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当代文学评论自80年代正式起步，至今已走过近40年的发展历程，40多年来西藏文学评论与时俱进,敏锐捕捉西藏文学千丝万缕的流变，为推进西藏文学事业的发展努力发声，其成果显著。我们知道文艺思想之于文学，文艺理论之于创作，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十分重要。但一直以来，学界对西藏文学评论的关注和研究十分欠缺，系统地梳理更为少见，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把握西藏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为此。笔者通过收集阅读相关资料，梳理新时期、新世纪两个阶段的西藏文学评论的发展脉络，试图勾画西藏文学评论的基本风貌，总结文学批评在西藏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以及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文学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积极吸纳新的文化元素，不断丰富、创新文学创作理念与表现技巧，形成了文坛风格多样的文学图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族文学创作的集体崛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凭借着深厚民族文学传统的滋养以及广阔的创作空间，藏族作家立足于藏地的社会现实，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非凡的文学感悟，不断探索文学叙事的可能性，创作了一大批生动表现藏民族思想情感、社会历史与人文风尚的作品。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极大地推动了藏族文学的蓬勃发展”。西藏文学评论也是和创作一起在新时期社会大变革的环境中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审美之旅。
文艺政策与创作环境
“文学的兴旺和繁荣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紧紧连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大变革对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则是通过文学观念更新的中介来实现”。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举措，政治经济的大变革,也成为文学观念急剧变革的契机。
首先，文学笔会、作品研讨会，活跃了文学创作的气氛。自1981年开始，在拉萨、青海等地多次召开了藏族多省区的文学座谈会、藏族地区文艺期刊编辑、文学评论工作会议，就藏族文学的历史现状，以及如何发展新时期藏族文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与研究。西藏自治区宣传部、西藏自治区文联也多次组织召开文学笔会、作品研讨会，活跃文学创作的气氛，鼓舞作家、评论家写作的热情。
其次，新理念、新方法改变了评论工作者的文学观念。新时期之初，伴随着思想大解放，对西方的文艺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讨论与借鉴在国内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些新知识极大开阔了文艺评论工作者的视野与胸襟，丰富他们的理论资源。西藏的文学研究者也不甘落后，以主动的姿态接近理论前沿，并在西藏文学评论中积极实践，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其三，文学刊物给作家创作提供了园地。1977年《西藏文学》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正式创刊，创刊之初的《西藏文艺》定位为综合性文艺刊物。1984年《西藏文艺》正式更名为《西藏文学》，被区内外的读者和作者视为藏族文学的旗舰。之后《西藏研究》《邦锦梅朵》《西藏艺术研究》等刊物也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本着大力扶掖西藏作家，推动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原则，在发表作品的同时，还开辟专栏，刊登评论文章。与此同时，西藏出版社也积极为作家、评论家的研究成果提供出版的机会。上述做法对开创西藏文学评论的新局面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促使一批西藏文学的评论工作者得以快速成长。
文本资源与评论家队伍
新时期之初，西藏作家队伍中老中青三代作家济济一堂。除了原来就从事创作的益希单增、叶玉林、汪承栋、李佳俊、黄志龙、萧蒂岩等外，还有进藏大学生作家，如秦文玉、范向东、马丽华、马原、刘伟、李启达、冯良等。另外，西藏本土的藏、汉族年轻作家扎西达娃、色波、金志国、李双焰等也正在逐步成熟，他们共同组成的西藏文学作家队伍实力相当，短短的数年间，三代作家以极大的生命热情创作出的一批西藏题材的精品力作，开拓了新时期西藏文学的繁荣局面：以益西单增和降边嘉措为代表的作家，沿用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批判旧时代，讴歌新生活”为主题，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幸存的人》《格桑梅朵》；以魏志远、吴雨初、加央西热为代表的雪野诗（雪海诗）风行一时，传达出全新的文学思想与美学主张，对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颂歌型诗歌写作提出挑战；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本民族传统文化、民间文学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作品透露出深刻的文化反思，开启了西藏新小说的创作热潮，引起国内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以班觉的《绿松石》、旺多的《斋苏府秘闻》为代表的西藏母语作家用传统体裁创作的藏文小说，旧瓶装新酒，承上启下，别具风采；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马丽华的“藏北游历”用诗话的语言讲述的西藏故事在国内外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西藏文化”热。
