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帮大人放牛，遇到施工队撤走后留下的窝棚，糊了满墙的报纸上印着《沙家浜》的剧本，我觉得太美了，就开始对文字有一种特别的向往……” 这是作家阿来与文学的初遇。
“有个人拿出一张巨大的地图，用飞机拍的，村庄到这就变成了地图上的一道褶子，我对世界之大与世界之小，第一次有了非常直观的感觉……” 这是行者阿来与大地的初遇。
——阿来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幸运地遇到了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写作与行走。
阿来先后做过拖拉机手、老师、主编、文联主席，“作家”仿佛一直是阿来的副业。当然，阿来始终格外认真地对待这一身份：“作家是属于那些人的，他们叫托尔斯泰，叫曹雪芹，叫李白、杜甫、海明威、马尔克斯……但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被叫为‘作家’，我到底是这些人？还是我期待那些人？如果是这些人，我宁愿不是作家。”
于是，接下来的《尘埃落定》，成了阿来对自己“能否成为作家”的尝试与印证。1998年，落笔四年之后，《尘埃落定》终得顺利出版，两年后，阿来凭借此书，获得茅盾文学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作家之一。
《尘埃落定》仅仅是阿来的一个开始，再往后还有《格萨尔王》《空山》《瞻对》《云中记》……在阿来看来，在写作这个充满挑战的职业中，每一部新作都是作家对读者发出的一个邀请，邀请大家通过作品，看到一个具体的人的成长与变化。
九月初，逢阿来新书《西高地行记》出版，我们请到阿来做客凤凰网文化直播间，分享阿来一路过来的行走与写作。
以下为本场直播的文字实录。
1.“我写过的地方都是我的故乡”
凤凰网读书：很多人还不知道您是一个资深的行者，常年在高山雪域之间行走，这本新出的《西高地行记》就是您行走的一部分记录。
阿来：对。
凤凰网读书：您走了很多地方，但最熟悉的应该还是你的故乡？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里，您指着不远处的大山说：这里的每一个山头我都爬过。
阿来：应该算是我最早的故乡吧。我自己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故乡，固然是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个小地方，在城里可能是一条巷子，在乡下可能是一个村庄，但是这只是一个起始点。
我们总是不断地在扩张自己生存的领域，同时眼界在增长、知识在增长、阅历在增长，情绪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就是这样扩张着长大的。
对我这样一个书写的人来说，我不可能总是写那个原点，我的书写也随着远行不断扩张。现在不敢说整个青藏高原，至少青藏高原的东部我差不多都走遍，也写遍了。
现在我有个说法：我写过的地方都是我的故乡。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概念。当我们说“我要回故乡”，这个故乡足够广大的时候，就随时可以回去，太小的时候可能就会近乡情怯，回不去了。
凤凰网读书：“近乡情怯”您好像介绍过，您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马尔康下面的一个小村庄。
阿来：很小的村子。它的地理空间很大，穿过村子所在的大峡谷的公路有30公里长，但是就二三十户人家，两百人左右。
凤凰网读书：这二三十户人口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阿来：半农半牧，我们那里算是自然条件很好的，除了冷一点。因为中国好多农村的窘境是人太多、资源太少。我们那地方地广人稀，而且不是戈壁荒漠、森林草原，生态很好。如果你人勤劳一点，要吃饱穿暖大概比较容易的。
2.“我对世界之大与世界之小，第一次有了非常直观的感觉”
凤凰网读书：我记得您之前写过，小时候地质队到您的村子做调查，您就去他们的帐篷里看地图。您从小就对外部世界有一种向往感吗？
阿来：对。地质队来做各种各样的资源调查，就在村子里搭个帐篷，用很多机器来工作，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充满了吸引力。
他们找矿，调查森林的储藏量，调查各种各样的情况，甚至有些不为找什么，就是要给祖国大地描绘一张准确的地图。我就觉得这太神奇了。拿个锤子随便敲一敲就知道地下藏有什么东西，拿个镜子望一望就知道这片山有多少棵树。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的人不知道，他们一来就全知道了。
有一天有个人拿出一张巨大的地图来，用飞机拍的，真实的，其实是一张大照片，不是地图。他们就问我：小鬼过来，你们村大不大？我说当然大了。他说，那你在这个照片里头把你们村找出来。
