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龙仁青出生于青海湖畔的铁卜加草原,他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目前成果颇丰,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中短篇小说;二是散文;三是翻译当代藏语作品,包括小说和诗歌;四是藏族传统文学的翻译和再创作。小说集有《光荣的草原》《锅庄》《咖啡与酸奶》;散文集有《马背上的青海》《青海湖秘史》《高原上的那些花儿》《高原上的那些鸟儿》;翻译作品众多,如《等待下雪》《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居·格桑的诗》等;藏族传统文学的再创作有《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 与梅朵合著《仓央嘉措诗歌地理》,《格萨尔》史诗部本《敦氏预言授记》《白热山羊宗》等。

        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涉及地理环境和文学家的气质、心理、艺术感知、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也关涉文学的主题、题材、原型、意象、景观、 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还涉及经济地理、生物地理等。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中分析龙仁青的文学创作,特别具有典型意义,且能显示其创作的深邃意蕴。龙仁青出生在青海湖畔的铁卜加草原,这里属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是传统意义上藏族俗称的“马域安多”,以阿尼玛卿雪山到青海湖一带为中心, 包括青海的黄南、果洛、海南,甘肃的甘南,四川阿坝的北部和甘孜的色达县。在《安多正教史》中“安多”名称来源于将阿庆冈嘉雪山与多拉山之名的首字,合并为“阿多”,即“安多”,无论是相较于藏族地区,还是相较于全国,安多都处于边缘地区。安多藏族是唐朝吐谷浑、党项等羌系部落吐蕃化而来的,民族交融的成分比较复杂,其地藏族受蒙古族和汉族影响极大,此外这里也居住着如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其他民族。安多之所以叫“马域”,是因为这里是辽阔的草原,是中国主要的牧区。

        龙仁青所生所长的青海具有个性鲜明的地理特色,及多民族杂居的交融性特点。让龙仁青的创作既有鲜明的民族民间特色。同时又有一种现代人对自然的崇拜,或者是一种潜意识中对现实社会的逃离,因而有着极强烈的文化反思意味和审美特性。


一、有意识地书写青藏高原的地理世界


        相比于其他藏族作家,龙仁青有意识地书写青藏高原的地理世界。除去藏汉翻译作品,龙仁青的创作有小说、散文和藏族传统文学再创作。通观其所有创作,龙仁青总是有意识地在书写着青藏高原的地理世界,也书写着青海的地理。龙仁青一直是一位从事着汉藏翻译的作家,他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是显而易见的。早在2005年他就翻译出版了《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后来又于2008年再次翻译过《仓央嘉措情歌》,2011年与梅朵合作《仓央嘉措诗歌地理》,这些作品从地理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仓央嘉措诗歌, 并对西藏的地理风貌进行细腻的展示。仓央嘉措诗歌中所涉及的地名,诗人出生地乌坚岭,在拉萨成为达赖喇嘛,寿终于阿拉善,对这些地理坐标,龙仁青都娓娓道来。龙仁青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栏作家,他对地理有着高度的敏感。他的短篇小说 《光荣的草原》荣登2006年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呼吁保护青海湖环湖地区草原生态。他的散文集《马背上的青海》,也以地理为中心来书写,其中有同名散文 《马背上的青海》。龙仁青就是对“马域”的马怀有浓烈的兴趣并用极富感情的笔调书写,他曾说:“如果我们通过马去解读青海历史,通过马去考察青海文化,这种全新的视角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发现。”

        散文这种文体形式较易于描绘特有的地理风貌。龙仁青在大多数散文中为读者呈现的就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地理风貌,当然更多的还是青海的地理风貌。这里有高耸的阿尼玛卿山,有青海湖的故事,有唐卡、热贡等。作为一位作家,作者也并不拘泥于青海, 而是把笔延伸到整个藏族地区。在作者的一篇名为《西藏:秋天的五种元素》散文中, 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和西藏的五个地区一一对应:木代表林芝,是秋天的宿营地;火代表拉萨,是秋阳下的日光城;土代表日喀则,是青稞的圣地;金代表阿里,是黄金大草原;水则是整个西藏,众水的故乡。在《掩映在情爱中的故乡》这篇散文中,作者写他钟爱和尊敬藏族诗人仓央嘉措,而且完全是在文学地理学意义上写的,除了诗歌中的地名——门隅、拉萨、琼结、工布、塔波等,作者还以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动植物意象,如野鸭、鹦鹉、桃花、哈罗花等来反映西藏和周边的地理风貌。作为青海籍的藏族作家,作者更多地写青海地理风貌。龙仁青出生于青海湖畔,有关青海,作者叙写了众多的故事。他去探寻曾经的名马“青海骢”的历史渊源,探寻神话故事中的“西王母”和青海湖的关系,探寻自己的出生地“铁卜加”地名的由来。有老者说:“铁卜加是一种细腻柔滑的丝绸,上面的图案恰似大拇指上细微的纹路,所以叫铁卜加,意思是一百只大拇指印。”

