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侃教授是我国藏语文研究方面德高望重的教授、专家。历经60余载的藏语文研究道路，华侃教授克服种种困难，全身心投入民族教育事业，成果丰厚，深受师生敬佩。文章通过华侃教授自述，生动展示了其走向藏语文研究之路的经历与经验。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十里长亭，烟楼雨巷。江南，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佳境，也是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而华侃老师就偏偏从这样一个鱼米之乡北上，在六十年岁月中，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西北高原的藏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一、忆年少时，路漫漫上下求索
华侃老师于1934年出生在苏州，原籍江苏无锡。其父在当地从医，并在中学里教授武术。初小四年级前就读于东城景海小学，环境优美，条件相当好，对面就是当时颇具盛名的东吴大学。当时东吴校园很大，还有一幢幢红色、黄色的矮楼，优雅清静。他因舅公那时在校图书馆工作，所以时常能去那里玩耍，悠然的环境让年少的心灵对大学充满向往和憧憬。高小时迁回无锡荡口镇。这里既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悠远，也有荷叶田田的欢乐，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他的孩提时代还常与小伙伴在湖边摸鱼捉虾。初中毕业那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进入无锡市内入读锡光高中。
回首忆往事，对如何走上学习藏语之路，还要从华侃老师高中毕业那年说起。高中毕业时，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即将到来，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他祈盼参加高考继续升学，以便将来能为国家建设好好工作。为此选择了三个志愿：工科、理科和外语。那时候大学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专业，而且文理不分，至于选择外语，是因为东南沿海地区很早就对英语教学极为重视，他中学已学了6年英语，有一定基础。何况20世纪50年代几乎全国都风靡学习俄语，到处都在搞速成班，想到将来在大学期间再过俄语关也是必然的事。所以怀着一丝梦想，除已有英语的一些基础外，想着应再学一门东方语言。
因早期北京大学设有东方语言文学系，集结了国内外知名的研究印度、日本、阿拉伯，包括国内藏、蒙古、朝鲜、维吾尔等20多种语言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华侃教授的文科志愿就选择了北大东语系，并最终被成功录取。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高校第一届统招，那时录取的新生并不多，《人民日报》专门增印了几个版面，公布了当年高校录取的全部新生名单，北大东语系招生百余名。可是不久后，他们却接到了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以下简称中央民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才得知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国家根据需要将北大东语系在国内新招的民族语言专业学生以及专业教师合并到初建的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
中央民族学院是一所新型的高等学府，1951年 5 月成立，其前身是 1941 年在延安创建的民族公学。1952 年 10 月，华侃教授就从江南水乡满怀着热心、决心、信心，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故乡的亲朋好友，乘着北上的火车到了北京。这座城市既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也是朝气蓬勃的新首都，是青年学子们向往的学习圣地。不同于北京其他的名校，新建的中央民院，当时地处京城西郊，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几幢二层高的小楼。一群青年学子内心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些失落感。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即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学院领导非常重视，花了不少时间给新生做思想教育工作，讲解党的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出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在生活上也极力关心照顾。当时中央民院有一个研究部，部内都是从其他大学并过来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历史学家，这些学科在当时高校中已撤消或停办，这些专家、民委领导们就轮流给新生作专题报告，介绍国内各民族的文化、历史、语言、艺术以及宗教等概况，鼓励大家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及学院领导的耐心开导下，绝大多数学生打开了心扉，觉得民族学院真如祖国大家庭的一个缩影，校园内天天见到穿着鲜艳夺目的民族服装的学生，他们能歌善舞，很活跃，有朝气，广播里时常唱起一首十分动听的歌——“远方的朋友请您留下来！”祖国有这么多的民族和不同的语言，蕴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值得为之学习研究并探索追寻。由此大家开始满怀热情地走上学习民族语言的道路。中央民院语文系共有蒙古、藏、维吾尔等 10 多种民族语言专业，每个班学生在 15 名左右，根据藏语方言差别较大的特点，藏语文专业内分成拉萨语、安多语两个班。华侃教授被分到安多藏语班，全班 14 人来自全国七八个省市。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也是学习藏语文的起点，由此一生与藏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天华侃教授回想起4年美好的大学生活，感觉校园里的那些人和事仍历历在目。民族语言本科专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首次这样大规模地从全国招生，学校也早在一年多前就开始从多方面积极筹备了，各语种都由本民族老师成立教研组，制定教学计划、培养方案，准备教材。安多藏语班前后有4位藏语专业课的老师，其中3名是藏族，还有1位是旦巴嘉措教授，原籍是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曾长期在著名的拉卜楞寺译仓任秘书，1945 年前后在该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任教，精于藏文法、修辞及佛教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被兰州大学聘为副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他被调到北京民族出版社任编审。每逢周一、周二，中央民院就会派车专程进城接旦巴教授为安多藏语班授课。其他两名是会话课老师，都是甘肃夏河县拉卜楞人。另有一名是周季文老师，汉族，精通安多语和拉萨语，专门为学生讲解藏语言文字的特点，结合课文中重点难点，分析其中语音、语法、词汇特点及规律。周老师后来在藏语言教学、汉藏翻译、敦煌古藏文研究等方面多有重要著作问世。华侃教授的大学4年就是在这几位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从藏文字母开始，刻苦练习拼读，到掌握短句、短句会话一步步成长。后来他们带领全班学生进行实习，对同学们极尽关怀和帮助，还为大家起了藏文名字。其后，到藏区实习、调查语言和下乡工作、发表文章时，华侃教授就一直使用藏族名字——桑盖嘉措。
