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命定》是达真“康巴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园》）中的第二部。达真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时，曾说：“国人必须意识到，大量西方知识体系中的评判规则很多是不适合评价中国的。因为，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版图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用什么方式脱离这个大群体都是不成立的，中国是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书的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战场那样，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命定》包含两个层面的“命定”：家国命运与个人命运。
文本讲述了二战期间，康巴男儿汇入抗日洪流，加入中国远征军，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故事。这段几乎被人们忽略的历史，通过土尔吉和贡布两个热血男儿的爱恨情仇，在血与火的撞击下令人荡气回肠，让我们感受到了史诗的恢宏。其实，从“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康巴》开始，达真就试图赋予“三部曲”史诗的基调。麦家在为《康巴》所做的推介语中写道：“这是一部康巴藏人的史诗，每一处细节都包含着人性最深处的美好与感动”。陈晓明教授认为《康巴》“是把传统的史诗与现代的事业加在一起”。达真自己也说，希望“这三部小说能重铸民族灵魂，给人类以心灵安抚”。显然，史诗性是诸多学者对《康巴》的一致共识，也是达真创作“三部曲”的叙事初衷。
然而，在阅读《命定》之后，我发现，这部小说真正打动我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史诗性追求，而是那些身份卑微的小人物，他们跌宕起伏的生命旅程，还有生命的褶皱中蕴藉着的对历史、对宗教的理解。我想，正是这些小人物的“命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康巴，如同李敬泽所说，“(达真的)作品不仅仅属于康巴的历史和文化，更属于康巴藏人的深刻人性”。或许，这也恰恰从另一个层面构筑了《命定》别样的史诗品格。
一
《命定》采用了双线归一的叙事结构，颇有中国传统小说的韵致。上篇“故乡”讲述犯了淫戒的小喇嘛土尔吉和因赛马纠纷而杀人的贡布各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下篇“异乡”则将两个亡命天涯的男子绑定到一起，最后在命运的安排下，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贡布是典型的康巴血性男儿，敢爱敢恨，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雍金玛，他上演了一出“人杀刀”的传奇故事：徒手握住情敌刺来的刀刃，一掰两半。这个故事传遍草原，与格萨尔王《地狱救妻》的故事一样齐名。对贡布而言，爱情固然珍贵，但还有比爱情更珍贵的，那就是“卡波热”（意即为了面子也要给自己争口气）。“从贡布能记事的那一天起，就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体会到卓科部落的男人和康巴男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为面子而活着。等他长成大人后，他在赛马场看到骑手们在为‘卡颇热’这句话较劲；在部落与部落间为争夺操场的较量上，也在为‘卡颇热’这句话较劲……总之，‘卡颇热’这句话在某一件事情上一旦在心中或嘴里说出来之后，接下来的演变和发展有时就无法控制了，它也许会给当事人、家庭、部落带来好处，甚至带来荣誉，反之也许会带来不利，甚至是灾难。”正是因为“卡波热”，他在赛马时情绪失控而杀人，从而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被四处追杀。同样是因为“卡波热”，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最后只身炸碉堡而英勇牺牲，成为一名抗日英雄。
我们看到，贡布最初并不是抱着保家卫国的远大理想参加远征军的，参军抗日对他而言，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仇人追杀步步紧逼。他在战场上杀敌的动力，除了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外，更多的还是缘于“卡波热”。初次杀敌立功后，他想“必须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才能有更强力的能力和面子重返故乡……”而立功授奖的奖金可以让他赔偿杀人的“命价”，与“妻子雍金玛和孩子小贡布在麦塘草原过上安宁的日子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胸无大志”的“卡波热”，演绎了康巴男儿最令人荡气回肠的颂歌。他对待朋友重情重义，常对土尔吉说，两人是“像筷子一样的兄弟，来时就是一双”；心爱的坐骑雪上飞战死杀场，“他急忙跪下抱住雪上飞的脖子，将头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哭起来，悲声雷动。……你死我活的双方在仿佛凝固的空气里目睹了一个中国军人愣是用双手刨开一个坑，直到黑马的身体掩埋在坑里消失在地面下为止”。当日军堡垒利用头顶上厚厚的岩石发出疯狂的扫射，一个接一个的爆破小组纷纷倒在了堡垒的枪口下时，贡布“将一面仿制的岭·格萨尔征战时期的旗帜像子弹带一样偷偷捆在腰间，再次发出康巴男人狂放不羁的吼声——根嘿嘿！冲进枪林弹雨……”
