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金山近照（刚杰·索木东摄）
引言：
再过几个月，在彭金山身上将发生某种改变——
该换届了，彭金山说他不打算继续担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
“到年龄喽。累！想轻松两年。”
3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我们见到彭金山时他正在家中静养。就在前些日子，他做了一次手术。明显浮肿的眼睛无疑就已说明了一切。“做了个手术（人）变得难看了。”对着咔嚓咔嚓的照相机，彭金山开了一句玩笑。
彭金山是一位有“分量”人物，无论是站在甘肃诗歌还是甘肃评论的角度。
“他一人而兼二者之长——他首先是个诗人，同时，他还是个文学评论者。”关于彭金山，在甘肃诗坛和甘肃评论界，这是一种公开的认识。
2007年年底，在揭晓的“甘肃省第二届黄河文学奖中”，彭金山的专著--《中国新诗艺术论》获得了综合类一等奖。
彭金山在甘肃诗歌之夜上朗诵（刚杰·索木东摄）
“在这届黄河文学奖中，彭金山的论著《中国新诗艺术论》从评论作品中脱颖而出。彭金山以一个诗人和文学批评学者的身份结合大量现当代典范诗歌作品的分析举证完成此书，涵盖了新诗从形式、创作到阅读的全过程，从而使该书具有理论系统性和社会通用性。他采用专题的形式对”新诗艺术“做多角度的观照，他把新诗放在广阔的文化、知识背景中进行全方位的艺术思考，获得了一种特别的阐释效果。他采用的‘感悟式’的结构与诗歌传达生命体验的本质特点相暗合，使全书充满了诗意的境界、感情的激发、理性的思考。”诗人牛庆国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中国新诗艺术论》。
《中国新诗艺术论》是彭金山几十年从事新诗创作以及高校教学研究的结晶。而对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新诗艺术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高校中文系大学生的教科书，而更应该是当代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
“前两天我和家人乘着阳光明媚到黄河边去走了走，当望着黄河对面的时候，突然灵感就来了，其实我看到的（事物）也就是茶摊上红颜色的桌子椅子，但是顷刻间（我）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椅子是花，人是花心。”彭金山说那一刻从内心爆发的冲动让他明白了一点，
“我还是可以写诗的。”
彭金山笑言，在生活中，这种“冲动”不断来访，但多因杂事缠身而未能完形为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的彭金山多年已很少写诗了。
人物档案：
彭金山，1949年生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敦煌》诗刊主编、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象背上的童话》、《看花的时候》等个人诗集以及专著《中国新诗艺术论》、《文学批评与文体透析》、《陇东风俗》等书籍10余部。
彭金山主持首届甘肃诗人诗歌大展揭幕仪式（刚杰·索木东摄）
对话
“别人说我做了一项笨工作”
晨报：听到一种说法，说此次黄河文学奖参选是别人替您报名的，而并不是您自己，是这样吗？
彭金山：（黄河文学奖）刚一开始进行作品申报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作协的通知，不过我没有要申报参选的想法。
晨报：为什么？记忆中这也是您个人第一次获得黄河文学奖。
彭金山：这没错，对黄河文学奖而言我是第一次获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机会留给年青人。后来，（黄河文学奖）在进行补充推荐作品的时候有人直接推荐了我。在这种情况下，我随后就填了报名表参加评选。
晨报：获奖是意料之中的吗？
彭金山：我觉得有获奖的可能。
晨报：《中国新诗艺术论》一书因为具有宏观诗学与微观诗学结合、理论与实践互证的特点，特别是它的独创性在于对于诗学界长期以来一些模糊的、存在争议的概念和范畴做出了新的独到的阐释。为此，你的这本专著一出版就得到很多学者和诗人的好评，它被评价为“是一部当代新诗研究方面的力作”。那么，作为作者，你个人是如何评价它的？
彭金山：就这本书，不仅仅别人说“我是做了一项笨工作”，我个人也承认“自己是做了一项笨工作”。对于有些关系诗歌本体的似乎清楚但实际上并不清楚的问题，我进行了正面的攻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歌创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些概念讲了千年，一些范畴说了万遍，但我发现其定性定值往往依然是很模糊很笼统的，对其研究远没到就可以“鸣金收兵”的时候；比如，常说诗是情感的表现，但诗的情感表现和其他文学样式的情感表现有无区别？差异究竟在哪里？诗与对象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的这本书试图就从这些方面往前走一走。当然，这一步到底走得如何，我相信读者自有明鉴的。无疑，从一开始起了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的那一刻，我的行为似乎就是在知难而进了。
