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旺在对一尊石刻造像进行实地作业。（由格旺提供）

格旺关于石刻方面的调查日志。（由格旺提供）

格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石刻文物的发掘与保存情况。（由格旺提供）

       在西藏，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寺庙佛塔、百姓人家，或多或少都能发现一些石刻的踪迹。

       石刻文化的整理、保护，千百年来，人们广泛关注。

       2016年日喀则市第十四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当地宗山博物馆上的一个名为“后藏石刻文化艺术展览”的展厅引发外界瞩目。

       几十件陈列在展厅的石刻艺术精品，上起吐蕃时期、下讫明清之间，造型精美、风格多样。来观看的各界群众惊讶：平日里司空见惯的菩萨也成了“文物”，啧啧称奇；同时，日喀则市展出了“一座露天敦煌”的消息也在考古文博界里不胫而走。

       在外界的一片赞扬声中，日喀则市文物局文物鉴定与抢救中心文博员格旺却出奇的平静。他，正是这一批石刻最初的搜集者。此时他的心里，整个西藏的石刻保护之路才刚刚开始。

      处处留心 开启保护之旅

       已过不惑之年的格旺在西藏大学读研，素日里就喜欢在八廓街的古玩市场上观察，这里是他了解西藏文物流向市场的窗口。2013年，一次偶然的发现，竟开启了格旺的发现之旅——

原来，每到周末，总有一些外地商人在八廓街偷偷交易一些石刻造像。出于专业的敏感和对西藏文物分布的一些了解，格旺隐隐断定这后面可能大有文章。

       回校后，格旺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导师旺多，有着多年宗教历史研究经验的旺多教授虽不敢贸然断定文物保存的数量和隐含的历史信息，但他还是鼓励格旺：“你现在在文物局工作，方便做这个事情，那就坚持下去！”

       这么一句最朴素的话，给了格旺最初的信心。

       与大佛的美丽“邂逅”

       2014年11月，正在做岩画调研普查工作的格旺被一通电话给打断了。

       这是昂仁县旅游局的朋友米玛多吉打来的，米玛多吉问格旺：“你不是做文物调查研究吗？我们这有尊新发现的大佛！”

       由于深知各县基层文物工作者奇缺的现状，格旺知道在电话里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当即放下手中的活，在单位叫了辆车，星夜兼程赶到昂仁县。

       “当时太震撼了！”格旺形容第一次见到大佛的尊容。9米多高的摩崖石刻，那么高、刻得那么精美，这在格旺从事文物调研工作以来是第一次见到。

       接下来的几天，兴奋的格旺翻遍了自治区和日喀则市的文物普查资料，竟然也没有对大佛的记载。

       格旺求教考古专家夏格旺堆先生。夏格旺堆根据题记和一些线索，当即断定这是一尊600多年前的大佛。

       “大佛坐落在昂仁县达居乡的路畔，这么重要的石刻文物竟没有登记造册。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石刻造像呢？”从与大佛最初的美丽“邂逅”中走出之后，格旺陷入了久久的深思。

       不久，格旺将自己对日喀则市石刻数量做摸底调查的想法上报给单位领导，日喀则市文化（文物）局陶明君书记和旺堆局长立刻表态：“这是好事，我们支持你。”有了上级这句话，格旺更有底气了。

       寻古路上的“父子兵”

       2015年，刚参加完高考的格桑朗加难得与父亲格旺有一段闲暇的相处时光。

       多年来，格桑朗加一直在外求学，父子俩聚少离多。在格桑朗加看来父亲总是留给他一个忙碌的背影，因为老爸一有时间就会跟他那些稀奇古怪的文物在一起。

       然而，这对父子心灵的默契总超越空间的距离。

       “爸爸一直活得很潇洒，他想干的事情没有做不成的。2012年以前，他还是基层教育工作者，他不顾家人反对，调到市文化局做文物保护工作，接着又在西藏大学读研，挺酷！”

       一天，格旺拉上儿子说：“走，陪爸爸做调研去！”。

       “走就走！”后来格桑朗加回忆，自己还是特别珍惜与爸爸在一起的日子。

       父子俩带上糌粑、肉、简单的设备，开上自家的车，就这样开启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寻古之旅。

       从仁布县出发，日喀则市18个县（区）跑了个遍。每到一个可能存在石刻的寺庙、自然村，父子俩就将印好的传单发放给僧尼和群众。测量、记录、简单的拓印，白天工作、赶路，晚上挤在一起整理资料。

