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才让，藏族，1972年生，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南州作家协会主席，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之一。作品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小说选刊》《诗选刊》转载并入选《新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好文学》《中国诗歌白皮书》《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等60多部年度选本。获第四届海子诗歌奖、第四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甘肃省第八届敦煌文艺奖、甘肃省第五届黄河文学奖、首届三毛散文奖和“第四届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著有诗集《七扇门》《大夏河畔》和《扎西才让诗歌精选》，散文集《诗边札记：在甘南》。
周 聪：扎西兄好，很高兴能和兄有机会在纸上对谈。甘南确实诗人辈出，以我浅陋的见识，像阿信、李志勇、瘦水等，都是颇具“甘南韵味”的诗人。我在兄的《没人在意石头》中看到一段话：“甘南诗人阿信诗中的甘南，也不是真的甘南，是诗性的甘南。另一个诗人李志勇诗中的甘南，无限接近真实的甘南，正因为想无限接近，结果也产生了被异化的甘南。”这段话很有意思，它揭示了话语建构时的选择性、遮蔽性、不可靠性，因为话语本身不可避免地携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我的第一个请求是，谈谈您诗歌中的甘南吧？或者换个角度，地域性对一个诗人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扎西才让：很高兴能和你聊起这个话题。对于作家诗人来说，他们作品中的故乡，总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有的，尽量接近真实，看起来很接地气；有的，经过了典型化的处理，处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有的，则是一种变形与变异，但也不失其真。甘南在我的作品里，大多数情况下，其面貌属于第三种情况。那么，我以为的甘南，究竟是怎样的面貌？还是让我打个比方吧，这样比较容易说清楚。甘南，有时候它是我的父亲，强悍、隐忍而执着，有着悲喜交集的过去和直面未来的勇气；有时候则是母亲，沉默、忧郁而温暖，出身贫贱，身世迷离。我试图用有限的文字，把甘南的无限的形与神写出来，很多时候，是有自信的。我深知我写的，仅仅是“我的甘南”，也清醒地认识到：别人笔下的甘南，是“他的甘南”。无论我的还是他的，都是甘南，不存在谁真谁伪的问题，只是观察点和切入点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不管是阿信的甘南、李志勇的甘南、瘦水的甘南，还是丹真贡布的甘南、李城的甘南、完玛央金的甘南……都是不大相同的甘南，各有其形，各有其神。若将他们的甘南叠加在一起，这甘南，更加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正如你所说的，“因为话语本身不可避免地携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造就了甘南作家诗人的大同而小异的甘南。恰恰是这种“小异”，使我对地域性写作乐此不疲，想营造出一幅纸上的新甘南。这个小野心，是地域性写作于我的全部意义，或许，也是其他作家诗人书写甘南的目的。
周 聪：借此机会，请兄谈谈李志勇吧，他可能是被主流诗坛“忽视”的一位优秀诗人。我很喜欢他的《绿书》，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中午》《文学史》《它们》《任务》《马》《反映》《蕨菜》《母亲》等作品，我时常温习它们。在我看来，李志勇的诗歌确实与时下大多诗人的写作不同，他对词语以及经验始终保有一定的警惕。
扎西才让：的确如此，李志勇的诗歌写作，在甘南，在甘肃，甚至在国内，仅就其选材和写法而言，都可以说是异类。他影响了一批诗歌界的“少数人”，喜欢他的诗歌的人，对他赞誉有加，说他是“诗人中的诗人”，是“悄然来到我们身边的大师”。2006年5月，《诗刊》上半月刊的一个重要栏目，刊发了李志勇的27首诗作，同期，有我写他的评论《晦涩、沉郁而又不乏亮色的心灵世界——李志勇诗歌阅读札记》，我以为，这些诗章以神奇的方式悄然结合起文字与西北小镇、现实与魔幻、过去与未知、“我”和日渐令人陌生的李志勇。这些诗句中隐匿着秘密的门，通向生死，通向平静而深沉的爱，通向已然褪色的恨。阅读李志勇，就意味着对晦涩、沉郁而又不乏亮色的心灵世界的重新审视，意味着要进入他用诗歌经心营造的现实主义的小说之门。我对他诗作的惊讶和热爱，在这篇阅读札记里，表达得清清楚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沉迷对他的作品的阅读和模仿，那种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后来，我突然发现，因为自身志趣、性格和写作方向的原因，我不能走他的路子，必须要走出他的诗歌森林。我自觉地摆脱了他的影响，并为此深为庆幸。为何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有时候，对他人作品的迷恋，就像恋爱中的男女，那是很容易迷失心智的。但当你选择离开，再远距离观察对象，会更清醒地认识对方。毕竟，在这世界上，只有你我他各自喜欢的有着小小瑕疵的作品，不可能有大家都特别热爱几近完美的作品。