晨报：那么关于《中国新诗艺术论》，您个人觉得有遗憾吗？
彭金山：《中国新诗艺术论》可以说是我几十年从事新诗创作和高校教学研究的心血结晶。我自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虽然未能成名，却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大学毕业后到高校工作，一是工作需要，二是兴趣所使，和诗的密切关系就一直保持下来了。从1996年起，我为本校中文系学生中开设了“诗歌创作与鉴赏”选修课程，后来又作为跨系选修课“诗词写作与欣赏”的一个部分，给全校学生开设，应该说这本书就是在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
坦率地讲，仅从体例上看，这本书的总体框架并不新颖，这一点我很清楚。再是有些问题的论述还不透彻，不够圆合，需要再思考。
晨报：“诗人学者二者兼于一身”，这是别人眼中的您，不知道，您个人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彭金山：我天性追求自由、散淡，这似乎更符合一个诗人的性格。事实上，似乎所从事的职业和这种个性有些“错位”。比如，“院长”和“诗人”在角色上不可能没有冲突，但既在其位，当谋其政 ，当（文学院）院长就要谋学院的发展，考虑大家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好院长。（笑）
“如何突破甘肃诗人面临的问题”
晨报：作为一位诗人，您曾不止一次地说你的诗歌创作走了弯路，就此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彭金山：我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大学之前。1973年我的第一首诗公开发表，那时候我在生产建设兵团，诗歌发表在当时的《人民军垦》报上。翌年两首诗被选入甘肃人民出版社诗集《青春似火》，自此我也进入了业余诗人的行列，陆续有诗歌发表；1978年我上了大学，这是（我的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此期间我的诗歌创作多是青年题材，主题是人本主义的；大学毕业工作后，应该是属于（我的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更多地局限于配合形势的政治诗歌和歌唱劳动生活的诗歌的话，那么，这种现状的改变在上大学之后，诗歌创作开始走向表达个体情感方向。工作之后的诗歌创作则完全走向生命体验和历史感的东西了。很显然，（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变化是经过了一些弯路之后才完成的。
晨报：同样，身为甘肃诗人的一份子，您个人怎样看待甘肃诗坛的现状以及甘肃诗人？
彭金山：到目前为止，甘肃的诗歌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甘肃是个诗歌大省的说法是无可厚非的。当然，甘肃成为诗歌大省的历史（原因）无须我在此赘言，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李季、闻捷为代表的诗人开始，到80、90年代随着一批甘肃本土诗人的崛起推动了甘肃诗歌的第二次崛起。其中，“60后”出生那一群诗人是推动甘肃诗歌往前走的中坚力量。
尽管甘肃诗歌在诗人们的推动下继续往前走着，但对诗人自己而言，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突破的问题。
晨报：突破什么？
彭金山：突破自我，突破过去。
晨报：那就您个人而言，您将如何突破？
彭金山：我寄希望于年轻诗人们。至于我个人，今后能写出一半首让人记住的诗就行了。
晨报：对于曾在诗坛喧嚣一时的“梨花体”以及“下半身”写作，您个人持怎样一个观点？
彭金山：不管是赵丽华还是“下半身”写作那群人，都有一些让人称道的作品，但是对他们的有些“诗歌”确实不敢恭维，怎么看都不应该叫诗。诗嘛，还是有诗的规范的，这规范既有精神的，也有艺术的。
“评论要进入中心话语圈子不容易”
晨报：从诗歌创作的诗人到诗歌评论的评论者，发生在您身上的这种转变是一种必然的转变吗？
彭金山：有一定的必然性，创作到一定阶段，往往会自觉地思考其“所以然”，这“所以然”便是理论和批评。当然，还有建国后我国高校长期形成的“场”和“势”的作用。上大学时，我不理解我的老师为什么放弃了创作，后来我理解了。
晨报：对您的诗歌（文学）评论，有这样一种评价：具有明显的个性角色。能谈谈您的评论特色吗？
彭金山：《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是这样说的：他“在诗评中往往直接由直觉上升到本质，使评论文字准确、中肯；而且他还善于发掘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用颇富文化意蕴的诗意语言表述出来。另外，多年从事写作学、民俗学研究，使他能以较为开阔的视野观照对象，进而选取独特的切入角度探幽发微。”这个看法我基本认同。