没有，（我）根本找不到，一座房子也看不到，只有一些山，山的皱褶像老人的脸一样。我说，我们村子在哪？他说，可能在这个褶子里吧。
我平时觉得庞大的村庄，到这就变成了地图上的一道褶子，除了这道褶子，什么也看不见。他们还要在图上仔细去寻找我们村到底在哪里。它还只是一个飞机的航拍，其实就照了大概百十平方公里。这下我对世界之大与世界之小，第一次有了非常直观的感觉。
凤凰网读书：那么文学的世界呢？您曾经描述过，儿时放牛遇到一个施工队走后留下的棚，棚里面贴着满墙的《沙家浜》。
阿来：对，在报纸上。那是70年代初，正是中国文化比较荒芜的年代。
我是星期天帮大人放牛，刚好一段公路修桥，修好了施工车队撤走了，留下搭的窝棚，到处漏风，所以才要用报纸把它糊起来。
上面正好是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我觉得太美了，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文学性的表达。我那时候脑子里还没有“文学”这个词，从那之后就开始对文字有一种特别的向往。
凤凰网读书：《我在岛屿读书》中有一个片段我印象很深刻，现在我们看到美景，只会说“绝了”，但是您讲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其实关于美我们有很多种说法。我一想还真是这样，现在一个人喝酒喝得尽兴，会说“喝高了”，但如果是李白他就会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我们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语言丰满起来？而不是只有“赞”、“666”等匮乏的语词。
阿来：可能还是要阅读吧。现在是一个过剩时代，所有东西都有多余的，书也一样。所以读书的人也有一个挑战，就是读什么书。书太多，有些书可以不读，有些书最好不读，有些书必须不读。我觉得首先要读审美教育的书，文学史早就有个清单给我们的。
把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完成后，它会慢慢丰富你的表达能力，你先是模仿它，然后你会突然发现你能创造一些话了。
当然我们也要学会说话。我们今天中文有一个比较窘迫的，大家都不敢离开标准答案说话，大家说的都差不多，学生考试说的话差不多，开会表态说的话也差不多，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家说一样的话。而文学或者说一种语言要丰富，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要学会说不一样的话。
3.“读书只能保证一部分年轻人达成教育所需要的目的”
凤凰网读书：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文字或知识可以使您变得不同？
阿来：很小就知道。因为即使在小时候，我读完这些书，跟我那些不读书的小伙伴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可以永远满足于掏鸟窝，我也跟着他们掏鸟窝，但我无法获得满足。
尤其是在那种窘迫的生活中，我会突然发现，即使同样生活在美好的大自然当中，有些人对于大自然之美是不会有任何触动的，但我开始发现那些美好。
凤凰网读书：您从马尔康师范毕业后教书的那段经历，像山区支教的纪录片——开学时老师的主要工作，不是教书，而是要去找学生劝他们来上课。
阿来：对，其实我们中国社会到今天都隐隐受到这种“读书无用论”的影响。
我们有好多读了书的人，仍然走向了命运的低处。更何况我老家那种地方，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没有从读书中得到过好处。他们往往会说：孩子大了就应该学做大人的工作。其实这也是旧的乡村秩序中较好的一方面，劳动技能的养成、对劳动的热爱养成，是从小开始的。当然今天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情况。
今天为什么说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回农村，因为读书只能保证一部分年轻人见到广阔的世界，达成教育所需要的目的。更多的人读过初高中后就止步不前了，没考上大学，但是又已经失去了踏踏实实干农活的心态。
不像我们小时候，从山上到地里，什么都干过，什么都会干。我到今天还会干，我要想回去还是能回去。
凤凰网读书：到现在还会干？
阿来：当然。从小养成的东西不会忘记。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确实养成了一些与劳动对象之间的感情。
现在很多读书失败的年轻人回不去，是因为我们从小就通过教育暗示和鼓励他们，你不用回去，最后却把他晾在半路上，这时他已经十六七岁了，怎么回得去。这时候再让他重新回去种地，他不会，没有学过。所以老百姓不愿意把孩子送来读书，说将来等他长大了回来，都不会劳动了怎么办。所以开学十多天我们都满山、满村子找学生，动员大家来上学。后来是靠国家政策才能说动大家来上学的。
