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每过三四年就会有一部电影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从早期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到后来的《撞死了一只羊》《气球》，他已经拍摄了7部电影长片。
这些电影为他赢得了很多东西——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编剧、接连不断的电影投资、藏地新浪潮领军人物的名号、超越藏族观众之外的更广阔观众群体……万玛才旦也因此成为如今藏地大众知名度最高的文艺创作者。
这一期fine探究 “家”的诸多形态。我们决定启程和这位导演一起回到他的家乡青海，回到青海湖边——记录冬日的高原实景，还原万玛才旦在此所展开的一系列实践。从20世纪的牧羊少年到2022年的电影导演，这之中都发生过什么？
20世纪少年：
牧羊男孩与好好学生
贵德
“从西宁开车过去只要一个多小时，在黄河边上。”关于贵德的介绍，万玛才旦及其工作室的后期制片才多说了同样的话，他们都来自那座隶属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小县城。
青海的“海”，海南州的“海”，指的都是青海湖。它是青海省的中心，四周散落着海东、海南、海西和海北这几个行政区划。但对于贵德县人来说，他们更熟悉的水系仍然是黄河。黄河自贵德县中部拦腰穿过，让此地有了青海小江南的称号。由于位处上游，这里水质清澈，不似大众印象中的黄沙滚滚。
一直以来，贵德的多数居民都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小时候学校放假，万玛才旦就帮家里放羊，每天翻过一座山，到达另一头的草场，黄昏的时候再回到家里。他们也做农活儿，从前主要种植小麦。这些年慢慢有了蚕豆、玉米等其他农作物。生产方式单一，生活也较为单调。童年时，这里没有太多娱乐消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庄——直到一座水电站的出现。
离开贵德县，黄河一路绕行甘肃、内蒙古，随后冲进华北平原。它将这片高原上的土地，与黄河中下游连接起来，也让平原上的人们逆水而上，来到藏族居民中间。外来者的目标是，依靠着黄河，修一座水电站。
大礼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曾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全国各地的县镇都有礼堂放电影。更偏远的乡村，则会派遣放映队。放映队拿着放映机和胶片，赶着车，在各自负责的区域里巡回。
电影有的在礼堂里放，有的在庙里放，更多时候是露天，人人都提着板凳赶过去看，当然也包括万玛才旦。放映机会少，场次也不多，大多时候都是些主旋律电影。
直到万玛才旦读小学时，有一年，村里突然来了一大帮外地人。先到一群勘探队，之后是建设水电站的工人。前前后后数百人，也可能上千。因为修水电站，小镇因此变得越来越热闹。小商场有了，超市有了，洗头房也有了。一切都乱糟糟的。
这些工人还在黄河边上修起了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职工礼堂——电影从此属于大礼堂。白天这里被用来办公，或者充当饭堂，到了晚上，它就变成了一座电影院，收费放映一些内部电影，花样繁多。万玛才旦在这里看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上海美影厂的《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等。后来这里还拥有了这个区域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小小一台放在很高的位置，人们围在底下仰头看。
那种新鲜事物所带来的冲击，一直保留至今，每次被问到电影启蒙的问题，万玛才旦总要提起这个大礼堂。礼堂其实不远，就在村里。无论大人小孩，都对此充满热情。在万玛才旦的记忆中，那是那个时候最热闹的地方。
马孔多
一开始，藏族人大多在观望，看水电站带来的这些外地人都怎样过日子。
他们看到，那些天南地北来的人提着枪，往枪管里填充钢制球状子弹。枪一响，子弹爆开，在空中散射。哗啦一下，原本树上枝头站满的麻雀，纷纷落下。开枪的收起枪，把麻雀串成线，提回去，放在火上烤，吃得很欢。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他们是这里第一批吃麻雀的人。
