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至今已40年。时代在变，高考制度也在改变。然而，不变的是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改变人生轨迹的真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少数民族考生的故事。已成长为当今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谈起当年的经历依然感慨万千。
杨士宏，男，藏族，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任西北民族研究所直属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兼副所长，《西北民族大学学报》总编辑、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主编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青年时期基本上是在生活贫困、知识匮乏中度过的。在我走过的路中，觉得有三步是走对了，一是从家乡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二是抓住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遇；三是毕业后留在了母校从事民族教育事业。
我出生在甘肃卓尼县一个半农半牧区的封建土司家庭，1966年至1973年，在甘南卓尼卓逊七年制学校读完小学、初中，1973年3月至1974年10月在卓尼一中读书，同年10月转入甘南合作一中直至高中毕业。
那是1975年，我带着家人的期盼和自己的梦想，在夏河县那义乡早子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但是，由于当地的收入分配水平很低，一年所得100多公斤原粮，还不够半年的食用。因此，为了生计，我又不得不来到了更为偏僻荒凉的雪域高原——玛曲县阿万仓乡红星大队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当时，草原上的马背小学居所不定，随畜牧业生产的需要，逐水草而移。我边教学，边消磨着漫长的时日。若是离开了学生，白天则是满目的旷野和不能对话的牛羊，夜晚则守着孤灯，望着满天的星辰无言以对。寂寞时想看看书，连一张过期的《甘南报》也难以到手。那里几乎没有外界的消息，除了听广播之外再没有别的信息来源，生活好像没有目标和方向，如茫茫草原望不到尽头。
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只有反反复复阅读高中毕业时购买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度过了人生中最最美好而又艰难的3年青春岁月。
偶然从同事的收音机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感到很意外。关键是说到高考“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我的眼前一亮，觉得有希望了。
尽管很高兴，但也不是很惊喜，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信息少得可怜，没有一个关于高考的确切概念。虽然比较茫然，也不知道这样的考试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变化，但潜意识里还是存在着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想走出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当时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准备高考，没有书，也没有任何关于考试的信息。除了那套一直随身携带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外，没有别的复习资料，就一本《红旗》杂志也很难到手。其实，不要说复习考试的书，就是平常可看的小说也很少。应该说当时为参加高考所做的准备是很简单的，不过并没有多少心理压力和负担，毕竟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
虽然几乎没什么把握，但我还是想试试。回忆起来，当时面对考试，文化知识虽然非常贫乏，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活的磨练给予了我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清晰的思辨能力。我们这一代人也许经历了些挫折，但是生活中的艰辛确实能砥砺出一种人生的态度。对一些事物的判断都得益于当时的磨难。所以，当时在参加考试时心态比较平静。
知道自己考上大学后，我非常高兴，但是仍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想斗争。行李打了又拆，拆了又打，主要是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我在参加高考的同时，还参加了民办教师转正考试并已考中，这样一个月就能领到工资贴补家用，如果上学不仅这笔收入没了，还要贴钱。
让我感动的是我的父亲，他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你去上，我们就是拆房卖瓦你也去上，物质可以变精神，等你学到了知识，精神可以变物质，房子可以再修。”就这样，我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
这次机遇确实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茫然，现在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幸运的是赶上了好时代，我们应该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感谢西北民族大学对我的培养。
我妻子也是那年考上西北民大的卓尼藏族女学生。我们在大学相遇、相识，留校后相知，相爱……如今，我们的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只希望他们这一代要珍惜今天的好日子，努力学习，将来好好地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