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
电影导演、编剧、作家、文学翻译者。
苗博
《博问》 制作人，青年作家，独立电影人
苗博：因为咱们的节目比较小众，大家都是文艺创作者，或者很熟悉导演的读者、观众。所以关于导演我也就不用多介绍了。我刚刚把视频号的转播分享给了万玛才旦老师，他也一直在收听，先请万玛才旦导演来和大家打个招呼，简单谈一谈他的感受，我们就进入问答环节，有请万玛才旦老师。
万玛才旦：好的，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分享会，也谢谢大家的分享。我现在在拉萨，听大家的分享挺有趣的，我觉得咱们可以就随意聊聊吧。
苗博：2022年已经过去了一半，这半年来，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万玛才旦：最难忘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拍新片吧。因为2022年整个电影行业都不太好，所以拍一部片子挺艰难的。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把新片拍了下来。当时也挺艰难，大家都一起到了海拔快接近5000米的地方，在那样一个地方搭起帐篷，住了一个多月，最终把片子拍完。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忘，可能以后也会记得这样一个过程吧。
苗博：读短篇小说《故事只讲了一半》，随着故事里的“我”体验了一次短暂的藏地一日游。乱加价的班车司机，喜欢酥油的扎巴老人，质朴的藏地女子，还有故事中极具魔幻现实风格的庄稼地，这些使我联想到马尔克斯……这篇小说的节奏感和氛围感都出色极了，请问您这篇小说写了多久，能否请您谈一谈这部作品的构思，尤其是对于“戏中戏”形式的写作，导演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小说？
万玛才旦：其实这个小说写的时间比较短，大概就用了几天时间。我是先看到了一个题目，然后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就写了小说，它是“故事中的故事”这样一个套层结构。里面的民间故事其实在藏区是比较普及的，我们小时候就听过，小时候大人会把它当做一个黄段子来讲，对这个故事印象就比较深。但是把它放到一个小说里面，把那样一个故事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可能不是我写小说的动力。所以就想着在形式上怎么能有突破，就想到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框架，一个结构。
通过一个民间文学机构，一个想出版民间文学故事集的编辑，通过他的视角，我把那样一个故事带进来，然后老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只讲到了一半，悬念就留给了读者。所以对我来说，故事的讲述方法特别重要，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怎么呈现出来，怎么呈现得有意思，可能是我想在这个小说里面做的一些探索或者追求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自己拍片什么的，完整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小说创作主要以短篇为主，当有了一个灵感之后，时间也不会耗得那么长，一般会集中两三天或者一周的时间，就把一个小说完成，然后就放下了。
王家卫、万玛才旦
苗博：刚刚在这个沙龙的时候，我注意到好几个朋友都在提到了您的一部电影《撞死了一只羊》。这部片子我也特别喜欢，当时我是记得就在青海看的，电影里拍的就是我周围的世界。这部影片是王家卫导演监制，想听听您谈一谈与王家卫导演合作的感受。这部影片是由两个不同作者的短篇小说合在一起改编的，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讲。
万玛才旦： 先说说王家卫导演吧，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导演，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监制。我们打算合作这部影片之后，就开始讨论剧本。其实我们在确定合作之前，剧本已经早就有了，剧本写完大概好几年了吧。
之前因为审查可能没有通过，然后就放下了。后来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审查通过了。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拍摄的机会，最后大家讨论决定要拍这个片子。我跟王家卫导演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前期和后期，前期确定要拍之后看剧本，根据当地实景、演员、道具的情况，做一些基本调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讨论整个剧本，我发给他剧本，他会回馈一些意见过来，然后我们再讨论调整剧本，大概就是这样。拍摄期间因为那边海拔太高了，当时是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拍的，海拔大概已经超过5000米了，所以他当时没能来。
