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的格莱尼玛是中国三江源区一名普通的藏传佛教僧人。23年来，他在宗教生活之外，还用镜头记录着三江源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让格莱尼玛颇感欣慰的是，近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当地牧民的共同努力下，他的家乡雨水增多了，牧草长好了，野生动物也多起来了，三江源区成为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乐园”。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000多米，是中国最重要的水资源涵养地和生态功能区，中国最重要的河流长江、黄河以及另一条国际河流澜沧江均发源于此，它们哺育了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现代气象科学证明，世界气候无不受着以三江源为核心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影响。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三江源区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不合理开采等因素影响，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鼠害肆意蔓延，冰川萎缩消融，千里草原沙化、退化，水源涵养功能急剧减退，甚至威胁到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全流域的生态安全。
监测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起，黄河上游曾连续十几年出现枯水期，年平均径流量减少22．7％，源头数次断流，大批湖泊干涸。当地草场退化面积一度占到了草地面积的70％。
三江源区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从2003年起着手开始治理。2005年，中国政府规划投资75亿元，启动了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生态保护项目。
2006年，青海省政府决定，在三江源区停止一切矿产资源的开发，并取消对当地政府进行GDP考核，而把保护好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官员的最大政绩。
与此同时，随着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的实施，四年来，三江源区已经有近5万牧民告别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融入城镇社区。
四年前，东宝与388户、1800名藏族牧民一起，自愿地离开他们世世代代放牧为生的草原，搬迁到青海省玛沁县城郊一个移民社区，后来经过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后，正式成为当地藏毯厂一名“产业工人”。
东宝说：“我们是为了国家的生态环境建设，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搬迁的。”
青海省副省长邓本太说：“三江源生态移民项目实施几年来，众多搬迁牧民生态保护的观念已扎根心中，这种转变对他们以及其后代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是生态保护工程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晓南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4年来，采取了退牧还草、生态移民、鼠害防治、人工增雨等22项措施，已经累计完成投资24亿多元，生态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
东宝的故乡——被誉为“黄河源头第一县”的青海省玛多县已成为三江源区生态保护性措施逐见效果的缩影。
四年前，新华社记者在玛多县采访时，映入记者眼帘的是风沙蔓延，草原退化，大批湖泊干涸，越来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沦为“生态难民”，移居他乡。
近日，记者再到玛多县，看到的景象却是成群结队的藏原羚、藏野驴在湖边觅食、嬉戏，千里草原上野生动物、羊群与牧民和谐共处的场景，玛多重现了昔日湖泊星罗棋布、波光粼粼的“千湖”美景。
李晓南说，在近年来降水量增多、地面植被恢复和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下，三江源区水源涵养功能有所增强。据遥感监测，三江源地区大于等于一平方公里的水体为226个，总面积为5785.50平方公里，比2006年增大261.25平方公里。
随着生态工程的稳步实施，三江源区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恢复效果开始显现，出境水量有所增加，向长江、黄河以及澜沧江中下游输出的水资源保持了优良水质。2006年以后的监测中，三江源区饮用水水质皆符合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
青海省气象局局长陈晓光研究员认为，三江源区在经历近30年的持续退化后，出现生态恢复的新趋势，再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除了这一地区近年来降水量增加等气候良性变化外，主要得益于积极持续的生态保护工程。
李晓南说，为了让三江源区重返“生态天堂”，青海省正在积极探索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以从根本上遏止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