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蹄白马寺
怎不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好一座威武雄壮的山峰，正面望去，恰似一位身着铠甲的武士，手持长剑，头顶蓝天，脚踏湟水，这天工造就的凛凛威仪，令游人驻足，肃然起敬。
这山在藏族佛家智者眼里，则状若强巴（未来）佛，是一方风水宝地。就在褚红色的刀劈过似的悬崖与山脚林木苍翠之间，明珠般的镶嵌着一座玲珑剔透的寺庙，别看它小，却声名显赫，它而倍修建于北魏，距今已有950多年的历史，是后弘期佛教的发祥地，因而倍受膜拜。据说三世达赖喇嘛曾在此驻锡，六世班禅路过此地时曾专程前往叩头。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这就是白马寺！一个迷漫着魅人的神话传说，教人看一眼顿生万千联想的神秘地方。
据说许久以前，有高僧云游至此，所乘白马猝然倒毙，僧人哀怜不已，遂葬白马并诵经超度。忽一日，白马自空中翩然而至，负高僧望空而去，由此得名。一说从前湟水泛滥，岸边村庄十遭九淹，百姓哀怨连天，不堪其苦。突然从崖缝中传来白马的嘶鸣，洪涛遂止。世人感悟，乃筑寺焚香，刻白马于寺壁，朝夕祈祷。自此，祛难消灾，湟水真的在山脚下大大地绕了一个弯，远离白马村流去。
当然，这是民间传说，不足为信。但地灵人杰，曾几何寺下住过一位令庄户人家值得骄傲的人物。他就是本文记叙的藏族著名文史学家黎宗华（卓仓·扎然姆坚扎藏·贡巴才让）先生。
人生轨迹：从牧羊娃到教授
1923年（藏历水猪年腊月）黎宗华出生于白马寺东边几十里的乐都南山上一个普通农牧家里，幼小牧童时的他，整天一会儿蹦蹦跳跳扑捉草丛中的蚂蚱，一会儿又掏出自制的鹰笛，向着蓝天白云吹奏，趴在草地上，扑闪着乌黑的大眼睛，久久地凝望着远方……
“山那边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问题在他心里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怪不得，山里的孩子，除了大山和身边的羊群，见过什么呢？
要是能上学该有多好啊。可是穷乡僻野，连个学校都没有。河对岸的小镇上虽说有个私塾，可那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所能上的起的。已经10多岁的小贡巴，尽管天资聪明却还是大字不识一个。
藏族有句谚语，整天谋算的，梦里也得不到；梦不到的东西，醒来后却得到了。有一天放牧归来，阿爸高兴地叫他：“贡巴，瞧，这是什么？”
“啊，是书包！”小贡巴做梦也想不到，阿爸会突然想到给他买个书包。
“这是真的？要送我上学校？”
阿爸肯定地点了点头。
“阿爸，我要上学了！我要上学了！”小贡巴燕子似得飞过去，一把抓住那崭新的书包，把它贴在脸上，然后一头扎进阿爸的怀里，甜甜地笑了。
原来，九世班禅活佛为培养蒙藏人才，在省城西宁等地创办蒙藏小学。幸运之神一夜之间降到了小贡巴身上，使他如愿以偿。
之后，他又投奔到当年青海著名的藏文史大学者，教育家，国民党青海政府教育厅长，蒙藏学校校长——罗热坚措大师处研修藏文史学。1942年贡巴才让以优异的成绩在西宁蒙藏学校毕业。就职于国民党玉树县政府，1949年春任玉树旧政府最后一任代理县长，这年夏天，他如同往年为缴纳旧政府的贡税牛羊，带着属下一行沿路放牧牛羊向西宁进发，途径青海湖畔时，有消息传来青海解放了！25岁的他获悉这一消息，几分诧异几分彷徨，然而，使他幸运的是早先几日，他已从各个渠道有闻之共产党解放军许多感人故事，恍然中暗下决心“我要为新中国做些贡献出把力”，于是他督促属下抓紧时辰，赶往西宁，最后把所有牛羊缴付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当年的《解放日报》“解放青海”一文刊登了这一消息，因而解放青海之神又一次光顾了他。解放军首长看到这个藏汉兼通、风华正茂的藏族优秀青年，把他吸收进了革命的队伍，又保送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西北民族学院前身）深造，结业后分配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成为彭德怀首长的翻译。由于工作出色，他很快被提升为秘书科长。贡巴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起步成长是和新中国分不开的，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汉名——黎宗华，意喻新中国像黎明的曙光照耀大地！他永远忘不了彭老总等首长对他的谆谆教导：好好干，宗华同志，我们的事业，需要一大批像你一样的少数民族人才！后来他被调入解放初期的中共西北局工作任汪峰书记秘书，负责汉藏翻译工作。
翻译是一门比较复杂的学问，当时限于条件，缺乏必要的资料和工具书，没有统一的名词术语。翻译首长讲话和重要文件全靠自己的理解和记单词。他是个有心人，平时将自己译过的名词术语都逐条记录下来，日积月累，竟是厚厚的一本。这是他数年的心血，经过认真筛选、整理、编纂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藏汉大辞典》。这部著作被国家民委誉为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民族文献之一，给予全力支持，不惜工本石印出版，为以后的翻译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是他为新中国奉献的第一份厚礼。