晨报：想知道，您选择评论对象的原则或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更容易进入您的评论视野？
彭金山：价值，首先是评论对象的价值，看其是否给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东西。当然，有些基层作者的作品虽然价值不明显，但我还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来评论他们。因为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和不容易的处境，再者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晨报：对甘肃评论界，您能给个评价吗？
彭金山：甘肃评论上不去。
晨报：这样说的理由是……
彭金山：评论的基础薄弱，人数也太少。一个新人出现后，往往不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扶持；其次，评论界无形中也形成了各自的“圈子”。像我们甘肃这样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不发达省份，不但文学新人的发现和传播有局限，而且评论者的声音要进入中心话语圈子也是不容易的。
晨报：如果不当院长了，想知道，这种职位或着说角色的改变，在你心中将会有产生怎样的影响？
彭金山：（改变）对我没影响，即使有也只会是更好的（影响）。
晨报：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你的这个“更好”——无官一身轻还是其他的什么？
彭金山：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去写我的诗了。我刚才也讲了，我发现我还是可以写诗的！（笑）
彭金山主持首届甘肃诗人诗歌大展揭幕仪式（刚杰·索木东摄）
对话
“别人说我做了一项笨工作”
晨报：听到一种说法，说此次黄河文学奖参选是别人替您报名的，而并不是您自己，是这样吗？
彭金山：（黄河文学奖）刚一开始进行作品申报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作协的通知，不过我没有要申报参选的想法。
晨报：为什么？记忆中这也是您个人第一次获得黄河文学奖。
彭金山：这没错，对黄河文学奖而言我是第一次获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机会留给年青人。后来，（黄河文学奖）在进行补充推荐作品的时候有人直接推荐了我。在这种情况下，我随后就填了报名表参加评选。
晨报：获奖是意料之中的吗？
彭金山：我觉得有获奖的可能。
晨报：《中国新诗艺术论》一书因为具有宏观诗学与微观诗学结合、理论与实践互证的特点，特别是它的独创性在于对于诗学界长期以来一些模糊的、存在争议的概念和范畴做出了新的独到的阐释。为此，你的这本专著一出版就得到很多学者和诗人的好评，它被评价为“是一部当代新诗研究方面的力作”。那么，作为作者，你个人是如何评价它的？
彭金山：就这本书，不仅仅别人说“我是做了一项笨工作”，我个人也承认“自己是做了一项笨工作”。对于有些关系诗歌本体的似乎清楚但实际上并不清楚的问题，我进行了正面的攻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歌创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些概念讲了千年，一些范畴说了万遍，但我发现其定性定值往往依然是很模糊很笼统的，对其研究远没到就可以“鸣金收兵”的时候；比如，常说诗是情感的表现，但诗的情感表现和其他文学样式的情感表现有无区别？差异究竟在哪里？诗与对象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的这本书试图就从这些方面往前走一走。当然，这一步到底走得如何，我相信读者自有明鉴的。无疑，从一开始起了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的那一刻，我的行为似乎就是在知难而进了。
晨报：那么关于《中国新诗艺术论》，您个人觉得有遗憾吗？
彭金山：《中国新诗艺术论》可以说是我几十年从事新诗创作和高校教学研究的心血结晶。我自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虽然未能成名，却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大学毕业后到高校工作，一是工作需要，二是兴趣所使，和诗的密切关系就一直保持下来了。从1996年起，我为本校中文系学生中开设了“诗歌创作与鉴赏”选修课程，后来又作为跨系选修课“诗词写作与欣赏”的一个部分，给全校学生开设，应该说这本书就是在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
