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于道泉先生放弃了在海外的舒适生活，毅然回到故土，以自己的专业所长为祖国和藏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首开藏语专业，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收集少数民族语文图书，帮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筹备开播了藏语节目。特别是作为中央民族学院藏学专业的奠基人、著名藏学教授，于道泉先生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藏学专门人才。在教学的同时，积极组织编纂适合学习和研究之用的专业词典，对弘扬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从欧洲踏上了归途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致函伦敦大学，欢迎于道泉先生回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先生诚恳的态度，促使于道泉先生下了归国服务的决心。
　　但是，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爆竹声中，内战全面爆发了，此时此刻，于道泉犹豫了，他回到哪里去?去国民党统治区吗？不行!根据在海外获得的信息和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共产党一定会在这一场战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因而，他只能继续逗留在英国。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人民一边，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边。
1948年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极大地鼓舞了他，于道泉马上决定从欧洲动身返国。他以极为兴奋的心情，怀着美好的期望，踏上了归途。时间是1949年4月。

　　在北大开设藏语专业，任北图特藏部主任

　　解放了的北平，仍旧是黄甍绿瓦、白塔红墙，依旧是碧树环绕、流水淙淙。所不同的是，从事着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着一种欣欣向荣的新面貌。在极短的休息之后，于道泉迫不及待地与当时担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文系开设藏语专业，季羡林先生推请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组内还有王森、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并立即开始招生。
　　第一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就在同一时间，解放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以非常实际的形式欢迎于道泉先生——非常受尊重的资深的图书馆研究馆员，让他担任特藏部主任。出国前于道泉曾在馆内负责收集兄弟民族语文图书，卓有成效，又在馆刊上多次发表研究成果，并充分利用王云五氏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编辑满文书目。为了便利读者检索，于先生还准备把《西域同文志》等书编成四角号码索引。图书馆界、目录学界对于先生的辛勤劳动是有口皆碑的。此后(自1950年起)于道泉先生继续担任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不支薪）的工作，直到离休时，亲自物色、推荐了藏文和国学堪称一流的黄明信先生接任。

　　筹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

　　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听说了于道泉先生的轶闻故事，也知道他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欧洲留学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对于于先生来说，这一项工作“正合吾心也！”。
　　经过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了于道泉先生，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永年先生、李春先先生（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成员，1950年4月10日开始工作，做好各项准备，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这件事是于道泉回国以后第一件最为开心的事。张小平同志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语文部的负责人深情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于道泉先生在工作中能充分调动藏族知识分子的能动性，与几位老朋友合作，共同为西藏的事业而努力。就在那时还出版了(内部发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稿》的藏文版。许多新词术语每天在广播中会碰见，并要求用藏语播出去，于先生为此煞费脑筋。这个藏语广播稿，几乎成了每日出版的“藏文信息报”，在北京藏人圈子里成了最受欢迎的读物，在推广新词术语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政协”、“民主”、“革命”、“解放”等等反映新社会、新事物的词语就逐渐在藏区推广开来。

　　藏语学习班先期开班

　　建国后一派兴旺发达景象，着实让于道泉一辈归国知识分子十分感动。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放弃在海外的舒适生活、工作条件，奔回故土，极愿以自己的知识、才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时机来了！正当于道泉在北京大学藏语专业忙于教学，同时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筹建藏语组，并开始播音之时，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一下子成为关心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人士和北京几所高等学校中从事边疆研究人员的热门话题。
　　紧跟着就以高效率的延安作风开始了这所新型学校的筹备工作。当时解放大军正向西南挺进，川康各地军事行动十分迅速。负责筹备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刘春——一位资深的从事民族工作的老革命，与费孝通教授合作共事，邀请了季羡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如何能尽早、尽快地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紧迫的需要。经季、于两位教授建议，从国内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些在校学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击学习藏语，以应当前工作的紧迫需要。说来令人惊叹:这个藏语学习班，居然能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开班上课。这批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青年学子，云集北京，在于道泉教授门下，开始了藏语的学习。