       “有时夜里赶不到旅店，就睡在帐篷里。”荒郊野地、密林险谷，父子俩相依相伴。

       在从亚东到岗巴的土路上，格桑朗加发烧了。崎岖坎坷的山路上颠簸了差不多一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连吃上一碗面都成为奢侈，格桑朗加感到挺委屈。

       “爸爸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做着石刻整理，我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力量！”

       一个半月下来，2356张石刻照片、127副拓片被采集到了，格旺厚厚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了2万字的石刻采集记录。

       “露天敦煌”的初次展现

       2015年9月，恰逢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和十三届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期间。单位领导建议格旺：“你就以第一承办人的身份在日喀则市博物馆举办一届石刻文化艺术展览。”格旺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联络、整理、布展……筹备等工作紧张而忙碌。

       8通石刻实物、24副拓片、108张石刻造像图片，展览备受瞩目。

       日喀则市各界群众纷纷给格旺竖起大拇指；西藏考古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建议格旺：“将来可以到全国举办巡回交流展喽！”

       后藏石刻文化就这样首次进入了社会关注范围，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深入细致的文物普查、研究保护。

       “两个月的风餐露宿，终于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认可，但这仅仅是整个西藏石刻的冰山一角呀！”

       在荒郊野外中上求下索，格旺发现：因石刻本身的特殊性，易受到风化、暴雨、暴晒、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石刻的保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磨损和侵蚀，出现了石刻艺术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断层。另外，普通老百姓文物保护意识淡漠，石刻文化的重要性尚未得到普及，导致部分重要石刻文物严重流失；相对于大多数寺庙僧人或者普通老百姓更偏爱色泽鲜艳、雍容华贵的现代工艺金铜造像，而具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石刻艺术品被弃置荒野，或随便堆放；更有少数了解石刻文物价值的人，唯利是图。

       文化传承面临的断层和失传的严峻形势让格旺痛心不已。经考察，石刻手艺人虽大有人在，但大多是“玛尼”雕刻艺人。谢通门有一位石雕艺人，没有掌握《度量经》，只能照着一个给定的图样边测边刻，这和格旺搜集的那些“宝贝”的艺术性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日喀则市辖境甚至在西藏全区境内，石刻造像这一独特的手工技艺和传承已濒临失传的境地，对于众多留存于各个空间角落的石刻作品，所要展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迫在眉睫。

       忠实的石刻“守护者”

       2015年11月，在各方的推动和协调下，一份《后藏石刻文化调查与保护研究》项目申请书获西藏自治区审批通过，项目主持人正是格旺。

       经过协商，课题组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研究西藏地区石刻文化的起源、发展与传播；通过比较不同区域石刻的分布和特点，对造像工艺、侧重点进行对比研究，并将调查收集的石刻进行鉴定分析，建立数据库，为今后的对比科研提供有力证据。

       2016年1至7月，经过大半年的地毯式收集、整理、针对性等保护工作，工作组又有了重大收获：新发现的摩崖石刻20多个点，造像碑3座，零星的造像更是难以计数。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夏格旺堆是格旺从事文保工作的“引路人”，也是《后藏石刻文化调查与保护研究》项目的咨询专家。他告诉记者：“格旺团队较为系统地建立了分布于日喀则市辖境18个区县（内）的石刻文物的档案，通过照相、拓片、翻模复制等手段开展的石刻文物保护，为摸清本区域内石刻文化遗产的家底奠定了良好基础。日喀则境内所发现的石刻文物不仅地域特色鲜明、而且制作工艺精湛。尤其是境内发现的部分摩崖造像，无论在体量上、还是在工艺水平和历史价值方面都堪称为同一时期西藏石刻文化遗产的珍品和孤品。目前，日喀则市石刻博物馆开展的工作，其系统性、基础性、丰富性远远走在了西藏全区石刻文物保护工作的最前列。根据目前日喀则石刻文化博物馆开展的工作看，完全有潜质来创办代表西藏石刻文化的‘西藏石刻文化博物馆’”。

       2016年9月的宗山博物馆又是摩肩接踵，从那时起，格旺的石刻保护成绩已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现在恐怕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的地方文物立法还不健全，这时见诸报道恐怕对文物保护不利。”一些约访就这样被格旺委婉地谢绝了。

       今年1月1日新制定的《日喀则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颁布实施，新颁布的《办法》将后藏石刻保护专门列入其中，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规范文物保护管理制度；今年2月，即将出版的《后藏石刻艺术》精装版书进入到了杀青阶段。

       最近，苦心构思硕士毕业论文《拉孜为中心的后藏石刻造像源流研究》的格旺，闭门谢客。可一听记者有再次采访意愿时，格旺先生爽快地答应：“时机成熟了，是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到石刻保护活动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