在后期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比如说剪辑，音乐，很多方面。对我来说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监制，大家也知道很多片子监制只是挂了个名，不会真正参与到影片本身的创作当中。但王家卫导演不太一样，他会参与到整个影片的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江湖上传说的那个样子，会对自己做的项目非常负责，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监制。《撞死了一只羊》上映期间，也有人问我跟王家卫导演的合作的情况，我一般都会说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监制，不是只冠名的那种。我们之间的合作大概就这样吧。
另外就是两个小说的问题。我先是看到了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记得是在西藏文学上发表的，后来刊登在小说选刊。有一次我看小说选刊看到了这篇小说，当时就觉得特别好，有电影改编的基础，希望能把它改编成一部电影。但它本身是很短的小说，大概只有七八千字，内容完全支撑不起一个长片。在改编的过程中，就想到了自己的一部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然后就把这两个小说揉在一起，成了现在的样子。我觉得它俩能揉在一起的基础，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都是公路小说。次仁罗布的《杀手》是讲发生在公路上的故事，我自己的短篇《撞死了一只羊》也是发生在公路上的故事。（另一方面是）里面涉及到的一些观念的问题，比如说《撞死了一只羊》和《杀手》，都会涉及到佛教里面的“救赎”“放下”这些观念，有这样一个基础，在写剧本的过程中，做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就完全可以把这两个小说揉成一个完整的东西。
我自己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是电影的前半部分，就是金巴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开车，路上行走的时候，撞死了一只羊，他要为这个撞死的羊救赎，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之后就到了那个小镇，到茶馆找杀父仇人的杀手，这个故事主要改编自次仁罗布的《杀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苗博：刚刚您提到了审查。《一只金耳朵》里写到警察扔给主人公哥哥一把刀，哥哥切割掉耳朵。还有《水果硬糖》中有写到活佛、转世等等，请问这些在审查上是否会遇到阻力。我的一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困扰，那些人说国家公职人员不能有负面的情节。小说里面写到“业力”一词也不行。新人创作者面临的审查好像挺严峻的。请问您从前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如今作为“非新人”是否在创作上会相对宽松一些。
万玛才旦：我觉得总体上，写作的审查尺度相对会宽泛一些吧？电影的审查就严格一点，而且每个阶段可能不太一样，十年前或者五年前跟现在对比，审查的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自己一开始到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审查的事情，觉得很多题材都是可以拍的，但是进入电影学院，对电影行业有一些了解之后，就会发现很多题材很多故事你其实不能讲，所以你得找到一个适合进入电影的方式，找到适合当下拍摄的一些题材。这个中间是有一些过程的。如果你要拍电影或者写剧本的话，那可能对每个阶段审查的尺度都有必要做一个了解，现在电影圈里面很多人也会说这个。
可能电影创作者，他首先会做一个自我审查，然后再做机构的审查，我觉得这个事肯定是有道理的。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不会太想到这些东西。
可能你写完了，完成了一个表达，我觉得你发表也可以，不发表也可以，所以他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或者压力；但是电影不一样，从一开始有一个题材的时候，就会想这个题材能不能通过？有没有可能通过？或者最终成片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审查？
要想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就跟每个阶段的审查尺度，它所涉及的内容确实有关系的。比如《撞死了一只羊》一开始的片名没有通过审查，这个片名也是需要审查的，原来我们用的片名叫《杀手》，后来说这个片名不能用，就只能换嘛，当时就跟制片方和发行方讨论，后来决定用我的小说名字为这个电影命名。
我自己当时还是有一些担心，但是觉得起其他的名字还不如用这个《撞死了一只羊》，可能有一些陌生感，会带来一些比较意外的效果，所以后面我们就放弃了《杀手》这个片名，用了《撞死了一只羊》这个名字。
审查其实是一直是变化的，所以你要做电影的话，我觉得必须得了解当下审查的方向或者变动，这样你才有可能进入电影的创作。
