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寺院教育的兴起
佛教的寺院教育制度兴起于古印度。大约在佛陀圆寂500年后，随着寺院和石窟寺的不断修建开凿，寺院逐渐成为僧人生活和学修的主要场所。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徒们的不断努力，逐步形成了系统独特的寺院教育体系。 寺院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佛教经律论三藏。寺院的教学方式，为讲经、诵经、辩经、著述和禅观实修的有机结合。不过不同的寺院在学修方面各有侧重——有的偏重义理学习，有的偏重具体修证，有的则力图学修并重、均衡发展。学僧们除集体和个别听受三藏经典外，获取和验证所学佛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立宗论辩。久而久之，辩经成了古印度寺院教育中获取佛教知识、检验所学深浅，以至获得佛教学位最为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
古印度寺院教育尤其注重逻辑辩论——佛教因明的学习与训练。一位刻苦学习了多年的僧人，只有在寺院举行的辩论大会上立宗辩经，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识，验证自己的闻思修境界，从而使僧团能够对他的佛法水平予以认证。因此，辩经是当时印度各寺院最普及的学修方法之一。
古印度寺院的辩经活动与龙树、无著、世亲、陈那、法称等佛教大师的积极倡导有直接关系。
据多罗那他记载，公元二世纪的那烂陀寺不仅是古印度最著名的寺院之一，也是最早的佛教大学。从公元二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七、八世纪，那烂陀寺一直是古印度佛教教育的中心之一，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周边国家的僧人不远万里前往学习深造，对大乘佛教的弘扬和发展、佛教人才的培养、佛教教育的系统化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播，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大乘佛教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被称为“南瞻六庄严”的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称，传说都曾是那烂陀寺这所佛教大学里的主要教授。虽然他们的思想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因明以及“辩经”在寺院学习中的重要作用，而他们本人都是当时印度著名的辩论大师。
公元三世纪以来，印度各地相继出现了不少著名寺院，如超戒寺、乌丹塔普拉寺、婆耆罗沙纳寺与那烂陀寺并称为印度四大佛寺。而那烂陀寺从公元一世纪始建到十二世纪被毁，一直是早期和中期大乘佛教(显教)的最高学府，而九世纪以后的超戒寺则是印度晚期大乘佛教(密教)的最高学府。上述这些寺院不仅是古代印度佛教教育中心，也是学习研究其它各种知识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
公元五世纪，西晋高僧法显巡礼印度时曾记录了印度各个寺院的教学情况。公元七世纪，唐朝高僧玄奘在印度游学时，曾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学习大乘经论，并受到那烂陀寺寺主戒贤大师的热情欢迎和亲自指导。玄奘大师在这里学习数年，并与当时许多著名佛教学者相互切磋。后来在戒日王为他举办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上悬立宗旨，无人能够难破，从而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赠予“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称号。
佛教初传西藏时，那烂陀寺和超戒寺就与藏传佛教结下了深厚的法缘。如吐蕃时期的法成、寂护，后弘期的阿底峡、释迦室利等对藏传佛教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一代宗师，都曾在这两个寺院里学修生活过。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在十六世纪时根据进藏印度高僧口述编写了《印度佛教史》，记载了不少印度佛教胜迹，在著作中就提到了那烂陀寺和超戒寺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而藏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据说是寂护大师模仿印度乌丹塔普拉寺而设计新建的。
