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布朗杰，1989年生，藏族，毕业于兰州文理学院中文系。在大学期间，诺布朗杰参加学校的文学社，自此，走上了诗歌创作之路。诺布朗杰的诗歌创作深受藏族文化的滋养。他将藏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等元素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诗作里，使得诗歌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他的文字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圣洁的雪域高原，感受着那份纯净的诗意与美好。
我的诗是属于西藏的一只鹰
走进诺布朗杰的房间时，他正坐在窗边，手里摩挲着一串深色念珠。光线从高原清澈的天空斜落进来，照在他卷曲的头发和轮廓分明的脸上——那是一张被风和日光抚摸过的面容。我们谈起西藏，谈起诗，谈起他笔下那些像鹰一样盘旋在雪域上空的句子。他沉默片刻，说：“我的诗，是属于西藏的一只鹰。它从这里起飞，也在这里盘旋。”
这是高原的海。我在它的镜子里
放下心底的深渊
并贡上剔除干净的心脏
弓下身子，我更要
解读这份充满玄机的信
一定要找到它前世和今生的真相
我还得在我长好的心脏上
种下它的一滴泪
脚是系在我身上的路
我须带这滴泪
上路
——诺布朗杰《羊卓雍错》
他轻声念起《羊卓雍错》中的句子，仿佛那面湖就在眼前。2015年7月，诺布朗杰终于踏上西藏的土地。藏面、甜茶、无边的风景，在他心里慢慢酿成了诗。离开时，他带走了《布达拉宫》《羊卓雍错》《哲蚌寺》……带不走的是那片土地落在他灵魂里的印记。
“羊卓雍错像一封信，我得读懂它。”他说，“在湖边，你会不由自主弓下身子——不是朝拜，是倾听。”他把这样的书写称为“行走的诗”，不只是脚步在走，更是心在溯源。在他的诗里，风、雪、湖、鹰、青稞，都不再只是景物，而是安置灵魂的所在。
大学是诺布朗杰诗歌的起点。2010年，他进入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像一棵树找到了土壤。他加入河柳文学社，后来成为社长。那时社刊投稿不多，他索性把他们社团的刊物当作自己的“练兵场”，写诗、编稿、组织活动，还联合兰州各高校的文学爱好者，一起听讲座、谈创作。
“那几年很纯粹，就是读、写、交流。”他说。渐渐地，他的诗从校园走向更远的地方，发表在省级乃至国家级的刊物上。但无论走多远，他始终保持着谦虚、低调与专注。“如果没有勇气直面生活，写不出真正的诗。”他的文字像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质朴、沉着，却自有无穷的力量。
采访中，我注意到他手腕上的念珠，和胸前那枚镶银的嘎乌盒。它们安静地贴在他的日常里，像诗句里的逗点，不起眼，却连接着呼吸。
聊到服饰时，他眼里浮起一层温润的光。他伸手抚过藏袍的袖子，那上面有细密的花纹，仿佛织进了阳光与风尘。“穿它，不是表演，是‘回去’。”他说，“身体被包裹的时候，心反而更敞开。”
他笑说，藏袍宽大的袖子给了他一种踏实的安全感，让他在纷乱的世界里也能保持精神的昂然。这些饰物、衣着，在他看来都不是装饰，而是“另一层皮肤，一个移动的家”。
“文字是我的呼吸。”诺布朗杰这样说。读他的诗，你会感觉那些句子不是写出来的，是流出来的——从土地到血脉，从信仰到命运，静默而汹涌。
而当我问他，诗到底是什么，他想了想，答道：“诗是一只鹰。它在高处，却贴着地面飞；它属于天空，也永远认得回家的路。”
诺布朗杰站在门口，身后是一窗高原的蓝天。我想起他诗里那句：“脚是系在我身上的路”。他的路，始终系着西藏；而他的诗，也始终如鹰，盘旋在每一个向往高处与深处的人心头。
我的诗是种在纸上的故乡
诺布朗杰俯身整理一沓泛黄的手稿。阳光透过藏式窗户的格栅，落在他微卷的头发上。他说：“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的。我的诗，不过是种在纸上的故乡。”
勒阿村海拔2200米，群山环抱，云雾常年在山腰流连。这里离县城很远，许多老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有的甚至从未说过汉语。诺布朗杰的童年就在这近乎与世隔绝的天地里展开：捡牛粪、采格桑花、在雪地里打滚……“那是真正的野，”他笑起来，“自由得像山风一样。”
他的文学启蒙来自父亲满架的诗集，而母亲则是他精神上最初的歌者。母亲是村里受人尊敬的“朵迪”传唱艺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集体挽臂歌舞的形式，传唱着民族的传说、自然的奥秘与生活的伦理。“我小时候就坐在母亲脚边，听她把万物都唱成歌。”那些旋律与唱词，连同村庄里口耳相传的故事，成为他日后取之不尽的灵感深泉。“如果说父亲给了我纸笔，母亲就给了我整片土地的声音。”
在近十年的创作里，“勒阿”始终是他笔下反复回旋的故乡。他写下《勒阿短句》《勒阿复原图》《我要写的勒阿越来越少了》等一系列以村庄为名的诗。但这些诗并非田园牧歌，也不是颂词——“我的诗不是风景明信片，”他语气平静，“它是一个孩子离开后又不断回来的凝视，是欢喜，也是疼痛。”