“文学批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对话，是研究者与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互相交谈。”正是这些活跃在西藏文坛的作家和他们出色的创作成果给西藏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
构成80年代西藏文学评论队伍的，除了原有的西藏文化工作者外，还有思想解放、视野宽广、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文学修养的进藏大学生。当时较为活跃的文学研究者有李佳俊、丹增、廖东凡、徐明旭、张晓明、张耀民、张隆高、张治维、白崇人、秦文玉、刘志华、张军、田文等。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专业的批评家，但他们背负着推动西藏文学发展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积极关注、鼓励文学新人、新作，不断更新文学观念。他们灵敏、好学，不僵化。在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前沿的研究成果与分析方法，结合西藏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的特色，不断开拓文学批评新的疆域，写出了一批较高质量的文学评论。
这些评论文章除少数延续过去的惯例，对当时的作家作品做即时性的评论，或者总结性的报告西藏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外，大部分的文章都努力超越单一的政治性分析，在保留对社会主义理想和激情的同时，充分表现了个体生命的自由呼喊。表达了对人性、人道主义的热切追索，对时代性和当代性的追求，对文学性和民族性的寻求。一些评论文章在探讨西藏文学的民族性、美学价值等具有学术生长意义的问题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当时在产生较大影响的评论有李佳俊的《论新时期十年的藏族地区文学》《文学创新与时代精神》、徐明旭的《一九七七——八三年西藏汉文短篇小说创作述评》、张隆高的《<女活佛>：人性开掘的美学探求》、秦文玉的《神秘土地上的青年探险家》、张军的《如魔的世界》等。此时，西藏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由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作者创作的20多万字的《西藏文艺评论选》，李佳俊的文学评论集《文学，民族的形象》，张隆高的文学评论集《引玉集——张隆高文艺评论选》，为西藏乃至区外研究西藏文学的文学理论工作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文学讨论与文艺争鸣
众所周知，文学批评活动是文学观、艺术鉴别力、出发点、文学修养相互不同的人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方面进行的评价与研讨。为了避免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偏离、片面性，充分发挥批评民主，及时解决文学批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将文学批评引向健康、科学的发展之路。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西藏文联积极开展文学理论、创作方法的研讨，为西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让作家与研究者的激情与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讨论有：
（一）西藏新小说的研讨。《西藏文学》1985 年第六期刊发的“魔幻小说特辑”，让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色波的《幻鸣》，刘伟的《没上油彩的画布》，金志国的《水绿色衣袖》，李启达的《巴戈的传说》等为代表的西藏新小说集体亮相，作品刊发后，让国内文学界侧目，引起区内外、国内外评论界的关注，如评论家（日）牧田英二、张清华都撰文表达过对西藏新小说的关注。西藏文联也及时注意到了西藏文坛这一新的文学现象，积极组织区内外评论家展开研讨，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批评家的相异的理念碰撞、思想交锋，拓宽了视野，深化了认识，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其中在《西藏文学》上刊发的文章有：刘伟的《拉萨河女神别具一格》、秦文玉的《神秘土地的青年探索家——试论扎西达娃等西藏作家的艺术探索》、刘志华的《超越西藏的反省——谈色波的三个短篇》、张军的《<风马之耀>：叙述的能指》《<世纪之邀>如魔之父》等。
（二）新的文学理论与方法的研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逐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学创作的整体环境随之发生转变，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西藏正经受着来自世界各种文化的全方位的冲击。这一时期，西藏评论家队伍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中有的回到内地生活，如徐明旭，有的永远离开了我们，如田文、龚巧明，也有新的面孔加入进来，如赵代君。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自身队伍结构来讲，新的评论队伍急需寻求新的批评视野、角度、方法，尝试以新的思维和思路揭示我们文学中发生的变化和趋势。
