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记忆没有舛误，那么我认识严英秀至少有12年了。最初应该是在2006年青海第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然后是2008年新疆第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我们甚至一起去过青海湖和吐鲁番，不过似乎没有交谈过什么。我印象中她在两次论坛中的发言都比较“文学化”，不是那种正襟危坐的学术腔，而更多带有感性与修辞色彩。她的文章倒也经常可见，因为除了写论文，她也创作散文和小说，我曾经读过她寄赠的小说集《纸飞机》，集中于当代城市（或者进城的）女性情感书写，颇不同于一般那些强化自己族裔标识的作家。

        关于严英秀，我所知道的大致就是这些，散淡的文字之交。回头想一想，这些散碎的记忆片段其实也构成了严英秀的形象——一个写作的女人。她在《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一文中历数杜拉斯、茨维塔耶娃、三毛、薛涛、丁玲、萧红……那些生活在不同空间与时间中的女人们，她们如何对抗又臣服于时间、抵御又和解于生活、迷恋又决绝于爱情，当世间一切都不能给予恒久的救赎，都无法消融历史与现实所必然带来的虚无，写作就成了女人走向自己的道路。因而，评论、散文与小说的文类区分在严英秀这里其实都不重要了，它们都是“写作”，写作本身是她求证与认同自我的方式，她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置身于简•奥斯汀、伍尔夫、普拉斯、艾米莉•狄金森、萧红、伊蕾、蒋韵、赵玫、叶梅、范小青、白玛娜珍，以及延续下来更长的名单之中。

        《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这本散文集包括两个部分：“我所栖身的生活”和“我曾经历的阅读”。我们会发现“生活”在其中并不包含日常生活，而更多是文艺生活，几乎不见烟火琐碎的凡庸，或者说日常生活被蒸馏提纯了；“阅读”则更以其精神性的层面充实在生活之中。无论是“生活”还是“阅读”，其实都是“写作”的准备与完成、积累与享受、悲伤与欢欣，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叠合。至少从这些文字所呈现出来的面目而言，她的生活是整全性的、一致性的，并没有太多的断裂与冲突。

        有意味的是，严英秀是一位“在西部写作”的藏族女性，但并没有按照惯常期待与想象那样突出地域或者民族的要素，并且耿直地反驳了那种抱持迷思的人们不过是类似于“东方主义”式的“西部主义”。我很同意她的这种文学观念——她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在写作，这个“人”无论身处何方、出于何种族群、有着如何背景，都是一个“同时代人”，都要面对着任何一个当代人所要经历的别无二致的生活和变迁。如果非要在这个“人”上附加什么，那就是“女人”。毫无疑问，她有着明确的性别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可能是本能的、不自觉地从文字中流注出来的。“写作的女人”构成了她的“我”。

        散文真是一种让写作者的真我无所遁形的文体。严英秀的“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在记人、叙事、写景中都始终徘徊不去，当然，这三者在她的散文中并不多，她更多的是借人、事、景在抒情和议论。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在用写诗的笔法写散文。《致女儿》的开头写道：“我紧挨着空虚坐着。整整一个冬天，几乎没换过更好的姿势。有时，我做出忙碌的样子，好像一场雪就要飘起，你也刚好来到了我的门外。事实上，小雪无雪，大雪亦无雪。而你或将归来，但必得远去。我能做的，只是急急伸出的双臂再徒然地收回。”你无法从这种羚羊挂角的文字中寻觅具体的人、事、景，但是里面有动作、心理和情绪，它们晦暗难及，却又真切可感，诉诸的是感受和体验。这与知识型和叙事型散文拉开了差距。如果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她的散文都营造出了一种“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这个主观性凸显出她诚实的自我。对比邵雍所谓“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之说，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情性与道学家之间的区别——那个有偏暗的“情”才是文学栖居的所在，你可以说她是片面的、偏激的、狭隘的，但在那种片面、偏激与狭隘中有某种洞察。

        严英秀的底色是一个文艺青年，《唯有旧日子给人安慰》这篇文章回眸了她早期的成长，80年代中后期偏僻地方的隐秘激情，文学被指认为蔬饭之间、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成了她自我构建的隐身之处、遁逃之地和安身之所，是那个尽管空无一物，却依然能够提供安慰的远方。我相信，能够这样热爱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文学生活的人，其中一定有天赋的性格禀赋，它如同火种因缘际会与时代与环境的薪柴相遇并点燃，挥发出浪漫主义孑遗的能量与热力，如同峥嵘的石头在时间的流水打磨下熠熠生辉。“写作的女人也只能祈望于时间，只能在对时间的恐惧和信仰中走过时间。是的，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感知着时间的凛冽和遽促，时间总是最先去欺凌那最优美最敏感的灵魂，但也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贴近着时间的温暖和公正，时间总是在最后去恩泽那最柔软也最坚定的精神。”

        这个敏感而又敏锐的女人，最终用写作证明自身。这种写作无以名状，不能被套用在任何术语程式和批评贯口当中，因为这是一个时时充满自省与反思的作者，深谙写作的一切套路，任何外在的解析与阐释之于她而言都可能是无效的。就像她在那篇《天之大》中写到母亲，那情感是切近、普遍而共通的，却又是一己、独特而专有的，并且她也自知是不能已于言的，但是仍然要写，因为“唯有写出来，记下来，我才能走过自己”。无论她有没有走入或者走出巴颜喀拉，我们都无从置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体验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