对我自己来说，写小说跟写剧本，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写小说你不用考虑那些，写完就完了。但是你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要想到一系列的事情。比如说这样写能不能拍摄，拍完之后能不能通过，对它考虑的事情就特别多。所以，小说创作对我来说是相对自由的创作，一个人完成就可以，但是电影它涉及的或者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太多了，是一个比较受限的创作。我一般写剧本就会想，有没有可能拍摄，如果没有可能拍摄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写剧本，我觉得如果这个剧本写完之后，没有拍摄成电影的可能性的话，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自己一般要写剧本，比如说这个《撞死了一只羊》，一开始这个剧本也不会写那么细，大概一开始只有两万字，然后这两万字通过审查立项，最后找到投资方确定要拍摄之后，我们会去做选景，做一些调研的工作，这个时候会很完整地把剧本呈现出来，包括细节对话，都会呈现在这个剧本里面。
北京电影学院校园·金字塔
苗博：我看到有观众在公屏上提到了北电，刚才导演也提到了在电影学院学习的经历，您的《特邀演员》这篇小说中，也幽默地提到了在电影学院进修。我也有在电影学院学习的经历，记得学校里的金字塔上还刻着导演的名字。记得在学校后面黄亭子小区那里有一个小书店，一进门的书架上还摆放着您的《塔洛》。聊一个轻松的话题，想听导演讲讲在电影学院学习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比较难忘的记忆是什么？
万玛才旦：难忘的记忆我觉得就是蹭课吧。我其实到电影学院有点晚，大概是2002年，那时我已经33岁了，所以有了那样一个机会之后觉得特别珍贵，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电影学院，白天去听课，晚上看电影，两年的时间就是那样度过的。当时电影学院蹭课的人很多，除了你自己系里的或者班里的课之外，也要去其他系或者专业去听他们的课，需要靠运气，当时有人会把课程表整理好，找各种听课的可能性，去蹭课，所以当时在电影学院蹭课还是比较有名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吧。
因为你只有那么两年的时间，以前也没有系统的学习电影的机会或者经历，所以就特别珍惜那样一个时间。几乎那两年我没有写过什么小说。就从基础开始，打电影方面的基础。一个是听课，另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金字奖。我们当时去的是苏牧老师的编导班，他每个学期上完课就要求学生拍短片，所以另一个难忘的方面就是，真正让你接触到了电影制作。从拍短片作业用DV拍短片，到两年之后，毕业联合作业用胶片拍短片，让你有了一个实际参与制作的经历。
可能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经历的话，后面拍长片就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可能是电影学院两年期间最难忘的事情吧！
苏牧老师课程现场
苗博：对，我记得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我也比较难忘，对于蹭课的经历。苏牧老师的课，一到晚上，过道啊，外面走廊啊，都站满了人。那个记忆真的挺难忘的。
有人问：《故事只讲了一半》、《尸说新语：枪》、《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诗人之死》都引入讲故事、听故事、写故事、说故事的另一条叙事线，设置的很巧妙。例如《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是否先是有后面的“真实原型”，接着有先前小说中的“小说”，最后把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小说。也有人说，有的创作者最初想写的是故事里的“戏中戏”，但因为写不下去，所以采用这样的组合形式，写起来更容易，想听听导演的看法。
万玛才旦：就是希望在形式上做一些探索吧！也不是说完全写不下去，那样一个故事完整地呈现出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难，就比如说《故事只讲了一半》里面那个只讲了一半的故事，其实你把它完整讲出来也挺有趣，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是作为小说，我觉得有一些形式上的探索，可能是我喜欢做的。不是说小说只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完了，如果只是讲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话，可能跟《故事会》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一个小说，不同的作家写出来，因为作家本身的经历、对小说的认知的不同，他写出来的小说会完全不一样，咱们也会看到很多本体小说，可能把一个故事讲给三四个作者，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写出来，虽然是同一个故事，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也是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在小说的方法上做一些尝试。另外我自己也翻译过一些藏族的民间故事集，很经典的民间故事，可能受到民间故事的影响比较大吧，就像马尔克斯，看他的传记，你会知道他小时候听祖母讲故事很多年，我小时候也是，没有读书识字之前你是听老人，村里的人讲故事。