我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铁血柔情的男儿形象并不少见，但像贡布这样把“卡波热”作为人生信仰的康巴男儿的确很少。他机警又鲁莽，仗义又偏狭，可以说，他的缺点与优点一样鲜明。但在家国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以最为血性的方式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诠释了康巴人对男性的理想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贡布这一形象便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二
如果说贡布这一形象从“形而下”的层面，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典型康巴男儿；那么，土尔吉这一形象则在“形而上”的层面，诠释了达真对藏传佛教和藏民族文化的理解。
土尔吉自幼聪敏，有慧根，学习经文的能力是惊人的，成长和进步的非常快，本可以像父亲送他出家前所嘱托的“好好当喇嘛，给家里争口气”。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仓央嘉措的情诗。“这些诗句读上去很美，非常过瘾，但他更是心生疑问：‘难道像仓央嘉措这样至高无上的大喇嘛也敢有男女之爱？’那一刻，他被这本集子的诗句整懵了，似乎六年来在心里用一句句经文塑造的圣殿，顷刻间被厚厚的云层遮盖了。”正是仓央嘉措的情诗，打开了这个刚满17岁的小喇嘛情爱的闸门，他被肉体的欲望所纠结，疯狂地爱上了头人的女儿贡觉措。这段情爱导致后果是可怖的。犯了淫戒的土尔吉受到了寺院严酷的惩罚，掌势的喇嘛们希望用最严酷的刑律来惩治土尔吉。他和他情同父子的讲经师傅达杰被鞭打得奄奄一息，随后像死狗一样被扔到寺院门外。在此，我们看到，本应以大爱为本、慈悲为怀的寺院无疑是冷酷的，即便连活佛都清楚凭土尔吉的资质，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喇嘛，但他们依然没有给土尔吉涅槃的机会。一个年轻喇嘛的前途就因一次小小的过失被摧毁了。“所有的护法神成为梦境里的虚空，尤其双修的大威德金刚显得陌生而冷漠，做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而这种冷漠的背后，其实隐藏着阴暗的人性。土尔吉清楚，恰恰是因为自己聪慧过人，晋升过快，引起众僧妒忌，才会导致如此残酷的惩罚。丑恶的人性遮蔽了神性的光辉。
相反，在尘世间倒充满了温情。让土尔吉万万想不到的是，把他从垂死的边缘救回的人，竟然是常年在寺院外转经的阿充，一个他在做喇嘛时不屑一顾的孤老阿婆。而父母不仅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身体，还“将土尔吉睡觉的毛毡放在帐篷的右上方距佛龛不远的位置，那是在一顶黑帐篷中最受尊敬的喇嘛或是长辈才能享用的位置”。这给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然而，父母的这一行为一旦被发现，“寺庙和头人随时可以将这个家庭的财产全部没收，逐出本区域，使其倾家荡产。情节特别严重的要由部落头人聚众，邀请寺庙的大喇嘛念咒经，指定这户人家是魔鬼，甚至处以砍手、砍腿、挖眼、剥皮等酷刑”。素未平生的贡布在危机时刻冒死帮助他逃离了族人的追杀。所有这些人间的无私大爱，让他渐渐领悟到了佛教的真谛。藏传佛教高僧曾如此评价仓央嘉措，“六世达赖以世间法让俗人看到了出世法中广大的精神世界，他的诗歌和歌曲净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他用最真诚的慈悲让俗人感受到了佛法并不是高不可及，他的特立独行让我们领受到了真正的教义！”在《命定》中，土尔吉即是仓央嘉措的人间布道者。他同样用他的特立独行，传递出最真诚的慈悲。即使依然热爱贡觉措，但他的内心时刻坚守着对佛的信仰，尤其是在从军后，“战士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在残酷的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这个体验在碎片上写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体，一旦面临野兽一样的军队的凌辱，慈悲为怀的菩萨心里也充满了憎恨，真正表达了生命的最高境界——爱和友善”。
文本中引用了一个流传在熊朵草原上真信佛和假信佛的故事，来阐释对佛的心诚是用世俗的眼光难以剥开真伪的。同样，在土尔吉这个特立独行的喇嘛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看到了藏传佛教最伟大的精神境界。
三
我注意到，不少藏族作家的叙事文本总是充盈着浓郁的诗意。翻开阿来的《尘埃落定》，扑面而来的是飘零的惆怅与哀婉，弥漫、流转着无奈的末世情怀。在现代性与传统体制的冲撞中，土司王朝带着挽歌式的情调，哀叹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限怅惋。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从形而下的层面去关注现实，揭示生活的苦难，但并不囿于生活本身，苦难本身，而是以一种超越的宗教情怀去理解苦难，最终超越苦难，抵达一种超越的精神高度。藏传佛教中蕴藉的慈悲、隐忍、救赎等终极情怀，模糊了冷暖两极，越过苍凉，呈现出温暖的诗意。同样，达真也是如此。无论是他的《康巴》，还是《命定》都有着很深的诗意。
