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万玛才旦，藏族，电影导演，编剧，双语作家，文学翻译者。已出版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汉语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死亡的颜色》，翻译作品集《说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捷克等文字译介到国外。2002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以拍摄藏语母语电影为主。“藏地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获国内外多个电影节奖项。
万玛才旦第五部藏语电影《塔洛》入选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组委会用“亚洲的倒影”来点评这部电影。万玛才旦携新片做客搜狐文化。

搜狐文化：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是一个很重视“创新”的单元，您觉得《塔洛》和之前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等作品比起来做了哪些不同的尝试？

万玛才旦：主要的不同就是这次采用黑白影像，以前都是用彩色。这次尝试用黑白来表现，是跟电影里面的人物的处境有关系。塔洛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跟现实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着自己的羊群，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他所处的环境，还有他自己的这份心境，特别适合用黑白的影像来表现。我们也在拍摄地，试过用彩色来表现，但是我觉得彩色呈现出来的那种画面就很假。真和假，一方面是现实的真实和虚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心理的真实和虚假的关系。

搜狐文化：有一场戏，年轻的女孩希望和塔洛一起出走。“走出去”是现在藏地年轻人的现实状态么？

万玛才旦：塔洛设定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这个女孩大概30岁左右，她有强烈的出走的愿望，所以她诱惑塔洛一起出走。卡拉OK那场戏，特意设定塔洛唱了一个走出大山的歌曲，这个歌曲在藏区非常流行。这个歌曲它里面传达的也是年轻人希望走出大山。歌词本身也有，就是我要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传达了一些年轻人的愿望。

搜狐文化：藏地的卡拉OK，现在还火吗？里边可以点的藏语的歌曲多不多，情歌占的比例多吗？

万玛才旦：肯定没有以前那样火，但也有很多。歌库里面，除了普通的歌曲之外，还有很多藏歌。藏歌里很大一部分是情歌。流行歌曲的情歌和塔洛唱的情歌有点不一样。他唱的是民间的情歌，叫拉伊，有点像民间小调，男女通过唱情歌来表达互相的爱慕。塔洛不知道卡拉OK什么，甚至拿着话筒都觉得很别扭，他唱了一段之后放下话筒清唱，一般情歌都是清唱的。

创建藏族班底 毫无民族主义情绪

搜狐文化：谢飞、田壮壮等内地导演曾经说，藏族题材的故事，只有您能来拍，因为您本身生活在那里。我们看到选用非专业演员是您影片的一个特色，在《静静的嘛呢石》里甚至有小活佛参演。在专业演员和非专业演员之间，您是怎么样选择的？

万玛才旦：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正在学习，希望将来从事拍电影这个职业。将来会有很多藏族的年轻人拍自己民族的题材吧。

《静静的嘛呢石》是安多藏区的一个故事，当时安多地区没有那么多职业的电影演员，出于现实的无奈，只能选择非职业演员来完成这个电影。另一方面，跟电影本身所传达的信息也有关系。就比如说僧人披僧袍或者袈裟，这里有很多讲究，但是普通人可能注意不到细节。所以电影里面的僧人，都是用真实的僧人来表现。刚刚提到的活佛，活佛和普通的僧人之间是有等级划分的，让僧人来演活佛，他可能不会演，也很难表现活佛的那种状态。

其他角色也是，比如涉及到藏戏，我们请了很多民间的藏戏班子的演员。主要还是为了更接近故事里面的角色。最后证实他们确实演得很好，甚至后来很多人觉得《静静的嘛呢石》是一部纪录片，完全不觉得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片。

搜狐文化：您对待小活佛，可以完全按照导演对演员的方式工作么？

万玛才旦：对待不同的演员，肯定有度的把握。对待小活佛，肯定需要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总体上，还是导演跟演员的关系。在接触的过程中，取得互相的信任，慢慢变成朋友。他也会跟我开一些玩笑，很随意平常。可能也会有一些小脾气，他首先是一个小孩嘛。