然而随着公元七、八世纪印度佛教的逐渐衰弱和婆罗门教的复兴，以及伊斯兰教的大举入侵，使得众多佛教寺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那烂陀寺、超戒寺也都受到严重的破坏。从此，古印度佛教传统教学体制和辩经方式，在公元九世纪以后日渐衰微。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产生
公元七世纪，随着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进藏，佛教分别从尼泊尔和中原两路传入西藏，史称“前弘期”。吐蕃兴建了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第一批寺院，并开始了佛经翻译工作。但最初阶段的寺院只能说是供奉佛像和经书的佛堂而已，因为当时吐蕃寺院没有出家僧人，当然也就谈不上僧伽组织。当时的佛教只限于在上层贵族当中传播，并没有在民间广泛流行，与广大藏族百姓发生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的佛教充其量只是贵族的宗教。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松赞干布执政时期曾在离今天色拉寺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叫帕邦卡的寺院，藏文的创制人吞弥·桑布扎曾受命在这里为吐蕃贵族大臣们讲授藏文，并教授他们佛经、梵文等印度文化知识，可以说帕邦卡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所学习语言文化知识的学校。
到公元八世纪，在藏王赤松德赞时期，由于藏地原始本教与佛教的冲突异常激烈，以至于产生流血冲突，为了和平解决外来的佛教与传统本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应寂护这位那烂陀寺首座的请求，赤松德赞就采取了印度佛教中常用的辩论方式，以解决佛教与本教的矛盾冲突。辩经时规定，败方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改信胜方的信仰。辩论是在敦喀地方举行的，佛教方面以寂护、无垢友等人为首，本教方面以香日乌金为首，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徒以“理由微小无力”而告失败，佛教以“理由深广有力，辩论出色，智慧敏锐”而取得胜利。这是藏族史籍上记载的第一次大辩论，可以说开了藏传佛教辩经之先河。此次论辩对藏传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转折作用。随后，藏王赤松德赞大力弘扬佛法，决定修建桑耶寺。
公元776年，藏族历史上出现了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随着印度高僧莲花生、寂护及一切有部12位高僧、中观分别说部僧人，以及唐朝摩诃衍那(大乘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到来，才出现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批藏地出家人，藏史一般称他们为“吐蕃七觉士”，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僧伽体制：有亲教师，有学僧，有特定的学习经论场所——“扎仓”。
据说，赤松德赞下令在桑耶寺内设立“妙法扎仓”，也就是学习佛法的学院。藏文史书一般将创立这个扎仓的三位重要人物合称为“堪罗曲松”，意为“师君三尊”，即桑耶寺堪布寂护(堪)、亲教师莲花生(罗)和藏王赤松德赞(曲)，最后的“松”字是“三”的意思。
桑耶寺建成后不久，在拉萨佛教界内部又发生了著名的“顿渐之争”。从中原传入西藏、主张“顿悟”的禅宗大师大乘和尚，与主张“渐悟”的印度佛教大师莲花戒，又一次采用辩论方式解决两派的思想冲突。
《布顿佛教史》这样描述道：“莲花戒到吐蕃后，赞普坐于中央上座，和尚一派在右排座位入座，莲花戒在左排座位入座，‘渐门派’一行跟随其后。赞普将两个花环分别送给两派大师，并下令让他们发誓，败者向胜者献花环，并且不能留驻吐蕃。”
据说辩论进行了两年有余，起初禅宗和尚们占了上风，但最终负于印度喇嘛们，因而按照事先约定离开了吐蕃。传说，大乘和尚离开吐蕃时留下了一双靴子，并预言“未来之时，在吐蕃仍然会有持我见解的人”。从此，辩论不仅成为藏传佛教寺院重要的学习方式，同时也成了吐蕃王朝解决政治和宗教重大难题的一种方式。