达真的叙述时常会将自然与人联系在一起，他笔下的万物都沉浸在充满灵性的世界中，草原、山峦、天空散发着生命的气息。他用最真挚的情感去捕捉每一个动作，风似乎可以触摸，草原上一切都被赋予了“话语权”，就连时间也变得如此生动，与他笔下的人物实现了精神的“联袂”：
那一时刻的麦塘草原出奇地寂静，连高过膝盖的垂穗披碱草全都齐刷刷地耷拉着草尖，很明显，造成空气流动的使者——风，依旧还在打盹。
风纹丝不动地躺在时间的怀里，唯独向前赶路的时间推着天空上部的色块慢慢浸出深蓝色，下部的色块依旧黑暗，色块的结合部是一片昏暗的光影分界线，她在朦胧、幽深中暗示所有的草原生灵，时间正在刻板而守时地在宁静中向新的一天走来，草原灵动的白天即将开始。
自幼生长于藏地的达真，幸运地获得了更多与自然接触的机会。正是在与自然的耳鬓厮磨中，产生了一种建立在万物有灵论基础上的自然观。自然万物与人有着相同的生命根基，如同水乳交融，能够获得心灵交感。因此，文本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也往往通过自然意象加以呈现。我们看到，在土尔吉为了不连累贡觉措而连夜逃跑的那个夜晚，一轮明月始终与他不离不弃：
漫长的折磨使躺在贡觉措身边的土尔吉无法入睡，就在柴火燃尽依稀发出噼啪噼啪的炸裂声中，洞口处一道冰凉的月光催逃似的泻在泥地上，“趁她熟睡，借着月光，逃吧。”……
……此刻，夜在月亮的陪伴下听见土尔吉的心在与情人说：“心肝，脂肪，等我在外闯荡挣到了钱，我会赶着骡马驮着金银财宝、绫罗绸缎来迎娶你的，我会叫你的头人阿爸不再小看我。如果不成，等下辈子不做喇嘛的时候，再做夫妻！”他借着月光仔细地端详了她的面孔，说一句秤砣那么重的话：“再见了，贡觉措！”
……冰冷冷的月光照在土尔吉投在地面上的身影，土尔吉伸手按住挂在腰间的麦苦（火镰袋）和洛直（吊刀），怕它们弄出声响，带着负心的不安蹑手蹑脚地消失在岩洞外，像见不得人的偷牛盗马贼一样消失在清辉的模糊处。极具悲剧感和浪漫色彩的月光最能体会他此刻的复杂心境……
……头上皓月直视着他像一匹潜行的孤狼在月色里没命地奔跑，身体同空气摩擦出汗液透出他的惊慌程度，整个逃跑之夜，他最担心的不是饿狼的袭击，而是担心贡觉措的出现。……
在佛教文化中，月意象的意蕴非常丰富。其中，使用较多的是以月意象喻指佛性本自清静的教义。《佛说月喻经》云 ：“皎月圆满，行于虚空，清净无碍”。“犹月行空，清净无碍。譬明眼人，涉履诸险，离诸疑惧。”指出佛性本自清净，犹如明月行空，修行者一旦悟得，则可不疑不惧。而中国古典诗歌很早便以月入诗，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中都会出现“月”。这种诗歌的表达方式在诗佛俱盛的唐宋时期促使佛禅表达方式明显出现诗化、美化、意境化的倾向，禅宗中的月意象也被审美化。从这个角度看，文本中土尔吉逃跑过程中的月意象，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环境烘托，它深含着佛性本自清静的寓意，很好地反衬出土尔吉挣扎在情欲与佛性之间的内心慌乱与纠结，同时，又营造出一个充满诗意的空间，让人物在诗意的维度中努力去追求一种精神的永恒。《命定》中像这样通过自然意象来刻画人物、推进情节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如同一块块生活或情感的“碎片”，在诗意的氛围场景中，与人物之间勾连起或微妙、或朴素、或困窘的关系，以及相互间真诚的感应。可以说，达真以一种直觉的把握为残酷的现实晕染上一层诗意的光环。
《命定》的确给我们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文本不仅塑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鲜见的典型康巴男儿形象贡布，同时，也通过土尔吉这个人物诠释出藏传佛教的真谛。在这两个命运坎坷的小人物背后，是一段曾经轰轰烈烈的历史印记，而充满诗意的叙述无疑复苏了我们一度迷失的神性观照。陈晓明在评价达真的小说《康巴》时说：“（达真）获得了新的历史视野。所以这部小说是把传统的史诗和现代的事业加在一起，所以有一个很高的起点。……现代进入藏族文化，藏族进入现代，它和现代相遇的命运，这也是非常有历史深度的东西。作者抓住这样一个历史环节去写，这个维度把握得非常好，就是在一个史诗的创作中有一个现代的视野”。在此，陈晓明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的问题，即史诗创作中的现代视野问题。我想，或许在《康巴》之后，《命定》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又一次努力的思考和尝试。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梁海，女，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58篇，CSSCI收录30余篇。研究成果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收录6篇）。专著《小说的建筑》获第七届辽宁文学奖。
达真，藏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康巴》《命定》。其中,《康巴》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骏马奖”，根据《康巴》改编的大型广播剧获第十二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2012年度四川省“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并翻译成英文出版；《命定》获2012年度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 “2012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