他把自己沉入村庄的呼吸里，倾听乡亲最朴素的盼望，也直面乡土中沉重的那一面。他的文字因此有了温度与棱角：既拥抱传统，也抵抗陋习。“诗对我而言，是一张递给世界的请柬，”他说，“我想让人通过我的句子，摸到故乡的脉搏，也摸到一个村庄在时代里的心跳。”
写作之余，诺布朗杰常常独自走向田野，和草木说话，与山风对坐。故乡的河谷与传说依然是他最忠实的缪斯。他坚持“有根的书写”，大多作品都扎根雪域高原和自己的故乡。“我们村耕地少，产业也弱，”他望向窗外，“我写诗，也是想让人看见这里的模样。或许有人读着读着，就愿意来这片土地走一走，甚至为它做点什么。”
因此，他的诗从不轻飘。那不是消遣，而是一种背负着责任的写作。为了这份“真实”，他常在休息日翻山越岭去做田野调查：一个地名的由来、一位老人的故事、一片土地的变迁……他逐一记录、求证，像在完成一场漫长的还乡。
“故乡不在远方，就在我落笔的每一个字里。”采访结束时，他轻轻抚过桌上一本旧笔记的封面，那上面用工整的藏文写着一行小字：“纸上的故乡不会消失，它只会随着每一次书写，长出新的根须。”
我的诗是被唱出来的歌
坐在我对面的诺布朗杰，话不多，眼神却清澈得像刚被雨水洗过的天空。我们聊起诗，聊起歌，聊起他如何从一个默默写诗的藏地青年，成为如今许多人心目中以歌词吟唱生活的诗人。他说：“我的诗，是从心里长出来的，但最终，是被唱出来的歌。”
成为父亲之后，诺布朗杰的生命仿佛被悄悄置入了一颗温柔的种子。他笑着说，自己的性格里多了几分“隐匿”，那些曾经张扬的、外显的情绪，逐渐沉淀为笔下的诗句与歌词。他开始写童谣，《月亮妈妈》《小小稻草人》《打捞彩虹》……字句简单，却像孩子小手捏出的世界，干净、明亮，充满神性的注视。“孩子的到来，像是生命给我的一场试炼，”他轻声说，“让我重新看见万物最本真的模样。”
写诗养家，在今天是浪漫却艰难的事。诺布朗杰也曾面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拉扯，直到文字遇见旋律。“其实很偶然，”他回忆道。2014年，他为歌曲《天上果洛》填词，由藏族歌手谢坦演唱。从那以后，诗与歌的边界，在他笔下渐渐模糊。
他陆续与音乐人合作，尤其是与水木年华的卢庚戌老师共同创作的《忘不了就别忘了》《感谢生活》等作品，让他的文字走进更多人的聆听之中。其中《感谢生活》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晚会上首次唱响，诺布朗杰虽身在高原，心却仿佛站在那片熟悉的舞台上。“歌词和诗，是两种语言，但情感是相通的，”他说，“我只是把想说的话，换了一种方式‘唱’出来。”
2026年元旦，他与音乐人汪泓宇、歌手旦曲阿帝合作的《颇章布达拉》在音乐平台上线。我问起这首歌的来历，诺布朗杰眼里忽然有了光。“布达拉宫是一座智慧的宫殿，”他说。2015年他独自进藏，站在宫殿前，震撼得无法言语。离开拉萨那天的清晨，他在宗角禄康公园久久徘徊，心里涌动着想要书写的冲动。而巧合的是，不久后旦曲阿帝也在寻找能书写布达拉宫的歌词。“我们像约好了一样，”他笑着说。经过反复打磨，这首歌终于诞生——旋律前卫大气，却承载着他心中那座永恒的宫殿。
“我从未觉得自己离开了诗歌，”诺布朗杰最后说，“只是这些诗，如今被人唱成了歌。”他依然住在雪域高原，依然用笔捕捉生活细微的光芒。互联网让他的声音走得更远，而父亲的身份、写歌的经历，都让他更坚定地相信：诗意未必只停留在纸上，它可以在旋律中苏醒，在聆听中延续。
采访结束前，我们谈起诗与歌在今天的意义。他说，无论是流行文化还是纯粹诗歌，核心都是共情——是个体生命体验在更大人群中的回响。风掠过雪域高原时，也跟着他的诗句，轻轻拂过每一个曾被故乡牵动情绪的人。诗人用凝练的语言，锚定人类共通的情感；而当这些句子被谱成旋律，附着的不仅是经济的考量，更是情感穿越形式、抵达更多心灵的旅程。
这样的跨界，或许正是诗歌在当代的另一种生长。而诺布朗杰，依然在高原上写着、唱着，让诗与歌，成为同一种抵达。
注：原标题为“诺布朗杰的诗意人生”，刊于《西藏旅游》杂志2026年第二期（总第304期）
个人简介：
诺布朗杰(Norbu Namgyal)，藏族，毕业于兰州文理学院中文系，诗人、词作家，西藏迷蓝服饰体验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南藏族自治州作家协会副主席，舟曲县作家协会主席，第五届甘肃“诗歌八骏”成员。参加过第四届《中国诗歌》“新发现”诗歌夏令营活动、第四届《中国诗歌》“新发现”诗歌夏令营活动、第十八届全国散文诗笔会、第十五届“十月诗会”。荣获第五、六届甘肃黄河文学奖、三十四届“东丽杯”鲁藜诗歌评选诗集类一等奖。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2018年9月，参加由中国作协和共青团中央主办的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出版诗集《蓝经幡》《拾句集》《我要写的勒阿越来越少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