一开始，村民们只担心山里的麻雀会不会被吃完了。时间久了，来往变多，年轻人开始耐不住寂寞，不愿意再跟在羊屁股后面每天漫山转。于是，他们把羊卖掉，下山打工，过“更丰富的”生活。
那场景让万玛才旦想到了拉美小说《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作者马尔克斯的形容是，“马孔多变了样……那些人四处宣扬马孔多位置优越、土地肥沃，于是昔日僻静的小村落，很快变成繁华的城镇。”
但就像马孔多经历繁荣又很快衰落一样，万玛才旦家乡的那个水电站建成后，再也不需要那么多人留下。突然有一天，人去楼空，所有的热闹消失无踪。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但是又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少年万玛才旦也想要出去，见更大的世界。
中专生，本科生，硕士生
“那时候考中专是很难的，只有学习好的才能考上。”
万玛才旦读书时，藏区没有九年义务教育，每个人能读到哪里全凭命运。每个村庄都有小学，初中却只有县城才有。一个年级可能只有一个班，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四十人。有些人念到小学便止步，初中毕业后能再考进中专的，只有寥寥三四人。中专就是目之所及的终点了，没有高中，也就上不了大学。
在贵德县里，万玛才旦是成绩最好的那一批学生，他如愿上了一所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回县城小学当老师，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八九十块人民币，还是铁饭碗。第一个月工资，他去买了藏文的《水浒传》和汉文的《红楼梦》。
但万玛才旦始终觉得苦闷。家乡人更认可的是“国家干部”，而小学老师显然算不上。更何况，他的最终目标是当职业作家。于是再考。当了四年小学老师后，他放弃公职成为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的一名本科生。这在当时的贵德颇为轰动——很多人说放弃公职考大学是一件很冒险和很冲动的事情。
本科读完，万玛才旦又回到了家乡，从小学老师变成州政府的公务员——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但他很快发现，几年过去，大学生已经不是天之骄子了，出版社、杂志社这些离文学近一点的工作岗位，早已被之前的毕业生一一占住。
为了改变，也为了逃避，万玛才旦第二次辞职考试，回到西北民族大学，就读藏语汉语翻译的硕士课程。那时候上大学几乎不需要学费，每个月学校甚至还会给一些生活费，考学很难，但至少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除了放弃一份稳定工作所带来的压力。
万玛才旦还不知道他的硕士课程会出现一个机会，彻底调转人生方向。那时他想着，硕士毕业应该能分配得好一些吧。
北京电影学院
2003 年春天，“非典”来袭。4 月末，在北电教课的导演谢飞确诊，被送入地坛医院治疗。整个学校开始大规模排查与谢飞有接触的人员，送去隔离。正式选课的学生名单挨个儿查了一遍以后，校方也没有忘记一个叫万玛才旦的男生，问这个天天蹭课的人，那天在不在啊？幸运的是，万玛才旦那一天正好没有到场。
在西北民族大学就读藏语汉语翻译硕士时，万玛才旦偶然得到了一个资助，去了北京电影学院。
那时他已经过了 30 岁，比同期的学生年纪大，也没有电影学习的基础，他只能恶补。在北电，万玛才旦早上8点出门，晚上12点回到宿舍。一天十八个小时，不是在阅读专业书、补看电影史上的重要电影，就在蹭学校中的各种课程。没过多少时间，就成了一个相对有名的旁听生。
相对文学，电影是偶然的。作家是万玛才旦自小的志向，但导演——要不是这个隶属文学系的编导班强调实践，必须把一部部短片拍出来，他不会想到自己可以走这条路。
北电第一学期结束，万玛才旦写了个关于家乡的故事。放了假，他和其他三个同学，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回到青海，把它拍成了短片《静静的嘛呢石》。