大学期间的课程除多门专业课外，还有语言学概论、语音学、语法比较、教育学、民族志、喇嘛教概论及4门政治课。当时的授课老师有的是从北京大学请来的，如从法国回国不久的高名凯先生、从英国回来的袁家骅先生；政治课老师都毕业于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还有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家来讲授现代语言学理论。在当时条件下能聆听这些学者的课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些课程，如政治课等大课，都没有教材，在百余人的大教室中上课，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往前抢座位以便记清笔记，全神贯注地听讲，唯恐落下一句话。所以当时学校流传着这样一段话“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老师们备课认真、出口成章、有条有理、滔滔不绝，深深吸引住了刚迈入大学之门的年轻学生。华侃教授也不例外，对每位老师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在学习藏语文的起步阶段，不免有新鲜感，充满着好奇心，华侃教授也开始了解到藏语言文化的底蕴深厚、典籍丰富，然而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也不少，藏语是历史悠久的语言，而且方言很复杂，语音结构精密，仅声母中的复辅音就在数十个到百余个之间。加之，藏语书面语与口语有不小差距；受古印度梵文文法的影响，其文法体系也比较古老，所以只能在专业课老师的细心引导下尽量多听多说，反复练习。同学们想出了很多学习的办法，如每天要求至少讲 10 句藏语，互相交换卡片以计数；继而又约定每周有一天必须要用藏语交流，不能讲汉语；还提倡与预科中来自安多地区的藏族学员交朋友。那时老师患有较重的胃疾，不时要进城去定点的医院进行治疗，往返需要数小时，在乘坐公交车途中，还常拿出藏语单词本复习，不愿意浪费一点点时间。
二、忆求索时，情切切左右相助
中央民院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学习民族语言的班级要去民族地区实习。深入基层是一种难得的全方位磨练，一方面可以建立和培养民族感情，增加为兄弟民族服务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有更好的语言的环境，群众都是老师，声临其境可以学到生动灵活的口头表达，避免了那种不能开口的哑巴状态。经过两年多的校园生活，由语文系制定了周密的实习计划，又考虑到西北地区的气候，学校也为师生置备了必要的行装。离校前夕，院领导语重心长，谆谆教导实习队师生，要求大家要和藏族群众打成一片，认真虚心学习，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取得好成绩回校。
华侃教授所在班级的实习地点定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以此为中心点，是因为学校考虑到当地的藏语在安多地区有一定代表性。为了能更好适应气候和生活条件、增长语言交际能力，实习的第一阶段先到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这里的语文系有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3个专业，其中藏语文专业也同样是教学安多语，教师都是从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合并过来的。他们学养宏博，各有专长。当时藏族班学员较多，都是来自甘肃、青海藏区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校园内民族气氛十分浓厚，食堂里每周都能吃到糌粑、酥油、奶茶。华侃教授第一次品尝到别具风味的藏餐。西北民院领导和语文系、干训部等单位对中央民院来的实习队十分重视和关心，召开座谈会帮助制定学习计划，听取大家的要求和汇报。在此期间，实习队全体学员都去语文系听藏文课。当时有位叶老师讲授藏文文法课，使用汉藏双语，教材也是他自己编写的油印本，同学们获益匪浅。同时又去听干训部用藏语讲授的党史、民族政策等大课，下午分组参加他们的讨论。起初，大家只能听懂二三成。由于这里的语言学习环境很好，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实习队同学们的藏语听说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大大增强了他们学习藏语文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阶段便是深入藏区。当时去甘南夏河县的交通很不方便，道路崎岖逶迤，实习队师生 10 余人包了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布满石子的土路上颠簸。第一天从兰州出发到临夏约140余公里，在崎岖不平的路上摇摇晃晃行驶，到达临夏已近黄昏。第二天清晨，又从临夏起程，约100多公里的道路更加狭窄，一边是悬崖石壁或黄土高山，一边是湍急的河水。不时在路边山坡旁还会见到独特结构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当卡车终于到达夏河县所在地拉卜楞（བླ་བྲང），一行人的身上脸上全是黄沙尘土。先行的带队老师已同当地政府联系妥当，安排大家住在黄正清州长大宅后院的一间大房子内。黄正清当时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因华侃教授当时负责实习队的财务工作，所以就和两位老师另住一间小房。不久，黄正清州长和他的夫人——策仁娜姆（曾任甘南州妇联主席、省妇联副主席等职）就在后花园支起帐篷，亲切会见并招待了实习队师生。
实习队被拉卜楞那种浓厚的文化气息深深吸引住了。拉卜楞寺始建于1709年，历史悠久，先后建立了六大扎仓，即闻思学院、续部上学院、续部下学院、时轮学院、医药学院、喜金刚学院。寺内存放着十余万藏文典籍木刻版和印刷出来的各类典籍：有极珍贵的金汁写稿或印本、用藏文草楷书写的抄本，在几个大经堂里摞积达数丈之高。来自四川、青海及内蒙等地的藏传佛教信徒络绎不断，常有一些内地及蒙古地区的僧人在此短期或长期研习佛典和藏文史籍，也有汉族学者来此作调研修习。华侃老师清晰记得，沿着塔哇（མཐ་བ）古老的石板路再往西走是一个很热闹的集市，位于拉卜楞寺和县政府所在地塔哇之间。几乎每天都挤满各族群众，商贩席地摆摊，出售各种货物，如各类宗教用品、佛像、各式帽子、靴子、藏袍、皮张，还包括藏族群众喜爱的碗碟木盆、日常需用的引火柴、干牛羊粪等，可谓是琳琅满目，热闹非凡。同学们大开眼界，也在那里学到了许多鲜活的藏语词汇。