赤松德赞时期随着吐蕃出家僧尼人数的逐渐增多，他又下令在各地修建了一批寺院和修行道场。据藏文史料《德吴宗教源流》说：“为了在吐蕃奉行佛法，仿照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修建了十二座经学院、六座祭神殿、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十二座清净院。”其中，十二座经学院和六座祭神殿主要是学修显宗经论的道场。而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和十二座清净院主要是学修密教仪轨和进行密教修炼的道场。
据有关藏文史料，当时在桑耶寺学经的僧人达七千人之多，在青蒲道场学修密教的僧人有九百多人，在昌珠寺学经的僧人有一千多人，在大昭寺学经的僧人达三千多人，在叶尔巴学修密教的僧人有五百多人。总体来看，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僧尼人数大约在一万六千人上下，显教学习主要集中在桑耶寺、昌珠寺和大昭寺，而密宗学修主要在青蒲、叶尔巴和央宗道场。由此奠定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基本格局，而印度那烂陀寺的辩经方式也传入到西藏地区。
藏传佛教自松赞干布开始，经过赤松德赞的努力，到赤祖德赞执政时达到了鼎盛时期，但也因此遭到了极大的劫难。
赤祖德赞为了在吐蕃弘扬佛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持、保护政策。首先他颁布了吐蕃七户人家供养一僧的法律，不敬僧人要受到法律的惩治。其次，他挑选了年轻优秀的吐蕃青年去印度等地学习佛法，同时也邀请印度、于阗、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僧伽罗国的高僧在西藏讲经说法。他建立了严格的译场制度，规范佛经译语，编纂佛经目录，扩大寺院规模，建立健全寺院僧伽制度，使得吐蕃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赤祖德赞创办了如法如律的三大佛教学院：一是注重闻、思、修的“修行扎仓”；二是注重讲、辩、著的“讲经扎仓”；三是注重慧、净、贤的“律仪扎仓”，还兴建了其它30多所寺院。三大学院的建立，突出强调了佛教僧伽教育的要旨，即“闻、思、修”三法和“戒、定、慧”三学的有机结合。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印度那烂陀寺传统教学方式和辩经制度被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借鉴和吸收，并在此后一千多年中，发展演变为藏传佛教独特的寺院教育体制和辩经考试制度。
尽管吐蕃时期佛教寺院教育有相当的发展，但佛教与本教之间的斗争从松赞干布时期一直持续到赤祖德赞时期，时常影响着藏传佛教的成长和壮大。随着赤祖德赞国王的被杀，朗达玛的谋权篡位，这位崇信本教的国王不仅毁灭了一个多世纪艰难发展的藏传佛教，同时也毁灭了一个庞大强盛的吐蕃帝国。
藏传佛教辩经制度的形成
公元十世纪以后，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复兴，藏传佛教各派祖师开宗立派，寺院教育也随之兴盛起来，史称“后弘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纷纷赴印度迎请著名高僧来西藏讲学，系统翻译吐蕃时期未译的经论，辩经蔚然成风。
在后弘期佛教复兴运动中，阿里古格王朝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公元十二世纪，随着印度超戒寺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入藏，加之大译师仁钦桑波的积极努力，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阿底峡大师所著《菩提道灯论》，针对不同根器的学佛者，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个由显入密、显密双修的循序渐进的学修次第，为藏传佛教学修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古格王朝时期的陀林寺，仿照桑耶寺设立“妙法扎仓”，阿底峡尊者在此讲说《菩提道灯论》和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应成派学说。其后，他的的弟子仲敦巴传承了阿底峡的佛学思想和道次第，创立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第一个教派“噶当派”。