周 聪：“越来越觉得散文诗是一种开放的文体：不仅能诗意再现日常里的诗性、生存中的哲思、人世间的故事，更能深度发掘钩沉的历史、民间的意志和时代的精神。这文体，不是一个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小平台，而是一座直面世界拷问灵魂的大舞台。”“日常”“生存”“历史”“民间”“时代”，这几个关键词中透露出兄对散文诗文体的深刻认知，散文诗确实是一种集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民间话语与庙堂话语于一身的艺术载体，关键是看写作者选择哪种角度进入，以及是否能抵达生存哲思与生命体验的层面。事实上，《诗边札记：在甘南》无疑是兄在文体探索上的积极尝试，能否请兄具体聊聊这部“集诗性、神性、世俗于一体的实验性文本”的写作缘由及其经过？
扎西才让：起初，只因觉得国内时下的诸多散文诗文本，不是自己格外喜欢的那种。在《散文诗》2017年2期的“重磅”栏目里，我强调了自己的散文诗观，就是你引用的这一段文字。基于此散文诗观，就静下心来创作。尝试了几则，拿给朋友看，他们说，有意思啊。这就给上了劲儿，连续写了几十则，《福建文学》《诗刊》和《文学港》先后拿去用了。2016年底，在《文学港》上发的一篇，获得第四届“储吉旺文学奖”年度优秀散文奖。2017年初，《散文选刊》第2期转载了大部分内容。在这种鼓励下，又写了50多则，《美文》第6期“特别推荐”栏目推出20则，被《散文海外版》转载，《民族文学》又带走另外36则。由于文章的生成，大多是在阅读诗歌或创作诗歌时随手记在纸页上的，好多内容涉及甘南人的生存状态，所以给文章命名时，就名正言顺地命名为《诗边札记：在甘南》。至此，这被系列化的另类文字，就算是生芽、开花、结果了。我在《诗边札记》的写作过程中，融入了更多对故乡的历史文化、宗教风物和百姓生活的观察、反思和呈现，这本书的文体，就由最初单纯的散文诗文本实验，衍变为随笔、札记之类了。
周 聪：兄的诗作《大夏河畔》和《七扇门》，我都认真读过。这些书写神祇、亲人、河水的诗歌，有不少佳句，我都有记录。比如《仓库》中的“水面上的涟漪，波闪出我的前生后世”，《在世的倒影》中的“农妇大梦初醒就有了身孕。/ 神圣之树的枝叶还未脱净绿色，/ 它也在静寂里梦见了自己的来世”，《猎人之梦》中的“他秘密种下的疾病般的树木，/ 已经在黑夜里长出青铜似的枝条”，《如此陌生的人间——怀念母亲》中的“长长的柏油马路像条录音带，录下了我复杂的心情”……我最喜欢的是《枕边夜话——再致妻子》，这首情感真挚的诗歌以一种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呈现，平添了些许的柔情与温馨。据我所知，兄的诗歌写作很有些年头了。我的问题是，于兄而言，诗歌的写作意义何在？它与小说、散文诗等其他文体在形式或者精神实质上有何差异？换句话说，兄是如何在这些文体中自由穿梭与选择的？这个问题有点空，还请谅解。（笑）
扎西才让：感谢老弟的细心阅读。诗歌写作，就是掏出自己深藏的秘密给别人看的过程，掏得越多，在读者眼里，你就成透明的人了。这过程有点残忍，像一种缓慢施加的刑罚。有时候，我也会像你一样突然发问：为什么把这种刑罚施于自身？或者说：写作的意义何在？回答是肯定的：憋得慌！人在尘世，和其他动植物一样，迎着风霜雨雪成长，经历悲欢事，又在长河落日下慢慢老去。这出生入死的过程，这集体的记忆和个人的史，要回顾，要警戒，是值得一一记载的。因此，我才会写作，诗歌、散文、小说都写。在文体选择上，我追崇的是大文学概念，且始终认为各种文体之间是相通的。很多时候，你想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会自己选择合适的表达形式的，也就是说，有的内容适合于用诗歌来表达，有的情感适合于用小说来反映。因此，写作时，不应该只拘泥于某一文体，不应该厚此薄彼。你看文学史上那些大家，泰戈尔、歌德、波德莱尔、聂鲁达、鲁迅他们，哪一个被文体限制过？没有！他们是我的楷模。
周 聪：确实如此，真正的文学大家能创造文体，发展文体，而不是被文体禁锢。我去年给兄的《桑多河畔》写过短评，摘录一段：“桑多河边，一位诗人悠闲地踱着步子，他时不时抬头看看天上的云朵，捡起一颗石子扔向河面，激起一层层涟漪，或者静坐河畔，看着远方奔走的羊群……这是我读完扎西才让《桑多河畔》后脑海里浮现的场景，在我看来，桑多河是作者寄存内心、认知世界的一面镜子，它俨然成为作者的一片精神领地。在桑多河畔，诗人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回顾自己年轻时的爱情，思考人类的精神困境……”能否用描绘一下兄心目中的桑多河？它是兄的精神地标。在现实生活中，它又是怎样的一副面貌呢？我很好奇。