实习队在当地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制定了具体的实习计划，将队员分散到县里藏族干部较多的机关或学校，如县政协办公室、法院、藏民小学等单位，以便有更多机会提高藏语会话水平。华侃教授会随时随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下新的单词短语或歌谣、俗语等，晚上在微弱的灯光下复习记诵。因为当地只有一个发电量很小的水电站，还常常停电，所以大多时候只能在烛光下整理白天所记下的语料。每隔一两周两位带队老师会轮流辅导或者译讲。当时华侃教授同另两位同学被分到县政协办公室，住在县政府西边一大院内。冬天气候寒冷，只能用火盆烧些木炭取暖。政协办公室平时仅有1名藏族工作人员，名更登，年近50，是本地人，藏文也比较好。一些政协人士中不少是藏族僧人，也会常来办公室转一转，有时看看藏文报。同学们就抓住这样的时机，向他们问这问那，得到了许多热情帮助。当时县政协办公室旁是县政府粮食科，院子里每天都有附近牧民群众赶着驮牛来县上采购青稞、面粉、大米等粮食，由粮食科写个条子盖上公章即可去粮库购买。那些长着黑色长毛的牦牛和犏牛，同学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心里有点害怕，仍提心吊胆地走到牧民面前攀谈上几句。实习队才到拉卜楞没多久，就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注目和热议。因为，此前很少有外地青年特别是女学生专门到此地学习藏语，何况是来自数千里之外的京城，还能说一些简短但发音相当地道的安多话，主动跟群众打招呼，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很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就这样，实习队的学员们逐渐与当地藏胞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也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和亲切帮助。
甘南的冬季漫长而又寒冷，零下20多度是常有的事，附近山头上皑皑白雪，数月不化。在春节来临之际，实习队为了不打扰机关干部的上班和调休，就集中起来住，也是作一个小休整。县政府的更登秘书，在兰州西北民院讲党史的那位老师旦正贡布，还有州政府畜牧处处长念智仓（拉卜楞寺活佛，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央民族学院干训部学习时起就与实习队同学认识），纷纷邀请实习队师生到家里做客同过新年。实习队师生便带上哈达、茯茶、糖果及一些日用品去他们家里欢度新春佳节。
新年过后，实习队进入下一阶段的实习，男生都被分到了离县城数十里乃至百里之外的几个乡镇，一个村子只分配一个实习队员。当时夏河县分辖6个区及3个直属乡，华侃教授最初被分到三区的隆瓦乡，今称唐尕囊乡，随同政府的工作组去收农业税及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他住在一所小寺院里，每天到河对岸一家小饭馆吃面条，一日两餐，天天如此。后又住进完尕滩的曲东村，与藏族群众“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口自然只能讲藏语，也常遇到难以表达的情况。在曲东村的日子里，华侃教授与一户村民家的“阿米”（ཨ་མེས།，老爷爷）共睡一炕，白天在打粮的场院里干些零活，如拾青稞穗子，帮助打扫场院，中间休息时跟群众聊天，学到不少农作物、打场、农具的名字。晚饭后在油灯下听“阿米”讲成语、谚语、简短的民间故事，尽可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有很多听不懂的地方，只能等待带队老师来辅导时再逐一解决。当时实习队规定，每月除给住户买大米、面粉和青稞外，还送上砖茶、红糖等。华侃教授认为，那时的日常生活虽有些单调，但朴实、宁静、与住户亲密无间，宛如一家人。因为那里是农区，早饭喝茶拌糌粑，很少吃到酥油，他就自己放些盐。中午常吃青稞面的烙饼，酸味较重，晚饭是面片加些粉条、萝卜及风干牛肉。“阿米”家有一上门女婿，是还俗僧人，做饭很娴熟，所以有时还能吃到花卷、蒸馍。几个月的实习生活，锻炼了同学们的毅力，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藏族人民的善良、厚道、纯朴，给实习队学员们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同学们的藏语的听说能力也有了明显进步。
1955年5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先后由当时中央民委主任刘格平和副主任刘春陪同，来到夏河拉卜楞寺讲经祈祷，为百姓赐福，各驻留了一周时间。闻听讯息后，远至四川、青海、内蒙古，近至甘南州各县、乡的信徒纷纷骑着马，驮着帐篷，带着锅具前来拜谒。从三区的完尕滩到拉卜楞约五六十里，沿途遍布着帐篷，据说前来的群众有数十万之多，盛况空前。朝拜的信徒人数众多，几乎挤满了古老小镇上唯一的一条街道，列队达数公里，排成长龙，在达赖、班禅座前接受摸顶赐福。那几天中央民院实习队师生也被要求临时从“三同”住地回到县上参加服务工作，协助维持殿前秩序，大家因此也亲眼目睹这一盛大场景。由于两位民委主任此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和副院长，知道有民院学生在此实习，就送来羊肉改善实习队伙食，并勉励大家要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尊重藏族的习俗，克服各种困难，认真向藏族人民群众学习，以便将来走向社会好好服务于民族工作。实习队师生受到极大鼓舞。
实习队在藏区10个多月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区“三同”，情感上、生活上都融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大家深刻体会到，仅仅从书本上来学一种语言是很不够的，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才能掌握好并且牢记生动地道的藏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直到现在华侃教授还能清楚地记得哪些词语、哪些句子就是在实习期间习得的。更重要的是同学们在实践中经受了多方面的锻炼，与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情谊，增强了责任感，总是想着将来要为社会、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长达10个月的“三同”，给同学们留下了一段段充满温暖的回忆，对华侃教授未来的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研究国内诸多民族语言文化的学者，有的也非常向往去民族地区考察研究而不可得，华侃教授这一代青年学子很幸运地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还受各地党政部门、藏族群众无限的支持、关心和帮助。
三、忆逢机时，忙碌碌南北奔走
