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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扎西达娃在《西藏文学》上发表了个人首篇小说《沉默》。此后相继发表作品《没有星光的夜》《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夏天酸溜溜的日子》等作品,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各类奖项,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人物,西藏当代小说奠基人。

        此外,扎西达娃还将自己的艺术视角投向影视剧本及编导、制片的领域,成就斐然。1995年,由其作词、编导、创意、制片的MTV电视音乐《向往神鹰》获得中国MTV音乐电视金奖第一名;2000年,他担任剧情电影《益西卓玛》的编剧,凭借该片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特别奖;2004年,主演剧情电影《死亡诗意》;2008年,担任爱情电影《冈拉梅朵》的编剧;2010年,担任爱情电影《西藏往事》的编剧;2016年,担任文艺电影《皮绳上的魂》的编剧 ,该片入围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2018年,担任编剧的剧情电影《阿拉姜色》上映 ,他凭借该片获得第2届编剧嘉年华年度关注电影编剧奖、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

        时值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40周年之际,《西藏文学》编辑部特邀请扎西达娃老师谈谈关于西藏文艺界,特别是西藏文学界的现状及对文学创作者的寄语。


        索朗卓嘎:扎西达娃老师您好,十分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扎西达娃:嗯,咱们放松点,像聊聊天一样。


        索朗卓嘎:老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在这一大事、盛世、喜事汇聚的一年,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为区文联)迎来了成立40周年的重要时刻,作为西藏自治区文联的主席与我区著名作家,您参与了西藏自治区文联的建设和发展,相信在这段岁月里,一定会有很多让您难忘的记忆吧?

        扎西达娃:要说这段时间,我更多的时候还是和文学在打交道。我是1985年到咱们区文联的,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咱们编辑部的力量特别强,当时有一大批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进藏,像修义忠、马丽华、范向东、魏志远、田文、龚巧明、余友心等等,他们的编辑素质与理论素质都非常高,而且他们也都是作家,本身也写了很多东西,像秦文玉写了《女活佛》;范向东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高天厚土》;马丽华就不用说了,当时她从写诗和写散文开始,到后面已经是在全国很有名气的;田文也写了非常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她本身就是评论编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作家;魏志远是诗歌组的,他的诗写的非常好,特别是《雪野》。我们说起当时的西藏文学,总是先提小说这一类,其实诗歌方面也是很棒的,当年还举办过“太阳神诗会”等笔会、沙龙。那个时候首先编辑部的阵容是很强大的,我们经常说上世纪80年代的西藏文学、西藏小说,在全国的文坛上有影响,其实很多人忽略了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编辑班子,而且他们的工作能力与热情也确实让我们很敬佩。上世纪的80年代初,编辑经常下乡组稿,扛着行李卷、搭着车,条件好的可以买个公交车票,差的就坐在大车上,亲自下到基层,在连电话都没有,通讯就靠信件来往的时代,发现作品、找到作者、去见作者、跟作者拿着稿子给他们一字一句地改稿,那种相当于理想主义的敬业精神鼓舞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作家。那几十年在咱们区文联及作协的支持下举办了各种笔会和研讨会,编辑部的所有编辑组织这些活动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凝聚不是凝聚在某一个作家或者领导的身边,而是凝聚在咱们编辑部这些编辑们的身边的。所以总体说来,这一块我印象还是非常深的。我希望咱们现在的编辑部回顾并继承这些老编辑们的敬业精神,也继续学习提高编辑才能,聚集更多的文学人才,壮大西藏文学的队伍。


        索朗卓嘎:谢谢老师,我们一定会继承并发扬老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努力挖掘培养更多更好的作家及作品。在这40年里,西藏自治区文联挖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与文艺工作者,您作为在文学创作与影视编剧等方面都成绩斐然的艺术家,能否谈谈这些年来西藏文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扎西达娃:这几年因为我关注《西藏文学》也不是太多,不像以前每期杂志都看,因为方方面面的关系,我现在只偶尔翻一翻,看一看,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其实次仁罗布应该是更权威的,他自己既搞创作也是《西藏文学》的主编,所以他对近年来西藏文学事业的发展状况应该比我更清楚。

