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才让,70后藏族作家,甘肃甘南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之一。已出版诗集两部,小说集一部。

 

杨庄:双江河畔的藏村

 

 

1、双江河

 

    四月中旬,我从工作地羚城来到洮河上游的某处渡口。那里,常年泊着一条木船,用来运载两岸的渡客过往。一条手腕粗细的钢丝绳横穿洮河两岸,木船则通过一个滑轮,连在钢丝绳上。船板上站着几个老乡,肤色黝黑,眼睛也黑得发亮。我们抓住钢丝绳,脚蹬船舷尽力后扯,那渡船便从一头沉重地移开,在深青色的河面上滑行,逐渐向另一头靠近。终于,靠了岸。

    离开渡口向北深入,是一道游蛇般的山沟,只我一人慢慢地走。其时陪伴我的,除了慵懒的山峰、安静的树木和间或惊飞的群鸟外,就是一条一会沉默一会愤怒的小河了。

    河名双江河,听起来很大气,有点唬人的味道,其实只是杨庄的人才这么叫。在这条河上游的新城镇,被人称为护城河。在李庄和红崖两村,则被称为红崖河。在张旗,又叫小龙河。在杨庄的上个村子朱旗,连名字也没有,只叫河。也许正是因为从朱旗流下来时没有名字,杨庄人的某个祖先就有点着急,一定要起个名字。想了半天,想起村庄北头喇嘛崖下的一大股清澈泉水也汇入了这条河,于是手一挥,大大咧咧地说:“就叫双江河吧!”旁边的晚辈不明白,细问,祖先又说:“只要是河是泉,都有神在守护着。有神,河就有成为江的可能。有两条江在这里汇合,合起来的河,不叫双江河,还叫啥呢?!”晚辈恍然大悟,都觉得这名字好,于是就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河是从新城西北方向的一个叫朵山的神山下流出来的,起初细细一条,清亮透明,经过好几个村庄后,加入了其他的雪山融水、林中溪水、石中泉水,渐渐变得浩大,水色也变得浑浊。到了杨庄,若是在夏秋两季,坐在房子里,也能听到河水的哗哗声。

    这条河经过杨庄,再往南流,经过了一个村落,又失了名,也叫河。在一个名叫新堡的地方,更名改姓了,叫洮河,因为这条被两条龙管着的河,匆匆地汇入洮河了。

    在距离杨庄一百公里外的羚城生活的我,因为对家乡难以割舍的情愫,隔上三四年,总要回去一趟。这种落叶要归根的想法,是骨子里的,也是血液里的,它动不动就出来,扰得人坐卧不宁。只要像还愿一样去一回,那种飘泊在外的心,才能安静下来。

 

 

2、杨 庄

 

    双江河的两岸,生长着杨树、柳树、灌木和各种野花。河右侧是东山,梯田从河边一层一层叠加了上去,梯田和梯田之间,则生长着低矮的灌木和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杂草。河左侧是一带或稠密或稀疏的杨树林,沿着河岸,像绿色队伍一样上去了,竟然看不到尾。最能使双江河安静下来的,就是这杨树了。这杨树是白杨,高高大大的,枝叶异常繁茂。树多的地方,自然形成了白杨林,不仅是飞禽走兽的乐园,更是孩子们的仙境。

    白杨林遮蔽掩映着的,是杨庄,我的家乡!

    杨庄身后的山,叫西山,雄伟而陡峭。西山脚下,是灌木林。往上,是森林。再往上,树木越来越稀少。山顶,是裸露的白色岩石,远远看去,像积着一层薄雪。人和牛羊很少去那里,听大人们说,能去那里的,都是些奇异的物种。

    杨庄北面的山,也高,也大。山的左右两侧,是两条沟,都逶迤地远去了。南面,是一座西南横向的高山,山下的路,就是我每次回家的必经之路。

    杨庄之所以叫杨庄,是因为这村庄里住着的大多都是杨姓子民,据说是某个过去年代的土司的百姓。后来,杨土司不管这片地方了,一个姓昝的土司接了过来,于是昝土司的百姓也就陆续迁来了,    主要是侯、张两姓的藏人。再后来,从新城一带,又迁来了杨、李、王三姓的汉人。这样,杨庄由起初的十来户,扩大到三十来户,但名字始终没变,还是叫杨庄。