1955年夏天，实习队回到北京，一方面总结实习期间的收获，汇总搜集到的语料，包括词汇、语句和民间文学资料；另一方面要补学那时规定必修的部分政治理论课。恰在此时，又一个重要而又极为宝贵的学习机会来临了。国家为了充分了解国内50多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分布和使用情况，并为鉴定民族成分提供依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语言普查。由中央民委（现今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后将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在中央民院开办了近800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中央民院语文系10多个语种的大部分教师和应届毕业生全都参加了。同时，又从各民族地区抽调来不少青年学员，汇聚了当代国内研究各民族语言的师资力量给训练班授课。这些博闻广猎的专家主要来自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民族所和北京大学，着重讲授语言调查的目的和要求、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具体方法步骤，以及如何撰写调查报告等等。所讲授内容后来大多按专题汇编成《语言调查常识》，由中华书局在1956年出版，成为国内有关民族语言调查的首部经典著作。那次全国范围的民族语言调查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调查范围之广、任务之艰巨是空前的，正可谓开一代民族语言之新风，为民族语言研究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藏语的调查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另外还包括调查羌语、嘉绒语。安多藏语班被编入第七工作队，按不同省区又分为几个组，华侃教授被分配到了甘青小组，组内有同班的陈践同学和从西宁调来的一位藏族同学。他们前后调查了天祝（华锐）、肃南（马蹄寺）、乐都（瞿昙）、化隆、循化、尖扎、同仁、泽库共9个点，包括农区、半农半牧区及牧区，其中化隆还增加了1个副点。每个主点记词约3000多，副点记词900个左右，也记了少量句子。按通常的调查要求，在到达目的地后，首先需要与当地政府联系，讲清调查的目的和要求，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帮助。然后就开始寻找理想的发音合作人，基本要求为语音清晰地道，本地人，藏文较好，知识较丰富，认真且有耐心，还要向合作人交代清楚，是记录口语语音。之后，就按在京时已准备好的词汇材料，每一词条都有编号，用国际音标记音，一般有两三人同时记，取得统一标注。白天记音，晚上进行排比，如有疑问，第二天再与合作人核对，最后记录和校对完这些语料后，写出该点音位系统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声母、韵母、借词等情况，每一例词最少有2个，还有声调情况、音节结构等，同时也要简述当地的社会概况。在蜡纸上刻写、油印、装订，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完成后要给当地政府有关单位留若干份，其余带回北京汇总时用。这一切都在当地解决，不允许留下任何遗留问题。
通过半年多的实地调查，华侃教授的足迹遍及河西走廊部分地区以及青海省东部，基本了解了这些地方的藏语使用情况和语音特点。总的来说都属于安多方言，其内部差别不大，相互交流没有困难。但正如藏族谚语“一个教派一个高僧，一个山沟一种方言”。在这片民族文化极其丰饶、语言资源非常丰富的土地上，通过识别这些方言土语的特点，华侃教授也增加和巩固了藏语词汇量，基本掌握了语言调查的方法和过程，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收获，为他后来一生从事藏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成为学术生涯中迈出的第一步。至今60年虽已过去，但回想起那一段辗转8个地方的调查和生活，华侃教授仍觉得是弥足珍贵，并深刻体会到人生短暂，一定要多走多看，多听多问。一批活跃在20世纪下半叶的民族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很多就是从这次语言调查中锻炼成长起来。
1957年炎热的夏天，甘青分队各组队员将所有调查到的语料进行了汇总，并油印成册。实践证明，五省区的这次调查成果丰硕，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藏语提供了总的方向和资源，也为汉藏语言研究作出了贡献。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语法方面调查和搜集的资料尚有欠缺；有些偏僻的地区，或者人口较少仅有数千人使用的土语也未能前去调查；有些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但操用比较特殊的藏语或者民族识别中尚有某些争议的语言还未能深入地去收集资料。
四、忆育人时，志满满代代传承
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及后来的语言调查实践，1957年华侃教授由组织统一分配来到西北民族学院，开始走上教学岗位，并在其后50多年始终怀着深厚的民族情结勤奋工作。那时的高等学校是不允许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直接参加教学工作，需进修两年以提高业务能力。进修的内容主要是听老教师授课，帮助批改学生作业并进行辅导，还要订出自己每年的提高计划和阅读书目等。为了提高藏汉族青年教师的语文水平，进一步增强其业务能力，由藏族老师给大家讲《巴协》《云使》《藏文文法》《敦煌古藏文文献》等名著；汉族老师讲古诗词和《古文观止》，而且常用星期日的时间，教学和工作紧张有序，生活十分充实。老教师们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对刚出校门的青年教师来说启示深刻，永远都是学习的榜样。当时语文系藏文组在学校内各方面都是名列前茅，1958年全国召开群英会时荣获先进单位，系里一位藏族副主任赴京出席了大会。因此大家都感到十分光荣，觉得更应加倍努力，搞好教学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地区本民族的高中毕业生很少，能掌握藏语文的更是寥寥无几，可是民族地区又迫切需要懂得藏语文的人才，所以那时藏语文专业招收的本科生，汉族居多，其中，从陕西、河南等地来的居多，也有个别来自浙江、四川等地，期间还一度招收过初中毕业的3年制大专生。华侃教授先后给统招的（本科班多数是甘青两省的高中毕业生）开设藏语讲读、口语和书面语等相关课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停课。20世纪70年代复办后，因基层的民族教育受到破坏，所招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当初华侃教授给藏族学生们教授藏文，都是他自己编写教材、油印、装订。因为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安多藏语，所以当给其他民族的高中毕业生讲课时，他就会认真回顾一路走来的经历、教训和经验，以及在藏区实习时的种种体会心得。在教学中，他强调应注意过好语音关，精准掌握好藏文的读音规则，了解声韵母的组合关系和音节结构；对藏文30个字母，不仅要按顺序熟记，还应了解其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外民族学习藏语应把口语放在首位，再结合书面语的学习；藏语的语法有自己的体系，而且口语和书面语差别很大；要重视掌握各类虚词和句型，先从简短的句式开始。藏语的动词内部变化规则严格细致，对复合词中的准词素要多举例，使学生能举一反三，扩大词汇量。上述这些问题对以藏语为母语的学生来讲，早已成为习惯，但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却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在开始学习短篇文章时，华侃教授大多选择通俗易懂的藏族格言中的典故和民间故事，并要求学生背诵课文。平时鼓励学生多动手查阅双语、单语词典，只要勤快，这些方法、工具书都能助一臂之力，是学习另一门语言的最好帮手。这些方法都是华侃教授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中累积的点滴经验和总结。