坦率地讲，仅从体例上看，这本书的总体框架并不新颖，这一点我很清楚。再是有些问题的论述还不透彻，不够圆合，需要再思考。
晨报：“诗人学者二者兼于一身”，这是别人眼中的您，不知道，您个人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彭金山：我天性追求自由、散淡，这似乎更符合一个诗人的性格。事实上，似乎所从事的职业和这种个性有些“错位”。比如，“院长”和“诗人”在角色上不可能没有冲突，但既在其位，当谋其政 ，当（文学院）院长就要谋学院的发展，考虑大家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好院长。（笑）
“如何突破甘肃诗人面临的问题”
晨报：作为一位诗人，您曾不止一次地说你的诗歌创作走了弯路，就此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彭金山：我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大学之前。1973年我的第一首诗公开发表，那时候我在生产建设兵团，诗歌发表在当时的《人民军垦》报上。翌年两首诗被选入甘肃人民出版社诗集《青春似火》，自此我也进入了业余诗人的行列，陆续有诗歌发表；1978年我上了大学，这是（我的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此期间我的诗歌创作多是青年题材，主题是人本主义的；大学毕业工作后，应该是属于（我的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更多地局限于配合形势的政治诗歌和歌唱劳动生活的诗歌的话，那么，这种现状的改变在上大学之后，诗歌创作开始走向表达个体情感方向。工作之后的诗歌创作则完全走向生命体验和历史感的东西了。很显然，（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变化是经过了一些弯路之后才完成的。
晨报：同样，身为甘肃诗人的一份子，您个人怎样看待甘肃诗坛的现状以及甘肃诗人？
彭金山：到目前为止，甘肃的诗歌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甘肃是个诗歌大省的说法是无可厚非的。当然，甘肃成为诗歌大省的历史（原因）无须我在此赘言，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李季、闻捷为代表的诗人开始，到80、90年代随着一批甘肃本土诗人的崛起推动了甘肃诗歌的第二次崛起。其中，“60后”出生那一群诗人是推动甘肃诗歌往前走的中坚力量。
尽管甘肃诗歌在诗人们的推动下继续往前走着，但对诗人自己而言，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突破的问题。
晨报：突破什么？
彭金山：突破自我，突破过去。
晨报：那就您个人而言，您将如何突破？
彭金山：我寄希望于年轻诗人们。至于我个人，今后能写出一半首让人记住的诗就行了。
晨报：对于曾在诗坛喧嚣一时的“梨花体”以及“下半身”写作，您个人持怎样一个观点？
彭金山：不管是赵丽华还是“下半身”写作那群人，都有一些让人称道的作品，但是对他们的有些“诗歌”确实不敢恭维，怎么看都不应该叫诗。诗嘛，还是有诗的规范的，这规范既有精神的，也有艺术的。
“评论要进入中心话语圈子不容易”
晨报：从诗歌创作的诗人到诗歌评论的评论者，发生在您身上的这种转变是一种必然的转变吗？
彭金山：有一定的必然性，创作到一定阶段，往往会自觉地思考其“所以然”，这“所以然”便是理论和批评。当然，还有建国后我国高校长期形成的“场”和“势”的作用。上大学时，我不理解我的老师为什么放弃了创作，后来我理解了。
晨报：对您的诗歌（文学）评论，有这样一种评价：具有明显的个性角色。能谈谈您的评论特色吗？
彭金山：《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是这样说的：他“在诗评中往往直接由直觉上升到本质，使评论文字准确、中肯；而且他还善于发掘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用颇富文化意蕴的诗意语言表述出来。另外，多年从事写作学、民俗学研究，使他能以较为开阔的视野观照对象，进而选取独特的切入角度探幽发微。”这个看法我基本认同。
晨报：想知道，您选择评论对象的原则或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更容易进入您的评论视野？
彭金山：价值，首先是评论对象的价值，看其是否给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东西。当然，有些基层作者的作品虽然价值不明显，但我还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来评论他们。因为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和不容易的处境，再者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晨报：对甘肃评论界，您能给个评价吗？
彭金山：甘肃评论上不去。