继之，西北局撤销他又被分配到国家为培养大批少数民族人才的高等院校——西北民族学院。从此，他肩负起了教书育人的光荣使命。他既有桃李芬芳的欣慰，也有过一波三折的坎坷，但无论声誉鹊起还是身处逆境，他从没忘却自己的使命：期望能为这片苍凉而深厚的土地留下点什么，能为自己古老的民族留下点什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任主任。由于他的学识和为人，在当时的各民族教职员工中颇有影响，是各民族教师中的佼佼者，很受敬仰。当时，国家民委和高教部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要求培养一批学好民族语文、民族历史和民族理论政策，毕业后奔赴民族地区从事政权建设和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人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培养民族语文——汉语文两种语文的口译和笔译能力。因此，翻译这门学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内容重新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要求从语义、文体到语言风格在译语中得到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的再现，都涉及到语言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一些共性问题，所以，聆听导师说翻译者在对原文的理解，对原文的整体结构和思想内容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然后要做到字斟句酌，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忽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环节。这时候的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教育者的卓越才能，当时他的学生们和同事们回忆说，特别是汉语的虚词，在表达语义方面有着十分微妙的功能，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是机巧的关键。他举例说：“‘你坐下说’”和‘你坐着说’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但表达的情态却是不一样的。前一句子中的‘下’是一个趋向动词，表示说话者请对方先‘坐’后说；而‘着’则是一个时态助词，属虚词类，附着在动词‘坐’的后面，表示说话者要求对方在‘坐’这个行为持续的状态中说，‘坐着’成为对方说话的一种方式，体现互相之间的平等和亲近。因此，在译文中是应该区别开来的”。作为一个藏族学者竟然对汉语文有如此精深的研究，令大家啧啧称羡。
执着追求：他听到了民族沉重的叹息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每一个向事业巅峰攀登的人，往往免不了遭受坎坷之苦。正当他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年，为祖国出大力，干一番事业像鼓满风帆的船驶向理想彼岸之际，“文革”像一场风暴，将他的梦击得粉碎。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黑帮骨干”、“走资派”等一顶顶高帽子游斗，抄家，关进了牛棚。连妻子也与他划清界限而离了婚。肉体和精神上经受了最惨重的打击。但，这些他都默默地挺住了。最让人痛惜的是，他珍藏的书籍、资料和藏学研究文稿，在这场活动中遗失殆尽。
但他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只是将那颗燃烧的火种暂时埋在心底，等到云散雾开，阳光灿烂的那一天，重新将它燃起，照亮自己前进的历程。
七十年代后期，“四人帮”被粉碎，当年的西北民族学院的老领导老同事和甘肃省的领导们几番邀请，让他去任职于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希望他能重返院校继续工作，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可是这时的他已把自己的所有精力专注于藏族历史研究，故而他婉言谢绝了各位的美意，毅然决然的去了青海民族学院，首聘为青海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当时他的这个系有许多教师没有取得正式的教师资格，工作上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惑和问题，所以，有许多人总是表现的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工作。他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既然组织让你在系里当老师，就说组织是信任你的，有什么不敢大胆工作的？”放下包袱好好工作，组织是信任你们的！”
他还常到老师们的宿舍或请他们到他的房子里聊天（当时他一人住在学校西南角的一排土平房的一间房子里，吃住十分简陋，但不以为然）了解实际情况，因为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刚刚起步，不但教师力量十分不足，而且没有现成的教材，有几门课程无法开设，为了不耽搁学生的学习，他带领大家主动承担了《语言学概论》、《现代蒙古语》、《翻译理论与实践》、《古代蒙古族文学选讲》等几门主要课程的蒙文教材编写和教学任务。这对于当时的这些人来说，尽管有满腔热情，但在时间和精力上是难以适应的，面对师资奇缺，有些老师身体欠佳这样的现实，他不辞辛苦找每一位老师促心交谈做思想工作，想尽办法解决问题调整教学计划，把这几门课分别安排到不同学期，合班讲授，错开时间，减轻负担。并无微不至的关心属下生活，工作和身体，共同努力度过难关。使老师们十分感动、温暖和舒心。
他在教学工作上，对人对已都十分苛刻，严格教学纪律，包括自己在内都要严格执行教学计划。课堂教学不得随意讲授那些与教学内容无关的东西，带动了大家，保证教学纪律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在他当系主任那些日子里，能经常坚持听课，参加教研室各种活动，虚心听取大家意见，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教学建设和青年教师的培养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正因为如此，系里的老师不论是哪个民族的，也不论是老年教师，还是年轻教师，都十分敬重他。
不畏艰难：谋划藏文史学的未来
