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在传说：每当牧民们为了争夺草场剑拔驽张、一触即发的时刻，只要贡唐大师一出现，互相仇视对垒的人们便会立即匍匐在地，静听大师发话。贡唐大师却说：“不是我说了算，我主要是通过给群众做工作，把双方的距离慢慢拉近。”

       贡唐大师深有感触地说：“群众对我很信仰，在他们心里，我去时大家和平相处，我走后如果再闹便是对我的不尊重，因此凡是经我调解的，再未出现争斗。尽管如此，我调解也不是三两句话、主观武断就能解决的，经常要做三四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

       甘肃、四川、青海交界的地区，绵延着辽阔的草原。这里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居住着藏族、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是著名的安多藏区的范围。几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蒙古族牧民，为了争夺草山、牧场，省际之间、县际之间、部落之间，草山纠纷时起时伏，武装械斗愈演愈烈，成为历代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

       美丽的草原，是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可爱的家园，生存的“金饭碗”。一大片草山，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互不相让，争来争去，只好刀枪相见。谁能使剑拔驽张的人们平和下来？谁能使美丽的草原不再阴云弥漫？数百年来，每一代政府都要为此做大量的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调解总是难以令争议双方心悦诚服，于是短暂的和平之后，械斗依然纷起。“十年动乱”之后，恢复了实事求是路线的共产党甘肃、青海两省的各级政府，在努力调解此起彼伏的草山纠纷中，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德高望重的贡唐大师。

       还在贡唐大师出狱不久的1981年，被持续不断的草山械斗搞得疲惫不堪的甘南州委、州政府，就向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呈上报告，要求邀请贡唐大师出面调解草山纠纷。甘肃省委、省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当得知甘南每年因草山纠纷都要打死人的情况后，贡唐大师十分焦急，他欣然接受了政府的邀请，表示“要在自己的晚年尽量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甘南州内当时解决草山纠纷难度最大的一宗，是夏河县与卓尼县因扎尕梁的归属引发的纠纷。对于扎尕梁的争议，贡唐大师对其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大师说：

       “从历史上讲，扎尕梁在明朝未年是军队的马场。军队撤走后，夏河与卓尼两地的人都说是自己的，这样互不相让，已经闹了400年，土官、头人不断地调解，争斗时起时伏。国民党时曾派岷县专区专员前来调解，结果更加火上浇油：这位专员到卓尼调查时，卓尼方面贿赂了许多钱财，他便表态把扎尕梁给卓尼；到夏河县美武地方时，给了他麝香、虎皮、鹿茸等名产，又表态给美武。这位大员两边许愿，调解书玩文字游戏，从字面看双方都认为给了自己，结果谁也不服谁，便打起来，美武的一位土官被对方打死了，最后引发了更大的械斗。从解放前直到八十年代，双方被打死的人累计多达100多人。

       “解放后夏河、卓尼两县政府及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黄正清（现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卓尼土司杨福兴（现为甘肃省人大副主任）都进行过调解。兰州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也去调解，但他离开后刚翻过前面一座山，双方就已打起来了。“文革”时左派说人民群众是一家人，草山纠纷是土官、头人之间在争斗，便批斗双方的土官、头人，说：这是社会主义一个地盘，你们今年吃（指放牧牛羊），他们明年吃，没有什么界线。在政治高压下，争斗暂时停止了。”

       现在，“文革”结束了，老问题又死灰复燃了。甘肃省委希望贡唐大师和杨福兴前去调解。1981年５月，贡唐大师带着他的随从来到争议所在的乡，直接住到群众家里。人们听说贡唐大师前来调解，十分高兴，纷纷表示听佛爷的话，可当大师召集会议，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情况又有所不同，谁也不让步。大师便向群众了解原因，原来群众代表很多，有的人同意让步，但公开场合又不敢说，如果说了，大家便会归罪于他，于是谁也不敢说让步。大师掌握了这个情况后，便把10多个群众代表一个个叫来，说服、教育，先做通三四个人工作，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一起讲，人多气壮，别的人也不好坚持不变。就这样，大师５月份去，到７月份才做通了群众的工作。在大师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协议：因山沟通向卓尼，扎尕梁的阴山划归卓尼；阳山双方一家一半。协议达成后，甘南州专门庆祝了一番。如今过去十多年了，双方不仅再未发生纠纷，而且关系很好。

       夏河县与卓尼县，碌曲县与夏河县，夏河县科才乡与青海河南蒙旗之间的纠纷，被甘南州视为解决草山纠纷的三大难点。现在第一个难点已顺利解决，州上又提出请贡唐大师解决其余两个难点，大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1981年整整一年，贡唐大师奔波在甘、青两省的草原，调解了政府心头这三个十分挠头的“难点”。

       贡唐大师调解草山纠纷并非始于八十年代。早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师就调解了不少。不过那时候调解的纠纷大多比较小，而且一般大师不亲自出面，大多数情况下是派管家做他的代表前去。自从1981年一年调解了三起当地政府长期解决不了的纠纷后，此后大师年年都要应政府的请求出面调解，至今大师共调解大大小小的纠纷有10多起。