1989年由西藏文联、作协牵头，召开了西藏当代文艺理论研讨会。研讨会不止于会议的讨论，还在《西藏文学》刊物上开辟论坛，组织新老评论家们积极撰文，各抒己见，为西藏文学创作开创新局面积极造势。这次研讨会的影响延伸至之后很多年，极大地推动西藏文学研究向学理性方向迈进。研讨会促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张军的《寻找子文》、周韶西的《他在藏北放牧太阳——论李双焰的小说创作》；对西藏文学发展的宏观思考：如周韶西的《困惑，对西藏新小说创作的理性思考》、蔡晓东、赵代君的《西藏文学发展中的若干思考》、唐晋中的《关于西藏新小说的部分思考》、张治维的《略论当代西藏文学的发展》。有的思想敏锐、学理深刻：如的刘志华的《超越西藏的反省——谈色波的三个短篇》、张军的《<风马之耀>：叙述的能指》《<世纪之邀>如魔之父》；有的满怀信心，踌躇满志：如周韶西的《执着的追求、坚实的步履——1991年<西藏文学>小说创作评述》；有严肃的批评：周韶西的《叙述的执迷与忘我的宣泄——舒观小说得失谈》，也有热情的鼓励：李佳俊的《微愠中的温情——读扎西班典的<亚大黄叶>》。除此之外，还有文艺评论专著面世，如湖南出版社出版的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是为新时期以来西藏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文学批评的理念与方法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西藏文学评论工作者以《西藏文艺》（后更名为《西藏文学》）为园地积极学习、摸索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一）重视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新现象，积极承担创作方向、方法的理论指导。80年代西藏文学创作中的藏族作家写作的汉文作品日益增多，这些作品虽然稚嫩，但因其具有特有的“糌粑味”“酥油味”而赢得了读者的好评。当时的评论家对这些新生的力量总是能够及时给予鼓励与支持。如莫福山、刘万庆的《可喜的收获、前进的起点——评近年来藏族作家用汉文创作的短篇小说》，就概括了解放以来二十九位藏族作家创作的50多篇汉文短篇小说的成绩，提出他们的写作有利于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提出文坛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逐步建立与培养以作品的思想性为指导、艺术性为重点的文学批评观。建国初期的文学批评，为适应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和政治要求，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作品进行了分析，而在评价作品的艺术性时往往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80年代初，刚刚起步的西藏文学评论在开展文学评论时积极学习，吸收内地文坛新的理念，注重从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角度分析作品，这为西藏新时期文学出现真正的、科学的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1981年第2期的《西藏文艺》发表了闻华的评论文章：《格桑花开照眼明——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作者以全新的审美视角，对降边嘉措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成功抒写雪域自然风光与藏地民族风情的艺术表现力予以肯定。此后，曾绍义的《散文的历史感——略评秦文玉的散文创作》，对作家秦文玉的散文集《绿雪》体现出的历史感加以认同，认为应该把深厚的历史感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张蜀华的《评<西藏文学>八五年特刊上的中篇小说》从思想性、艺术性两个维度对当年三篇中篇小说展开批评。这些文学评论最早展示了这种倾向，尽管在这些文章中，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进行分析仍占主导地位，进行的艺术分析和论述显得浅显，但作者没有忽视对这些作品进行艺术分析，将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分析原则落到了实处，这对于当时的文学批评来说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
（三）性格分析开始取代了人物形象的评价，提出评价作品的成功与否，也应该考虑人物性格的个性化程度和复杂性表现。“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重心偏向分析人物形象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倾向。即使有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也表现得简单、粗暴。对人物形象的探索只是局限在将人物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类。概念化、甚至脸谱化的人物形象的评价法，自然偏离了真正的文学批评的要求。新时期初期的西藏文学批评中虽然也有一些文章存在这样缺陷，但是，随着作家们和文学批评家文学观念的改变，文学作品中有血有肉、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多重性格甚至充满矛盾性格的人物形象日益增加。同样，文学批评家也更加重视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程度和复杂性。