1964 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席卷全国，简称“四清”，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当时西北民院师生200多人由省上统一调配组织，先后赴甘南和青海藏区参加社教。华侃教授被分配到夏河县南部数十公里一个叫尼玛隆公社的纯牧业生产队。起初工作组成员住在贫苦牧民帐篷中，与牧民同吃同住。华侃教授在组内主要负责口头翻译，白天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晚上进行小结，并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当时由于诸多因素，经济形势不太好，再加上天气寒冷，生活十分艰辛。后来，上级同意工作组自行架帐篷开伙住宿，工作组就在群众帐圈不远处的小溪旁架起帐篷。冬天甘南牧区气温常在零下 20 余度，特别在晚上，帐篷四周及睡铺底下几乎全被冻住了。一日两餐一般是擀面条或揪面片，偶尔会加入牛奶或萝卜、粉条，也能买到少量风干牛肉，蔬菜很罕见。棘手的是去牧民帐篷内讲解有关政策文件时，每家门口都有凶猛的牧犬，不得不在远处大声呼唤户主出来看护。草原的夏天姗姗来迟，6月前后才长出一点绿芽，牧民们就要从冬季牧场迁往夏季牧场。华侃教授常常跟随牧户骑着马，一边行进，一边帮牧民赶羊群。每群的羊都在200只以上，羊沿着山坡或快速奔跑，或停下来吃草，让华侃教授束手无措。户主则赶着牛行进很快，牛背上驮满箱柜、粮食及帐篷。到达目的地夏季草场时，一般已是暮色笼罩。牧民们用晒成片状的干牛粪，作为燃料生火熬茶。夏天正是牛奶产量最多的季节，也是牧民妇女们最繁忙的时间，牧民家中的妇女天蒙蒙亮就要去挤奶。家家户户都有一种大木桶用来打奶子取酥油，晒奶渣，剩下的是一种很酸的达拉水，也可用来做发面。有时还能品尝到血肠等牧民特制的佳肴，能看到牧民如何剪羊毛，老奶奶如何织牛毛帐篷，只可惜当时华侃教授没有带照相机，不能一一拍照，这成为他不小的遗憾。时至今日，华侃教授还时常告诫学生要注意并尽量记录一些即将消失的词语。经过近一年的社教，华侃教授增加了生活阅历，学到了很多牧业生活方面分类细微的特有语汇，其中饱含着藏族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他也深刻感受到了牧民们热爱生活，勤劳纯朴的良好品质。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北民院语文系根据社会需要从甘南州各县招收大专、中专藏汉语文训练班各一个班，都是藏族青少年。华侃教授授课时，通常在两周时间内就记住了班里每位学生的姓名、籍贯、生源地、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甚至数十年后仍然记忆清晰，至今还常有联系。他认为要研究学生情况，对学生们讲什么方言土语要有所了解，在教学中才能有针对性地举例讲解。这是一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追求探索。数十年来华侃教授一直秉承这一做法，包括对2010 年以后从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五省区统招来的藏语言专业学生同样如此。华侃教授殷切地鼓励他们，要坚持人生的目标，下功夫刻苦学习，不辜负国家民族的期望。
1973 年西北民族学院按中央文件复办招生，下放到甘南藏区的教师先后陆续调回，华侃教授也迎来了新的任务和挑战。由于要求迅速招生上课，时间十分紧迫，7月间回校后华侃教授就随同教研组其他教师一起利用暑假时间赶进度。以前积累的讲义课本及大量藏汉文图书资料已散失殆尽，他们不得不重起炉灶，编写教材，自己动手刻写油印。当时的学生，有在职的干部、教师、军人以及从基层推荐的学员，藏汉文程度差异极大，教学难度不小。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西北民族学院陆续有更多的藏族高中毕业生进入藏文专业学习，文化程度开始逐年提高。新的一代有良好的藏文基础，较强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为了适应民族高校的发展和社会的新要求，培养掌握语言科学理论的人才，华侃教授将现代语言学基本理论编译成藏文教材，直接用藏语授课，这在当时对民族院校来说是首开先河。华侃教授编的教材《语言学概论》（藏文）在基本理论方面学习和吸收了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981）和北大高名凯、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963）。当时高校语言学基础方面的教材少之又少，华侃教授在编写和讲授理论的同时，竭尽所能地深入浅出、结合实际，利用藏语方言的丰富资源，又加入了语言调查中和平时阅读有关文献搜集到的语料，还增加了 20 多个地点的例证材料。初期仅是油印讲义，供藏文大专班使用，后经增删修订，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历届本科、大专班教材。此书在藏区普及现代语言学理论知识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迅速发展，新资料不断得到挖掘，华侃教授常鼓励年轻教师要切实下一番功夫，编一册新时代藏文版的语言学教程。
20世纪80年代初，华侃教授又到中央民院听“吐蕃文献”这门课程。讲课的是他当年的同班同学陈践教授。华侃教授受益良多，回西北民院后就迅即在藏语系高年级开设此课程，这也是西北民院首次开该课。当年8月，华侃教授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首届学术讨论会，并递交了相关论文。该门课在讲授了两轮后，由其他藏族老师接任。时至今日，学院已建有研究古藏文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并有数十名研究生取得了学位。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华侃教授开始指导藏语语言学硕士研究生。他常对自己的研究生说，历史上藏族前辈学者对藏语言文字研究的优良传统，璀璨的研究成果和浩瀚的文献名著，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语言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拼音的藏文文字创制之早、藏文文法理论建立之悠久、梵藏双语对照词汇之编纂等都是宝贵的，可以看出历史上不少藏族文人学者思想开放，善于吸收中原文化、南亚文化，并将其本土化。同时，他也要求青年学子刻苦钻研掌握现代语言学理论，了解藏语言研究方面的相关论点、吸收有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开阔眼界，拓展研究领域，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在研究中促进教学。华侃教授认为，从事语言研究，必须亲自调查和掌握第一手资料。在西北民族学院这个大环境中，所有藏族师生都是他学习和调查的对象，通过实践和调查搜集的语料丰富多彩、再经过辨析归纳，大多可吸收入他自己编写的教材和作品，并运用到课堂讲授的内容中。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退休期间华侃教授先后为藏语系及信息研究院硕士生开设的课程有：普通语言学、汉藏语言概论、语言调查、社会语言学、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中国翻译史，讲座有藏语语言学史概要、辞典学等。在与藏族学生交谈时，他常要求学生要注意培养语言上的敏感性，随时记录下方言中有异样的读音、特殊的语汇和不常见的各类语法虚词，因为这些材料对从事语言研究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进行语言研究时应以语言学界通用的国际音标标音，若是用藏汉文等注音必将会造成误导，而且失去了学术上的科学性、严谨性。