        龙仁青新近出版的散文集《高原上的那些花儿》《高原上的那些鸟儿》,就是作者漫步于青海这片高原时写成的。《高原上的那些花儿》收录《馒头花》《那一抹海天之蓝》 《信仰:花丛中的沉思》等9篇短文,每一篇都对高原上的一种花做了地理学上的说明, 同时又有作者面对自然界而产生的深入思考。比如第一篇《馒头花》,馒头花学名狼毒花。文章专门介绍了狼毒花的科属与分布。这些草原上的花朵伴随着作者的成长。作者一开篇就写道:“每每看到‘孤旅’这个词,我就会想起我的童年。”作者也写到自己童年摘花送母亲,引起母亲生气。散文集《高原上的那些鸟儿》中有《爱情:鸟鸣里的缠绵》《百灵鸟:掩去高贵的布衣歌者》《孤鸟》等7篇散文,在开篇也对某类鸟做科学的介绍,甚至还引经据典,提到了仓央嘉措诗歌中写过的鸟儿。也有评论者评价龙仁青的这两部集子为“自然文学随笔集”。

        龙仁青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也展示了青藏高原的地理风貌。《鸟瞰孤独》虽是写戍边士兵,故事发生地就是青藏高原,香毛措与士兵的关系体现了高原孤寂生活中的不同民族间动人的温情。《放生》写的是牧区藏族人民的一种习俗:小孩子生病,用放生的方式让孩子康复。《水晶晶花》故事发生在牧区的一对少年男女身上,小说用植物命名,在开头还专门用植物学的方式介绍水晶晶花:“水晶晶花,学名:西藏粉报春、雅江粉报春等,报春花科报春属一年生小草本。”《雪青色的洋卓花》讲了一个发生在草原的爱情故事.以不常见的雪青色的洋卓花作为线索。《城市的钥匙》以两个孩子的视角来叙写,人们发现了草原上原始古城的遗址,孩子却渴望能进入城市,希望有一把城市的钥匙。龙仁青的所有中短篇小说.不论是书写现代,还是勾勒历史,都是以青海这片土地作为背景。《光荣的草原》这部中篇小说集后有一篇代后记,题目为《献给土地的赞歌》,龙仁青写道:“我想,无论土地肥沃或者贫瘠,只要给了一颗种子以生命,使它能够萌芽、生长、开花、结果,这颗种子就必然会对这片土地抱有感恩之情,必然会用自己的色彩去装点这片土地,用自己的果实给土地以浸润和滋养。”由此正可以看出龙 仁青以大地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基点,受大地浸润和滋养,他有意识地书写青藏高原,尤其是青海这片作为“马域”的广阔草原。


二、对藏族民间文化的承继和发展


        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看,龙仁青的创作依托厚重的雪域历史和浓郁的雪域风情,很多藏族民间文化都在作品中得到各种各样的呈现。在龙仁青的小说中,专门书写藏族历史、生活传统的不多,但在散文中龙仁青以民间的方式探寻着雪域的历史。在《高耸的信仰——阿尼玛卿转山记》一文中,作者写转山,从阿尼玛卿山的神话故事入手,介绍转山时遇到的供石、财神、战神等,同时也寻到史诗《格萨尔王传》提到的很多遗迹。《马背上的青海》一文中,作者梳理古代典籍,搜寻到有关“吐谷浑与青海骢”,即“玉树走马”的记载,如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载:“舞马者,拢马人着采衣执鞭于床上舞,蹀躞蹄皆应节奏也。”