        但总体来说,过去经常动不动就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高峰,是一个辉煌时期,但我们不能以那个年代来作为西藏文学的一个标杆,它是在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个历史印记。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涌现,所以西藏文学并不是说断代了,我们只能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有多少等等。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文学和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也是没法比的,所以我觉得不能用这个方式来看待现在的文学,其实西藏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到2000年,也就是大概上个世纪初确实沉寂了一段时间,既没有什么作者也没有什么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比较萧条。但我这几年直观地感觉到,一个是咱们杂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在整个藏区的文学爱好者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圣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刊物,只要是文学爱好者,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西藏文学》上,能够经常读到《西藏文学》,依旧把《西藏文学》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阵地,所以《西藏文学》在稿源方面,一定还是比较充足的,只是稿件质量好坏要另当别论了。

        二来,这些年也涌出了很多的新的年轻的作家们,尽管他们教育背景或者对文学的观念不一样,但首先他们是文学爱好者。现在发表的途径很多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只要在手机、电脑上发一段文字,通过某种社交平台,他就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不像过去只有通过杂志或者报纸文艺版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这两者之间无非只是受众面的大小而已。

        互联网时代,年轻的作家们关注的面就更多了,现在分散受众不像以前只是集中在纯文学,现在各种文本、各种形式它都可以称其为文学创作,不像以前,文本离开某种特定的气质和要素,它就不叫文学,也因此,我们对文学的界定也要更加宽泛。过去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可能往往除了工作,大量的精力实际上就只关注写作看书这些事情,非常专注地对待文学作品。现在人的精神层面是越来越丰富的,你不能要求现在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只关注文学,当然,现在的社会下也很难只关注文学。他除了写作以外,可能还有其他领域的兴趣,比如看电影、听歌曲、游泳、旅行……实际上这就是现在人们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但我们把对文学和对文学爱好者的界定范围扩大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藏族作家还是内地来的作家,我们现在文学作家队伍应该是比过去更多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藏族作家们,不管是汉文写作的、母语写作的,还是双语写作的,他们那一代人受教育的程度,永远没有像现在这一代孩子们受教育的程度那么好,现在的孩子的视野、阅历和丰富性确实要好很多,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作家们还是大有可为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守得住、守得好《西藏文学》阵地,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或者作家们来支持西藏文学的主体,壮大西藏文学的队伍。


        索朗卓嘎:老师您刚刚说到现在作家的精神层面也比以前要高了,您以前在一个采访里面有次提到过,比起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您觉得当下文学创作者们,特别是青年文学创作者们该如何将个人感受与时代相结合,更好地书写当下?

        扎西达娃:我觉得首先写个人感受是作家最重要的一个特质。作家写任何一个题材,如果他的内容里没有个人的感受在里面,他是没法写好的,至于说是写个人的经历也好,还是那种直接把个人的感受谈出来变成一种更文本化的、更艺术化的,把自己的一些思想观点、人生际遇隐藏在主人公的一些故事情节里面的,都是可以的。就是说真正好的小说,它不应该太突出某一个主题,好的小说应该有很多的潜文本,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去诠释更多的潜藏的意义。

        说到“怎么写”,其实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怎么写”的过程,而不是“写什么”的过程。在保证不触犯红线、底线以及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你可以写历史,可以写现实;可以写未来,可以写过去;可以写想象的,也可以写非常纪实的。从地域来说,可以写拉萨,可以写内地,甚至可以写国外,这个都没有问题。从内容上来说,你可以写个人的体验,可以写一个群体;可以写老人,可以写孩子……所以说写什么真的不是一个问题,最终还是“怎么写”,一个好的作品可以将一个最平凡的事情变成一个经典,从看似平淡的故事本身,能够解读出一种深刻的哲理,有深刻的情感,人生的内涵或者思想性,这实际上都包含在了“怎么写”的范畴里面。不是说我想到了一个别人没有去写过的东西就是一个好内容,哪怕就算没有人写过这个题材,囿于文字技巧、语言使用、逻辑结构等因素,未必你写出来的就是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事实上你能想到的情感、经历、哲思等等方面,基本上也都被写完了,所以说文学作品永远是在“怎么写”上面。


        索朗卓嘎:我发现有很多有文学梦的人,但是因为看过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然后对自己写的东西会产生自我怀疑,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堪入目,像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应该怎么纾解?