华侃教授在学习藏语和工作中会不时查阅有关语种的辞书，他认为这也是语言学习的必要方法之一。而辞书的缺乏，特别是缺少藏语类的双语多语词典，引起了他自己对辞书的关注，想到自己在学习藏语文的过程中，适合的双语词典极少，华侃教授常把目光集中到研究藏文类辞书的发展变迁上，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就参与过西北民院语文系藏文教研组编纂《藏汉词典》词条的工作。70年代后期，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词条，重新修订。前后两版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虽然内容译释方面仍有不足之处，但满足了学习藏语及翻译上的基本需要。80年代华侃教授参加了王沂暖教授、健白平措副教授主编的《藏汉佛学词典》编纂工作。该词典于1987 年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二等奖、1989 年获国家民委社科优秀奖。该词典于90年代初又增订词条1万多并再版，于1993 年获国家民委社科二等奖。在此期间华侃教授又与龙博甲共同编纂了《安多藏语口语词典》，是国内首部安多藏语词典，影响远至美国和日本，共收录词条1万1千多条，每一词条用国际音标标音，供国内外学习安多藏语的学者参考。华侃教授关于研究藏语辞书的文章有：《藏语辞书述略》（1990）、《四十多年来藏语双语辞书的发展》（1997）、《藏语双语辞书发展史略》（2003）、《对两部数学词典的翻译及专科词典编纂的几点看法》（2006）、《一部展示藏文化的百科辞典——东噶<藏学大辞典>评介》（2007）。《东噶藏学大辞典》是当代著名藏族学者东噶赤烈先生用研究资料编成，共 2400 页，多达百万字，出版后不仅在国内辞书学界、藏学界得到好评，在国外也影响深远。在21世纪前 10 年，华侃教授曾多次参加在上海、广州等高校召开的双语辞典专业委员会学术讨论会，递交的论文多是介绍讨论藏族历史上颇具特色的众多辞书的亮点以及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华侃教授还参加了《双语辞典学辞典》中关于藏汉、藏英双语及藏学等方面词条的编写。
安多语是国内藏民族语言中三大方言之一，青海、甘肃、四川三省有7个藏族自治州和2个藏族自治县主要使用这一方言，使用人数达200多万，其在汉藏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价值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公认。华侃教授的学术生涯也主要以安多藏语为研究对象，包括从语音、词汇等方面探索该方言的特点和内部规律，如牧区话、半农半牧区话和农区话的异同及其历史演变。这方面公开发表的文章比较多。此外，华侃教授以对几个典型地点的藏语语音的历史演变为个案，探讨了当今群众口语与藏文的对应关系，呈现出时空不同的特质，从纵横两方面进行比较，都可以找出其演变轨迹。这方面有如下3篇文章：《藏语天祝话的语音特点及与藏文的对应关系》（1992） 、《松潘话的音系和语音的历史演变》（1997）、《藏语久治话的音位系统及其语音的历史演变》（2015）。2002 年出版了《藏语安多方言词汇》一书，约 30 多万字。该书从安多方言内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 6 个点：牧区话有四川红原、青海天峻；半农半牧区话有甘肃夏河、青海同仁；农区话有青海化隆、循化。每个点记录 2121 个词，用国际音标标音，整理出了各点的音位系统，同时加上拉萨话共 7个点，都有汉英文释义，从语音及词汇，包括动词的时态等方面列表作了比较。华侃教授认为方言蕴藏着丰富的语言史资料，深入挖掘活的方言有助于探索语言发展的历史。
21世纪初，华侃教授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语言室牵头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课题，鉴于安多藏语的重要学术价值，该课题特要求选两个点：夏河甘加、天峻舟群，各记 3000 多词，该课题于2003 年完成并顺利结项。
在翻译研究方面，华侃教授曾在汉译藏、梵译藏作了不少探讨。《汉语成语的藏译》（1979）一文，是对《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的汉语成语通过译创借的手段译成藏文的研究，译者不拘泥于某种单一的方法，既考虑到上下文的不同语境，又注意汉藏两种语言文化的内涵。华侃教授认为《毛选》4卷中很多成语的藏译文是能恰当地重显原文的含义。又如《藏译佛典中佛教词语的译创》（2000）以及后来作了补充后与看本加老师用藏文合写的《梵译藏佛教词语译创的几个问题》（2002）这两篇文章，认为藏族历史上众多佛学家、翻译家、语文学家充分发挥自己的睿智和才思采用音译、意译和音义合璧等方式将宗教文化方面的大量梵语词创造性地译创成藏语，充分显示出古代翻译家们梵藏语文水平之高、翻译技巧能力之强，而且这些词语千百年来一直在被广泛使用，承载着文化的辉煌和千年历史的脉动。他同时又指出历史上宏伟的译经事业，客观上促使了藏语词汇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复音词的增加尤为明显，大量佛教文化词的产生影响到后来藏语合成词的构词法。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研究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有悠久的传统。华侃教授数十年来在学习和研究藏语中，深刻认识到历史上藏语言研究发轫之早，学者之众多，典籍之宏富。在这一光辉的发展历程中给后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21世纪来临之初，华侃教授又同多名藏族年轻教师着手研究，历经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撰写出《藏语语言学史稿》。他强调，如果要真正了解藏语文，就应该追溯它的历史和传统，幸而藏族留下了大量的宏伟巨著，卷轶浩繁、博大精深，每位伟大的译师都直接影响了藏族的文化发展历程。华侃教授和这些藏族年轻教师为积淀深厚的藏族语言学研究历史的发扬光大做了巨大贡献。2005 年该书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他们脚踏实地、迎难而上，阅读了大量藏、汉、英等不同的文献资料并潜心研究，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在2014 年定稿，由民族出版社出版，2017年面世。他认为书中难免会有不尽人意之处，所以直抒胸怀将书名定为《史稿》，期待以后做修改补充，盼来者更胜一筹。
华侃教授除长期以来主要研究安多方言外，又从应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藏语也做了一些探讨，指向解释说明、分析推论，先后发表了《从语言规划谈民族共同语的建立》（2010）、《藏族地名的文化历史背景及其与语言学有关的问题》（2001）、《散论成语和谚语在汉藏英语中的趋同现象》（1997）、《成语中宗教文化性透视—以汉藏英语为例》（1997）、《颜色词“黑白红”在汉藏英语中词义文化性分析》（1999）等。应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今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之约，经过调查收集资料后写成《甘肃地区中学的语言教学问题》（1991）一文，以甘南和天祝两地基础教育中藏语文教学情况为例，讲述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一段曲折过程。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治州、县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各级各类学校恢复并加强了藏语文教学，同时实行汉语文的双语教学，这是适应当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大发展时代的需要。