社会崩溃的必然,指出解放军进入西藏、打破农奴制桎梏,才能使广大藏族同胞翻身做主人。扎西班典的小说《普通人家的岁月》和《明天的天气会比今天好》通过偏僻山村普通藏族人家的生活变迁和情感经历书写了农村民主改革以来近30年的社会变迁,展现了藏族农民在当代的奋斗史和社会主义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此外,在这一时期,扎西达娃、色波、通嘎、索穷等作家的作品显现了极强的先锋气质,展现了对民族发展和个体生存哲学的思考,引起了人们对西藏文学的广泛关注。他们在多元文化资源中探索民族文学新的审美风范,写作出了既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又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作品。

        新世纪以来,西藏当代文学更是勃发出生机,其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叙事能力都有了新的拓展,对民族和文学的担当精神使得藏族作家的作品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厚度,显现了多元拓进的文学风采,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加央西热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次仁罗布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央珍、次仁央吉、伍坚多吉、平措扎西、鹰萨·罗布次仁、旦巴亚尔杰等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五个认同”,维护祖国统一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方面,藏族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作家书写历史变迁,展开对民族历史发展必然道路的思考。央珍的《无性别的神》试图呈现西藏世俗生活的真实图景,以普通人的肉身遭际来展现西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有意识去建构民族的和国家的立场,独特的女性视角以及从中所传达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内蕴使得这部作品意蕴深长。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呈现了近半个世纪西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鲜明的思辨精神和历史意识使得次仁罗布的创作显现出开阔的境界,他的创作将西藏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展现了个体的命运与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联系,同时,通过对印自卫反击战,呈现了藏汉民族团结御辱,共同捍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历史图景,显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展现了改革开放给西藏社会带来的变化,将西藏放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去审视,有着较为开阔的历史眼光。小说以西藏农村的现代化变革为背景,以农村儿女的情感追求、命运变迁为中心,展现了社会转型期西藏社会真实的面貌,将西藏的发展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之中,传达出只有通过勤奋努力,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广大农村才会有新面貌。其次,作家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展现藏民族的心灵,从不同角度展现西藏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关系,如格央、白玛娜珍、平措扎西、班丹等的创作,展现了作家对民族风貌的多元绘写,从而充实了中华民族文化。鹰萨·罗布次仁的《西藏的孩子》刻画了内地西藏班学生的成长经历,展现了国家对西藏教育的关心与支持,传达出愿西藏更美好国家更强大的美好心愿。再次,这一时期的作家积极参与现实,介入现实,反映时代风貌,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吉米平阶的《叶巴纪事》写了西藏的强基惠民工作,展现了西藏驻村工作对西藏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写出广大驻村人员扎根基层,为民众办实事,为党的政策彻落实到基层畅通了渠道,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繁荣乡村发展拓宽了道路。作者注重发挥文学优势,助力脱贫攻坚。次仁罗布《废墟上的涅槃》关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脱贫攻坚工作,刻画时代精神风貌,展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基层民众的关怀,书写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和典型事例,以宽阔的视野,展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繁荣的建构。

        当代藏族文学不仅书写了本民族的现代化历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新生活、新关系,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在已经取得诸多成果的当下,当代藏族文学如何扎根大地,介入现实,反映时代风貌,积极参与社会进程,如何以有效的路径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话语,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纵深发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优秀故事,是文学不断获得新的突破的着力点,也是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黄国辉:从徐琴老师的这些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藏族作家在创作中始终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又保持着与我国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紧密联系,他们在与其他各民族作家的交流交往中,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与应用中,不断呈现出一些新的面貌,也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实践创造。

        在这其中,我们不可忽视的就是文学经典作品的价值。应该说,经典文学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示范,但从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同样面临经典化的问题。从当前文学创作的态势来看,多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说,读者的阅读品味也在快速变化。现下的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要在多元化的创作中获得突破,完成经典化塑造,把握好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只有在作品中呈现出一体化与多元性的辩证结合,开展文学审美的创新创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才能脱开固有局限,探寻新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朱旭老师,请您谈谈您对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意义的认识,以及如何从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把握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经典化。

        朱 旭:文学经典大概是指那些具有极高思想性与艺术性,同时得到不同时代读者认可的文学作品。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化问题,随着新批评话语的建构而出现并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学命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于文学经典的讨论或者说体认,更集中于主体汉民族的文学创作,对于共同体中多样存在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相关关注显然不足,且有待深入探究。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从民族文学共同建构的角度进入,显然是其中之一可能性且合理性路径。之所以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文体,一方面文学经典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其价值早已得到充分认可;另一方面,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并非以其神圣化、神秘化遮蔽当下的文学。因此,如何正确理解“经典”,是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且必须正视和重视的问题。经典化并非沉溺于乌托邦的幻境以拒绝或者排斥当下,相反,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是沟通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中心”的重要桥梁。一方面,能被纳入到文学经典观照范畴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共同体的意义,成为民族文学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对于建构抑或呈现民族文学共同体具有一定意义、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也才能够具有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的可能性。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进程,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体认,我觉得要从创作、批评和文学史三个角度去着力。