       贡唐大师成功调解多起甘青边界地区长期遗留的草山纠纷问题，不仅使数百年来为争夺草山打得不可开交、结下深仇大恨的部分藏族、蒙古族牧民重归于好，更使几十年来为解决这些纠纷疲于奔命而未果的各级政府放下了久悬的心。人们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就在夏尔子沟草山纠纷协议正式签字生效的1992年元月22日，甘肃省、青海省政府联名向大师送来一面致谢锦旗，上面绣着这样的话：“治界安民绘新图 造福子孙功千秋。”

       至于民间，人们都在这样传说：每当草原上剑拔驽张、一触即发的时刻，只要贡唐大师一出现，互相仇视对垒的人们便会立即匍匐在地，静听大师发话。贡唐大师却说：“不是我说了算，我主要是通过给群众做工作，把双方的距离慢慢拉近。”

       贡唐大师常说：“对于藏族人民来说，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生活要改善，关键是教育。我的钱都是群众给的，民众的钱就要用到民众的事业中去。”

       对于调解草山争议这种涉及万千群众贴身利益、又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贡唐大师不仅有成功的实践，更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大师说：过去的调解之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调解者采取简单的一分为二、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争执双方往往手都伸得很远，用一分为二的办法来调解，必然造成谁的手伸得远谁就占大便宜，而老实的只能吃亏；二是权力不在群众手中，而在干部手里。为了拉选票，树立自己的威信，有的县由县长出面强争，争的越厉害，群众认为县长不错，为他们说话，便越支持他。有的县乡领导甚至把枪发给群众，背后支持大家去械斗。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贡唐大师调解时首先要求干部不要参与，大师直截了当地告诉干部们：这是群众的草山，他们世世代代聚居在这里，应该由他们做主。调解时，大师既考虑历史，也注意现实，把这两种因素都考虑到，群众便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大师常常是先给在群众中有威望、大家信得过的人做通工作，再由他们带动群众。大师风趣地说：“表面看起来很厉害，态度强硬的人，并不是能做主的人，他们被幕后的人所操纵。而过去做调解工作的人不了解这一点，谁厉害，谁跳得凶，就做谁的工作，而这些人的工作是很难做通的，因为他们听命于幕后指挥的人。”

       贡唐大师深有感触地说：“群众对我很信仰，在他们心里，我去时大家和平相处，我走后如果再闹便是对我的不尊重，因此凡是经我调解的，再未出现争斗。尽管如此，我调解也不是三两句话、主观武断就能解决的，经常要做三四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

       贡唐大师常说：“对于藏族人民来说，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生活要改善，关键是教育。我的钱都是群众给的，民众的钱就要用到民众的事业中去。尤其近年来，在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藏区过去被毁坏的寺院陆续恢复起来了，目前国家资金有限，地方财政又不宽裕，我要在晚年把主要的资金和精力用到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水平中去，这是我的一桩心愿。”

       大师自出狱重返宝座以来，就开始把心中这一造福草原民众的美好心愿付诸行动。在他不辞劳苦深入牧区讲经传法的时候，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宣讲“发展经济，教育为本”的道理，劝导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看到基层边远牧区教学设施十分落后，办学困难重重的现状，大师常常慷慨解囊，并亲自担任基层学校的名誉校长，直接指导学校教学。为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发展牧区教育事业，大师还倡导成立了甘南民族教育基金会，亲自出任名誉会长。

       1980年，大师向甘南州夏河县桑科公社（现为乡）学校捐资办学，这是大师蒙冤21载出狱以来向藏区学校捐助的第一笔款。以此发端，大师每到一处，除了给寺院布施修复资金外，都要给学校和卫生院等捐助资金。大师的钱，除海外信徒的捐献外，大部分来自大师讲经说法时信民们真诚的奉献。贡唐大师作为当世难得一遇的一位高僧大德，他在２１岁起就在甘、青、川一带传法。1988年６月25日，贡唐大师应玛曲县僧俗信众的请求，在阿万仓草原传授第七次时轮大灌顶，这是大师在1958年遭受不公正对待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大法会，与第六次大法会相距了整整30年！消息传出，万千如饥似渴的信民心灵为之震憾！藏区100多座寺院的一万三千僧人，十万信众自发云集草原，聆听大师讲经传法。在这次空前规模的灌顶大法会上，大师仍不忘宣讲发展藏族教育和加强儿童计划免疫的重要。大师把这次大法会中群众献给他的布施，分别捐助给了寺院和学校，其中给阿万仓学校一次捐助达５万元，充分体现了大师“群众的钱用于群众的事业中去”的意愿。

       到底贡唐大师向教育事业捐助了多少资金，没有确切的统计。仅以有收据的部分统计，大师近10年多来共向甘肃、青海、四川藏区的62所中小学校、两家医院及甘南民族教育基金会捐款共达20多万元，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扶贫等方面的捐资达30多万元。

       针对藏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大师呼吁改善藏族地区的教育条件，让年轻一代正确地了解历史，客观地认识现实。大师说：

       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尽快改善藏族地区的教育条件。老年人知道历史，知道旧西藏当权者怎样压迫人民，人民如何穷困。就如台湾，现在只说如何发达，却不说旧社会国民党政权如何压迫人民。但年轻人不了解这些，因此必须加强教育。当然不能简单地念报纸，应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这就比如肉，营养价值很高，但要加上盐、调料等，大家才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