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6万余号敦煌遗书，约占全世界敦煌遗书存量的1/4。《敦煌遗书》与《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赵城金藏》并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的四大“镇库之宝”。由于敦煌遗书自身的文献价值，从古到今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敦煌遗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科技、艺术、医药等各个门类。有中文、古龟兹文、梵文、古叙利亚文、古回鹘文等众多语言的文字资料。文献书写年代从公元4世纪到10世纪。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原料的纸张，为我们研究中国造纸术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采用不同装帧方法装订的敦煌遗书，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书籍初期装帧形式的演变过程。因此，敦煌遗书堪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万余号敦煌遗书中，有相当数量的卷子存在破损现象。破损较严重卷子的纸张已经老化，一触即碎，完全不能展开阅读。有的卷子由于曾被泥土、油（古人使用的灯油或蜡油）、水侵蚀，变得脆硬、糟朽。每展阅一次，常常掉下来碎渣、碎片。
由于敦煌遗书自身的文献价值，从古到今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果按照时间和修复方法划分，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
1900年以前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早的敦煌遗书成书于4世纪。阅览过程中的磨损与保存条件的不佳，使书籍的损坏在所难免。由于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古籍修复技术人员，修复工作自然就落在了一些僧人的肩上。在修复材料和修复技法上具有明显的特征。这一时期修复所选用的材料比较单一，只有纸张。采用的补纸有两种：一种是抄写经书时剩余的素纸，另外一种是被废弃了的文书书叶。古人修复的敦煌遗书虽然在修复技法上不够成熟,但其所体现出的修复理念是最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坚持“整旧如旧”的原则，对原件不做任何改动。
1900年至1990年
据《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记载，1910年由藏经洞移交京师图书馆的较为完整的敦煌遗书共计8679号。1922年编纂的《敦煌劫余录》实施一款一号，共编成8738号。1927年写经组将残余的经卷编写成《敦煌石室写经祥目续编》新增1192号。其后又从各地陆续收藏了一批敦煌遗书，其主体部分编为1600余号。在这批入藏的敦煌遗书中，其中部分被人修复过。修复时间应在1900年至1954年之间。在修复技法上呈现出多样性。
这个阶段在修复技法上呈现出多样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完全按照中国字画传统装裱法中的手卷装裱法进行装裱的《无上秘要》及采用不同于传统装裱法中手卷装裱法进行修复的大谷收藏品。
大谷收藏品是由文化部于1954年从旅顺博物馆调入国家图书馆的。大谷收藏品的纸张状况基本完好，大多数只有轻微破损。当时人们出于保护这批藏品的良好愿望，对其进行了托裱。观察其装裱形式笔者发现：这批大谷收藏品并未采取中国传统字画装裱法中的卷轴装裱法进行装裱。除了在卷尾加装了地杆和轴头，在卷首粘接了包首外，没有添加任何镶料。大谷收藏品的装裱工作，是对敦煌遗书进行保护的一次尝试。这次修复工作虽然没有取得理想的修复效果，但却第一次跳出了传统装裱的方法，证明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传统修复方法的弊端。是人们寻求、探索新修复方法的体现。
1991年以后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国外图书馆的交流日益频繁。1974年至1976年间，英国图书馆中文部主任霍华德·纳尔逊和东方文献保护室负责人比得·劳森都曾访问过中国。其后英国图书馆在1985年和1988年分别派遣东方文献保护室的马克·伯纳德和比得·劳森等修复人员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习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同时表达了邀请中国古籍修复专家到英国帮助修复英藏敦煌遗书的愿望。1990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派出杜伟生赴英国图书馆帮助修复敦煌残片。此次英国之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成功修复了英藏敦煌遗书残片，而且带回了英国图书馆在开展敦煌遗书修复方面的一些经验教训，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制定敦煌遗书修复方案奠定了基础。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成规模地修复工作始于1991年3月。在任纪愈馆长的领导组织下，此项工作列入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八五”期间的重点工作。在冀淑英等馆内一批老专家的指导下，善本特藏修复中心认真总结了前人以及国外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局部修补”为核心的全新的修复方法。经众多专家反复研究论证后，制定出了敦煌遗书修复方案。
13年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已修复敦煌遗书约6000件。2003年，国家加大了对古籍修复事业的资金投入。善本特藏修复中心不仅建立了修复档案数据库，而且还增添了电子显微镜和数码相机。这些现代化的电子设备使我们原来只能看到敦煌遗书表面的目光，深入到了敦煌遗书纸张的内部结构。这一变化使我们的认知产生了质的飞跃。从此，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从传统步入了科学。今后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将进入纸张的微观世界。从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纸张纤维的细微变化，这些变化将成为实施修复与保护方法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