    也不知是哪个时代的哪一天,有一高僧路过杨庄,住了一晚。黄昏时曾上到庄子对面的东山,下来后啧啧赞叹,说这村庄不一般,是莲花的花蕊呢。为啥?高僧说,杨庄的四面,瞧!那南山脚下,北山两麓,东山梁上,西山腰里,有五座更小的村庄,如五朵莲花的花瓣独自绽放。这杨庄就处在五朵花瓣的中间,不是花蕊是什么?再看这片土地,经幡飘飘,白塔耀目,河流念经,百兽拜佛,看来是个吉祥之地,将来会出很多人才的。高僧这么一说,也就走了,杨庄人从此欢喜起来,期盼着人才如雨后春笋,然而期盼了多少年,还是没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人物来。

    杨庄的小孩子们也学高僧,吃罢晚饭就跑出家门,爬上东山,看到麦地睡去,月亮出来。大家都发现这村子显得小,房屋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像一堆火柴盒,有规律地摆在西山脚下。夜里,当麦地熟睡之际,杨庄就显得格外安静,因而也格外温暖,偶尔出现隐隐约约的喧闹声,狗就会吠叫,诵经声就会响起,那稠密的黑夜,则显得更深了。有时会有一个传说中的叫飞碟的神秘东西,从远方亮亮地飘移过来,把小村巡视一遍,又悄无声息地远去了。

 

 

3、农活中的亲人们

 

    杨庄人的生计,以农业为主。常种的农作物是小麦、青稞、大豆、豌豆、洋芋和油菜。很长一段时间,青稞曾是杨庄最主要的农作物,可以做成糌粑和麦索吃。而草,则是喂牛喂马的好饲料。

    清明过后,该种田了。那时候,因年龄小,母亲把总我一人留在家里,算是看守门户。她带着我的两个姐姐,上山去了。我独自一人在房顶上坐着,日光照在头上,热热地,像佛祖的大手在抚摸。我看到牛羊撒在东山顶上,牧人缩在羊群里,看不见身影,也许因为寂寞的原因,他动不动就唱几句花儿:

 

                阳山葡萄阴山杏儿,杏儿把葡萄望着呢。

                心想和你成一对,白天黑夜想着呢。

                有心问你难开口,一对门牙挡着呢。

 

    东山上的梯田,从高处层层叠叠地堆下来,一直堆到双江河畔。我仔细地辨认着自家的土地,看到母亲和姐姐们在地里干活。一个中午的时间过去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过去了,她们始终不直起腰,也不吃饭喝水,似乎被种在了地里。

    我从房顶上下来,煮了一锅洋芋。锅里已经冒出了熟悉的香味,但母亲和姐姐们还没回来。我给猪喂了食,把鸡赶到房梁上,解掉了围在锅边的毛绳,母亲和姐姐们还是没回来。我又上到房顶,往田野里眺望。不知何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天地间渐渐暗下来。地里,妇女们的身影已经动了,有的开始下山。她们的身影是疲倦的,但却有着一种可以看见的幸福感,松懈的,懒散的,牧歌小调式的。这些比喻都是我高中毕业后才学会的。当时,我只觉得她们是艰辛的,也是无奈的。

    突然听到大门被碰撞的声音,下来一看,却是牛羊回来了。我把牛赶进牛圈,扣上门;把羊赶进羊圈,也扣上门。这时候,母亲和姐姐们终于进了门,她们放下农具,拍掉身上的尘土,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歇着。正是傍晚时分,她们的面孔朦朦胧胧的,看不清任何表情。我把洋芋盛在盘子里,又拿了些馍馍,搁在她们身边。她们安静地坐着,不吃饭,也不说话。我也陪着她们,不吃饭,也不说话。