　　于先生藏语教学特点

于先生的教学思路和做法大致分为下列几点：
1. 学习一种语言，要把语音、词汇和语法初学阶段的难点分散开，难点不能太集中，否则会顾此失彼，进展不快。所以，他为藏语（拉萨方言）设计了一套拉丁拼音的系统。拉丁系统的英文字母大家都会，不用花工夫就会拼会读。他用这套拉丁拼音编写了人们带有生活情趣的藏语教材，由浅入深，包括会话、民间故事和生活小品。在短期内就可以掌握着若干常用口语。然后，再开始学习藏文。因为在口耳之间已经熟悉了的许多藏语，再去认藏文，非常容易记，容易读。我们管这一步叫做“转轨”。效果好，速度快。
　　2.藏语的几大方言之间差异颇大，学习口语就应选定某一方言学深学透，然后再学习其他方言。他认为，拉萨话也就是卫藏方言，代表了藏语发展的方向。学好这一方言就可以跟其他方言区的人通话，因为西藏三大寺内有各方言区来的僧人、各地来的香客、商人都是自然的推广拉萨话的人。所以，把拉萨话当做一种标准音来学、来分析，最后对推广藏语普通话能有所帮助。后来，基于这一认识，在他的建议下，又招了专学安多方言的班次。这样，对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别和共同点都有了深层的理解。这也是他后来极力提倡编写方言字典的原因。
　　3. 学习一个民族的语言最好的办法是到那个民族地区去学习。按他的话说：“置身庄岳，事半功倍。”在他的建议下，把第一批投身藏语学习的莘莘学子送进藏区，由于道泉自己带队，前往著名的贡噶雪山，礼聘著名藏族学者贡噶活佛(1893-1957)为藏文教授。把学生引进了地地道道的藏文化境界中，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此后，这一条经验成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的常规，一直在教学中施行。
　　4. 在学好语言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扩展到历史、哲学、宗教和文化的各方面去深入钻研，开拓新领域，取得新成果。于是，从1960年开始招收了两期研究生班，学制3年，专门邀请东噶·洛桑赤列（1926-1997）、扎希仁青格西和土登格杰3位藏族学者担任主讲教师，另配备一些汉族青年教师作为辅导员。于道泉先生安排开办传统文化学术讲座，邀请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周叔迦、任继愈、张克强、牙含章、柳升祺、王森、吴丰培、高观如诸前辈分别就佛学、史学、藏学、哲学及目录学讲授他们各自擅长的学问，使同学们大开眼界，兴奋不已。这两期研究班为国家培育了一批专门人才和得力的领导干部，实现了于先生当初以知识报国的理想和愿望。

　　《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问世

　　编写藏文字典是他长期以来萦绕心头的另一个夙愿，远在30年代初，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就向所领导提出过编写藏汉佛学大辞典的建议。在所内无法将其意见列为项目的情况下，就自己在业余时间干，而且动员了志趣相投的朋友李永年参加。先动手把《翻译名义大集》的词条逐条抄出，又把藏文部分还原出来，每天下班后，在斗室之中孜孜不息，居然抄了近万条卡片。正在准备补充若干词条，纠正原有词条中的编纂工作全速进行之时，出国赴法的行期已定，掂量前后，只好把这一工作暂停下来，留待回来以后再说。
　　谁知一去16载，漂泊异乡，但编纂藏文字典一事始终萦绕心头。这次回国以后，在北大东语系刚一开始工作，就把那一批卡片取回来，李永年先生很高兴地又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而少数民族语文系的藏语专业又率先建立后，于道泉先生担任了教研组组长。他在组内立即建立了字典编写小组，由于教学和翻译等实际工作的需要，说干就干，着手搜集口语资料，改变原来编纂佛学字典的计划，先编方言字典，当然也就是口语字典。先动手编纂的是《拉萨口语辞典》。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这部辞典编好后，先后油印过3次（1954年、1957年、1960年），不断征求意见，补充、订正、修改。这期间，教研组好多人都参加过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有傅家璋、赵堡、阿拉坦仓、工布扎布、王尧等同志为专职成员，另有洛桑群觉等藏族教师参加审订，傅家璋为此贡献很多，她与土丹旺布认真贯彻于道泉先生的编纂原则：“口语、实用、全面、准确”。这部字典终于在1983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词2.9万余条，以藏文正字为条目，附有拉丁注音，汉文释义，口语与文字有差异者，一一标明。这是于道泉先生多年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成果。于道泉先生对口语字典的出版感到欣慰，就在同时，他在给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黄颢、吴碧云合编的一本《仓洋嘉措及其情歌资料集》作序时说：“我认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自己面前摆着许多非常想看的书，而自己无法看懂；使我最幸福的就是使自己得到一种便利条件，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可以把这种痛苦解除，同时，也解决别人这一类的许多痛苦。”接着，由他的学生们一部接一部地完成了《安多方言口语词典》、《嘉戎语词典》、《藏汉词汇》、《藏语成语词典》、《藏汉佛教词典》、《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以及由他的同道、老朋友张怡荪教授主持，并有他的众多学生参加编纂的《藏汉大辞典》，真正出现了藏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学术春天。