        龙仁青在散文作品中专门介绍青海的各种历史风俗、风物,而在小说中也时不时穿插丰富而多样的藏族民间文化细节。如格萨尔王的故事、仓央嘉措的诗歌、猕猴变人的神话故事,以及向青海湖供礼、祭祀、放生等各类与藏族传统有关的事象。《巴桑寺的 C大调》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故事。美国的植物学家麦迪来到巴桑寺,在美国独立纪念日那天,用留声机放了C大调的小夜曲。作者之意不在C大调,而在用外来者的眼光看待藏地宗教习俗,如有的寺院内不能唱歌,夏修期间不能踩踏植物。该文还写了小喇嘛久美埋藏在心底的不可能实现的爱情。美国植物学家麦迪借仓央嘉措的诗歌猜测出了久美的爱情。久美曾经给麦迪读过一首诗:“如果是遂了姑娘的心愿,/此生就无法与佛结缘;/如果去深山修行参禅,/姑娘的情缘难以了断。”麦迪又在无意间听到姑娘的歌声:“即便是能够成佛成仙,/却要忍受苦修的孤单;/快快回到姑娘的身边,/她会给你幸福和温暖。”因为仓央嘉措的诗歌就是按藏族谐体民歌的样式写的,所以小说这样呈现久美的爱情也是顺理成章的。短篇小说《咖啡与酸奶》中主人公扎度收到吉吉发来的短信,就是仓央嘉措的诗:“宝贝握在手里,不知宝贝珍贵,宝贝属了别人,气得肝裂心碎。”而在《鸟巢》中少男少女一起看鸟紧挨着落在屋檐上,提议为这对鸟儿起名,他们选的“索南华宗”和“吉吉布赤”这两个名字,正取自仓央嘉措诗歌中一对杜鹃的名字。小说《光荣的草原》的民族韵味更为突出,讲到了青海湖的来历。《绛红色的山峦》里不仅有藏族谚语“慈母般的夏天是不知不觉到来的,老虎样的冬天是咋咋呼呼到来的”,还讲述了《西藏王臣记》中猕猴变人的神话。

        龙仁青的创作中还有体现民族风格的民歌。龙仁青在散文《藏歌随想》中说:

        藏歌是欢快的。从地理、气候环境来说,藏族居住在世界上最为严酷的地方,生活在空气最稀薄、气候最寒冷的高大陆上,艰苦的生活环境反而使他们养成了藐视困难的习惯。在藏民族的歌声中根本听不到哪怕是一丝悲鸣,那种健康向上、充满信心的情愫激荡在他们的歌喉,快节奏的舞步和热烈的篝火总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

        从地缘角度来解释藏歌,是作家的一种基本认识。《藏歌随想》不仅从酒歌和拉伊入手介绍藏歌,也深挖藏歌中欢乐表象下的疼痛和忧伤,还专门提到仓央嘉措诗歌也是可以唱的。《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一文提到玉树的歌舞。在小说里,藏歌成为抒情及推动情节的重要因子。《情歌考》就是一篇以情歌为中心内容的小说,夫妇俩以情歌结缘,在探讨拉伊时,引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传承人与小说叙述者妻子早年的情感故事。《歌唱》写了一位现代藏族女歌手,她本在朗玛厅唱情歌“拉伊”,偶然得到机会去电视台唱“拉伊”时,却内心极其矛盾而放弃了,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拉伊”不登大雅之堂,她害怕被家乡的人们看到。小说中适时地展示好几首藏族民歌拉伊的歌词。此外,《鸟巢》中的康巴情歌让这篇作品具有独特的抒情气息。

        龙仁青的创作中还有藏地民风民俗,围绕着青海湖向周边辐射。龙仁青不仅讲到了热贡的唐卡艺术,讲到了阿尼玛卿神山的各种故事,讲到了向青海湖供礼的习俗,也讲到了环青海湖地区的地名趣说,等等。在小说中藏族民风民俗随处可见。《香巴拉》是 一对年轻人私奔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金措要去买青海湖祭湖仪式中宝瓶里的各类粮食。《一双泥靴的婚礼》里小主人公次洛因为没有新靴子,只好借别人家的泥靴参加婚礼。青海牧区的婚礼场景,从为新娘编头发,到领头的阿香念起煨桑词,将新娘扶上马背,再到男方家唱酒歌等,都得到展示。新娘的旧情人达贝唱了一曲拉伊:“美丽的水晶晶花啊,/要盛开在查美河边,/狠心的冷霜啊,/却摧残了它的花朵。//多情的歌手达贝啊,/要迎娶心爱的姑娘,/狠心的父母啊,/却把她嫁到了远方!”这曲“拉伊”引得新娘哭泣,达贝也被小伙子们架出了大门。雪域风情和藏族民俗以及民间文化事象为文学增添了民族特色,龙仁青将其理解为“异质性”,他在一次访谈时说:“藏族现当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独特之处,应该是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体现在比之汉地的文学更加浓郁的‘中国元素’上……而藏族作家的作品,立足于青藏高原上浓郁的藏文化背景之上,作品所呈现的地域文化、塑造的人物都有着不可置换的特质.以一种异域风情和民族特色,体现了藏族文学的‘中国精神’。”