该文之后被收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一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97 年获吴玉章语言文字学优秀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虽然在经济发展、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有所差异，但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频繁，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共同建造了统一的伟大祖国。这种互助合作，交往、交融，在语言文化方面也有深刻表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语言中就出现的借词，无论经济生活中、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常用词还是宗教等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的语汇都屡见不鲜。华侃教授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保安语中的藏语借词》（1992）、《土族语中的藏语借词》（1994）等，文章考察了借词的借入条件，大多是居住地接近，甚至生活在同一村内，生活习俗相同或宗教信仰相同；并认为研究借词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可以考察民族关系史、相互的接触渊源、不同的历史层次、借入的形式是浅层还是深层、是否对借入语的构词法产生影响、考证古音或词义的变迁等等，这些对于研究语言史和语言接触带来的影响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华侃教授常感叹时光易逝，而他的一生却始终坚守内心，澄净从严。自 20 世纪50年代初步入新型的民族高等学府，从对藏族语言一无所知，到树立目标下定决心，可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脚踏实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心无旁骛地学习藏语言。后来又深入安多藏区，通过“三同”进行语言实习。1956 年毕业，随即参加了全国性的民族语言调查，进一步在实践中学本领，在生活中经磨练，为后来一辈子从事藏语文教学和研究奠定基础。数十年如一日，他说他从未怀疑自己的选择，且深爱着自己的工作，钟情于藏语言的教学和研究。这种情感的建立来自于长年累月亲历其境，与藏族农牧民一起生活，虚心向群众学习，且能与他们打成一片，是经过岁月洗礼的深厚感情。在教学岗位上，他与藏族师生共同探讨学术，推心置腹；现在退休了，依然驻守在西北民族大学，和这里的藏族师生一起。若有人有什么学术上的疑惑，不管多晚，他都会热情解答指导。也许只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才能明白他为何始终砥砺前行，并常怀感恩之心。
华侃教授已在西北民族大学渡过了近60年的教学生涯，切身体会到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应十分重视言传身教，倾满腔热情于青年学子身上，无论在哪一个教学时期，不论教学对象是中专、大专、本科或研究生，不论学生来自什么地区还是哪个民族，都时时离不开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这是从事民族工作最根本的要求。作为一名献身于西北民族教育事业的南方人，他在教书育人中作出了努力，甘做人梯、甘为铺路石。1994 年，华侃教授荣获甘肃省第二届“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作为模范个人参加了省民族团结表彰大会；1988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人事部、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6年被评为“甘肃省高校名师奖”。
华侃教授如此地热爱民族教育事业，默默地倾注自己的心血于教学中，有着很强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写讲义，根据不同的教学阶段开设一些新课程，专注于课程内容的时代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将理论与实践结合。2013 年他告别讲坛，但仍保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每天坚持思考、阅读和写作，时常同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一起交流，探讨诸多问题。他为人谦和热情，只要是对青年学子有益的事总是欣然答应，因为这是为师的准则。
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华侃教授同样饱含对民族语言的挚热感情，具有一种执着潜沉的精神，继承前辈对藏语言文化研究的优良传统。华侃教授认为自己的所有研究著述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成果，也离不开西北民族大学藏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更少不了藏族同胞的帮助与支持，是他们为自己的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时常感叹，能有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走上学习藏语之路，一生工作在西北高原各兄弟民族团结友爱的民族高等学府。这一美好的环境为他提供了一个能从事专业的良好平台，值得永远爱护珍惜。真希望这条路能永远走不到尽头，时间能永远停留在这里。
亲切的记忆像朵朵鲜花落在笔尖，沉甸甸的时间静静流淌。华侃教授的这些事迹感人生动，其学养和作为使我们常敬佩于心。往事中有辛劳，有幸福;有付出，有收获。光阴飞逝一甲子，转眼双鬓染霜雪。一位来自江南水乡东海之滨的年轻人，在60 年的岁月里孜孜不倦，投身于西北高原民族教育事业的辛勤劳动和心路历程，值得我们回味和学习。时至今日，他已是仗朝之年，但他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从未截止，始终是未完待续……（原标题：生在江南，心在高原——记华侃老师的教学研究生涯！）
作者简介：扎西卓玛，女，藏族，西北民族大学17级博士研究生。（兰州 730030）（本文由作者授权）
附录：华侃教授成果目录
一、著作（含编译）
《藏汉佛学词典》（增订本）（参编），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
《安多藏语口语词典》（合编），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参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སྐད་བརྡ་རིག་པའི་སྤྱི་བཤད》《语言学概论》（藏文）（合作编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
《藏语安多方言词汇》（主编），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
《藏语语言学史稿》（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
二、论文或调查报告
