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杵，是拉萨乃至藏地，甚至内地和海外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2006年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专题报道称他们为“高原上的第一支摇滚乐队”。
乐队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主页上的简介中，也用了相似的词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摇滚乐队”、“西藏第一支摇滚乐队”。
“藏地”和“摇滚”是他们身份的两个关键词。这支“西藏的第一支摇滚乐队”起初由几位七零后大男孩组建于1999年。乐队已持续二十多年的藏地和摇滚间的实验都进行得怎么样了？他们参与其中与同时深受他们影响的西藏音乐生态又发生了什么化？
天杵乐队（主唱：索朗丹增；吉他：索朗尼玛、索朗念扎；贝斯：扎西平措；扎念：普珠；鼓：索朗旺堆）
“你直接开始问我问题就好，不用太正规，不然我会有点紧张。”人称哥斌斌的天杵贝斯手扎西平措在采访开始时说。
拉过一把椅子，倒上一杯茶。准备好了吗？
做老师那会儿从未有学生缺课的哥斌斌带着他的跳跃性思维，时而哼唱，时而“跑题”，给我们婉婉道来。
“土洋”结合
“乐队刚成立那会儿我们有点像无头苍蝇，找不到门道，什么都尝试。我们每个成员喜欢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也都参加创作，所以什么风格的音乐我们都做。”哥斌斌这样形容天杵初期的创作思路。
回看天杵发行于2001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从改编自民歌的《打核桃》到在传统民谣采样上说唱的《赛珍》，从偏流行的《吉祥新年》到带重金属味的《人生》和《仁增旺姆》，天杵初期的作品的确涉猎广泛。
摇滚，源于美国非裔音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被很多年轻白人接受和喜爱。它不仅是一个当时年轻白人听众觉得“酷”的一种音乐风格，更象征着叛逆、求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延续着这种摇滚精神，也正如乐队名字本身降魔的含义，“天杵，”用哥斌斌的话来说，“喜欢很重、内容尖锐、反映现实生活的东西。”
在《天杵》中，除饱含浪漫倾诉的《赛珍》，以及充满喜庆和欢愉的《青稞酒谣》和《吉祥新年》外，其他七首作品都以某种方式揭露并评述了一些社会现象。
在《仁增旺姆》中，原版民谣中正直善良的主人公分别变身“嫌贫爱富、打肿脸充胖子的角色”和“物质女郎”。
相比运用讽刺这样委婉的表意方式，《欲望》《人生》《让我活着》直接宣泄着对物质生活中人心冷漠、唯利是图的风气和杀戮野生动物行为的愤怒和批判。
在隐喻和直白之间，有《因果》的冷静反思，《茫然》的无助，再到《我的心》的希望。“我们不是教育别人，是鞭策自己。”他说。整张专辑直白地倾泻各种复杂而真实的情绪，加上重金属强有力的律动，难怪当年一些本土听众不习惯。“我们以前在朗玛厅演出的时候经常有被轰下台的。”哥斌斌说到这儿哭笑不得。
天杵乐队贝斯手扎西平措
基于给自己“来自西藏的摇滚乐队”的定位，天杵从起初就明确他们要彰显藏族色。然而，在“乱撞”这个阶段，当时融合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的手段在他们现在看来，有些简单粗暴。
“过去我们有些时候会把民族的东西硬拉到摇滚里面，变得格格不入，听起来很不舒服。”从《赛珍》直接采样民歌到《打核桃》和《青稞酒谣》在伴奏和间奏中加入扎念，歌曲中以藏族传统乐器和原版民歌形式出现的藏元素辨认度极高，现在看来过于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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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儿，哥斌斌回忆起2005年乐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迷笛音乐节的经历。“当时是拿着我们自己认为西藏最前卫的东西到北京。
“跟一些内地的乐队交流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评价我们说，我们是现代的，但又很土，没有完完全全归根到摇滚，民族的东西也没有脱离，是土味很重的音乐。土洋结合吧，洋不洋土不土那种感觉，”他短暂停顿，“当时我们有点愤怒，但后来想了想，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接受了。”