通过口读的方式讲故事，慢慢进入那样一个故事的宇宙里面，然后你再转述给其他人，后来你读书识字之后，再把这些故事翻译出来，带给更多的人，有人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吧。
那回头想的话，也觉得自己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可能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很多民间文学的元素就会自然地进入到小说里面，你在写小说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刻意地说我要做这样一个套层结构，但是很多东西就很自然地进入了，像《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和《故事只讲了一半》就是这样一个创作结果。《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里面，还有原先的民间故事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现实中又发生了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完全是虚构的。我之前有一个小说叫《寻访阿卡图巴》，那里面也有类似的元素存在，这些自己创作的时候不会注意到，它可能是下意识的东西，无意识地就进入了你的创作里面。但是你回头看，再归类总结你的创作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些共性的东西存在。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苗博：谢谢万玛导演，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在公屏上打字，都说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知道您出生在这个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我知道天下黄河贵德清，您听到家乡的这一刹那，脑海中浮现的第一画面是什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场景吗。
万玛才旦：家乡，其实我对黄河的记忆特别深，去年中央电视台也做了一个黄河的专题也采访了我。我能一下子想到的就是冬天的黄河。那时候我们黄河那边还是结冰的，黄河特别清，就刚刚您讲的“天下黄河贵德清”，其实到兰州就非常混浊了，看不到那种很清澈的感觉。
但我小时候，那时候特别冷，现在冬天黄河上已经不结冰了，我小时候那个河面上是结冰的，会结特别厚的那种冰，我们会踩着河面上的冰，到对面的森林里去，拾柴火什么的。你站在冰面上就能看到冰底下，黄河水里面的鱼在游来游去。对这些印象特别深，就像一个电影画面一样，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但那样的画面现在没有了。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 《贵德古城——天下黄河贵德清》
苗博：随着VR虚拟现实技术的逐步完善，未来很可能电影和游戏会相互结合。之前多伦多电影节，展映过一个片子，完全是互动的，观众在下面投票，决定剧情的走向，这其实就脱离了电影的范畴，更像互动电子游戏。电影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我们的视角都是跟随摄影机来改变。私密和封闭性的。如果有一天啊，有游戏公司找到您，希望把您笔下的世界改编成一个“万玛才旦藏地宇宙”，您是否会愿意作品被改编？
万玛才旦：我自己倒是没有想过这方面的改编的问题。但如果真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我觉得可以做尝试吧，就像当下，很多作家把自己的小说授权，让编剧或者导演改编一样。我可能不会太参与他们的改编的尺度、方向什么的。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他们要发展游戏的话，可能是另一份事情，所以我可能会同意把自己的小说授权给他们，做这样一个改变，但我不会参与到改编当中。
苗博：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对谈之前，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读过小说集的朋友选三部最喜欢的小说，最后发现还是《水果硬糖》这篇小说就是投票率最高。我听说这部小说已经立项了，刚刚大家在讨论说等着买这部电影的电影票。这部小说情感饱满，叙述上有条不紊，大儿子、小儿子、活佛，每一条线从容不迫，尤其结尾“水果硬糖是什么味道的”我是边哭着边读完的，我们刚刚在这一次沙龙的最开始，有几个朋友聊到这部小说。我自己觉得这部小说是我今年这半年来读过的最好的短篇小说，导演能否谈一谈这部小说的创作经历呢？
万玛才旦：嗯，谢谢谢谢！小说集里面有十个小说，这个小说相对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但是还没有改编，也没有立项，这个可能是个误解。这个小说集里面已经立项的是《特邀演员》，其他的都没有立项。但是我自己想在合适的时期，把它改编成剧本，然后拍成电影。
我觉得它是有改编的可能性的，将来时机成熟，可能会做这样一个改编的尝试吧。这个小说可能是总体这十个短篇小说里面，投入时间精力情感最多的。这个小说大概持续创作了半年左右。因为我自己拍电影占据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当有了一个灵感之后，就集中把它写完，可能花个两三天或者一周的时间就把它写完，要不然中间断掉，很多时候就接不上，可能后面就放弃掉了。《水果硬糖》的创作也有这种情况，我写了一半，中间有其他的事情，然后就放下了，后来干完那件事情，再回来想这个小说的时候，就感觉情绪上很多方面有点接不上。