扎西才让：在甘南的地理版图上，是查不到桑多河这一河名的。在现实里，它是我的生活地——羚城境内的两条河桑曲（大夏河）和多曲（多河）的合二为一。我喜欢这合二为一后的河名，它有另一层意思：大夏河源头。是的，源头，有源头的水才是活水，才有生命，才有故事。事实也正是如此，大夏河与多河从源头逶迤而来，流过草地，穿越峡谷，又奋不顾身的投进洮河，汇入黄河。河谷两岸，万物繁衍生息，岁月缓缓流逝，大美和大爱层出不穷，正义和邪恶我中有你。这样的带有历史钩沉和现实使命的河流，你若不写，岂不是暴殄天物？因此，我就把它们标榜为我的文学作品中的母体，而依附在其身上的人类的生存故事，则成为我倾心勾画的内容。在创作具体文本的过程中，在“桑多河”这一形象上，我有意无意地设置了甘南境内的黄河、洮河、白龙江的投影。就是说，桑多河已经成为我的精神之河，依靠众多文本，我赋予了它更多的象征意义。
周 聪：在一个访谈中，我看到过兄十分推崇《格萨尔王》《叶甫盖尼•奥涅金》《唐璜》等长篇诗作。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从技术上而言，短诗与长篇叙事诗对诗人自身的要求有何差异？能否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具体谈谈。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自媒体时代背景下，诗歌越写越短，像蒋一谈等人推崇的“截句”都是短制；而网络小说，它们的体量动辄上百万上千万字。其中缘由何在？我想，可能是因为写作习惯、传播载体、表达方式、读者审美习惯等多方因素的变化。不知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扎西才让：《格萨尔王》《叶甫盖尼•奥涅金》《唐璜》等长篇诗作，有其共性：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时代特征清晰明了，都是细节处处生辉的长篇叙事诗。我这样说，实际上也就暴露了我的想法，阅读上的想法，写作上的想法，甚至对下一部作品的梦想。我虽常写短诗，但也有写长诗的想法，其实已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对小说的技巧尝试，对长诗文本的收集，对地方史料的整理，对桑多系列作品的构建等等。写短诗，有了灵感，可以一挥而就。写长诗，光靠灵感是不行的，得深入思考，得布局谋篇，得做大计划，甚至得锻炼好身体（笑）。我前年写的《甘南情歌》，去年写的《老相好》《情爱志》，今年写的《西藏：青铜时代》，虽然都是由短制组成，但我认为都是一种小长诗的尝试。我积累了一点经验，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安宁的心境，以便写出想写的诗篇。对于诗歌越写越短、网络小说越写越长的原因分析，我觉得你的分析很到位，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独特而精辟的发展的。但诗歌越写越短的话题，还可以再扯几句：微信的普及，微信平台的不断涌现，使手机阅读成为非常重要的阅读方式。而短诗自身的短平快特征，使短诗成为阅读者的首选文体。当然这并不是说长诗就没人读了，相反，有那么一部分长诗铁粉，还在遨游其中。我坚信这一点。
周 聪：我留意到，兄在诗歌和散文诗的写作之余，也涉足小说创作，例如在《滇池》上发的短篇小说《喇嘛代报案》和《牧羊人桑吉的爱情》，《青海湖》上的《理想的蝴蝶》，《红豆》上的《菩萨保寻妻记》……《滇池》上的两篇我是认真读过的，感觉在风格上还是比较淡雅，舒缓的节奏，并不刻意地突出藏地风光，而是写人的生活以及社会心理。最近有没有写新的小说，方便的话，可以透露一下，若有长篇，更好！（笑）
扎西才让：小说写作，确实也在做。2016年写的《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在《西藏文学》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去年，这部小说又荣获第二十六届“东丽杯”梁斌小说奖短篇小说类一等奖。被转载和获奖，对我而来，就是被认可，就是鼓励，也是动力。所以，今年本来有写四五篇短篇小说的打算，只不过最近又被派往乡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原有的计划被打乱了。但我并不懊恼，这是个深入基层的好机会，一边做精准扶贫工作，一边了解藏地卓尼的民风民情，感觉还是有收获的。长篇小说的写作，还没有任何计划，让老弟你失望了！（笑）
周 聪：最后，请兄推荐一部自己最喜欢的书、一位自己最喜欢作家。谢谢！
扎西才让：如果真要推荐，就推荐我出差时常带在身边的一本小说《米格尔街》，里头收录了奈保尔早期创作的17篇作品。我珍藏的这本，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经典印象”系列丛书中的一部，王志勇先生翻译的。不知为什么，总爱读，读后也爱乱想，仿佛这本小说里，写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
原刊于《文学教育》2018年第8期“每月一家”栏目
周聪，文学硕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作品散见《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儿童文学》《十月少年文学》《童话世界》《福建文学》《当代小说》《满族文学》《辽河》《岁月》《散文诗》《散文诗世界》《星星诗刊》（理论版）等报刊。曾被评为《儿童文学》“2012年全国十大魅力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