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卓,唯一一级藏族女作家,文坛多面手。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她的小说无一不表现出藏文化的神奇魅力,而又迥异于汉族作家的创作。对于多才多艺的梅卓来说,绚烂辉煌的藏文化始终是她进入文学想象的栈桥。

母亲——文学的启蒙者

1976年, 12岁的梅卓由于身体不好,休学在家,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们都去上学了,没事可干的梅卓在妈妈的枕头底下发现《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就这样遨游在小说的世界里。梅卓回忆,其实很多书当时都没读懂,但是在那种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快乐,觉得文学还是非常吸引人的。梅卓认为,文学创作跟读书是息息相关的。母亲工作的单位有一个小图书室,经常借一些书回来,这样,梅卓就有机会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

在梅卓的成长过程中,很多老师给了非常大的帮助,不管是潜移默化的,还是直接的帮助,让她受益匪浅。她小学的班主任非常会讲故事,每到隆冬时节,外面飘着大雪,教室内的炉子烧得火红,梅卓和同学们围坐在炉子旁,津津有味地听老师讲故事。“讲故事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条件,现在我也经常给女儿讲故事,有时会把我的创作内容讲给她听。”梅卓说。

点燃创作的激情

1982年,正在青海民族学院汉文系上大学的梅卓,成了一名文学青年,学校的文学园地,是她抒发情感的阵地,当时,她写的东西也没觉得那是文学作品,只是出于一种对文学的爱好。

1986年,大学毕业的梅卓一心想当老师,但却被分配到《青海湖》编辑部,阅读别人的作品,编别人的稿子,当时,几个非常好的同事,也是老师,给她指点迷津,“你编别人的稿子,首先自己也要会写才行,才有资格去编别人的稿子……”这一番话,对梅卓触动很大,从此,梅卓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从一开始梅卓便将自已的创作定位为弘扬优秀的藏族文化传统。

梅卓在城镇长大,学习的是汉语言,无论从生活还是思维,都相对疏离于藏民族几千年承袭的文化传统,因此深入生活便成了她长时间要做的事。通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和游历,她越来越觉得要想建筑一座文学大厦,失去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她把文学创作的基础依靠在浑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上,汲取藏族文学传统和民间艺术的营养,努力把她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爱表达出来。

到编辑部的第二年,她的第一篇作品正式发表。她认为,写作虽然是一个个体劳动,但它与时代,与生存环境,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写作要学习新的知识,去积累新的经验,去看别人成功的经验,去不断的积累,才有可能突破自己,实际上每写一部作品,就等于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困难,因为下一部作品你得有新的突破,要不然还不如不写。长篇小说《神授》,她已写了三年了,但一直没能写下去,主要原因是想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原先写的几万字已经从电脑里删除,自己都不满意,怎么能拿给读者呢?

写作是永无止境的

梅卓这几年在写作上有很多困惑,长篇小说的写作停顿了好长时间,也试图以阅读大量当代优秀作品来作为自已创作的突破口,从技术上说可以借鉴和令她大开眼界的作品确实很多,但具有鲜明藏族文化传统的作品毕竟不多。在长期关注藏族民间文学过程中,她学到了很多,用三年时间准备的《神授》,想要表现的就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的神授艺人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13岁的藏族少年,他在神授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神奇的考验和经历,最终成长为成功的神授艺人。这是她试图写给孩子们的一本小说,表述既要简单,让孩子们读懂,又要涵盖藏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现在正在接受第一读者——10岁女儿的挑剔目光。

她在写作长篇小说前,实际上已经有几篇短篇小说的尝试。1992年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先后出版的《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虽然引起一些反响,但她也从中发现许多问题,实际上她驾驭长篇宏制的能力还是非常欠缺,就又从中短篇开始从头探索学习。至今她认为小说创作最难的还是短篇,长篇是做加法,短篇则是做减法,把一些犹疑不定的情节或句子减掉,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和大气的。选入《麝香之爱》中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毫无疑问有多篇带着稚嫩的痕迹,但是作为一个写作阶段的总结,她觉得还是有勉强的理由把“她”整理成册,交给读者去评价。可以说,这部小说集记录了她从感性写作,渐渐进入自觉写作的一个过程,期间尝试了多种叙事方法,结构与语言的探索也见端倪,经过阅历的增加,心态的调整,关注点还是有所变化。所以,写作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不仅要保证时间和耐心,还要学习新的智慧和知识,这个过程永无止境。

梅卓的作品中反映女性的比较多,如她所说,世界上各种神话中,文艺之神总是女性,女性在文艺作品中占有的分量不容小觑,当代藏族知识女性是一直关注的对象,身处其中,欢乐与悲伤感同身受。这个时代对藏族女性来说是个挑战的时代,她们的变化更感性、更细腻,女性坚忍的品质可能是能够坚守美好理想的原因吧。在我的心目中,女性是美丽的,我描绘的各种各样的女性,既是对她们的欣赏,也是对自己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