《从语言学角度看史诗‘格萨尔’》，汇编入《格萨尔集成》。
《关于汉语成语的藏译》，《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
《安多藏语声母中的清浊音——兼谈它与古藏语中强弱音字母的关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安多方言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迭部藏语的一些语音语法现象》（合著），《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特殊变化》，《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
《藏语中反义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甘南夏河、玛曲藏语中复辅音声母比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
《敦煌古藏文写卷<乘法九九表>的初步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甘肃省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吐蕃时期*phya和*bra的读音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学点民族古文字——探索<敦煌吐蕃文献选读>课的教学》，《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1期。
《藏语安多方言内部语音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甘肃夏河地区藏族的丧葬习俗》，载《藏学研究论丛》，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辑。
《藏语辞书述略》，《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
《藏语天祝话的语音特点及与藏文的对应关系》（合著），《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甘肃藏族地区中学的语文教学问题》，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
《藏语语义关系简述》（藏文）（合著），《青海教育》（藏文）1991年第4期。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载《甘肃社会科学概观》，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保安语中的藏语借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培养藏语方言研究生的回顾与思考》，载《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2期。
《谈藏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概论>课的教学》，载《探索·创新·求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
《土族语中的藏语借词》，《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西北民族学院民族语文教学科研机构简介》，《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
《藏语安多方言内部词汇的差异》，《藏语文研究》1994年12月。
《甘青地区藏语语音与英语语音辨析——兼谈对藏族学生的英语教学》（合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甘肃临夏汉语方言语法中的安多藏语现象》（合著），《中国语文》1996年第4期。
《散论成语和谚语在汉藏英语中的趋同现象》（合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四十多年来藏语双语辞书的发展》，《辞书研究》1997年7月。
《藏语松潘话的音系和语音的历史演变》（合著），《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
《颜色词“白、黑、红”在汉、藏、英语中的词义分析》（合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The Amdo Dialect of Labrang》（安多拉卜楞方言）（合著），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藏缅区域语言），Spring 1999。
《回顾50年 迎接新世纪——西北民族学院50年的民族语文教学》，《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藏译佛典中佛教词语的译创》，《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
《成语中宗教文化性透视——以汉藏英语为例》（合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藏族地名的文化历史背景及其与语言学有关的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秋季卷总第30期。
《论藏语和汉语在历史音变中的一些相似现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藏语词汇与畜牧业文化刍议》，《安多研究》2006年第2辑。
《对两部数学词典的翻译及专科词典编纂的几点看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一部展示藏文化的百科辞典——东噶<藏学大辞典>评介》，《辞书研究》2007年第2期。
《浅析汉藏英语中的定语位置关系》（合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以语言规划谈藏民族共同语的建立》，载《全国藏语标准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10年12月。
《藏语久治话的音位系统及其语音的历史演变》（合著）[J]，《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
《མིང་དོན་རིམ་འགྱུར་གྱི་གནད་འགར་རགས་ཙམ་དཔྱད་པ》（合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1994年第1期。
《ལོ་ངོ་བཅུའི་རིང་གི་བོད་ཡིག་ཚིག་མཛོད་དཔེ་སྐྲུན་ལས་དོན་འཕེལ་རྒྱས་སྐོར》（合著）， 《ཀྲུང་གོའི་བོད་ཀྱི་ཤེས་རིག》1999年第3期。
《<བོད་རྒྱ་རེས་བསྒྱུར་གྱི་བསླབ་དེབ>བཀླགས་རྗེས་ཀྱི་ལྟ་ཚུལ།》（合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01年第1期。
《སམ་བོད་ནང་བསྟན་ཐ་སྙད་ཀྱི་ལོ་ཙཱ་ལ་ཅུང་ཟད་དཔྱད་པ》（合著），《ཀྲུང་གོའི་བོད་ཀྱི་ཤེས་རིག》2002年第2期。
《བོད་རྒྱ་མིང་མཛོད་ཤན་སྦྱར་མའི་བྱུང་འཕེལ་ལ་རགས་ཙམ་དཔྱད་པ》（合著），《ཀྲུང་གོའི་བོད་ཀྱི་ཤེས་རིག》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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