短片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小喇嘛，因为被电视节目吸引，行走在寺庙和村庄之间——就像小时候的万玛才旦。短片如今看起来简陋、粗糙，但作为学生作品，它获得了成功。万玛才旦把它拿到一些电影节放映，也在北京的高校间流传。有了这些基础，万玛才旦吸引了投资人的兴趣。老师也建议他把故事扩充一下，变成长片。
但和大多数年轻导演一样，最后大家凑出了300 万，才把《静静的嘛呢石》长片拍完。长片相比起短片，更完整，也有着更高的技术标准。它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帮助万玛才旦获得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电影本身也通过版权销售和海外发行，再加上一点政府补贴，收回了成本。
万玛才旦的电影之路开始滚动了起来。之后的几部电影，《寻找智美更登》 《老狗》 《五彩神箭》，都是口碑之作，也接连入围重要的电影节奖项。他的电影成本都不高，大多能盈亏平衡。再后来，电影市场规模逐渐扩大，也让原本不受商业青睐的电影获得了更多机会。从《塔洛》开始，万玛才旦的电影得以公映。
2022：有时候媒体
也可以问一些藏族话题
以外的问题
新浪潮
被业内认可之后，万玛才旦身边就逐渐聚集起一批藏族电影人。他们和万玛才旦一起工作，学习，最终自己也成长为成熟的电影人。
才多是万玛才旦工作室的后期制片，他也是贵德人。才多原本是一名摄影师，2015 年因为拍摄剧照认识了万玛才旦。在导演建议下，才多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多，就此踏入了电影行业。
松太加是《静静的嘛呢石》的美术和《寻找智美更登》的摄影师。2011 年，松太加拍摄了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之后还执导了《河》 《阿拉姜色》 《拉姆与嘎贝》。两年前，松太加接受媒体采访，说能从万玛身上看到使命感，但使命感这东西太庞大了，他“不敢接招”。
拉华加是更年轻的一个。因为想学电影，他辗转联络到万玛才旦。万玛才旦不认同拉华加辍学去北京电影学院旁听的选择，介绍他去西北民族大学学藏语文学，再去北电学习电影。又过了几年，万玛才旦邀请拉华加进了他的剧组，后来又给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做监制。拉华加提起万玛才旦很尊敬，总是叫他万玛老师。
当然也出现过不靠谱的年轻人，片子还没拍出来，已经在考虑国际电影节的事了。这种时候万玛才旦也不恼，仍然温和笑笑，只是不会合作了。
万玛才旦承认，监制别人的电影挺累人，远比自己创作要辛苦。他又说这大概是一种义务。义务一方面来自自己经历过电影业这种很艰难的阶段，知道年轻电影人总是需要帮助；另一方面，义务也来自对藏地的感情，藏地需要有更多的电影创作者。
在西宁拍摄的两天，因为同时还有其他事务需要处理，他不时就会拿起手机看看，回一些消息，有时就公放着语音，都是藏语。回到青海，他和工作室的伙伴们也用藏语沟通，除了一位剪辑师，那位伙伴来自上海。
2014 年，万玛才旦把17岁、读高一的儿子送到老家的一个寺院学校待了一年。儿子刚开始有点排斥，去了之后就喜欢上了。他在后来对媒体说，“你可以看到明显的那种变化，他自己也有一个身份的归属感，要不然你藏语不会，很多东西你不懂，你只是个身份意义上的、符号意义上的藏族人。他进去之后那些藏族的小孩也会排斥他。但他逐渐学会了藏语，学会了藏文，和更多的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和交流，别人也逐渐接受他，他也有种归属感。”
搬家
万玛才旦已经从北京搬回西宁四年了。
问及原因，他说了很多次“方便”。搬回这座城市主要考虑的是生活上的便利。照顾老家的父母更方便，拍电影更方便，就连看电影也更方便——工作室的周围步行 5 分钟的距离就有三家电影院。而且，西宁到老家开车一个半小时，飞北京两个半小时，飞上海三个半小时，有工作需要坐个飞机就走，都是他觉得方便的距离。
当然，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和故乡的关系更贴近一点。以前每年只能回去一两次，他感觉到这种关联在减弱。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并不意味着他会用一种新的目光去看待藏地。甚至能够感受到，万玛才旦并不想强调这件事情，就像他也并不希望自己总是被外界标签他的藏族身份。他笑笑说自己不反感被问到很多藏族相关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媒体也可以问一些藏族话题以外的问题”。