所以就花了一定的时间，跟前面的这个小说的情绪，它的故事走向，做了一个连接。这个过程就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断断续续的，花的时间就比较长。
这个小说的名字也是突然跳出来的感觉。有时候写小说，可能会先有一个名字，然后根据这个名字，再往下推进故事，就比如说《故事只讲了一半》或者《一只金耳朵》，这两篇小说，是先有名字的，然后再慢慢建构小说，找到第一句话，再慢慢地往下推进。但是《水果硬糖》就是想写那样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但是创作之前没有想好它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也没有想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尾。所以这个小说是写着写着出来的，当你写到三分之二，或者快到结尾的部分的时候，这个名字就突然跳出来了，然后觉得这个名字是特别合适的，它里面所涉及的一些你想表达的东西，突然之间就跳出来了，它是一个比较天然、饱满的东西。
《气球》 剧照
苗博：这一次除了《水果硬糖》之外，《诗人之死》这篇小说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我记得在这个小说里面写道：“文学是心灵的艺术，是内心世界的表现方式，诗人写作是为了心灵的需要……”可是当下有的创作者在动笔之前就想好，自己的作品是要写给谁看，甚至他们会精准的围绕受众读者而创作，把作品当成一种产品来对待，对此您怎样看。您创作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为了谁而创作？
万玛才旦：我觉得创作最直接的动机就是灵感吧，尤其是小说创作，当你有了一个灵感之后，你得赶紧把它写下来，要不然这个灵感会跑掉的。
动力我觉得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一些表达，一些内心的需要。
可能整个创作的过程，只是一次表达的需要。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功利性在里边，尤其小说创作，反正写完表达就完成了，也不会涉及太多的东西，不会涉及审查，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相对而言我觉得小说创作是很纯粹的，不太像电影那样，还要想到很多东西，它可能面临很多问题。小说创作不一样，单纯从创作角度讲，我自己还是挺喜欢小说创作这样一个方式。
苗博：您这一本小说集中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小说，《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背景音乐》。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说这部小说很不像过去您的小说，您能讲一讲这部小说的创作历程嘛。
万玛才旦：大家觉得跟我以往的小说不一样，以往造成了那样一个印象，觉得我写的都是藏地生活，或者跟自己故乡有关的生活。那这个小说突然它涉及到城市生活，涉及到城市现代人的情感，大家可能就有一点跳跃的感觉，有了一个对比。
这个是突然想到的题目。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灵感来源，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小说，是跟自己后面做电影的经历有关系。你拍了一个电影，基本上都要用到这种人，主题音乐也好，配乐也好，多数电影里面都会有。所以你仔细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荒诞感，如果你在现实生活里面，有一个背景音乐会怎么样？往深里想其实是个很荒诞的事情，因为这样一个荒诞的想法，就虚构了这样一个小说。里面用到了很多跟电影音乐有关的，比如说作曲，电影或者导演，让这个小说跟背景音乐更贴近一些。
生活中或者想象中一些荒诞的事情，也是一个偶然，就跟灵感差不多的，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就会展开想象，天马行空，一些奇怪的想法就会跳进来，顺着这个想法，可能会虚构一个故事。因为这些元素，这个故事慢慢就建立起来了。
苗博：顺着导演说的荒诞的想法，如果现在我使用魔法，让万玛才旦导演瞬间移动到《故事只讲了一半》这本小说集中的任意一篇故事里，生活24小时，您会想进入到哪一篇故事里，和哪一位人物呆在一起，做些什么？
万玛才旦：这个小说集里面基本上都是以我一个人的视角展开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进入里面的很多故事，比如说《故事只讲了一半》，我可以成为编辑，去经历那样一个事情，去经历那样一次情感波折。《水果硬糖》我也可以变成其中的某个儿子，比如说最后成了医生的。我觉得是挺有趣的，只是想象人生，不是一个可能性，所以随意。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可能会变成讲述者，在《一只金耳朵》里面，去经历跟哥哥的那样一个情感关系。我觉得也挺奇妙的。所以小说创作，我觉得可以让你经历很多的人的情感，有时候可能就跟演员差不多吧。
