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见到平汪同志，是在1950年6月。

       平汪同志是巴塘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后担任巴塘县委书记，成为我们巴塘县委第一任书记。

      在这之前，西康省解放后，1950年1月1日，根据康定军管会的命令，巴塘成立“军事代表办事处”，由罗铭任军事代表（未到任），刀登、曾曲扎任副军事代表。他们两位都是巴塘地下党的主要成员。很多年轻的同志可能不太清楚，解放初期，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一个新的地方后，立即废除国民党旧政权，还来不及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便派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代行新政权的职责。

       巴塘县军管会是全国藏区（包括西康、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和西藏）唯一一个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由当地藏族同志组成的县一级党的组织，也是由非军人出身的当地藏族干部担任军事代表的军管会。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在她领导下的进步力量在巴塘地方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这方面，平汪同志发挥了特殊而又重要作用。

       巴塘地下党也是一个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的战斗集体。1950年5月，奉康定地委指示，县委选送56名共产党员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的成员到康定学习。后来很多人参加18军，踏上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伟大征程。一部分同志留在甘孜州参加新政权的建设，为故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我还小，这些情况是后来才知道的。学习党史，学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中国革命的历史，我才知道，解放前在整个藏族地区（现在所说的“五省藏区”）的唯一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就是平汪领导下的巴塘地下党。解放后，在整个藏族地区担任第一个担任县委书记的，也是平汪同志。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时毛主席已经做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向西藏挺进。

       6月，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南路先遣支队的领导机构到达巴塘，准备进行昌都战役。学校组织小学生到郊外列队欢迎，并指定我作为学生代表，向部队首长献花。这大概是因为在同学当中，我的汉语讲得稍好一些。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并有了直接的接触。当时率领南路先遣支队的负责人是陈竞波和平汪同志。后来我才知道，陈竞波是18军敌工部部长。而平汪同志名字我早已知道。这天献花，是我第一次直接与平汪同志见面，从此我们算认识了。虽然我俩在年龄、资历、地位和知识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从那以后，直到他逝世，我们之间有着密切交往，成为忘年之交。平汪同志的经历十分丰富，贡献巨大，而又历经坎坷。他有较高的理论修养，知识也很渊博，不但在藏族同志中间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干部当中，也是很优秀的。在我们的交往中，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二

       我再次见到平汪同志，是在一年多以后，1951年10月24日，在拉萨河畔。那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18军主力部队在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李觉参谋长的率领下，经过艰苦的跋涉，到达圣地拉萨。那时拉萨河上没有大桥，全靠牛皮船摆渡。大军到拉萨平原以后，驻扎在河东岸，按序列陆续过河。在张、谭首长率领下，军部于23日过河，我们文工团也一同过河。

       第二天，即24日，先期达到拉萨的张经武将军和王其梅副政委来看望张、谭首长和全体指战员。平汪同志也陪同他们一起来了。在拉萨胜利会面，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

       平汪同志是第一批到拉萨的解放军领导成员之一。1951年7月，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为司令员的先遣支队达到拉萨，平汪是先遣支队党委委员，同时也是中共西藏工委唯一的藏族成员。

       1951年5月，平汪以正式列席成员身份参加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政府代表团与以阿沛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担任政治翻译，在谈判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谈结束，毛主席亲自签名，给平汪赠送自己的著作《实践论》，在藏族干部中有这种荣誉的仅平汪一人，这是极高的荣誉。李维汉当众对平汪说：“和谈成功，你立了头功。”这是很高的评价。图2

       从在巴塘建立地下党，组织和动员大批藏族青年投身民族解放的革命，并在后来带领他们加入解放军，到直接参加北京和谈，后率领进藏部队先遣支队最先到达拉萨，平汪作为一位藏族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在当时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为贯彻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自己一份光荣的贡献。这一历史性贡献，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三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平汪当选为人大代表。平汪作为人大代表，除了与其他代表一样履行职责外，还担任大会民族语文翻译组副组长（兼藏文组组长），一同担任翻译组副组长的有中央民委副主任兼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萨空了，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可见中央对大会翻译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很多同志至今不知道，平汪还曾兼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为解放初期藏文翻译出版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59年拉萨发生“3.10”事件，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受其影响，民族出版社于1960年开展以“书刊质量检查运动”为名的审查工作。

       同年，平汪同志蒙冤受屈，在其被进行隔离审查的社科院民研所被捕入狱，身陷囹圄达18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乌兰夫同志说：“平汪同志是少数民族干部中受害时间最长、最严重的一个。”

       在我与平汪同志接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深深地感到平汪是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对于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早在青年时代，就主动接触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列著作。1939-1949年在藏区开展独当一面的革命活动。40年代，冒着巨大危险，将一部分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偷偷运到藏族地区传播革命思想，还在他的故乡巴塘建立“新文化之家”，这些进步的图书影响了一代人，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在藏区的启蒙和传播，为藏区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图3

       就是在蒙冤受屈，身陷囹圄的艰难日子里，平汪同志依然以坚强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平汪同志自己说，当时在秦城监狱，两年后狱方才给借阅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还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等汉译理论著作。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平汪同志依然刻苦学习，深入研究，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指导，反思我国的民族工作、重点是西藏工作。出狱后，在1985年才得以正式平反的境况下，一直坚持撰写《辩证法新探》等一系列著作，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在藏族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探索和反思，贯穿了平汪同志的一生，直至生命终结。平汪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他一生为藏族人民谋幸福，为祖国统一、民族平等和团结而辛勤努力，矢志不渝，无怨无悔，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1960年8月逮捕平汪同志时，我在民族出版社。18年后，平汪同志恢复自由的时候，我还在民族出版社。我见证了整个过程，全部历史。18年，是漫长的日子。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曾经为毛主席、周总理、达赖喇嘛担任翻译，精通汉藏语言的平汪同志，由于长期单身监禁造成声带萎缩，发声都十分困难。他说在18年单身监狱，除了审讯，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他说汉语时十分困难，很多词语想不起来。藏语忘得更多，他说，除了自言自语，在18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地方说一句藏语。

       人们常常说，要将心比心，要设身处地，要换位思考。每当谈到这件事，我常常问自己：假若我自己处在那样一个环境，我能够坚持下来吗？因此，我总是怀着惊讶而又崇敬的心情想到平汪同志当时的处境，假若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顽强的革命毅力，没有热烈的追求，没有良好的心态，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在一般的情况下，连生存下来都十分困难，哪里还能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哲学经典著作，哪里还能从事研究和写作？！

       纵观平汪同志的一生，他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顽强的毅力。为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了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平汪同志顶得住压力，受得了委屈，经得起误解，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孤独，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德。

       平汪同志逝世后，中央对他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赞扬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藏族人民的好儿子。”

       平汪同志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无愧于这样的评价。

       平汪同志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2016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