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藏族文学翻译家龙仁青

龙仁青近影

“和野花一起出生

和羊羔一起长大

经过了几次转场

乳牙已换成新牙

不懂得假装的黑眉毛下

那一对没有阴影的清泉

依然清澈明亮

圆圆的脸庞与野花在一起

被雨水洗得多么干净

清脆的童谣

把白云和羊群收拢在一起

雨后的碧空也一如她的脸庞

干净明朗

世界只有夏牧场和冬牧场

那里有几眼泉水

开着什么野花  你了如指掌

无意间低头沉思

渴望自己也像姐姐一样

拥有一串松耳石项链

却又不知为什么要它

       这是藏族诗人居·格桑用母语写下的诗句，题为《牧羊姑娘》。借助龙仁青先生的译笔，我读到了如此美妙的诗歌，看到一幅纯净如甘泉的藏族生活画卷。

       龙仁青说父亲是汉族，母亲是清末民初就已逐步汉化了的藏族。这样的血缘，无疑表明了他所受到的多样性文化熏陶。出生于青海藏区，从小读的是藏文，他热爱藏族文化，心甘情愿为他生长的家乡、给他恩惠的藏族文学“走出去”做大量的译介工作。从文化属性来说，我们应尊称龙仁青为藏族文学翻译家。

       近日，笔者与龙仁青围绕藏汉文学翻译进行的一番对话，更进一步让我们了解这位将藏汉文学翻译视为使命的翻译家博大而细腻的人文情怀。

       哈森：龙仁青先生您好。请问，您是怎样开始文学翻译之旅的？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人和事？

       龙仁青：是有不少人采访我，问到同样的问题，我都回答说，我从小接受汉藏双语教育，掌握着汉藏两种语言和文字，自己又一直从事文学创作，所以，翻译成为我自然而然的职业和事业，或者说是我的一种宿命。当然，我说的是文学的翻译。在此之前，我曾经在青海广播电台的藏语广播部工作，当时的工作分工不是很明晰，我同时还担任新闻翻译、采访、编辑等工作，翻译是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您知道，新闻是非常讲究时效性的，所以，当时的新闻翻译工作往往很紧张，记者刚刚采写的稿件，需要在很短时间内翻译出来，并且在当日广播中播出。这样一种经历，锻炼了我的翻译能力，也为我此后的文学翻译打下了基础。

       从事藏语广播工作期间，我就已经开始写一些文学作品，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创作之余，我还时常把一些文学作品互译。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文学翻译会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若说在翻译工作中对我特别有影响的事，当属对端智嘉先生小说作品的集中翻译。那是2007年，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万玛才旦来到西宁，与我谈起将端智嘉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他邀请我加入他的这一计划，我欣然应约。那时，他刚刚拍摄完成他的电影处女作品《静静的嘛呢石》，并获了大奖，一时名声鹊起，便想把对自己走上文学和电影之路产生深远影响的端智嘉先生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我们曾是同一中专师范学校的同学，彼此相熟并十分了解，这也是他特意找我的主要原因。我们计划先把端智嘉先生的作品翻译成汉语，下一步再做改编影视的工作。如此约定之后，便分头开始翻译。后来，万玛才旦由于电影创作上的成功，无法从这一工作中脱身，作品的翻译工作便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我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完成了八部中短篇小说，通过端智嘉先生家人的授权，于2008年在青海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件事，使我和文学翻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哈森：作为一名作家、诗人和翻译家，您是如何处理创作与翻译二者间的关系的？

       龙仁青：创作是完全个人化的产品，而翻译是在用另一种文字呈现别人的作品。从实用主义态度出发，当然创作远远重要于翻译。但情况似乎不这么简单。就我个人经验而言，翻译给人带来的愉悦，有时候甚至多于创作。翻译首先是一种再创作，它具备了创作所要面对的所有欢乐和痛苦（而这痛苦也会转化为欢乐吧）。同时，翻译还是一次发现和学习的旅程——伴随着翻译的，并不是简单的两种文字之间的转换。

       刚才我说，翻译是我的宿命。其实，翻译也是我的使命。2011年，青海省民族文学翻译协会成立，我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协会成立不久，就启动了一个跨五年的翻译计划——“野牦牛”翻译文丛的出版工作。我不但要承担其中的翻译任务，还要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比如母语原创作品的征集、审读，以及翻译人员的确定、相关工作细则的商榷等等。目前，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四年，翻译出版了十二部当代藏族母语作家的原创作品，另有四部也会在今年出版。我承担并且完成了《居·格桑的诗》和《仁旦嘉措小说集》两部作品的翻译。在这样的工作中，使命感促使着我，也有一种荣誉感让自己一直乐于从事这样的工作。

       文学翻译还使得我的文学创作受益匪浅，甚至有很多意外收获。我甚至认为我悄然掌握了一种秘密，那就是将来自两种文字阅读、写作的经验互换，让来自一种文字的发现或感悟在另一种文字中有所体现，这可能比单纯用一种文字写作的人，就多了一种可能性。比如，藏文的遣词造句和叙述方式，有着它自己的独特的美，这种美，也可以尝试在汉文写作中得到呈现。