但我知道，即使教育成功了，把全农村的孩子都送到城里去，也不是每个人都找得到工作，都考得上大学。剩下的人，就是真的回不去了，等于是我们把他们撂在半路上了。
因为从你教他那天起，你的暗示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而且他也没有受过基本的乡村那一套的训练。现在很多人说年轻人变懒了，我说这哪是变懒，是你没有从小培养他，下意识当中，他就会是那样。
凤凰网读书：所以他们可能会非常迷茫。
阿来：他们的迷茫远胜于今天有表达能力的人所说的“我要躺平，我要内卷”的迷茫。
凤凰网读书：但是他们的声音又没有被互联网放大。
阿来：他们都没有声音。
4.“如果成为这些人，我宁愿不是作家”
凤凰网读书：您大概30岁的时候，出了第一本小说集？
阿来：《旧年的血迹》，我大概是1982、83年开始写东西，之前我喜欢读，从没有想过要写。那个时候我只想在学校再混几年，但到了学校以后我想，将来我还是想学点什么。
我到县城中学教书以后，和我一同去的，学地理的、学化学的、学数学的、学外语的，七八个里有五六个人都在写作。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着这一伙人一起写，相当于一个写作小组。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单身，住着集体宿舍，互相关系都很近。结果我是最晚进，却在这条路上坚持最久的人。
凤凰网读书：我看到资料上说，您这第一本书刚出版，您就把它扔了，觉得不好。是当时觉得写得不好吗？
阿来：对。那时候我30岁，人到三十，都会想起孔子的“三十而立”。
过去我们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人家调侃你，叫你作家，有讽刺的意思，小地方的人会觉得，就你，可能吗？
但是书一出来，他们再叫你作家，（我）就有点认真了。尤其这个书在当时还是比较有影响的，是作家出版社的青年作家发掘计划中的一本。现在我们50、60后这一批作家，绝大部分的第一本都是那时候出的，包括莫言他们都是。
但我当时就慌张了，你叫我作家？我对作家是有标准的。他们是文学史中的经典，阅读他们的时候，至少有相当部分我是心悦诚服的，他们要么是思想史、要么是价值观史、要么是美学史上非常高的高峰，我们要逾越他们，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作家是属于那些人的，他们叫托尔斯泰，叫曹雪芹，叫李白、杜甫、海明威、马尔克斯。但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被叫为“作家”，我到底是这些人？还是我期待那些人？
如果是这些人，我宁愿不是作家。因为这就意味着，我才30岁，要把我的一生都投入到这样一件事情中，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为这些人，那就等于取消了我自己生命的意义。那我还不如继续在水电站工作，至少我能看到大坝的成长，还不如回到中学继续当老师，至少我总能看到几个学生的成才。
那本小说里我自己满意的就一两篇，其余的大部分，都只是自己的一个成长记录，作为严格的文学标准来看，确实还是不够成熟的。
那我就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下一本书、再下一本书还是这样的吗？如果还是这样，我不如就此打住，就不干了，去干点别的。虽然不能扬名立万，但我在这个世界上确实能够留下一点我自己真实的生命痕迹，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我只会觉得自己从事了一件非常虚无、没有价值的事情，这种悲剧是我是不能承受的，我之后很长时间不写作就是这个原因。
5.“我写《尘埃落定》也是一个尝试，决定我还要不要留在这个行当”
凤凰网读书：我听您描述写《尘埃落定》的经历，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您就跑去对儿子说：你爹是个天才。您当时为什么这么笃定这部小说是一部佳作呢？
阿来：因为我读过那么多东西，当然，我们今天也会遇到很多小说家吹自己的小说写得很好，其实他们写得并不好。
凤凰网读书：对，因为我也认识一些编辑朋友，他们说基本上给别人写退稿信，对方都是很不情愿收的，会说“那是你不懂”，作者会觉得自己的作品就是好的。您那个时候的情况如何？
阿来：自己能不能客观，要看是过分自恋，还是调动你的事实储备。任何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也是一个好的阅读者，他的鉴赏水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写作者用于写作的时间其实也是很少的，大部分是在阅读。