晨报：这样说的理由是……
彭金山：评论的基础薄弱，人数也太少。一个新人出现后，往往不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扶持；其次，评论界无形中也形成了各自的“圈子”。像我们甘肃这样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不发达省份，不但文学新人的发现和传播有局限，而且评论者的声音要进入中心话语圈子也是不容易的。
晨报：如果不当院长了，想知道，这种职位或着说角色的改变，在你心中将会有产生怎样的影响？
彭金山：（改变）对我没影响，即使有也只会是更好的（影响）。
晨报：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你的这个“更好”——无官一身轻还是其他的什么？
彭金山：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去写我的诗了。我刚才也讲了，我发现我还是可以写诗的！（笑）
彭金山主持首届甘肃诗人诗歌大展揭幕仪式（刚杰·索木东摄）
对话
“别人说我做了一项笨工作”
晨报：听到一种说法，说此次黄河文学奖参选是别人替您报名的，而并不是您自己，是这样吗？
彭金山：（黄河文学奖）刚一开始进行作品申报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作协的通知，不过我没有要申报参选的想法。
晨报：为什么？记忆中这也是您个人第一次获得黄河文学奖。
彭金山：这没错，对黄河文学奖而言我是第一次获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机会留给年青人。后来，（黄河文学奖）在进行补充推荐作品的时候有人直接推荐了我。在这种情况下，我随后就填了报名表参加评选。
晨报：获奖是意料之中的吗？
彭金山：我觉得有获奖的可能。
晨报：《中国新诗艺术论》一书因为具有宏观诗学与微观诗学结合、理论与实践互证的特点，特别是它的独创性在于对于诗学界长期以来一些模糊的、存在争议的概念和范畴做出了新的独到的阐释。为此，你的这本专著一出版就得到很多学者和诗人的好评，它被评价为“是一部当代新诗研究方面的力作”。那么，作为作者，你个人是如何评价它的？
彭金山：就这本书，不仅仅别人说“我是做了一项笨工作”，我个人也承认“自己是做了一项笨工作”。对于有些关系诗歌本体的似乎清楚但实际上并不清楚的问题，我进行了正面的攻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歌创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些概念讲了千年，一些范畴说了万遍，但我发现其定性定值往往依然是很模糊很笼统的，对其研究远没到就可以“鸣金收兵”的时候；比如，常说诗是情感的表现，但诗的情感表现和其他文学样式的情感表现有无区别？差异究竟在哪里？诗与对象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的这本书试图就从这些方面往前走一走。当然，这一步到底走得如何，我相信读者自有明鉴的。无疑，从一开始起了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的那一刻，我的行为似乎就是在知难而进了。
晨报：那么关于《中国新诗艺术论》，您个人觉得有遗憾吗？
彭金山：《中国新诗艺术论》可以说是我几十年从事新诗创作和高校教学研究的心血结晶。我自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虽然未能成名，却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大学毕业后到高校工作，一是工作需要，二是兴趣所使，和诗的密切关系就一直保持下来了。从1996年起，我为本校中文系学生中开设了“诗歌创作与鉴赏”选修课程，后来又作为跨系选修课“诗词写作与欣赏”的一个部分，给全校学生开设，应该说这本书就是在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
坦率地讲，仅从体例上看，这本书的总体框架并不新颖，这一点我很清楚。再是有些问题的论述还不透彻，不够圆合，需要再思考。
晨报：“诗人学者二者兼于一身”，这是别人眼中的您，不知道，您个人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彭金山：我天性追求自由、散淡，这似乎更符合一个诗人的性格。事实上，似乎所从事的职业和这种个性有些“错位”。比如，“院长”和“诗人”在角色上不可能没有冲突，但既在其位，当谋其政 ，当（文学院）院长就要谋学院的发展，考虑大家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好院长。（笑）
“如何突破甘肃诗人面临的问题”