       哈森：那您如何看待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走出来”的过程中，文学翻译所起到的作用？

       龙仁青：藏族诗人班果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诗中把文字比作两条各自流淌的河流，而翻译使得两条河流汇合，气势更加浩荡。我已经不记得原诗的句子，但每次说到翻译，我就会想起这首诗。在我的想象里，母语原创的作品好似是一匹骏马，当它一路驰骋，越过草原和山岭，逐渐抵达海边的时候，它也就抵达了它要抵达的最远的地方。所以，我们还要借助渡船去抵达更远的地方。这，便是我所理解的翻译。

       哈森：面对藏汉文化的差异性对翻译造成的障碍，您是如何克服的？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龙仁青：“我只看了你一眼，你也看了我一眼，目光相遇的瞬间，命运就从此相连。”这是一首藏族民歌，流行于卫藏和康巴地区。我惊讶于这首诗的直白简约，也惊讶于它的意蕴深刻。记得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我就有一种想把它翻译成汉语的冲动，但这简单的二十四个字（原诗为四句，每句六字），却把我难住了。几经斟酌，几番修饰，总算译了出来，但在美感和韵律上却依然不抵原诗的优美。原诗恰如其分地运用藏语普通语汇与敬语，在审美上形成落差和悬殊感，表达了“我”的卑微和渺小，“你”的尊贵和高高在上，从而把“我”对“你”的那份痴情、真诚、仰慕和遵从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通篇没有用“我”、“你”这两个人称代词，而每一句都隐含着他们。

       而这样的情况，几乎在每天的翻译工作中都会遇到。文化的差异性，使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可译”的说法，这种说法基于不同的语言文字所代表的特有文化背景之上，的确不无道理。然而，翻译作为语言文字间不可或缺的介质，又是那样的意义非凡。有记者曾经问我翻译与创作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我说，翻译让我有一种穿越感——自由穿梭于两种语言文字之间，隐身、消遁在一种语言文字中，又在另一种语言文字中复原、出现，这是一种享受。这样的享受，我想是不亚于魔术师面对观众的惊讶与赞叹的。所以，其间的欢乐与甜蜜，有时候似乎超过了文学创作。

       翻译必然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忠实性原则，比如“信、达、雅”等等。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时候，翻译是在试图寻找一种途径，寻找一种如何接近原文，并把原文以另一种文字尽力得到呈现的途径。近年来，我搜集、整理、翻译了一些藏族情歌——拉伊。这是流传在藏族安多地区的一种民歌，抒情却又直白，富有生活气息，非常动听。开始面对这些优美的民歌时，我想翻译却又感到几乎无计可依。但慢慢的，我找到了一种途径，并顺着这种途径，抵达了民歌原意的近处。这个过程，很像是面对一个体系繁杂的玩具，拆解之后，再进行组装，最终让它以另一种外形呈现。我对这个游戏充满好奇，并认定这是一个崇高的游戏。

       哈森：您曾说过，“文学翻译的穿越感，是一种享受”。作为一名文学翻译，我感同身受。记得您以前还做过影视编导。您怎么会舍弃那份比较“时尚”的工作？

       龙仁青：我曾经在青海电视台做过影视编导。但我最终选择了从这个工作中抽身，去做文学创作和翻译，目前已调至青海省文联。这样的选择，最重要的原因是兴趣和爱好。年逾不惑，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应该做“减法”了。影视，创作周期远远长于文字，并且程序繁杂，须由团队完成，而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翻译的单打独斗，相对简单和安静。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我决定从影视工作中淡出，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文学创作和翻译。

       哈森：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关于仓央嘉措的书，还是您编著的。对于如今颇为流行的仓央嘉措的诗，您有怎样的看法？

       龙仁青：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仓央嘉措的诗歌。2005年，我写了一本小册子《仓央嘉措秘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那应该是图书市场上最早的关于仓央嘉措的图书之一。有关仓央嘉措的诗，在网络，在各种媒体已经有太多的说法。看上去众说纷纭，热闹非凡：仿作频现，伪作频出，已经到了繁乱不堪的境地。201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梅朵撰写的《仓央嘉措诗歌地理》，这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我重新翻译的仓央嘉措诗歌，共计124首。之所以重新翻译，一是对这位尊者表达敬仰之情，并为仓央嘉措诗歌爱好者提供一个鉴别的蓝本；二是纠正了部分之前译本中出现的错讹。

       仓央嘉措诗歌是藏族母语诗歌的瑰宝，是对世界诗歌创作的伟大贡献。我相信，终有一天，仓央嘉措诗歌将去伪存真，绽放其熠熠的光辉。而那些冒充和伪造的东西，也自然会在这光辉下化为灰烬。正如藏族谚语所说：一轮红日当空照，萤火虫儿奈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