噶当派非常重视佛教理论的学习与修行实践的结合，他们把《菩提道灯论》、《菩萨地》、《经庄严论》、《集菩萨学论》、《入菩萨行论》、《本生鬘论》和《集法句经论》作为噶当派僧人必修的根本六论，并且借鉴吐蕃时期偏重实践、轻视理论的教训，注重提高学僧的整体素质。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及其教育思想，对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公元1204年，噶举派著名高僧楚臣喜饶赴印度求法时，特意迎请印度那烂陀寺最后一位寺主释迦室利入藏弘法。释迦室利此时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他在西藏弘法十二多年，足迹北达热娘、南抵洛扎，将那烂陀寺后期密乘思想和教学传统传布到藏传佛教寺院之中。
大约十世纪以后，“格西”作为一种称号开始使用，意为“大善知识”，但尚未成为藏传佛教的学位。比如，人们把噶当派的创始人仲敦巴尊称为“格西仲敦巴”，表明他是一位精通佛法的大善知识。另外，人们还把精通大小五明的学者尊称为“班智达”，这个称号虽然源于印度，但在吐蕃时期就已普遍使用。
从历史上来看，藏传佛教格西考试制度的形成，与后弘期重视因明典籍的翻译、注疏、学习和运用有密切关系。其次，与噶当派寺院桑浦寺倡导因明和辩经的学习制度有着直接关系。
桑浦寺由阿底峡尊者的弟子俄·雷必喜饶于1073年创建。十二世纪时该寺堪布恰巴·确吉僧格在该寺创设辩经制度。他在主持桑浦寺期间，十分重视中观和因明，将噶当派重要经论的学习与因明紧密地结合起来。其著作《因明如启门钥匙》成为初学佛法的必修读本。他继承阿底峡尊者《菩提道灯论》的思想，学修次第主张先显后密，而学修显密经论时，严格要求学僧先学习辩论基础知识，然后学习因明、中观、般若、俱舍、戒律方面的五部大论。学习采用辩经的形式，由一人提出观点，另一人提问，互相诘难。辩论时声音洪亮，并拍掌加强语气，使学僧容易记忆、加深理解。通过辩经的方式，学僧掌握知识多，进步快。因而在历史上，桑浦寺一直是藏传佛教讲授因明学的著名道场。而恰巴·确吉僧格的《慈氏五论注释》、《因明释》、《中观二谛》、《入行论》和《量论如意除暗》等论著，则对后弘期藏传佛教各教派的辩经与学修次第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了十三世纪，萨迦派执掌西藏地方政权时，桑浦寺一度由萨迦派管理。萨迦寺几乎照搬了桑浦寺的辩经考试制度，同时逐步创制了自己的学位制度。萨迦派僧人当时在西藏林周地区修建了一座寺院名字就叫“那烂陀寺”，其学修制度均受到了印度那烂陀寺和桑浦寺的影响。此外，作为萨迦寺的宗教领袖萨迦·贡噶坚赞在他23岁时，就拜那烂陀寺的最后一任寺主释迦室利，学习法成的《量释论》等七部因明论著以及大小“五明”。25岁时从释迦室利受比丘戒，从而师承那烂陀寺的传统学习方式。当时印度学者棹切噶瓦等30多人慕名而来，要与萨迦·贡噶坚赞立宗辩论，萨班与他们在西藏的齐龙地方进行了长达13天的辩经，结果棹切噶瓦承认失败，出家为僧，最后作了萨班的弟子。从此，贡噶坚赞声名大振，35岁时出任萨迦寺教主，萨班是一位精通“大小五明”，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故人们尊称他为“班智达”。据说，萨班是西藏第一个获得“班智达”称号的学者。他还撰写了一部关于佛教教育理论的著作《智者入门》。一时间藏地寺院形成了辩经访学的良好学风。
公元1376年，年仅19岁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遍游前后藏区寺院，先后在桑浦寺、极乐寺、昂仁寺、纳塘寺、萨迦寺等不同教派的寺院里访学，一边巡回辩论，一时成为雪域辩经的高手，声名远播。他曾对桑浦寺高僧恰巴·确吉僧格创立的辩经理论和学修制度进行了认真研究，在此基础上取舍补充，日后发展成为系统完善的格鲁派学修制度和辩经考试制度。
拉萨格鲁派三大寺建立之后，各寺院按照自己的特点将辩经考试系统化、规范化，由此形成了格鲁派严谨的辩经考试制度和学位制度。而闻、思、修、讲、辩、著的学经方式，自吐蕃赤松德赞时期始，经过后弘期大德们的不懈努力，也就成为藏传佛教寺院传统教育的基本特色。
可以说，藏传佛教学位制度是伴随着辩经考试制度的出现而产生的。所授学位的高低，要看寺院规模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及所设学院及所授课程而定。不过，为了规范和完善辩经考试制度，各教派规定了各个寺院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
历史上曾对辩经内容、辩经仪式、辩经者所应具备的条件、须注意的事项等等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如：辩论内容须围绕立宗者的立论；辩论时需具足三方人士——即立宗者、对辩者和裁判者；论辩双方须具足三要素，即智慧具足、心机纯熟、通晓经论；要防止辩论的三过失：内容过失，思维过失和语言过失；还特别规定了辩经的七种美德：气宇轩昂、语气温雅、语不伤人、道理犀利、不懈不骄、不舍正理而行狡诈爱恶、成就自他两利、郑重从事等。不同教派的寺院也根据自己的特点，陆续制定了辩经考试的规章制度，要求学僧们自觉遵守，严格执行。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产生