一个演员他要进入一部电影，塑造一个角色的话，就必须得深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很多演员拍了一部电影，跟这个角色生活很长时间，他有时候很难从那个角色里面出来。我觉得可能写小说也是一样，有时候很快就出来了，有时候你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可能一年两年，好几年都出不来，是在经历不同的人生。觉得这个可能是写小说的一个好处吧。
苗博：我最近在您的朋友圈，还有好多平台都看到您监制的作品的动态，刚刚您提到这个王家卫导演是一个真正的监制，然后您监制的很多青年导演的作品也在陆续发布，可否请您谈谈和这些青年导演一起合作的感受，以及做监制的一个工作感受。
万玛才旦：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需要吧，藏地电影刚刚兴起，很多年轻人没有拍电影的机会，就跟我过去学电影一样，现在可能相对好一点，学习电影的渠道很多，观看一部电影的方法也多。但是那时候，除了到电影学院学习之外，是没有太多的学习电影的机会的。所以我知道那样一个状况，那时候可能如果有人来帮一下，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监制的多数电影都是跟藏地年轻电影人有关系的。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认真的监制吧。会从他们有一个创意，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故事，到慢慢的写剧本，然后到拍摄，到剪辑完成片子，到最后推广片子，都会参与进来。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很认真的监制。我觉得就是一个需要。我觉得他是需要帮助的，所以自己去做了这样一些事情。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我觉得做监制是一个特别耗费精力的事情，会消耗掉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这个层面讲，我其实是不太愿意做这种监制工作的。比如说你跟一个新人导演开发一个剧本，他要经历无数次的讨论，修改，再返回，再修改，到最终定稿，然后再拍摄。这个中间经历的事情特别多，跟自己创作不太一样。我自己的创作方式，前面也讲了，就是先写一个大概差不多的剧本，然后等立项，投资差不多之后，再写特别完整的剧本，然后拍下来。因为方向什么的都比较明确，所以中间不会有那么多的来回，相对就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你做监制的话，中间的事情就会特别的多。所以从这一点讲，其实是不太愿意做监制工作的，但是有时候也没办法，觉得那可能是必要的，对一个新人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做了一些监制的工作。
苗博：很感动，导演讲的（内容）。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2022年已经过去了一半，请万玛才旦谈一谈下半年的愿望吧。
万玛才旦: 下半年的愿望就是，我去年一个立项的电影叫《雪豹》，基本上已经拍完了，下半年希望这个片子能够顺利出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愿望。另外，也在做一些剧本，希望这些剧本能够立项，能够有拍摄的可能性。因为现在整个电影行业都不太好，不景气，要找到投资也不太容易，就是一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现起来相对比较难的一个愿望。也希望更多人的片子能拍出来。拍一个片子不容易。
苗博：我看好多观众在公屏上打字，有人问到雪豹这个电影，刚好导演刚刚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万玛才旦：对。
苗博：那接下来的话，可以给大家两到三个人的提问时间，很珍贵。在会议室里的朋友可以开麦来跟导演提问。
burns：最近看到您监制的《回南天》这个电影啊。对于青年导演来说，应该是去扎实的去做好一个剧本，还说做好一个概念，强调某一种氛围。青年导演要拍这种拒绝观众的电影，还说去扎实地去做一个故事。请您给青年导演一些建议。
万玛才旦：我觉得首先跟你的选择有关系，你要拍一个跟自己的状态经历，情感有关系的电影，还是你要做一个讲故事的电影，我觉得都是有难度的。像高鸣的《回南天》，有些人觉得它是很闷的一个电影。但是它里面涉及到很多情绪，情感，甚至可能很多潜意识的东西，这样一个电影要把它做成长片，其实是挺挑战自己的。可能有时候你拍完，可能剪都剪不出来。让你拍一个这样的情绪性电影，拍三十分钟都是很难的。所以这个就跟你自己的出发点，跟你自己的状态，或者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有关系吧，也就是跟你的选择是有关系的。
另外，你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也是挺难的。这就是你为什么到电影学院，要进行一系列的训练，比如说三分钟短片，里面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情绪。所以讲一个以故事为主的电影的话，这个东西要完整地呈现出来，让别人觉得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漏洞，情感非常足，我觉得也是挺难的。所以对青年导演来说，我觉得训练特别的重要，就从短片，慢慢地训练，然后再到长片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尤其你拍长片的时候，如果没有短片的训练积淀，或者经验的话，别人没办法相信你。你拿一个长片剧本，觉得这个剧本是很好的，可能有些剧本它故事很好，但是拍出来就变了，看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投资方也不会信任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短片，再加上你的长片剧本，那投资方就会对你有一个信任，然后你自己也有实践的过程，要完成一个长片就有保障。所以多做这样一些训练，叙事上的，或者影像的训练。