停顿后他又补充，“我们不会抵触。我们平静思考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去变化、突破。”
“土洋”融合
2006年，被很多媒体称为天杵“灵魂人物”的鼓手旦增达娃离开了乐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经济纠纷或是什么大矛盾，是音乐理念上出现分歧，”哥斌斌毫不避讳乐队成长的节点。“有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位太大了，压力会很大，做事会有点虚。
“其实西藏摇滚太大了，我们不能代替甚至引领。我们也许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慢慢做，后面做摇滚的可能就能走捷径，不会绕那么多圈子。”
他停顿，“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定下目标，回到初衷，写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表达自己想说、想唱的。”哥斌斌语气中带着释然。
在2019年天杵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乐队主唱索朗旦增和节奏吉他手索尼接受“醍醐”专访时，都回忆起2005年乐队在是否要到北京走职业化道路的纠结。
在“对于伤疤的注视”和“与世界的和解”之间，借用拉萨电影团队达嘎的用词，乐队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之后的十多年间，这群曾经的热血摇滚青年经历婚姻、孩子出世等各种人生转变。
多年之后，他们“平平常常活着”，过着索尼口中“写写歌、喝喝酒”的生活。纵然，世界无常，但家人朋友的陪伴和兄弟情谊便是他们心中“极乐世界”的根基。
定位和思想的愈发成熟也渗透在乐队作品的内容里。“现在我们写的东西不重，但实在，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摇滚就一定要很重。因为我们乐队也在慢慢地长大，五六个老头再去玩很重的东西，我觉得不适合。”
在2006年发布的第二张专辑《天杵II》之后，乐队2015年和2016年推出的《此刻的心情》和《成长的记忆》诉说追梦与成长，而分别发布于2017年和2020年的《长寿六宝》（也称《蓝天下的祝福》）和《2057》则是呼吁大家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
初期的直白和锐气转化为一种集结、号召和振作的精神。而且这集结指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更是生态中各种生灵之间和谐共处。
“在《蓝天下的祝福》和《2057》这两首姊妹篇中，我们传达的是动物、植物、人都是互相关联、影响的，像家庭一样。”哥斌斌解释。
正如《长寿六宝》歌词中所述，“轮回这轮流而转，每个都换来换去……我们都是平等，地球的儿子”，对小我的关注最终升华为一种大我、甚至无我的境界。
和内容的演变同步，天杵对作品音乐形式的思考也日渐深邃。“以前我们觉得自己只做摇滚，后来觉得，诶？！我们喜欢的其他的音乐风格，像雷鬼、布鲁斯啊，我们也适合。
“表达尖锐的东西不一定得通过重金属，它也可以是很叙事的，通过缓慢节奏表现出来。”再者，“西藏很多音乐都可以用雷鬼或节奏布鲁斯来表现，‘左盖’，即寺庙里僧人低音吟诵的一种形式，跟重金属也挺像。”说着，哥斌斌开始哼唱一首布鲁斯风格的歌。“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我都忘了。”他从哼唱中回过神来，想了一阵后—— “哦，《此刻的心情》！”
他们涉猎摇滚之外的音乐门类不仅是出于想尝试多元风格，更是渴望进一步琢磨民族和现代音乐的融合。“现在，如果是有必要加西藏民族音乐的，我们肯定要把它加进去，但是我们不会硬塞。
“硬塞就像是贴标签，说是民族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很西方。跟过去相比，我们乐队会想多一些，琢磨一首歌加民族的东西到底合不合适，觉得实在不行还是会放弃，哪怕那首歌没有那个标签。
“毕竟，我们民族的东西有，但做的还是现代音乐，作品整体出来漂亮才是好东西。”除了在是否加传统乐器这种表层的融合上有更多的思考，乐队在作品音乐性层面的融合上也产生了更深的认知。
“藏族的音乐以五声调式、小调为主，所以我们谱曲的时候特地用小调的调式，比如《蓝天下的祝福》。
“过去，在同样是改编自民歌的《打核桃》里面，我们加了扎念，在《美丽的城》里面我们也是把扎念、曼陀铃、碧汪都加进去了。《蓝天下的祝福》没有用这些西藏的特色乐器，但你听它的调子，它也是跟民族有关系的。”