三、矛盾中向自然地理世界的转向


        龙仁青以地域性的书写方式展示民族风情,作为一名青海作家,他的创作有独到之处,这种独到是和区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龙仁青所生活的青海并不是一个单一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有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呈现出民族交融的复杂性,因而龙仁青的很多作品就呈现出身份认同上的矛盾及对未来何去何从的困惑。藏族聚居地主要位于中国的西南隅,而安多相对于卫藏又属于藏地的边缘,龙仁青的大多数创作都是以青海为主。这种边缘化的书写方式让他的作品有一种谦逊而坦诚的态度,既不过分焦虑,也不过分迷茫,所有的题材都以藏族生活为中心,同时也在无意识地向自然地理世界转向。

        龙仁青的小说大多数都集中展现现代生活的各种矛盾。如较早的短篇小说《小青驴驮金子》讲嘎玛大叔所住的地方通了自来水,嘎玛大叔再也不用使唤小青驴到山下驮水了,但嘎玛大叔还是不习惯,继续用小青驴驮水,就好像是驮金子。《光荣的草原》写到了牧区的转型,草原上的马没有了经济价值,很多家都不养马了,取而代之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而主人公扎括最后只好带着自己的马去参加赛马,以供游客观赏。《乱海子》 里牧区商业化,为了利益,有人高价卖酸奶,甚至为了留住游客,故意让车抛锚。《放生》也从侧面显示了草原的商业化。虽然盗猎羚羊是违法的,但为了利益,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于是单纯而善良的小主人公次洛就给羚羊绑上了示意放生的彩色布条,从 而让羚羊免受伤害。《歌唱》中的女歌手群措得到了上电视唱“拉伊”这样的情歌的机会,却因为传统认识中“拉伊”这种歌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唱的,所以只好无奈地放弃了上电视一展歌喉的机会。《哈周和他的“北斗七星”》讲述一个父亲和七个儿子的故事,父亲在最穷的时候也没有招上门女婿,而他的儿子却有几个招了上门女婿,把父亲气得半死。

        龙仁青的写作还涉及民族交融的复杂性。青海民族众多,民族的交融体现在方方面面。《有关撒拉尔的几个关键词》这篇散文探寻了撒拉族的历史,文章的几个关键词中第一个是“孟达”,即撒拉语“就在这里”。撒拉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这一词语表明这个民族想定居于此,这跟藏族朗达玛时期的藏王兵马类似。还有一个关键词是“阿祥”,在藏语里指岳父或舅舅,显示出历史上撒拉族与藏族联姻的关系。《遗落在藏区的蒙古族牧歌》写到蒙古族作家次仁顿珠,他的名字是藏文,他写作也用藏文。他所属的这个遗落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部落,基于对马的热爱凝聚在一起,得到身份认同。

        龙仁青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因为长期扎根于青海这片土地,有着强烈的民族 认同感,也因为他对现代性的思考。美国民俗学者丽贾纳·本迪克斯说:“民俗长期充当了寻求本真之物的一个工具,满足了逃避现代性的渴望。”龙仁青创作所呈现的藏族风情以及现代化转型期人们的各种表现,都是在文学地理学的视野下展开的,具有民俗学意义。

        青海是民族交融的地区,龙仁青受到这片土地的滋养,其创作拥有着鲜明的民族地域特征。龙仁青是一位相对理性的创作者,其创作不卑不亢,不为迎合读者而猎奇,他总是把所看到和体验到的一切融入他的创作中,既有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承继,也有对现代化转型的冷静反思,更有一种文学地理学视野.以自己的情怀对这片区域做地理学意义上的文本呈现。这些都让他的创作显得有民间文化底蕴和鲜明地域特色。这便是龙仁青所称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谓中华多民族文学大花园中一朵奇异的“水晶晶花”。


原刊于《阿来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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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军,满族,辽宁辽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藏族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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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仁青,1967年3月出生于青海湖畔。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民族文学》《芳草》《章恰尔》等汉藏文报刊发表作品。出版有原创、翻译作品20余部。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成果奖,第四、六、八届青海文学艺术奖等,并有影视、摄影、音乐作品获奖。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