搜狐文化：您的创作的团队，看上去是一个藏族班底，您是为了延续和传播藏族文化，专门组建起这样的团队吗？

万玛才旦：在这方面，完全没有一个民族主义的情绪，不是纯粹为了形式上的意义来组建藏族班子，完全没有这个考虑。一个电影需要各个部门的主创人员共同来完成，我希望团队能有更高的把握，更深的理解。比如说录音师，我几部藏语片子里面，对白都是藏语，所以你首先要听懂这个语言，才能把握语言里面的情绪、节奏。如果请一个不懂藏语的录音师，肯定就会损失很多。我希望录音师是一个藏族，我指的藏族不是身份上的藏族，如果你只是一个身份上的藏族，然后对藏语、对藏族的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个汉族没什么区别。所以我希望有这样一个团队来完成自己的这个作品。

藏人背革命语录 和念经文很相似

搜狐文化：有资料显示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藏人和许多汉人一样，可以背诵很多革命语录，在《塔洛》中，塔洛能一字不漏的背《为人民服务》。当时是什么情形，您小时候背过语录吗？

万玛才旦：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他们经历过文革，文革的那些记忆，就会留在他们身上。比如说语录，其实很多人是不懂汉字的，但是他能滔滔不绝地背。以前很多人学习汉语，也是通过背语录学习的。很多人现在汉语水平很高，你问他怎么学汉语的，他就说先是背语录，慢慢慢慢就学会了。

搜狐文化：他们了解自己背的是什么么？

万玛才旦：我觉得不会有太深刻的了解吧。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在背一些经文的时候，也不明白经文里面讲的什么，传递了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语录是一样的。他们在背经文的时候，也是那种语调，背毛主席语录的时候，也是那种语调，这一点很相似。

搜狐文化：您以前背过吗？

万玛才旦：那时候，我的小学课本里面有一些课文，跟语录差不多，也会背，但是记忆没有那么深刻。我们背的时候肯定理解这个内涵，老师要讲这个课文，然后要求你背，背不完不让回家。我们那时候学汉语，就像学英语一样，先把一些词汇列出来，先教生词，然后再读课文，讲解课文。上过学的话，能理解，但是有些人就是那样生背的，他肯定是不理解的，可能一句话也不知道。

搜狐文化：《塔洛》里有关于坏人和好人的叙述，塔洛要向警察确认好人和坏人，甚至最后认为自己是坏人。在这部电影中，是否有对革命电影的里“好人”、“坏人”这个概念的解构？

万玛才旦：一方面，有解构的意思。另一方面，是那个年代的痕迹在他身上延续的表现。他说放羊，能不能成为一个张思德一样的好人，死后重于泰山。最后他卖掉那些羊，可能就成了一个死后轻于鸿毛的人了。他自己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了。

搜狐文化：提到西藏，很多人会想到《农奴》这部影片。请您分享一下观看革命电影的经验，以及您所知道的革命电影在藏地传播的情形。

万玛才旦：跟全国是一样的，我小时候没有其它类型的电影，村里放露天电影，看的都是革命影片。像《平原游击队》我很小的时候看的是黑白，到小学毕业的时候又重新拍成彩色了。就像语录一样，其实大家看的就是全国看的。《农奴》看过，后来上电影学院之后经常提到它，也会重新看。

搜狐文化：上电影学院之后再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万玛才旦：电影起到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特别大，当然汉地受到这个电影的影响更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在上大学，或者火车上、飞机上，经常会碰到陌生人聊天，你是哪里的？你是什么民族的？我说我是藏族的时候，他们会说知道《农奴》。大家的印象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农奴》那个层面上。我觉得很多藏族人，也会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宣传的影响，而且印象可能会很深。但是后来到电影学院学习就不一样了，在电影学院提到这个电影，意识形态是一个层面，更多的是它在艺术层面上取得的成就。比如说在摄影方面，因为它是黑白片，尤其是对藏地的影像的表达上，很有参考的价值。

很少猎奇 关注人的基本情感和生存方式

搜狐文化：您如何评价扎西达娃和阿来笔下的藏地？

万玛才旦：扎西达娃和阿来是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算是我们的老前辈。我以前自己写小说，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藏族里面用汉语写作的这批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有一定的地域的特色。每个作家可能只能反映藏地的一个面，一个点。精神层面或者文化层面，可能会传达藏地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像我的话，因为自己出生地是在安多地区，所以我的小说里面的背景可能跟安多藏区更接近一些，通过我的小说大家对安多藏区的了解会更多一些。

搜狐文化：今年3月份央视推了出一部叫做《第三极》的纪录片，是中国首部全面反映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型涉藏电视纪录片，不知您是否看过？曾海若导演杀青时说，本以为在西藏能够遇见许多期望已久的新鲜事物，可真正感受到的，却是很多久违的熟悉感觉。

