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是我国著名藏学家， “格萨尔学” 研究的奠基人，他不仅发现了《格萨尔王传》这部藏族英雄史诗，将其记录整理出来，推介于国内外，而且对于《格萨尔》史诗的性质、历史背景、艺术特点、部章结构、版本情况和格萨尔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

最早以汉文介绍《格萨尔》

1776年，俄国旅行家帕拉莱斯在蒙古旅行时发现了《格萨尔》，遂将这个故事介绍到了俄国。1836年由施密特从蒙古文本翻译的第一本《格斯(萨)尔王传》译本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虽然早在1716年就出版过蒙古文刻本的《格斯尔可汗传》，但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我国内地的学术界还对《格萨尔》十分陌生。直到1930年任乃强首次将其译为汉文，介绍于内地，国内研究者才开始关注这部史诗。

1929年夏到1930年春，在南充中学教授四川乡土史的任乃强，受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之邀来到西康地区，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新龙、理塘、义敦、巴塘、雅江等县。历时1年，他已记录有数十万字的第一手资料。任乃强将其整理成文，分300条，从1930年5月起陆续在《四川日报》副刊登载。其中，118条标题为“蛮三国”，119条标题为“蛮三国举例”。前者为介绍“蛮三国”(即《格萨尔王传》)流行情况，指出其为藏族民间十分流行的一种“有唱词”的文学艺术，“内容与《三国演义》无涉”。后者是他模拟说唱者语调，用汉文翻译的一段《格萨尔》，内容取自《格萨尔》中的《降伏妖魔》一章。这两条文字总共仅2000多字，但却是我国最早以汉文介绍《格萨尔》的文章和第一篇《格萨尔》汉译本。

关于这两条文字的来历，还有一段佳话。1929年秋，任乃强来到新龙，深感其地民风独特，就在此停留3个多月。随着考察的逐渐深入，他对康巴大地产生了强烈的爱恋，于是，希望寻找一个藏族妻子作为自己事业和生活伴侣的愿望油然而生。恰好在新龙期间，他听说该县上瞻头人夺吉郎加家的3个女儿均美貌聪慧，精通藏文。于是就请人做媒，上门求亲。当时夺吉郎加的两个亲生女已嫁，只有收养的外甥女罗珠青措未婚，遂以罗珠青措许配任乃强。婚礼期间除举行赛马、跳锅庄外，还有一项活动就是说唱《格萨尔》，说唱者即夺吉郎加的长女却梅卓玛。每天黄昏后，贺亲的人们都要挤坐在寨廊上，等候她说唱《格萨尔》。任乃强因藏语未通，只发现听众如醉如痴，十分投入。后来他请到一位通事（翻译）在现场逐句翻译，才愈听愈觉有趣。于是将通事所译记下，考虑到内地人对这一史诗还十分陌生，他在翻译中将唱词均按汉语韵律译出，使其押韵上口。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就这样在这一藏汉联姻的佳话中诞生。

找到岭·格萨尔王故里

究竟历史上有没有“格萨尔”这个人物呢？如果有的话，那他又生于何处，长于何方，是什么时代的人呢？真实的“格萨尔”与史诗中的“格萨尔王”又有什么异同？在发掘《格萨尔》版本的同时，任乃强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1936年，任乃强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再次入康，得以广泛收集有关《格萨尔》的版本、资料。尤其是他担任西康省通志馆筹建主任后，积极准备编撰第一部《西康通志》，征集到大量藏、汉文的文献资料。其中，有不少关于格萨尔活动与遗迹的记载。在藏族宗教史书上，记载有好几个“格萨尔”，如冲·格萨尔、北方格萨尔等等，那么，史诗中“格萨尔王”的原型是谁呢？他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德格地区林葱土司原为康区北部一大部国，元明时代盛极一时。“其国称为‘林’，‘葱’字之义为‘家族’”，而这个“林”与《格萨尔》中的“岭”在藏文中是同一字，由此证明“林国”即是“岭国”，是同一地名。他由此推知林葱土司家族应与《格萨尔》中的主人公有一定的渊源。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德格之行迟迟未能如愿。

1942年，任乃强担任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华西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后，立即与李安宅教授一起，组织一批师生成立华西边疆考察团，专程赴德格进行考察。在德格期间，李安宅主要对德格的社会与人口进行实地研究，他则着重对德格土司、林葱土司进行考察研究。在这里，他看到了《德格土司世谱》和《林葱土司家谱》，发现了林葱土司家珍藏的《格萨尔》手抄本与木刻木，考察了雄坝(今阿须)格萨尔诞生地和察察(叉叉)寺格萨尔王庙，并从当地活佛、喇嘛和老人口中听到了许多有关岭国与岭·格萨尔的传说。他还从正在德格竹庆寺进修的李鉴铭先生处，得到许多当地有关岭国的掌故和藏文资料。

返回成都后，任乃强又查阅了许多汉、藏文史料，对《格萨尔》文本和汉、藏史料进行比较研究。1944年至1945年，他相继发表了《关于“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关于“藏三国”》和《关于格萨尔到中国的故事》等3篇论文，在我国国内第一次较全面地、系统地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研究，被视为我国《格萨尔》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这3篇著名的论文中，他详细地剖析了《格萨尔》史诗的性质，认定了《格萨尔》是一部藏族“诗史”，论证了历史上实有格萨尔其人，只不过在史诗中以其人为原型，作了艺术夸张和神化。他纠驳了格萨尔即关羽的谬说，分析了将《格萨尔》说成是《藏三国》的原因，指出其“与《三国演义》毫无关系”。他调查到当时流传的史诗已不少于25部，并对其中l9部的内容分别作了介绍，对史诗引人入胜的艺术特色、审美价值、语言魅力、教育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这些论述不仅全面地将《格萨尔》史诗介绍于国内外，对弘扬这部史诗的民族性和文化价值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论点和考据，为《格萨尔》研究奠定了基础，开拓了方向，成为我国“格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