        扎西达娃:自我怀疑或者自我否定这个过程是任何一个作家都会经历的,不要说是初学者,即使是一个成名的大作家,有时候他也会怀疑自己,要么写不下去,要么写完就收到抽屉里。这就跟人的情绪一样,每个人不可能每天都快乐,凡事都有一个周期性,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写得很不好,但一定也会有你觉得自己写得不错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这种对自己有怀疑,当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恰恰有时候就是看出了自己和周围的作家和优秀作品的差距,才会产生这种自我反省的思考。如果老是自我感觉特别好,永远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最好,但事实上作品并不怎么样的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也不接受别人指出他们的缺点或者善意的提醒,这种人比较可怕。

        所以说,我并不认为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是坏事,如果能较好地利用这种怀疑和否定,那么这个作者一定是谦逊的,谨慎的,在创作道路上也一定是上升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可比性。每个大作家,当时他可能也是很胆怯的,很不成熟的,这是很正常的。创作过程中,如果永远在地狱里边的话,你也就毁灭了,就不会再写了。相反,如果一直在天堂里面的话,你也可能就飘了,作品也就没有魂、没有根了。在悲与喜、苦与乐之间不断徘徊,这就是创作的基本心态,也是创作的乐趣所在。

        正视自己的存在,你能感觉到自己有不自信的时候,有怀疑的,有沮丧的时候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坚持。你不能想着自己的作品每一篇都能被发表,每一篇都成为佳篇,每一篇都被读者喜爱,但是只要坚持写作,我相信文笔不会越写越差,只会越写越好,这是一个值得付出代价的过程。这就像画家每天需要练画功,做音乐的每天要弹弹唱唱、从事舞蹈行业的每天要拉拉筋、下下腰之类的,这都是在练习基本功。每次不管写的多么糟糕,只要完成了这个练笔的过程,它一定是有好处的,所以可以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但是一定要坚持创作,不断提高创作水平。


        索朗卓嘎:老师的建议十分中肯,创作这件事,贵在坚持,现在我们有一部分创作者在作品被刊登后,就开始出现一些懈怠,我们编辑询问最近的创作情况,也大多用工作繁忙等理由搪塞过去,对于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扎西达娃:其实真要写的话,是有时间,有精力写的,之前发表的作品难道是因为工作不繁忙而创作的吗?这似乎不大有可能。但我认为,这可能也与我们藏民族对功名的淡薄和与世无争的态度有一定关系。所谓的功名,它是个双刃剑,一方面追求功名,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可能会成为一种创作动力,比如想从一个读者变为一个名家,今天在县里或者单位里小有名气,明天在市里或者在省里甚至全国都有名气,因为这种动力,他要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不断地输出有质量的作品,所以这种功利也可以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功利心过于重的时候,本身他的作品也就不纯粹了,他或许会为了创作一部作品,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素材,也可能为了发表作品而找各种关系,不以作品本身的质量来说话等等,所以对待功名,要引导向积极的方向。

        但是咱们这个民族的作家很多时候是太淡泊名利了,这个现象也很好玩,比方说我们过去有一些作家东西真的写得非常好,他非常有天赋,但他写作是那种很懒散的、随性的,他发表了一个作品,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也就满足于此了。我觉得从做人来说的话,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很自在的状态,他们的兴趣选择余地太多,不单单只靠文学这个领域来得到生活乐趣,可这也恰恰成为了西藏文学当下的一个困境。

        这种时候,我们应该积极地探索怎样激发这些创作者的上进心和持续的创造力。现在的年轻人价值观不一样,互联网时代下,也很难再看到过去一个作品发表后,作者收到千千万万的读者来信的场景,作者收到的反馈和激励不比以前来的直接,也就使得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受到影响。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充分尊重作者的意愿下,征得作者的同意后,可以在文末或是公众号上留下他的一种联系方式,比如微信号或者邮箱,方便读者能够直接将阅读体验反馈给作家本身,这也是一种沟通的渠道,加强作者与编辑、读者与编辑,以及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或许也能起到激励作者持续创作的作用。


        索朗卓嘎:谢谢老师的宝贵建议,我们在后续的工作中会认真研究这种方式的具体实施方案。说到公众号,2021年《西藏文学》为紧跟时代步伐,满足广大线上读者的需要, 正式推出微信公众号,以文字、音频、图片等形式,将当期刊物内容呈现给更多读者,对此您怎么看?