相比传统乐器的使用和民歌选段的插入，这样看似不带痕迹的融合模式是不是反而更接近藏族音乐的内核？
在天杵近年拍的一组写真中，空旷原野上，皑皑雪山为背景，六位身着拉萨贵族服饰的大叔头顶官帽，左耳悬吊着绿松石耳坠。在彩色的照片中，他们的缎制藏袍在背后灰色的原野和无际蓝天的映衬下显得大气华贵。
在一张黑白版本的照片中，乐队成员们手持他们的贝斯、吉他和鼓棒，目视远方。即便是墨镜，也挡不住他们眼中的酷和霸气。“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我们是西藏出来的乐队，”哥斌斌语气中洋溢着自豪，“藏装和现代、重金属的结合表达的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谈到藏地为什么需要当代音乐，哥斌斌说：“西藏民歌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对民族传统的东西是非常认可的，但古老的东西如果硬塞给年轻人，年轻人很多时候不会适应它，所以更新是希望可以把古老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天杵乐队吉他手索朗尼玛
因此，更新不是背离和断层，而是延续和迭代。“很多东西现在都在大胆地做尝试。
“比如，西藏也应该有高楼大厦，不能说‘你们西藏不能这样，只能有过去这种藏式的小矮房’，认为那才是西藏。拿服装来说，现在也有很多新式、简易化的藏装，人们日常也可以穿，这跟音乐要创新是一个道理。”对“土洋结合”最初的耿耿于怀大概是因为纠结于“洋”和“土”表面的对立性。
然而，现在看来，“土”和“洋”水乳相融。本土的事物本来就可以是洋气的，而洋气也不是“洋”事物才能具备的特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再次得到了验证。
西藏音乐成长路上的惊喜与烦恼
作为西藏现代音乐的长期参与者和引领者之一，天杵见证了音乐大环境的一路变迁。
“以前我们是物质匮乏，硬件、软件都是。现在的条件好多了，尤其做现场音乐时调音比以前专业很多，音乐节主办方的专业水平有提高。
过去，有主办方按伴唱歌手的标准来安排我们调音，问我们十分钟能不能调好音，他们不相信调音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少的话可能半个小时，长的话要几个小时。”
音乐活动主办方除了在音乐专业性上有提高，他们的专业意识和对活动的重视有了明显的改观。
“过去，主办方出于预算的考虑可能只愿意请一个歌手，最多带个助理。现在，很多音乐节都注重气氛，越来越愿意请乐队。”
与活动主办方专业性的提升同时来的，是音乐人展示机会在数量上和种类上的增多。“现在除了各种演出、音乐节，还有晚会，而且晚会导演也年轻化，他们想表现有新元素的藏族音乐，所以会去找新人。”
天杵乐队鼓手索朗旺堆
相比十多年前天杵的大众认知度依靠CD在八廓街上的销量和他们朗玛厅表演的热度，当下网络时代提供了太多超越当时想象的资源。
与此同时，观众更愿意互动，也更前卫了，“他们的接受能力，对新音乐形式的认可度高了。”
往日在朗玛厅被劝下台的场面成为今天的笑料。
正如世界是复杂多面的，西藏音乐环境有令人可喜之处的同时也存在瓶颈。
看来，路途艰辛。未来会怎么样呢？
尖锐和希望并不矛盾，“就像我们做摇滚一样，一开始到处乱撞、碰壁，现在不是说我们怎么成功了，但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现在的年轻创作人也可能会碰壁，然后在摸索以后自己会总结出自己的一套东西。”不过，自称心态好的哥斌斌也叮嘱“这种事都不能急。“我们出第一张专辑和第二张专辑之间相隔五六年，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等那么久，但我们不急着出专辑，”他笑笑，“出专辑又不是交作业。”
在采访最后，我问哥斌斌有什么想补充的。
“我们乐队会不断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去更新我们的作品，以更好的状态跟大家见面！”
他的语气中满是热忱。他还热情地分享了他们对《2057》MV的一些构想和对音乐融合的想法。
天杵乐队新专辑《天杵III》
天杵乐队在今年发布了第三张专辑「天杵III《蓝天下的祝福」。此张专辑以环保为主题融入民族、雷鬼、布鲁斯、金属、朋克等多种音乐元素，共收录了12首曲目。
成熟不代表停止成长。但同时，成长又不得焦躁。这支来自拉萨，今年二十一岁的“西藏第一支摇滚乐队”仍在成长，从土洋结合到土洋融合，他们关于创作有民族内涵的现代音乐的实验依然在继续。
随着越来越多本土音乐人的出现和成熟，这场实验也变得愈来愈“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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