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时看到本民族的图书如此之少，他就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从事图书出版工作；而22年在民族出版社做出的傲人成绩，终让他梦想成真，他所在出版社出版的藏文图书占到全国藏文图书出版的一半左右。他就是民族出版社藏文室主任才让加。
我来自甘南草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当年恢复高考制度时，我考上了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的预科班，后来又进入西北民族学院藏语系学习。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民族出版社工作，没想到这一干就是22年。
从最初从事校对工作、藏文图书编辑、藏文翻译，到担任民族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藏文室主任，我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大学时的梦想。上中学的时候，我接触到正规出版的藏文图书只有七八种，像长篇小说之类的根本没有。藏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作为传播藏族文化手段之一的藏文图书却十分匮乏，于是，我暗下决心要从事出版事业，为自己的民族做点有价值的事儿。
藏族信仰藏传佛教，藏族文化在很多方面都与宗教分不开。因此，我比较注重文化和宗教的融合，出版了一些具有浓郁藏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书籍。像我们策划编辑的画册《佛教法像真言宝典》，是民族出版社建社以来藏文室主编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画册，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出版后立即成了热销图书。
此后，我们还陆续出版了汉文图书《释迦牟尼大传》（藏译汉）、《第二佛陀宗喀巴画传》等，其中《释迦牟尼大传》在2003年国际书展中成了我社第一部版权交易图书。另外，像藏文图书《贡唐文集》（1-11集）、《儿童十万个为什么》（1-12册）、《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书》等，都收到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6年至2003年，我被派到出版部主持工作。那时恰逢我社少数民族文字图书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纸价飞涨、资金紧缺，民族图书的减亏扭亏成了头等大事。我们通过采取节省材料，节省印制费用，运用新技术，撤销纸库等办法，大大降低了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的成本，解决了社里流动资金占压的问题。在资金方面，由于之前社里的经济状况比较紧张，我就想办法争取社会资金的支持。
在担任藏文出版室主任期间，我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到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的藏区进行市场调研，跑遍了藏区的每一个角落，去各个书店了解藏文图书的销售状况；去寺院和学校了解什么样的藏文图书比较受欢迎；征求当地学者的意见；联系当地作者等等。我认为，图书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分不开的，有市场的图书才能得到应有的传播效果，从而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2005年，我们继续调整图书出版结构，优化选题，增加了“三农”等方面的图书。由于出版结构趋于合理，图书适销对路，发行更上一层楼。全年出版发行藏文图书150种，占当年全国藏文图书出版的45％；共发行53万册，占全国的59.5%，发行回款破纪录达200余万元。
我还有一个想法，要出一套统一的藏文教材。现在国内几所大学的藏语系和藏文专业没有统一的教材，都是各用各的，“各自为战”，而教材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这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已为西藏大学出版了一套教材，与四川、青海等地的学校也进行了联系，想为每一个设有藏文专业的学校都出一套教材，然后从每个学校的教材中选取质量好、水平高的精华合成一套统一的藏语教材。此事已向教育部做了申请，希望这个想法能早日实现。
今后，我们还计划出版一套藏族哲学方面的书；西北民族大学的已故著名学者才旦夏茸的全集，内容包括哲学、诗歌、论文等；完成《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书》102种（现已编辑出版了60多种）；此外还将继续出版一些儿童读物，畜牧、法律等方面的实用书籍。
我的妻子经常笑我“一天24小时都在想着藏文图书”。对此，我并不否认，因为我一直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真正的感情是做不好的。”现在，我们藏文出版社20多人的出版队伍正处于一个成熟的发展阶段，而每个人都怀着对藏族和藏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工作热情很高。我曾许下愿望，要在我担任藏文出版室主任的5年中，出版500个品种的藏文图书。如今，在已过去的3年中，年均出版了150多种，我想，这个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口述：才让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