公元七世纪，随着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进藏，佛教分别从尼泊尔和中原两路传入西藏，史称“前弘期”。吐蕃兴建了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第一批寺院，并开始了佛经翻译工作。但最初阶段的寺院只能说是供奉佛像和经书的佛堂而已，因为当时吐蕃寺院没有出家僧人，当然也就谈不上僧伽组织。当时的佛教只限于在上层贵族当中传播，并没有在民间广泛流行，与广大藏族百姓发生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的佛教充其量只是贵族的宗教。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松赞干布执政时期曾在离今天色拉寺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叫帕邦卡的寺院，藏文的创制人吞弥·桑布扎曾受命在这里为吐蕃贵族大臣们讲授藏文，并教授他们佛经、梵文等印度文化知识，可以说帕邦卡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所学习语言文化知识的学校。
到公元八世纪，在藏王赤松德赞时期，由于藏地原始本教与佛教的冲突异常激烈，以至于产生流血冲突，为了和平解决外来的佛教与传统本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应寂护这位那烂陀寺首座的请求，赤松德赞就采取了印度佛教中常用的辩论方式，以解决佛教与本教的矛盾冲突。辩经时规定，败方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改信胜方的信仰。辩论是在敦喀地方举行的，佛教方面以寂护、无垢友等人为首，本教方面以香日乌金为首，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徒以“理由微小无力”而告失败，佛教以“理由深广有力，辩论出色，智慧敏锐”而取得胜利。这是藏族史籍上记载的第一次大辩论，可以说开了藏传佛教辩经之先河。此次论辩对藏传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转折作用。随后，藏王赤松德赞大力弘扬佛法，决定修建桑耶寺。
公元776年，藏族历史上出现了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随着印度高僧莲花生、寂护及一切有部12位高僧、中观分别说部僧人，以及唐朝摩诃衍那(大乘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到来，才出现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批藏地出家人，藏史一般称他们为“吐蕃七觉士”，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僧伽体制：有亲教师，有学僧，有特定的学习经论场所——“扎仓”。
据说，赤松德赞下令在桑耶寺内设立“妙法扎仓”，也就是学习佛法的学院。藏文史书一般将创立这个扎仓的三位重要人物合称为“堪罗曲松”，意为“师君三尊”，即桑耶寺堪布寂护(堪)、亲教师莲花生(罗)和藏王赤松德赞(曲)，最后的“松”字是“三”的意思。
桑耶寺建成后不久，在拉萨佛教界内部又发生了著名的“顿渐之争”。从中原传入西藏、主张“顿悟”的禅宗大师大乘和尚，与主张“渐悟”的印度佛教大师莲花戒，又一次采用辩论方式解决两派的思想冲突。
《布顿佛教史》这样描述道：“莲花戒到吐蕃后，赞普坐于中央上座，和尚一派在右排座位入座，莲花戒在左排座位入座，‘渐门派’一行跟随其后。赞普将两个花环分别送给两派大师，并下令让他们发誓，败者向胜者献花环，并且不能留驻吐蕃。”
据说辩论进行了两年有余，起初禅宗和尚们占了上风，但最终负于印度喇嘛们，因而按照事先约定离开了吐蕃。传说，大乘和尚离开吐蕃时留下了一双靴子，并预言“未来之时，在吐蕃仍然会有持我见解的人”。从此，辩论不仅成为藏传佛教寺院重要的学习方式，同时也成了吐蕃王朝解决政治和宗教重大难题的一种方式。
赤松德赞时期随着吐蕃出家僧尼人数的逐渐增多，他又下令在各地修建了一批寺院和修行道场。据藏文史料《德吴宗教源流》说：“为了在吐蕃奉行佛法，仿照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修建了十二座经学院、六座祭神殿、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十二座清净院。”其中，十二座经学院和六座祭神殿主要是学修显宗经论的道场。而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和十二座清净院主要是学修密教仪轨和进行密教修炼的道场。