        第一,是文学创作的共同体自觉。文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被“看到”,进而被“理解”,随之才有进入经典视野的可能性。所以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在进行创作之时能否自觉秉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场,是其文学作品能否被“看到”被“理解”的重要质素。因而其文学作品是否呈现出“当代性”,进而被当代社会、当代读者、当代文学研究者体认,便是其是否具备共同体自觉的核心要素。伊万诺娃曾说:“持续当代性才是真正的当代性。”这个原则恰恰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考量的标准,即“人性的、历史的和审美的”。以此来衡量和检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年”时期老舍的《正红旗下》、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作品,与时代精神和内涵形成共振。这种共振更在于尽管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其创作的期待视野并非局限于特定的少数民族内部,而是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姿态,使其文学作品所传递出的理念能够在不同民族之间实现精神互通、休戚与共、命运与共。20世纪80年代以来,乌热尔图、张承志、扎西达娃等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更深入到当时热烈的文学思潮浪潮之中,不仅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也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观念翻涌的弄潮者。到了新世纪,对于当下现实的深切观照更是这些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选择。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重要时代命题,成为少数民族作家们重点深耕的领域,无论李约热亲自下乡扶贫后创作的一系列关于扶贫的故事,还是王华聚焦脱贫攻坚的各级领导干部,抑或李传锋对世界经济浪潮对土家山寨的深刻影响地书写等,皆是少数民族作家们自觉深入火热的生活现场,为讲述完整的中国故事勠力践行、积极担当。

        第二,是文学批评的共同体意识。文学批评活动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一环,既可后于文学作品诞生,进行思想意识提炼,亦可先于文学作品完成,进行价值理念倡导。少数民族文学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文学研究者应主动参与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文学实践活动之中,和中国话语的创新之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文学研究者应秉持家国情怀和共同体意识,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等同视之,超越特定的族群视野,突破本土观念,打破边缘与中心的限定,站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层面,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展开研究。因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学的统一整体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文学更加丰富多彩,文艺百花园更加艳丽多姿。同时,文学研究者不能仅仅沉溺于文本批评的琐碎化,陷于对既定作品的意义解读与形式诠释之中,而更应呈现超越性的反思。这反思不仅指向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文化,更应呈现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意义。也就是说,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展开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不在其独特性,而在作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中的多样性存在。这种超越性反思,也指向的是对整个中国文学乃是整个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阐释和弘扬。

        第三,是文学史观照的共同体视野。文学史的表述是经典化的一种过程,在文学史中的定位,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认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学史的撰写者提出了很高要求:需要形成总体观,在个别与整体、特定族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这一总体文学视野中,把握作为中华民族文学多样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和内涵。现有的文学史观照模式,基本采用“各美其美”的格局,即文学史的研究或者说写作,将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民族文学分开来进行定位,在各自的领域内分别进行文学史观照,这是目前学界通行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当然,在具体的文学史观照实践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比如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的文学史探究,就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了整体性的文学史关照视野中,并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走向“美美与共”该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准则和目标,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尊重差异性到增进共同性。这也意味着文学史观照的共同体视野,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文学史的观照一方面并非先验的,但文学史的定位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作家的创作和文学作品的呈现具有某种启发性或者激励性意义。文学史观照秉持共同体视野,能促进各民族广泛、深刻的交流和互融,促进各民族之间在理想、情感、精神、文化、信念等方面的守望相助和团结统一。


        黄国辉: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进程贯穿于从创作、研究到纳入史学视野的全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也都贯穿着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要突破狭隘的民族观,要善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格局中开掘传承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新的思路。

        这是一个从文学史中披沙拣金的过程。对经典的回溯,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立身的中华文化五千年文明宝库之中,那些成就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在从文学创作生产到传播再到研究的体系化已经十分健全的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题材、视野、观点,如果仍然仅仅局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呢喃重复,而忽视向外的延伸与拓展,显然只能是自说自话,故步自封。所以,文学的“寻根”和“铸魂”尤为重要。在中华文化的大格局下去思考一个民族文化的来源与走向,不仅不是丢弃,反而能得到巩固和新生,一定会使它获得更多的维度与空间,提升更多的能力,产生更多的可能。与此同时所产生的,也是一个民族应有的文化自觉,那就是要主动去维护中华文化的根基地位,维护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共同开创、共同拥有、共同获益,并仍在共同持续创造着的文化传统。文化的触角可以无限,但根基永远只能扎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梳理总结过去那些文学经典的产生,无一能离开这样的基本逻辑,它也就印证我们所讲的铸造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

        魏春春老师,您认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之下,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具体实践的角度,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魏春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心话题。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形塑共同体意识的交流交融史。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构造出一幅幅瑰丽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文学画卷。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大力支持和培养了一批民族文艺工作者,推动了民族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展现了民族文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领域中的独特价值。新时期以来,民族文学创作直面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嬗变,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生活的鲜活和生动,主动地投入到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建设,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发展。面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语境,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文学使命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这就涉及如何理解、表达和阐释新时代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使命的问题。