万玛才旦：这个纪录片特别好，是我最近几年看到的关于藏地的纪录片里面，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其中一部。这个纪录片虽然也有很多风光的呈现，但是它总体的还是把关注点放在人的这个层面上。能够看到很多其它纪录片里面，很难看到的藏地的普通人的生活，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存状况。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让我很意外。

我自己也是希望在藏地的这些电影里面，把大家感兴趣的风光，或者一些猎奇比较少地去呈现，更希望把关注点放在对人的基本的情感，或者他的生存方式、状态的呈现上。我的几部电影都是以人为主，就像这个塔洛，以他的内心世界为出发点。

仓央嘉措的诗歌 以情诗传播是商业需要

搜狐文化：近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在汉地特别流行，很多网友的都会来上几句“你见与不见体”的表述。对于藏文化在汉地的流行的方式，您有什么看法？

万玛才旦：这几年藏文化在内地的一些发达城市流行，甚至被消费化，这是一个现象。藏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也会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文化的传播确实是需要普及和深入的过程，在汉地的一些藏传佛教的一些信徒里面，确实也有修行很好的，他们对佛教的理解或者修行，我觉得甚至比藏地的一些人要强得多。

像仓央嘉措情歌这种热一直在持续。藏区仓央嘉措诗歌，我们一般不会说情歌，一般会说仓央嘉措诗歌，对他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些人主张，他写的这些诗确实是情诗。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他的这些诗其实跟爱情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政治诗，表达了他当时的政治的处境。也有人会说，是禅诗，通过一些情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一些禅思。

到汉地之后，可能就世俗化了，会把他尽量的往情歌方面靠，然后发挥这个东西，甚至还有“见与不见”这样的变体。仓央嘉措的诗歌作为情诗的传播，更准确地说跟商业的需要有很大关系。在汉地，确实有点通俗化，有点表面化。如果这种样子一直延续下去的话，藏文化或者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我是有点担忧的。

用最后系列留住濒临消失的传统藏文化

搜狐文化：您曾经有过拍摄“最后”系列的设想，比如纪录片《最后的防雹师》。可否谈谈那些在藏地濒临消失的事物？

万玛才旦：2004年Discovery探索频道有一个亚洲新锐导演计划，先征集方案，然后通过筛选会给导演一些资金来拍纪录片。那一年，我有很多个“最后”的计划，正好《最后的防雹师》被选中。和其他的故事片一样，所传递的是一个对藏地的描述，当一些现代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传统文化的生存处境面临挑战，你在现实之中，是能切身感受到的。

比如说防雹师，小时候几乎每个农区的村庄都有一个防雹师。他的职业就是在庄稼快要成熟的时候，防止冰雹毁了这个一年的收成。通过法事、各种仪式防止冰雹的降临。这是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的。后来长大之后，科学技术进入，有人工的防雹的设施，有时候防雹师也会失灵，这种职业就慢慢消失了。小时候还能看到降神，通过神明附体来预示一些事情，现在也没有了。以前很多村庄都有藏戏的班子，藏戏是人们最大的娱乐活动。藏戏能传递佛教的精神，故事里面也有很多人物，很多幽默的成分。以前是很多东西，都是靠传统的手工艺来传承的，但是现在慢慢就没有了。刻嘛呢石还可以，因为现在跟经济旅游挂在一起。可能性质完全变了，原来倾注在石头上的情感或者宗教的情感已经没有了，完全成了一个商品。

搜狐文化：类似于藏戏、刻嘛呢石这样的传统艺术我们很容易理解。但像放雹师、降神这些，他们进入“最后”系列之后呢，还需要传承吗？

万玛才旦：倒是没有这样很明确的区分。我觉得还是一种文化形态。你可能会觉得那是迷信，但他确实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作为一个文化的体系，它跟那藏戏没有多大的区别，那也是很珍贵的东西。在传承的可能性上，肯定是藏戏比较容易传承，虽然观众在减少，但有时候国家或者一些机构，会一些项目通过不同的方式，让它传承下去。但是性质就完全变了。我希望拍这样一个系列的“最后”，来留住一些东西，来呈现它们。但是很可惜，只是拍了那一部，后来的很多想法都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