首先你讲好一个故事，把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情绪完整地讲述出来，这个可能是你需要做的最基本的功课。
苗博：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到张咏红老师吧。
万玛才旦：嗯，张老师。
张咏红：万玛老师你好，太喜欢你了。
万玛才旦：你好，谢谢！
张咏红：太喜欢了，太喜欢了，我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专门拿了一支笔做读书笔记。包括我看《撞死的一只羊》，也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拉片子，因为我觉得遇到这么好的作品，我真的是带着一颗敬畏之心。
我今天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故事只讲了一半》的接下来是，留给就是读者去自己的，慢慢的去品。还是说其实它有自己更深的一个含义在里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个留白在这个里边。每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的不一样，所以就是他通过看别人的作品，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解读，那我站到我自己的角度呢，就是我是看到了就是那个故事里边的那个瑜伽师，我觉得瑜伽师在我的感受里边，我觉得特别像一个我们命运里边的神。从出生我们的命运就会有一个很真的东西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播种子。故事里的那个老光棍儿他却很随意的很怪诞的就是开了一个那样天大的玩笑，那最后面他自己的人生的的结果就变成了一个玩笑的结果，就是被众人笑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解读，那实际上我更看到的是每个人应该对命运的一种敬畏和敬重。
我知道这样子去问导演很不礼貌，但是我还是很想听听导演，对这样的一个故事设定，您的一个初心和您的想法，谢谢老师！
万玛才旦：谢谢，我觉得就是对故事讲述方法的一个尝试吧。就像民间故事，它会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你把它讲出来，听者会有一个听故事的满足感。但是你要把它写到小说里面，我觉得就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所以这可能是我在这个故事里面，想做的一个尝试。其实可能大家听到的每个故事，听起来它是完整的，但是它其实还在延续，还是在不断延伸，所以其实它也是只讲了一半的故事。
这种方式在民间故事里面，其实也挺多的，像一千零一夜，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讲故事。比如说，很多电视连续剧，中国的章回体小说，讲到一半比较精彩的地方，就停住，就有一个接着往下看的欲望。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更多的是想在故事的讲述方法上做一些探索，做一些尝试，故事本身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
李智：万玛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看了《故事只讲了一半》，我比较好奇那个扎巴老人讲的那个故事的另一半，究竟有没有另一半呢？
万玛才旦：肯定有，另一半我也知道。
李智：没有吗？
万玛才旦：肯定有啊。
李智：另一半的故事您知道吗？
万玛才旦：它就是一个民间故事，很完整的民间故事。
李智：啊，那后面的故事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讲两句啊，谢谢
万玛才旦：我讲出来就没什么意义了（笑）。
李智： 啊，好吧好吧，好的，谢谢，谢谢！
苗博：哈哈哈哈哈……
张咏红：导演不要讲，导演真的不要讲！！我觉得这个（结局）太美了，这个创意非常好，真的非常感谢导演给了我们一个这样开放式的结尾。
苗博：我看一下，好多观众在公屏上打字，说完全没觉得这些（青年导演的）片子拒绝观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这本小说集的封面呢，说竖着看它是一个山，然后如果你把这本书横过来呢，其实是这张人的脸，是导演侧脸的剪影。然后关于这本小说的这个封面的设计呢？万玛才旦老师的视频号里也有讲解，等一下我发到群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万玛老师的作品都陆续上映，然后艺术生命常青。
万玛才旦: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苗博！
苗博： 好，谢谢导演，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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