据有关藏文史料，当时在桑耶寺学经的僧人达七千人之多，在青蒲道场学修密教的僧人有九百多人，在昌珠寺学经的僧人有一千多人，在大昭寺学经的僧人达三千多人，在叶尔巴学修密教的僧人有五百多人。总体来看，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僧尼人数大约在一万六千人上下，显教学习主要集中在桑耶寺、昌珠寺和大昭寺，而密宗学修主要在青蒲、叶尔巴和央宗道场。由此奠定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基本格局，而印度那烂陀寺的辩经方式也传入到西藏地区。
藏传佛教自松赞干布开始，经过赤松德赞的努力，到赤祖德赞执政时达到了鼎盛时期，但也因此遭到了极大的劫难。
赤祖德赞为了在吐蕃弘扬佛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持、保护政策。首先他颁布了吐蕃七户人家供养一僧的法律，不敬僧人要受到法律的惩治。其次，他挑选了年轻优秀的吐蕃青年去印度等地学习佛法，同时也邀请印度、于阗、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僧伽罗国的高僧在西藏讲经说法。他建立了严格的译场制度，规范佛经译语，编纂佛经目录，扩大寺院规模，建立健全寺院僧伽制度，使得吐蕃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赤祖德赞创办了如法如律的三大佛教学院：一是注重闻、思、修的“修行扎仓”；二是注重讲、辩、著的“讲经扎仓”；三是注重慧、净、贤的“律仪扎仓”，还兴建了其它30多所寺院。三大学院的建立，突出强调了佛教僧伽教育的要旨，即“闻、思、修”三法和“戒、定、慧”三学的有机结合。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印度那烂陀寺传统教学方式和辩经制度被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借鉴和吸收，并在此后一千多年中，发展演变为藏传佛教独特的寺院教育体制和辩经考试制度。
尽管吐蕃时期佛教寺院教育有相当的发展，但佛教与本教之间的斗争从松赞干布时期一直持续到赤祖德赞时期，时常影响着藏传佛教的成长和壮大。随着赤祖德赞国王的被杀，朗达玛的谋权篡位，这位崇信本教的国王不仅毁灭了一个多世纪艰难发展的藏传佛教，同时也毁灭了一个庞大强盛的吐蕃帝国。
藏传佛教辩经制度的形成
公元十世纪以后，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复兴，藏传佛教各派祖师开宗立派，寺院教育也随之兴盛起来，史称“后弘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纷纷赴印度迎请著名高僧来西藏讲学，系统翻译吐蕃时期未译的经论，辩经蔚然成风。
在后弘期佛教复兴运动中，阿里古格王朝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公元十二世纪，随着印度超戒寺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入藏，加之大译师仁钦桑波的积极努力，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阿底峡大师所著《菩提道灯论》，针对不同根器的学佛者，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个由显入密、显密双修的循序渐进的学修次第，为藏传佛教学修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古格王朝时期的陀林寺，仿照桑耶寺设立“妙法扎仓”，阿底峡尊者在此讲说《菩提道灯论》和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应成派学说。其后，他的的弟子仲敦巴传承了阿底峡的佛学思想和道次第，创立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第一个教派“噶当派”。
噶当派非常重视佛教理论的学习与修行实践的结合，他们把《菩提道灯论》、《菩萨地》、《经庄严论》、《集菩萨学论》、《入菩萨行论》、《本生鬘论》和《集法句经论》作为噶当派僧人必修的根本六论，并且借鉴吐蕃时期偏重实践、轻视理论的教训，注重提高学僧的整体素质。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及其教育思想，对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公元1204年，噶举派著名高僧楚臣喜饶赴印度求法时，特意迎请印度那烂陀寺最后一位寺主释迦室利入藏弘法。释迦室利此时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他在西藏弘法十二多年，足迹北达热娘、南抵洛扎，将那烂陀寺后期密乘思想和教学传统传布到藏传佛教寺院之中。