当然，有两种阅读，一种是拿着具体的书阅读，另一种是走向大地，其实也是一种阅读。刚才我说我写作的动摇，就是担心自己写不好，而不是自恋。
我觉得人应该有自我怀疑的精神，但是自我怀疑的同时又要敢于自我肯定。就是要客观地把自己放进系统当中去看，而不是靠自己对成功、对功利的这种虚幻的想象。
我写《尘埃落定》也是一个尝试，它能决定我还要不要留在这个行当里。所以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我可以。所以那天我很激动，老婆去菜市场买菜去了，只有几岁的儿子在那玩游戏，我只好去冲他喊，我说你爹是个天才。
凤凰网读书：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的时候，也是写着写着就跑下楼跟他老婆说：我在发明小说。
阿来：对，有一天马尔克斯哭着从楼上下来，他老婆就知道上校死了，这个小说完成了。因为他们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如果我们能体会到这样一些美妙的过程，以后的成不成功都不重要了，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了通神一样的体会。
所以好多作家觉得写作很苦，我在坚持。我说上帝派我们来又不是专门吃苦的，必须吃苦耐劳的时候我们当然得承受，但是为什么你要找一件很苦的事情来做，而不去做那些令你愉快的事情呢？
凤凰网读书：《尘埃落定》的主角是一个“傻子”少爷，他用“傻子”视角旁观了整个土司的兴衰，最初您是怎么想到构建“傻子”这样一个形象？
阿来：其实傻子的形象，算是文学作品当中比较多的，我选择用傻子，更重要的还是尊重历史。所有王朝都有一个命运，他们的开国的皇帝，或者家族基业的祖先，精神、肉体都是非常强大的。但后来都会发生衰退，以至于他们的智力或传宗接代都出现问题，所以变弱也是他们普遍的命运。但是有一种傻人，或者我们看起来傻的人，你把他排在主流之外，反而成了他在岸上，旁观者清。
还有一点就是，在正常的时代里，一切井然有序，这时聪明的人就会占有先机。但是在那些王朝的末期，历史变得怪异了，所有事情都无法按照常理解决，偏门的人就登场了。
我想写出一点历史的普遍性，它就不光只是他们麦其土司一家的历史。小到家族，大到封建王朝，好像都逃离不了这样的命运。汉唐不就是这样吗？汉唐早期是如何辉煌伟大，后期又是如何的萎缩、苍凉。
凤凰网读书：您1994年就写完《尘埃落定》，但是到1998年才出版，中间被各个出版社退稿，但您好像非常坚定：这本书除了错别字，其他一字不改。您不怕书无法出版吗？
阿来：我觉得无所谓。第一，我写作它的时候，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了巨大的愉悦，这种愉悦早已超越了所有我享受过的肉体到精神的其他愉悦。
第二，我也相信，文学史不会埋没真正好的东西，它只是需要一段时间，甚至有些时间长到作家死后才被发现价值。我相信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因为它变化得如此之快，所以我并不绝望。
凤凰网读书：所以1998年出版的时候真的除了错别字以外，一字未改？
阿来：是的。
凤凰网读书：1998年《尘埃落定》出版，2000年拿到茅奖，而且您是茅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突然而来的名声、赞誉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
阿来：这个书很畅销，一下子钱比较多了。钱其实很重要，我们没有财务自由的时候会强调心灵自由，但其实财务自由也很重要，因为财务自由了，心灵就更加自由了。
凤凰网读书：《尘埃落定》是您35岁时候的作品，后来的岁月里，我相信您也被频繁地问到过这个问题：您有没有能力超越《尘埃落定》？
阿来：难道我的《云中记》不如《尘埃落定》吗？
凤凰网读书：您觉得呢？
阿来：远远超过，但是它也需要新的读者，它也有更多的创新。
今天我们的读者习惯了把一个作家定格化，用一本书定格他，他就是这种风格。他写第二本、第三本，读者会希望它们还像之前一样。阿来写得再也不像《尘埃落定》了，有一部分读者可能就会觉得失望。
但是写作这个职业，它应该是充满挑战的。成熟的读者读一个作家，应该要看到这个作家的成长。这种成长就是通过作品来看到变化。我又不是那么笨的人，你以为我从30岁写到60岁还没点进步了？那不可能，每本书都有，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讲。
6.“我当时就觉得刘慈欣将来有戏”
凤凰网读书：好多人其实不知道您做过《科幻世界》杂志的编辑。我看马伯庸老师说，他完全没想到，《科幻世界》的阿来和写《尘埃落定》的阿来是同一个人。您当时怎么会去一个科幻杂志呢？
阿来：那是90年代，原来科幻杂志是国家用经费养的，后来不养了，大部分人的思路是我们要跑去国家养我们的地方，因为说不养的就是搞市场经济。但是我那时觉得，已经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通过一个具体的事情，我去体会一下市场经济的风貌，不是挺好的吗？