        扎西达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纸质媒体的时代了,《西藏文学》在目前经费和人员配备都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顺应时代发展,积极推出线上平台,我觉得肯定是一件好事。公众号刚开始推出的几年内,关注的人一般并不是很多,但是你首先不能考虑会获得多大反响或多少收益,从网络推广产业来说,这需要一定的营销策略,有时甚至需要专业的团队来做策划与具体实施,就目前编辑部的硬件与软件条件来说,这项工作十分具有挑战性,这也要求编辑部人员积极主动提高自身业务素养和网络市场相关技能。有些非常有价值的内容,以往通过纸媒,它可能受到的关注寥寥无几,但通过线上平台的推广,哪怕只是多一个人关注到它,也是这个平台创立之初的意义所在。

        这个平台上首先是一个多媒体的东西,它不仅仅限于单一的文本、图片,还可以把一些音频或者一些视频和文学的东西结合起来,甚至如果技术力量和人员力量充分的情况下,在避免发生版权等问题的同时,甚至可以拍一段视频,有背景乐,加进编辑的话语,形式上不一定非要是文字的,内容也可以谈谈编辑对这篇小说的解读,或者当时是怎么发现这篇稿子的,亦或者怎么修改的稿子之类的幕后故事,这样也许很有意思。再或者,可以邀请作者本人就创作灵感、创作契机、创作过程等方面进行“现身说法”,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推广方式,加大作者与作品的推广力度,加强读者阅读作品的体验与内涵理解,同时激励作者持续创作。


        索朗卓嘎:我们编辑部现在也在积极往这个方向努力。老师,文学作品同质化、信息碎片化、阅读门类多样化的今天,西藏本土汉文作家与内地作家之间依旧存在明显的差距,除开母语环境因素影响外,您认为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的影响?

        扎西达娃:你们有没有做过统计?比方说来稿的稿源,我觉得现在我们一个数字化时代和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数据,或者是做一个数据化表格,内容包含作品名称、作者姓名、民族、地址、年龄段、体裁、内容题材等等方面,这个数据非常重要,从这个里面再去分析和筛选,就可以得出很多你们关于作品同质化或者与内地当代文学热点、文学潮流存在的差距等一些结论,甚至可以供评论者和写文学史的人来作为重要参数。

        那么至于说内容,其实还是那句话,好的稿子永远是极少的,像金子一样的。我想总会有一些比较有思考力的作家们,他们总能在平凡的,看似差不多的生活里,发现不一样的点,通过文学性的表达,用文学点亮人们看世界的眼光。


        索朗卓嘎:最后,您对西藏广大文学创作者和《西藏文学》的嘱咐与寄语?

        扎西达娃:《西藏文学》在西藏自治区文联的指导下,走过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它从一个最初的地区性刊物逐渐走到今天唯一的省级刊物,一路上十分不容易。《西藏文学》确实曾经也是在全国的文坛上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在国内非常重要的作家,甚至有些作家都进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确实为展现西藏的历史巨变,立下了自己的汗马功劳。这么多年来,特别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大潮中,杂志被迫改变自己的风格,走向地摊文学,走向畅销文学等等,而《西藏文学》能够几十年坚持纯文学办刊,这就叫不忘初心,始终如一地捍卫着纯文学的尊严。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我非常敬佩的。

        我相信现在进入到新发展阶段,我们的刊物也会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办得更好,同时我也非常感谢长期以来关注我们这个刊物的广大的读者和给我们提供稿源的作家们,是你们长期以来的关注与支持,《西藏文学》才能历40余年而仍旧不忘初心,坚持办刊宗旨。同时我也希望所有创作者们能够坚持创作,持续为西藏文学事业输出更多高质量的作品。

        此外,我们编辑部的同仁们多向当初创刊的这些老编辑、老同志们学习,保持他们这种对文学的执着和热爱,主动作为,寻找机遇,在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管理和支持下,把这个刊物办得越来越好。


原刊于《西藏文学》2021年增刊•西藏自治区文联成立40周年专刊

(责任编辑: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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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达娃,藏族,四川巴塘人,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长篇游记《古海蓝经幡》、中短篇小说集《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扎西达娃小说集》《扎西达娃小说选》《风马之耀》《夏天酸溜溜的日子》,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励,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先后担任《益西卓玛》《冈拉梅朵》《西藏往事》《皮绳上的魂》《阿拉姜色》等影视剧编剧,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特别奖、第2届编剧嘉年华年度关注电影编剧奖、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入围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