大约十世纪以后，“格西”作为一种称号开始使用，意为“大善知识”，但尚未成为藏传佛教的学位。比如，人们把噶当派的创始人仲敦巴尊称为“格西仲敦巴”，表明他是一位精通佛法的大善知识。另外，人们还把精通大小五明的学者尊称为“班智达”，这个称号虽然源于印度，但在吐蕃时期就已普遍使用。
从历史上来看，藏传佛教格西考试制度的形成，与后弘期重视因明典籍的翻译、注疏、学习和运用有密切关系。其次，与噶当派寺院桑浦寺倡导因明和辩经的学习制度有着直接关系。
桑浦寺由阿底峡尊者的弟子俄·雷必喜饶于1073年创建。十二世纪时该寺堪布恰巴·确吉僧格在该寺创设辩经制度。他在主持桑浦寺期间，十分重视中观和因明，将噶当派重要经论的学习与因明紧密地结合起来。其著作《因明如启门钥匙》成为初学佛法的必修读本。他继承阿底峡尊者《菩提道灯论》的思想，学修次第主张先显后密，而学修显密经论时，严格要求学僧先学习辩论基础知识，然后学习因明、中观、般若、俱舍、戒律方面的五部大论。学习采用辩经的形式，由一人提出观点，另一人提问，互相诘难。辩论时声音洪亮，并拍掌加强语气，使学僧容易记忆、加深理解。通过辩经的方式，学僧掌握知识多，进步快。因而在历史上，桑浦寺一直是藏传佛教讲授因明学的著名道场。而恰巴·确吉僧格的《慈氏五论注释》、《因明释》、《中观二谛》、《入行论》和《量论如意除暗》等论著，则对后弘期藏传佛教各教派的辩经与学修次第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了十三世纪，萨迦派执掌西藏地方政权时，桑浦寺一度由萨迦派管理。萨迦寺几乎照搬了桑浦寺的辩经考试制度，同时逐步创制了自己的学位制度。萨迦派僧人当时在西藏林周地区修建了一座寺院名字就叫“那烂陀寺”，其学修制度均受到了印度那烂陀寺和桑浦寺的影响。此外，作为萨迦寺的宗教领袖萨迦·贡噶坚赞在他23岁时，就拜那烂陀寺的最后一任寺主释迦室利，学习法成的《量释论》等七部因明论著以及大小“五明”。25岁时从释迦室利受比丘戒，从而师承那烂陀寺的传统学习方式。当时印度学者棹切噶瓦等30多人慕名而来，要与萨迦·贡噶坚赞立宗辩论，萨班与他们在西藏的齐龙地方进行了长达13天的辩经，结果棹切噶瓦承认失败，出家为僧，最后作了萨班的弟子。从此，贡噶坚赞声名大振，35岁时出任萨迦寺教主，萨班是一位精通“大小五明”，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故人们尊称他为“班智达”。据说，萨班是西藏第一个获得“班智达”称号的学者。他还撰写了一部关于佛教教育理论的著作《智者入门》。一时间藏地寺院形成了辩经访学的良好学风。
公元1376年，年仅19岁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遍游前后藏区寺院，先后在桑浦寺、极乐寺、昂仁寺、纳塘寺、萨迦寺等不同教派的寺院里访学，一边巡回辩论，一时成为雪域辩经的高手，声名远播。他曾对桑浦寺高僧恰巴·确吉僧格创立的辩经理论和学修制度进行了认真研究，在此基础上取舍补充，日后发展成为系统完善的格鲁派学修制度和辩经考试制度。
拉萨格鲁派三大寺建立之后，各寺院按照自己的特点将辩经考试系统化、规范化，由此形成了格鲁派严谨的辩经考试制度和学位制度。而闻、思、修、讲、辩、著的学经方式，自吐蕃赤松德赞时期始，经过后弘期大德们的不懈努力，也就成为藏传佛教寺院传统教育的基本特色。
可以说，藏传佛教学位制度是伴随着辩经考试制度的出现而产生的。所授学位的高低，要看寺院规模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及所设学院及所授课程而定。不过，为了规范和完善辩经考试制度，各教派规定了各个寺院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
历史上曾对辩经内容、辩经仪式、辩经者所应具备的条件、须注意的事项等等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如：辩论内容须围绕立宗者的立论；辩论时需具足三方人士——即立宗者、对辩者和裁判者；论辩双方须具足三要素，即智慧具足、心机纯熟、通晓经论；要防止辩论的三过失：内容过失，思维过失和语言过失；还特别规定了辩经的七种美德：气宇轩昂、语气温雅、语不伤人、道理犀利、不懈不骄、不舍正理而行狡诈爱恶、成就自他两利、郑重从事等。不同教派的寺院也根据自己的特点，陆续制定了辩经考试的规章制度，要求学僧们自觉遵守，严格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