凤凰网读书：所以那时候您就是想感受一下市场经济的运作？
阿来：对，因为国家刚好说不养了，你们自己去面向市场，我就觉得要去那个地方。而且我是愿意学习的人，科幻杂志会强迫我打开另外一个世界，我们都生活在科学时代，还是得需要懂点科学的，知道这个世界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物理学的意义上是怎么运转。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恰好科幻文学又是从文学进入，我把它看成一个学习和体验的过程。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任何经验都不会被浪费。
凤凰网读书：您两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编辑变成总编辑，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做到的？
阿来：能干。
凤凰网读书：怎么个能干法？
阿来：一是我们要判断大量来稿的好与不好，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认真的。二是作者跟你打交道，其实是和一个平台打交道，他来你这个平台的时候，会判断他在这里能不能比在别的平台成长得更快，这也得看你的本事。
后来有人问为什么这帮人全都聚到《科幻世界》这来了呢？我说那是因为我跟他们说的话管用。我自己也是一个写作的，这就比只做编辑的人更理解写作，甚至看他们稿子都能看出对方在什么地方是写得很舒服的，什么地方他是有点搞不懂的、勉强的，都能看出来。
凤凰网读书：很多人知道《科幻世界》是因为《三体》，我听说刘慈欣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被您发现的，当时他是给您投稿吗？
阿来：投稿来的，我一看这篇小说是处女作，我说写得好。一问在山西，娘子关的一个火力发电厂。这个时候我手里已经有几个不错的作者了，他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人将来有戏。之前有个河南油田出来的王晋康，也写得很好。
后来我怕下面的编辑看走眼，就直接跟收发室的人讲清楚，说这个人将来寄来稿子就不经过下面了，直接给我。刘慈欣大概是第三个直接送到我这的。
凤凰网读书：您对《乡村教师》的评价是说，他其实在处理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处理主流文学关注的大问题。
阿来：对。有时候光有科幻这一个外壳不行的。有句话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科幻文学也一样。你想象一个外星的场景，写一个机器人，也是当下的人写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到那个时刻，它曲折地反应的都是当下。
凤凰网读书：我听说您做编辑的时候，《科幻世界》的销量增长很快，效益也很好。
阿来：今天的文化是跟传播连在一起的，没有传播，这个文化再有价值也没价值，而一旦传播必然会产生经济效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要制造流量。这就迫使我还要从小说、科学的世界里走出来，去研究另外一套逻辑，营销。
凤凰网读书：所以您当时还做营销。
阿来：不做营销谁买？
凤凰网读书：那您怎么做一个杂志的营销呢？
阿来：首先必须在全国建立几百家的经销网，至少到三级城市。那个时候有书报亭、书店，代理商要把你这些每一期的杂志迅速送达到经销商，因为杂志的经营很难，它在报刊亭的生存时间大概就是10天左右，不像书店，一本书可以摆一年。
报刊亭就那么大的地方，全国有上千家杂志，能够到报刊亭售卖的只有一两百家而已，一两百家在一个月当中又要互相替代，生存时间的就只有7到10天，因为新的又来了。所以必须要在很短暂的时间当中跟读者建立联系。
我们会到上海、北京去，一个报刊亭一个报刊亭地问，卖得比较多的是因为什么，哪个街区没有卖出去。市场有市场的一套逻辑，营销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做了以后也就有很好的收获了。多学东西总是没错的。
凤凰网读书：对于作家，尤其是像您这样的纯文学作家，我们的刻板印象可能是只会写书，不太会赚钱。您这些知识都是从哪里学习的，这些经验又是从哪里积累的呢？
阿来：我觉得人有各种各样的潜能，一个中等以上智商的人，只要愿意心无旁骛，锲而不舍地在一个方向用力，他一定能得到收获。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可能精力集中得不够，我们东张西望的时候太多。
我是一旦从事一个工作，就觉得首先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所以当拖拉机手的时候、当中学教师的时候、做杂志编辑的时候，它们都有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要求，就按照它们来做。