一次去北京开会，从一位在中央工作的藏族领导那里听到，国际上的藏族研究学术会议在东京召开，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学者参加，并且公然轻蔑地说：藏学虽然在中国，但研究藏学却在外国。这一方面说明了国外学术界对我国学者的轻视，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历次政治运动，藏学研究一直作为学术禁区讳莫如深，别说没有一个像样的研究机构，就是从事藏学研究的人也是寥若晨星，无怪乎我们要受到洋人的冷嘲热讽。作为一个藏族学者，怎能不感到痛苦和耻辱呢！他憋着一股劲，回来后马上向院领导汇报、请缨，决心成立民族研究所，搞出一点名堂让洋人瞧瞧。他的要求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在人员少、经费缺、教学任务重的情况下，让他挑选人员，挤出经费，于80年成立了以研究藏学为主的国内第一家民族研究所。不久，他被调派到民族研究所任所长。这个所是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新成立的省垣唯一的研究青海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专门研究机构。万事开头难，尽管上级和学校、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这项事业，但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物质条件十分匮乏，也无经验可鉴。但是，在困难面前他没有犹豫，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团结所里的全体同志，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他带领大家克服研究人员严重不足，文献资料片字无存，办公条件十分简陋（当时他和其他研究教学人员在一间狭小的教室里合署办公）等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显赫的成绩。在他任职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将原来的《青海民族学院》提升为学术性刊物——《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而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并先后成立了“民族理论与宗教研究室”、“民族历史研究室”“民族语言文学研究室”，同时，组织研究人员开始撰写《青海少数民族》这本书稿，积极组织人力搜集民族民俗和文化历史实物资料，为建立“民俗研究室”和“民族民俗文化展览馆”创造条件。在他亲自主持下，历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开始了艰辛的青海民族历史资料的搜集、编辑工作，特别是有几位青年研究人员，从《明实录》、《清实录》等繁复的民族历史典籍中抄录有关青海各民族的历史记述片段，更是一项十分枯燥而又为人所难以体会的艰苦工作。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先后印刷成册的有6本之多，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部分资料系列丛书，后来被中央民族大学所青睐，日本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等国外学术机构和日本、德国等国外学者也远道而来购买了百余册，其资料价值之高和影响力之大是当时所没有预料到的。然而，九十年代中后期留存的那一部分竟被当做“废纸”卖给了废品站，成为难以挽回的遗憾！
藏族有句谚语，骏马配上好鞍才显得精神。成立青海民族研究所，恰似如虎添翼，焕发了他极大的工作热情。为了扩大藏学研究的影响，他又牵头组织成了藏学研究学会，出任理事长，经常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与探讨，为藏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推波助澜，后来青海民族研究所成为了青海第一个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教育部指定为可授予硕士学位的单位，他本人成为了青海第一位唯一可带可授学位的教授。
青海民族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积极展开藏学方面的研究。他们在藏族起源、历史发展、重要人物及其政治、宗教、经济等领域进行研究，甚至将笔触伸向某些禁区，进行探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比如传统的观点将“本教”视作“黑教”，历史上曾几度“围剿”。他们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认为本教作为藏族历史上的一个宗教，对藏族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均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不应全盘否定。再如一提藏族史，传统的看法就是卫藏史，而忽略了安多地区。有的藏族史籍也记载：北方雪域之境卫藏两地，政治、宗教多方面无与匹敌，亦是无可比拟的源地。中部康区，教派众多，教义繁杂，势力及财富诸业兴旺发达。安多地区，地域不广，政教多方面规模亦小，与前两地相比，似无记载之必要。但他认为，卫藏地区在藏族史上的主体地位是无可非议的，但安多地区作为整个藏区一部分，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历史地位，最后一个藏王朗达玛消灭佛教奉立本教后，佛教就是由安多河湟之地的白马寺传上去的。历史上有名的后弘期创始人拉钦贡巴饶赛是安多人，现行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也是安多人。所以，安多也可算作佛发源地之一。其他在诸如松赞干布、赤尊公主等的生卒年代考问题上，也有一些与传统观点相悖的新论点。这些论述观点新，求证实，曾引起藏学界的重视，形成了一种热烈，活跃新鲜的学术气氛。就是国外藏学研究机构，也逐渐对他们的成就重视起来。