西宁
西宁是一座“长条形”的城市，长而窄，高楼大厦从东蔓延到西，南北向则是层层叠叠的山丘。冬天的这会儿山上都光秃秃的，看过去就是一片土黄色，和南方深绿色的高山密林完全不同。有些人说这里就是“城乡接合部”，但作为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城市，还是有它非常现代化的一面。和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一样，这里除了一个过去的市中心——老区，还有一个现在的市中心——新区。新区拥有一个万达广场、一个王府井百货，还有一个新华联广场，里面塞满了那些全国连锁的品牌店，站在那里和站在北京的四环没有什么区别。
这座城市最热闹还是夏天。夏天水草丰茂，青海湖能吸引来一大批游客，此外还有每年的 First 电影节，也能带来众多的年轻人——同行的摄影师说，易烊千玺来的那年，机场的候机队伍简直大排长龙。
万玛才旦的工作室位于新区最繁华的地带，临近First电影节的举办场地。作为这片高原上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团队，他和同事们偶尔也会成为当地的招待方之一。2021年的First，他们开车带张艾嘉一行人去了著名的青海湖151 景区，在草地、湖边休憩野餐。此外，自己的电影路演时，如果发行方在这边没有团队，他们就自行承担起一系列的放映活动。
这种放映工作，最早是2005年开始的，那一年，《静静的嘛呢石》的获奖在家乡引起了轰动。但那个时候电影院很少，片子也未被正式发行。没有什么人能够真正看到这部电影，更不用说藏地的观众了。
万玛才旦和朋友们找了四五个人，背着胶片、放映机、还有银幕，开着车在青海做巡回放映。到了夜晚，他们找合适的场地，拉起银幕，就和几十年以前的放映队一样。
观众反应参差不齐，大体和城市观众看到一些国产文艺片类似。有的很兴奋，觉得这就是自己的生活，真正拍出了藏地的生活状态。但也有观众会觉得，拍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如香港动作片来得带劲。
故事
万玛才旦喜欢文学，广义上的。
一开始，他感兴趣的是故事。藏地民间文学发达，也有唱诗的传统。说唱艺人们颂着《格萨尔王传》，还有那些神话传说，让万玛才旦感到天然的亲切。然后是作文，上学之后，写的东西，被老师表扬，还在课堂上念出来，给了万玛才旦更多信心。最后是机遇，写一篇小说，获得发表，也许就能调入文联，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他对这片高原上的故事了然于心。比如，沿途的日月山是文成公主曾经经过的地方，传说中文成公主到了此处思念长安泪如泉涌，不小心把“日月宝镜”摔成两半，一半化成日山，一半化成月山；以及，青藏高原上的每一座山每一片湖都有自己的属相，青海湖属羊，羊年转湖一圈，就相当于转了 12 圈；还有，青海湖中心有一座孤岛，从前没有船只通行，岛上的修行人只能在冬天湖面结冰时走出来化缘，一年一次。
他听故事、说故事，也写故事。万玛才旦大学开始发表小说，直到现在，他的电影也常常是先有一篇同名小说，继而慢慢扩展。在这些故事中，其中的一个主题是藏族传统文化与外来的现代性之间的拉扯和冲突。
2021 年末上映的《气球》是藏族女性卓嘎的故事。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想再怀孕。但丈夫性欲旺盛，卓嘎因此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她想把孩子打掉，孤身一人前往县城的卫生院。丈夫和孩子得知以后，冲进手术室制止。他们相信，卓嘎现在怀上的，是家中刚刚故去的老人的转世……
冲突不只存在于性和生育之上，更是全方位的。它表现在《静静的嘛呢石》里想要看电视，而穿行在寺庙和村庄间的小喇嘛的身上。它也是《老狗》里陪伴着老人，却又被儿子卖给狗贩子的纯种藏獒。它还是《塔洛》里走出山脉，遇上年轻女子调情而不知所措的牧羊人。
这些人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万玛才旦人生中见证过的一切的缩影。
新电影
多部电影的经验积累下来，万玛才旦已经拥有了熟悉的电影班底和制片流程，这里最难的还是筹集资金。