1982年第6期《西藏文艺》发表了格桑旺久的《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在这一边——浅析娜珍的形象》，文章以主人公娜珍形象为例，指出了这部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作品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之后几年里，《西藏文学》先后刊登了扁舟的《一个纯真而美丽的梦——读<梦，遗落在草原上>》、张治维的《历史的必然性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喜读长篇小说<迷惘的大地>》、张隆高的《<女活佛>：人性开掘的美学探求》，对作者提出了塑造性格、描绘内心世界的要求；把作品是否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性格、是否挖掘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当作评价文学作品包括小说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成就的标准。这种重视分析文学人物性格的理念，增强了批评文章的理论性，使文学批评从肤浅转向了深入，为新时期西藏文学评论开拓出新的审美空间。
（四）专题批评活动初步活跃。专题批评活动是指对某一文学现象、某一体裁的文学创作或者某一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创作特色等方面进行专门重点批评的研讨活动。这种批评方式在评价特定时期文学的发展，鼓励作家创作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80年代—90年代初期西藏的评论家依托《西藏文学》刊物展开了“西藏新小说”研究、“雪野派”诗歌研究等专题研究活动，面对新时期西藏文学创作中涌现出的新主题、新题材、新方法及时反应，积极发声、用心撰文，在西藏文学圈形成了一股声势。
可以说，经过十多年的积淀、发展，西藏文学的评论者在总结经验、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一点点的成长。他们的研究逐步从过去那种单纯地从思想性来评价作品转向用兼用艺术和审美价值分析评价作品；从单一的批评方法转向多种批评方法并行；从浅显、叙述性的文章转向注重学术性和探讨性，注重文学作品的精神旨归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章，文学评论者对文学批评的性质、标准、任务、作用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入。
成绩与不足
尽管说西藏当代文学评论在新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比西藏文学创作的成绩，西藏文学的研究做得还是不够充分。正如李文珊在《西藏文艺评论选》的序言中对西藏文学研究所做的评价所言：“人们喜欢把评论和创作比作文艺工作的两只翅膀，说明文艺评论不可或缺，也形象地表述了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但是，实际生活中，这两只翅膀的份量和搏动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常常是评论落后于创作，成为文艺工作整体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这种现象在西藏显得尤其突出……”。究其原因有三：
（一）80年代初期从事西藏文学评论的学者很多是半路出家，理论水平与专业素养欠缺。到80年代中后期，尽管西藏文学研究者的学历水平、文学理论、文学修养较之前有一定的提升，但由于文学评论的主体意识薄弱，敏锐性、尖锐性的匮乏，评论者自身并不宽阔的文化和知识视野，面对西藏各个时期“进行时态”的社会现实的表现出领悟、理解和概括能力的不足。缺少对既有的作品大胆品读和深入剖析，缺少对现有创作的有力批判和正确引导，缺少对将来发展的理性前瞻和敏锐预见，缺少有识有见的洞察和有理有力的批评。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上，多是说好话，造势做宣传，缺少真正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评优说劣。
（二）文学评论队伍不稳定，研究者流动性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西藏文学的评论家队伍始终处于松散、流动的状态，没有真正形成较为稳固的评论家队伍，也缺少能够坚持不懈从事批评工作的批评工作者。“许多言说者大都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舞弄几下又迅速抽身而去。这样的批评、研究自有其好处，时不时也能发出真知灼见，能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这对促进西藏文发展着实大有裨益。但这样的批评也有自身的不足，那就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容易产生误解、误评等以偏概全的问题。”，这些不足决定了西藏文学的评论无法形成自己的声势和影响。
（三）一些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人在研究中存在由兴趣主导，用力不均衡的现象。新时期西藏文学评论者大多数偏爱小说研究，兴趣取代了职业精神，导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研究做得不充分。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刊）
原刊于《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普布昌居，藏族，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鲁迅文学院第26届高研班学员，研究方向为藏族当代文学。主持国家及省级项目《文学背景下西藏社会变迁研究》《西藏当代文学评论研究》等，参与多个国家级、省级项目，主持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读本藏族卷》，在《西藏大学学报》《民族研究》《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