德高学富堪为人师，桃李满天下。他有着宽阔的学术胸怀，为了民族研究事业，他在引进人才、爱护人才和培养人才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他吸引和团结各民族的学有专长的人才，使民族研究所人才荟萃，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民族学教欧潮泉（侗族）、民族语言学家李克郁（土族）、韩建业（撒拉族），民族民俗学家王树中（蒙古族）、历史学家宋迁生（汉族）民族理论专家孔详录（回族）、陈光国（汉族）等教授，都是当时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学者，他们为民族研究所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使是年轻的学者，也在他的领导和关心下进步很快，今天，都成为我省学术界的佼佼者。例如星全成教授（土族）、陈柏萍教授（藏族），已经是驰名省垣的藏学家、历史学家；蒙古族历史学家韩官却加在国内蒙古族历史学界也是颇有影响的学者了，等等。他们的成长与他当初在民族研究所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关心和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
潜心勾画：安多藏族的衍变轨迹
藏族有句谚语：不了解先祖历史的人，好似未长尾巴的猴儿。藏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以说自从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就有藏族的历史。有关这个民族的传说和发展，早就见诸于古代史籍之中。关于他的族源，众说纷纭。有源于印度之说，源于马来半岛之说，源于缅甸之说，源于鲜卑说，源于西羌说，汉藏同源说，等等；颇多急诊，莫衷一是。
然而他另辟蹊径，以藏族的一个部分——安多藏族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考证，以大量事实为佐证，提出了藏族源于青藏高原远古土著居民的新观点，从一个侧面向大家展示出藏族渊源及其发展过程，让人耳目一新。
由于地域辽阔和长期的演变及其习惯和语言差异，藏族地区一般分为三大地区，即藏族史书所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其中朵康（又称朵甘思或朵甘）又分为朵堆、朵麦两部分。朵麦即安多。所谓安多，据说，由圣地印度金刚座北走一百由甸，有萨迦大寺，又向北走一百由甸，即步入朵麦藏区。它越过长江上游的巴颜喀拉山，东南有阿沁岗日和多拉让毛两座山，取两山名首字合并而称“安多”。这一地区，是我国藏区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一是地域辽阔，包括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河西走廊及青海全部藏区，约100万平方公里和近200万人口；二是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师宗喀巴的诞生地，又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第十师班禅大师的诞生地，在政治上对整个藏区影响较大；三是它一直处在和汉族地区接壤地带，在长期的交流中不能不受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因此，一部安多藏族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袖珍的藏民族发展史。透过安多藏族发展史，从中可以看到整个藏族历史发展的端倪，这。不能不说是对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贡献。
为精心勾画出安多藏族衍变的历史轨迹，他几乎花费了半生的心血。早在1950年，他就有这方面的构想，终因客观条件所限而未能遂愿。在西北民族学院早期任教期间，他曾为编写大学教材，深入藏区搜集整理被湮没了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去就是半年，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苦苦寻觅着，期望着，希望能够有所发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居然在夏河一山区小寺则则寺发现了失传多年的藏学重要文献《安多政教史》，如获至宝，千方百计借到学校，组织教师在一个月的时限里，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部近百万字的浩瀚巨卷打印了出来，装订了五十册，并立即着手进行翻译，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计划。《光明日报》曾登载了这方面的消息，后因“反右”斗争开始而被束之高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蓝本就是他最初打印的50册的一部分。这部著作的发现与出版，在藏学界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积累详备的资料，他埋头伏案经常是通宵达旦。有时为了核对一个问题，查阅资料直深夜，甚至不知不觉中伏案而眠。有时思考问题进入忘我的境界，常常忘了吃饭。当他每找到一份需要的资料时，常常高兴得手舞足蹈，把这当做废寝忘食最好的补偿。他曾走访了许多寺院和帐篷，僧侣和牧民，成为他的朋友。从群众中吸去营养，已成为他重要的知识源泉。通过大量的积累和潜心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他获得了累累硕果。