        新时代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使命涉及的方面非常多,从政治建设的角度而言,维护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其中应有之义,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从文化治理的角度而言,要不断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社会发展的方面看,要勇于并善于展现时代风貌,凸显时代精神,引领社会文化风尚,体现社会担当。总而言之,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学使命的具体体现。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民族文学要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讲述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能体现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话语的故事。无论是历史过往,还是当下体验,作家们都立足于中国文化基石,开拓出具有自我文学风格的文学作品,来丰富和完善中国话语的建设。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民族文学要寻求适应当代中国文化表达的新样式和新渠道,探究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路径。如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展现了西藏民族改革以来拉萨日常生活的社会嬗变,表现出浓郁的地方性和在地性文学品格;阿来的《云中记》展现出民族地区民众关于自然灾害的文化理解,表现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形态;梅卓的《神授·魔岭记》立足民族史诗,展现草原伦理的文学想象和现代表达等,这些作家们不断地突破既有的写作模式,开拓出全新的文学表达形式。另外,民族文学的网络生活和传播也应成为作家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民族文学要处理好历史和现代及当代的关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文化景观中的中国历史故事必然带有当代文化的属性,因此,就要求作家们具备较为恢宏的历史视野,在当代语境中再现或塑造历史故事的当代意义。若为了历史而讲述历史故事,则失去了文学的时代意义。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并不是只讲好的中国故事,并不排斥揭露现代生活、当下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乱象,文学揭露这些乱象体现的是文学的社会担当和文学家的社会责任,但展现丑恶须站在伦理的坚实土壤上,在文学的边界内保持其社会观照性。

        第五,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被很好地阐释,这就要求文学批评要及时跟踪民族文学发展新动态,形成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良好互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学氛围。

        第六,民族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民族地区间、区域间的交流有助于民族文学的长效发展。

        第七,民族作家的身份定位,首先应该是中国作家,而后再谈论民族身份,若过分地强调族别身份,注重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建设,或会弱化其中国作家的身份意识。


        黄国辉:感谢各位专家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使命”这一话题,从不同侧面进行研讨分享。关于文学的使命和任务,本身就是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话题,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之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既要遵循美学创造的基本原理,又要勇于承担这一历史使命,既要继续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性、丰富性,更要在中华文化的广博与深邃中定位好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铸牢”是一个主动性的用词,对于文学来说,它更应该成为潜行于精神脉络之中的文化基因,所有多姿多彩的创造,它们的营养根源都来自于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共同体。也只有在这一根系之中,少数民族文学才能彰显出绵延不绝的活力与生命力,也才可能获得更为坚韧的美学张力。文学史已经反复证明,具备什么样的文化根基和视野,是否真正能自觉融入文化表象之后的中华民族精神谱系,最终将决定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会达到何种高度。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养和哺育,这本身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伟大的时代赋予文学以伟大的命题,伟大的作品也一定具有伟大的精神文化内核。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广大少数民族作家能真正认识到并承担起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所肩负的文学使命,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精品力作。


原刊于《时代文学》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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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辉,土家族。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副主任。有评论、散文、诗歌等作品发表于《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芳草》《中国民族报》等多种报刊,2016年至2019年援藏期间曾任西藏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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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广梅,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山东省签约评论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张炜工作室特聘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学。发表学术成果约140万字,其中学术论文近7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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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军,笔名雅·特木尔真,1976年出生,男,蒙古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出版《草原精神文化研究》、《名作导读》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编多种文集,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小王子》,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课题多项,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创新人才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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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晓霞,女,藏族,甘肃天祝人,文学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教授,现任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院长。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社会兼职: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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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正锋,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人,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湖南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审专家。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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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造杰,广西环江县人,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现为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广西美学学会常务理事、河池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专著1部,编著和参编著作4部,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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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其木格,蒙古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方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副教授。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中国作协会员,当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民族文学研究》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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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旭,1990年生,土家族,文学博士。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湖北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文艺报》等刊物发表多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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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布昌居,女,藏族,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西藏作协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6届高研班(文学评论)学员,“雪域萱歌”微诗评总监。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先后主持省部级项目《西藏当代文学评论研究》、《文学背景下的西藏当代社会变迁研究》、《新世纪西藏文学研究》;参与编写西藏自治区宣传部规划项目《西藏当代文学史》;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读本·藏族卷》,撰写《新世纪西藏文学研究》(专著);先后在国内省级以及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论文;多次参加了全国性的文学研讨会,积极与内地的专家学者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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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琴,女,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主持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有学术专著《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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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春春,男,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及当代藏族文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新世纪藏族汉语文学‘中国故事’话语实践研究”,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新世纪《西藏文学》(2000——2010)意识形态的表达与诠释”,主持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基金项目“西藏当代文学幸福书写的人民性话语实践研究”等。出版专著《守望——民族文学的诗意表达》、《新世纪藏族汉语文学“中国故事”话语实践研究》,参编《西藏当代文学教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