7.“只有走路不需要任何条件”
凤凰网读书：后来您又担任了四川省作协主席，按照普通人的想象，作协主席是很忙碌的，但是您还能经常背上包出去行走。您现在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呢？
阿来：我的一天很简单，尤其现在年纪大了，磕睡比较少。我早上一般5点半或者6点起床。如果是在冬天的成都，就喝一壶茶，然后写作到天亮，之后我会去走个四五公里，因为我经常去野外，需要储备体能。如果是夏天，天热，时间就会有调整，我可能6点钟起来，先去把这四五公里走了，再回来读书写作。
凤凰网读书：每一天都有这四五公里？
阿来：那必须的，如果晚上再有闲暇，我还会再补个三四公里。
凤凰网读书：很自律。
阿来：原来试过打球，但它是需要一些要条件的，就是你得找个对手，以及要去场馆吧。我就发现只有走路不需要任何条件。去任何地方，出国也好，去到野外也好，在任何一个城市也好，好多地方有公园，我就到公园里去走，没有公园，就顺着大街边走，顺便看看一个城市的风景，看看一个城市的人群，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倒不是刻意要自律，有时候我还是愿意放任自己的。但是工作确实需要我储备体能，我今年都65岁了，还是略微比同龄人要健康一点。
凤凰网读书：是的，接下来呢？
阿来：接下来，如果是写作，年轻的时候喜欢熬夜，现在我宁愿在上午把我的写作指标完成。我不会写一整天，我也不愿意把这种东西变成无休止的劳役。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写，在我写作的时期里，上限是3000字，保持在两三个小时以内完成，这样就有充沛的精力完成它。
充沛的精力很重要，不是怕不怕累的问题，是保持感知的灵敏，因为我们不光要写出一个故事，还要保持灵动的文字，飞扬的神采。我对自己的文字有很高的要求。
下午我就履行公职，见见人，谈谈事。现在当作协主席我最畏惧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别人的稿子。让他们送到出版社偏不送，说主席先帮我看一看。现在看到好稿子的几率很低，我自己又不是编辑，没有这个责任感去看不好的东西。这个负担很重，但是又避免不了要从事这样的工作。
凤凰网读书：所以看稿子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
阿来：对，而且它不带来任何快感，但又好像是你的一项职责。如果说不断有惊喜的发现，那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补偿，但现在得到这种补偿的几率下降了，比我们90年代，或者说比我办《科幻世界》的2000年代少一些了，碰到王晋康、韩松、刘慈欣的几率在下降，不然看稿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工作。
凤凰网读书：我特意对您的名字做了检索，“阿来”就是您的本名，不是笔名。“来”这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它的形象是一束麦子。
阿来：对，在藏语里它也是麦子刚刚长出的意思。在藏区就是5月了，春天来的晚，5月麦苗刚刚出芽，布谷鸟开始鸣叫，这就表示春天到来了。就是刚出土的麦苗的意思。
凤凰网读书：这个名字跟您后来热爱行走这件事很符合。做这个采访之前，我们的小伙伴特别遗憾，说不应该在演播厅里跟您做这个采访，我们应该去高山上。最后，我们回到您新出的这本《西高地行记》。能不能推荐一条简单好走的路线？给想去书中这些地方的人。
阿来：其实旅行社的线路很多，但是大家如果想要沿着公路行走，有两条或者三条线很好。一是从我的老家成都出发，国道213，穿过横断山，穿过若尔盖草原，可以抵达青海，到青海湖边。这是一条非常美的路线，经过群山也经过草原。
二是再往南边走一点，国道318，又是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经过甘孜州，经过康定，经过巴塘、理塘，过金沙江，它的北线国道317也非常漂亮。如果要成都出发，我最建议的路线应该是这两条。
凤凰网读书：谢谢，看来我们一切的起点都要去成都。
阿来：当然，给我们成都的旅游业做一点小贡献。
阿来，当代著名作家，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云中记》，长篇非虚构《瞻对》，诗集《梭磨河》《阿来的诗》，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短篇小说多部。2000年，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长篇小说《云中记》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