王磊是万玛才旦的制片人，他说，电影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行业的资金溢出。几年前，开采能源的能赚到钱，所以很多煤老板投资电影。之后，又是房地产、互联网投资电影。因此，筹集资金不要只盯着行业内部，也要关注到电影与社会整体环境链条的关系。
这两年，整体经济形势不太好，王磊的新办法是把资金需求进一步分解。做前期策划时，先筹集一批资金。等到要开拍时，寻找拍摄所需的钱。到后期制作阶段，再找愿意支持后期的机构。一步一步，筹到电影需要的全部资金。王磊说，这叫针尖上削铁的精神，是他奶奶教会给他的谚语。
如今，万玛才旦基本保持着两三年一部电影的状态，稳步运作着。就在 2021 年，他又开始了一部新片的筹备工作。
在豆瓣上搜索词条“万玛才旦”，接下来的最新作品应该是一部名为《陌生人》的电影。但事实上，他们正在筹备的新片是一部跟雪豹有关的电影——团队习惯了手上同时有好几个项目在进行，哪一个先拿到钱了，就先开机。
也许在 2023 年，观众就可以再次坐在电影院里观看万玛才旦的作品。
年轻人
现在，万玛才旦的儿子也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关于藏地，但是个类型片。万玛才旦分析，这就是不同代际的人受到的影响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代际间的差异也是现实。万玛才旦希望自己能反映更多藏族传统文化，但同时，藏地自身也在经历巨大的变化。
年轻人，对于万玛才旦来说，太多样化了。机会变得越来越多，很难知道他们的想法。而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家想法都差不多。而有些藏地的年轻人，他观察到，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学习藏语藏文化的机会，再进入自己民族群体的时候，会面临着一个身份的问题。
年复一年，万玛才旦一直会被问到族群相关的问题。他的措辞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听上去会像是另一种观点。甚至，他似乎显得有些艰难，找到合适的措辞，来精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比如这一次，他会说自己并不想太过于区分汉族和藏族观众。他不去讲“太民族的东西”，而是关注不同民族作为人的共同点。这样，电影中关于人性的部分，是大家都能体会到的。
但他很快承认，在追问之下，不去讲“太民族的东西”，这个短语是有歧义的。他指的“太民族的东西”，更多是外族的某些刻板印象，外在的、景观性的东西。一提到藏族就是天葬、朝圣、叩拜、净土、灵魂……这些刻板化的符号。它们很容易被消费，如同经久不衰的汉族人对于西藏的神化，但他们并不代表着真正的藏地生活，就像他的家乡贵德，也有电视、电影、商场、超市和洗头房。
不去讲“太民族的东西”，万玛才旦进一步澄清，意味着不要刻意地强化某些东西。故事就是发生在那里，让电影自然地进入，讲这片土地上人的故事。
族群受众的差异，在小说中，要比在电影中，更明显。万玛才旦看来，前者更加自由。他用藏语，去写面向藏族读者的小说；用汉语，去写面向汉族读者的小说。万玛才旦能够同时使用两种语言，两种文本并不是简单的翻译，或者对应关系，而更可能是同一个想法，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生长出来的同源但不同质的果实。
这是电影做不到的。万玛才旦说，电影还是要让藏族以外的观众都能看得懂，这样才能慢慢拓展市场，慢慢改变观众的认知。
这似乎仍然是只有藏族导演才需要面对的环境，也很像他电影中一直以来的那个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冲突的主题。对于藏族来说，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既有指向传统的一面，也有指向现代化的一面，而在探寻平衡的过程中，冲突总是无法避免。
《气球》里的女主角卓嘎，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试图避孕，却又意外怀上，但身边人都希望她能生下这个孩子。
电影在最后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结局，现实的冲突暂时没有解答。
请扫描二维码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