　　发明“数码代音字”

　　“文革”中于老先生在劫难逃， 他成为第一批住进“牛棚”的“座上客”，白天先生在一座楼前浇灌花木，晚上到“牛棚”受训。记得一次对他的批判会，全系教师及部分学生共200多人。主持会议的党总支副书记先作了简短发言，要全系师生批判相信有灵魂的迷信思想，帮助于道泉先生。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踊跃举手，慷慨陈词，有的声色俱厉，有的甚为惋惜其落后，有的十分鄙夷其陈腐，有的引经据典指陈其谬误，总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闹腾了3个小时。而我们的于老先生却端坐在一根柱子后面，一手抚摸下巴，一手一根一根地拔自己的络腮胡子，全神贯注，神情肃穆，已进入了沉思状态。主持人叫道：“于先生！于先生！”他完全没听见。主持人急了，提高八度厉声喝叫：“于道泉！”他这才惊醒，茫然地问：“什么事？”主持人说：“刚才大家帮助你3个钟头了，你也表个态，说几句嘛！”于老先生颇感惊讶：“什么？帮助我？3个钟头了？对不起，我一句也没听见！”引得哄堂大笑!这是真话，他的确没听别人在说什么。老先生早已置身事外，进入自己的冥想王国。他在琢磨“一对多”的翻译机械化问题。
　　说怪也不怪，于先生对这一工作醉心已久，早在1956年就发表过议论（在本院周报上），但没有人理会，还有人认为是“幻想”，说他不务正业。这下子可好了，一切繁琐事务都摆脱得干干净净，他倒可以在“牛棚”中冥想苦思。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发明了一套“数码代音字”，卓有远见地认为，这一套数码代音字可以供翻译机械化使用，就是说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思考出一套可以在电脑（当时人称电子计算机）上使用的汉文和藏文的软件系统了。可惜他的这种超前思维在学院、在社会无人理解，也没有人接受。
　　直到198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学会上，老先生提交的一篇论文“Numerical Script for plain Texts Numerilised Script Versus Romanised Script”（数码字简表：数码字与罗马字对照表），文中列举了他所设计的数码代音字用来拼读汉字和拼读藏文的规则。他还附有用这套数码代音字拼写的两本书: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和陈毅的《在井冈山打游击》。可以说既有理论系统又有实践的成果。 据中科院电子所的一位专家说，于先生设计的这一套代音字方案是现今收到的许多方案中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方案，学习、使用都很容易、方便。惟一的缺点是数字码是日常应用最广的工具和手段，是人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如果用它来当做拼写文字的工具，可能会发生混乱和困扰。热心学习应用这种数码代音字的张默生教授，于1977年3月1日用这一体例的数码代音字给于先生写来一封信。信除了用数码代音体系写出，还用汉字逐字对照一并写就，请于先生验看。默生先生当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与于先生既是世交，又有戚谊，同为山东临淄的著名奇人，这一文件堪称双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