先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以几十篇的优秀作品，尤其以《青海地名考》、《论卓仓藏族的历史及文化特征》、《卓仓藏族的历史》、《西羌多康藏族》、《藏族研究中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译著《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汉藏蒙历史述略》《论卓仓蒙古族的历史及文化特征》、《“西羌”与多康蒙古族》、《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继承发展问题》等论文都是颇有影响的重要论著，代表了他一生研修藏学的核心思想和中心内容，从各个不同角度和侧面对安多的藏族史作了论述。这些文章的特点是观点新、论述深、资料详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此外，她还主持编译了《安多政教史》《阿芒班智达》等有影响的藏学著作。这些著述为他后来编写出版完整的《安多藏族史》奠定了基础。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处处以身作则，对待同志开诚布公，关心爱护下级和同事；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孜孜以求，勤奋刻苦，学风严谨，堪为表率；他善于“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不随波逐流，其成果蜚声我省乃至国内外学术界，真有“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的影响力。1993年10月2日，一部分在西宁工作的1959年前后毕业的原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学生们专门为庆贺他六十大寿，欢聚一堂追忆师恩。学生们在给他的贺信中，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他的真挚敬爱之情。他们在贺信中写道：“敬爱的黎老师，功劳册上虽然没有写上您的名字，但您的名字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您辛勤的汗水已经化为争妍吐芳的花朵，开放在祖国的西北大地，那朵朵鲜艳的花朵，不就是您的心血和结晶吗！”情真意切、朴实而公允的评价。
经过长期的准备和努力，凝结着他半生心血的《安多藏族史略》，1992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一问世，就在藏学界引起很大震动。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地域性藏族史。它系统地论述了安多藏族的源流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的形成和发展。在论述藏族的渊源时，不是简单地对诸多学说予以否定，而是透过大量史实，特别是应用考古发现、文物出土及其科学测定数据，自然而令人信服地将自己的观点公诸于众，即安多藏族起源于古代青海高原的土著居民，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揉进河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发展为当今安多藏族。
在这部书中，他根据自己多年潜心研究所得出的独到见解，对唐宋以前未有藏文字记载的藏族历史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人称誉此书“是一部独具特点，填补空缺的‘藏族史’研究专著，说它既论证了安多地区藏族社会发展形态，追述安多藏族的源流，又展现安多藏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中总结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具有现实的启迪作用。”（见《西北民族研究》1992.2期），也是他晚年奉献给我们后人的一部前所未有，世人难以跨越的著作，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和安多史教材。
由于该书构思新颖，内容充实，资料详备，阐述比较系统全面，问世不久即引起社会重视，被评为1993青海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正是他一生辛劳的写照！由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1996年获得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殊荣。
当记者及学生向他怀着崇敬的心情，表示由衷的赞叹时，他却摆摆手说：“不不，这哪能就知足了？要做的事还很多。前些年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大好时光，补是补不回来了，唯有加倍努力，方解心头之憾哪？”我们想“人一生有一部得意之作足矣”。而他在青年时出了一部《藏汉大辞典》，中年发现编译了《安多政教史》，晚年又出了一部《安多藏族史略》，都是经典性的传世之作，可说此生无憾了。可是他还是没有懈怠，那时当有记者问他尚有何打算时，他说，正在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准备写一部记述宗喀巴以后藏学界泰斗，有幸登上“黄金宝座”的佛学家（甘丹赤巴）生平事迹的著作，大部分资料已经在手、并经加工润色，不久即可脱稿面世。勿容置疑，这又是一部力作，是他晚年对藏学研究工作划上的最完满的句号。真是“满目青山夕照明”，学无止境，笔耕不辍啊！
在我结束这篇思念这位从历史长河里走来的先驱者，看到他为我们安多藏族史，尤其是为卓仓藏族史用浓墨重彩的一页填补空白的文章时，默默吟诵“学海无边路漫漫，呕心沥血为人贤。雄心不已创新业，榜样无声人人羡。”是的，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但他的精神品德像源源暖流，永远流淌在我们的心田。
本文刊发于青海藏族研究会会刊《青海藏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