晨报：作为一位诗人，您曾不止一次地说你的诗歌创作走了弯路，就此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彭金山：我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大学之前。1973年我的第一首诗公开发表，那时候我在生产建设兵团，诗歌发表在当时的《人民军垦》报上。翌年两首诗被选入甘肃人民出版社诗集《青春似火》，自此我也进入了业余诗人的行列，陆续有诗歌发表；1978年我上了大学，这是（我的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此期间我的诗歌创作多是青年题材，主题是人本主义的；大学毕业工作后，应该是属于（我的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更多地局限于配合形势的政治诗歌和歌唱劳动生活的诗歌的话，那么，这种现状的改变在上大学之后，诗歌创作开始走向表达个体情感方向。工作之后的诗歌创作则完全走向生命体验和历史感的东西了。很显然，（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变化是经过了一些弯路之后才完成的。
晨报：同样，身为甘肃诗人的一份子，您个人怎样看待甘肃诗坛的现状以及甘肃诗人？
彭金山：到目前为止，甘肃的诗歌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甘肃是个诗歌大省的说法是无可厚非的。当然，甘肃成为诗歌大省的历史（原因）无须我在此赘言，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李季、闻捷为代表的诗人开始，到80、90年代随着一批甘肃本土诗人的崛起推动了甘肃诗歌的第二次崛起。其中，“60后”出生那一群诗人是推动甘肃诗歌往前走的中坚力量。
尽管甘肃诗歌在诗人们的推动下继续往前走着，但对诗人自己而言，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突破的问题。
晨报：突破什么？
彭金山：突破自我，突破过去。
晨报：那就您个人而言，您将如何突破？
彭金山：我寄希望于年轻诗人们。至于我个人，今后能写出一半首让人记住的诗就行了。
晨报：对于曾在诗坛喧嚣一时的“梨花体”以及“下半身”写作，您个人持怎样一个观点？
彭金山：不管是赵丽华还是“下半身”写作那群人，都有一些让人称道的作品，但是对他们的有些“诗歌”确实不敢恭维，怎么看都不应该叫诗。诗嘛，还是有诗的规范的，这规范既有精神的，也有艺术的。
“评论要进入中心话语圈子不容易”
晨报：从诗歌创作的诗人到诗歌评论的评论者，发生在您身上的这种转变是一种必然的转变吗？
彭金山：有一定的必然性，创作到一定阶段，往往会自觉地思考其“所以然”，这“所以然”便是理论和批评。当然，还有建国后我国高校长期形成的“场”和“势”的作用。上大学时，我不理解我的老师为什么放弃了创作，后来我理解了。
晨报：对您的诗歌（文学）评论，有这样一种评价：具有明显的个性角色。能谈谈您的评论特色吗？
彭金山：《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是这样说的：他“在诗评中往往直接由直觉上升到本质，使评论文字准确、中肯；而且他还善于发掘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用颇富文化意蕴的诗意语言表述出来。另外，多年从事写作学、民俗学研究，使他能以较为开阔的视野观照对象，进而选取独特的切入角度探幽发微。”这个看法我基本认同。
晨报：想知道，您选择评论对象的原则或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更容易进入您的评论视野？
彭金山：价值，首先是评论对象的价值，看其是否给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东西。当然，有些基层作者的作品虽然价值不明显，但我还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来评论他们。因为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和不容易的处境，再者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晨报：对甘肃评论界，您能给个评价吗？
彭金山：甘肃评论上不去。
晨报：这样说的理由是……
彭金山：评论的基础薄弱，人数也太少。一个新人出现后，往往不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扶持；其次，评论界无形中也形成了各自的“圈子”。像我们甘肃这样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不发达省份，不但文学新人的发现和传播有局限，而且评论者的声音要进入中心话语圈子也是不容易的。
晨报：如果不当院长了，想知道，这种职位或着说角色的改变，在你心中将会有产生怎样的影响？
彭金山：（改变）对我没影响，即使有也只会是更好的（影响）。
晨报：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你的这个“更好”——无官一身轻还是其他的什么？
彭金山：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去写我的诗了。我刚才也讲了，我发现我还是可以写诗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