    我很担心,担心她们身体里的什么东西,会被田地里的那些农活给慢慢累死。

    九月秋收的时候,某天天晴,母亲会带领我们,把山地里的青稞束子一捆一捆地背到大场里,准备打碾,连枷和碌碌都搬到了场边,牛也从山上牵了回来。我们把青稞均匀地摊开,摊成了一个巨大的圆。那些被刈割的青稞,很像电影中演的那些战争年代里受虏的百姓,整齐地横倒在阳光下,蒸腾着淡淡的热气,不一会儿,就从地面上蓬松地鼓胀起来。然后就是打碾脱粒,扬场去麸,装粮入仓。但是,有时候,西北方向的山顶,会聚集起大片的乌云,接着就会噼里啪啦地下起暴雨。这时候,我们都手足无措,眼睁睁地看着刚摊开的青稞被暴雨淋湿,留下一堆干不完的农活。

    这样的事经历的多了,母亲就学会了一点:打碾,要做最好的准备。

    后来,母亲就不仅仅在打碾这事上做最好的准备了。她总是违背父亲的想法,在儿女们的婚姻上想做最好的准备。母亲坚决反对她的大女儿爱上一个货郎,也反对把二女儿嫁给同村的后生,为了这些事,她甚至和父亲翻了脸。她张罗了三四年,终于把女儿们都交给了好人家。我们明白,她深爱着我们,我们的幸福就是她的幸福。

我结婚的那年,母亲早就过世了。只我的婚姻,她无法安排,这是她的遗憾,更是我的遗憾。我带着妻子去看望母亲,在坟地里,妻子陪着我毫无准备地哭了一场。

 

 

4、我的双亲

 

    五十年前的卓尼县城,一个姑娘在集市拥挤的人群里,显露出她的小鹿般的脾性:灵巧,机敏,好动,以至于使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感受到了一阵幸福的疼痛。

    那是爱情的力量!

    那个姑娘,就是我的母亲。而那个年青人,后来就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母亲是多么美丽,她的腰带上的银盘叮当作响,硕大的耳环泛着金光。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所特有的藏族女孩的魅力,才吸引了那个汉族知识分子——我的父亲。他们开始了甜蜜的爱情,随后就有了新的房子,和深冬热闹红火的婚事。像童话里写的那样,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生养了大姐、二姐、我和小妹。

    我十二岁那年,父母第一次狠狠地吵了一架。后来,母亲低着头,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她的脚步是那么轻,轻得让我感觉不到生命的重量。而倔强的父亲,收拾好了他的行李,这个矮个子的读书人,一声不吭地离开家乡,到他工作的地方去了。

    我十五岁那年,母亲带我到南山上的松树林里去。在那里,可以捡拾做饭的烧柴,也可以摘折孩子们爱吃的蕨菜和野果。林中雾气弥漫,鸟鸣之后,山野显得更静。母亲捡拾了一大捆烧柴,我摘折了一背篓蕨菜。一棵松树下面,我的四十多岁的母亲,坐在半截树桩上休息。北国的深秋,使白桦的叶子趋向金黄,使草籽饱满地垂向地面,使母亲的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灰黄。她看上去是那么陌生,困惑,仿佛坐在遥远的古代。我守在母亲的身旁,把采自森林里的蕨菜整齐地装进背篼里。我听见我们所处的这座高山,在余晖里渐渐热闹起来。

    后来的后来,母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把她的无奈,化成了苦水,深埋在儿女的记忆里。把她的痛苦,化成了父亲生命中余下的岁月,让这个像她一样倔强的老头,始终无法挥去心头永远的忧伤。好多年了,父亲在夜里翻身,伸腿,说梦话,然后又沉沉睡去,却始终无法摆脱母亲生前的那种哀怨。

    现在,当干完了一周的工作,在周末闲暇的时侯,我还是徒步上了山。在一个叫羚城的异地,也像母亲当年那样,静静地坐在某个树桩上,坐着自己的忧伤,坐成一截少言寡语的流泪的树桩。

使我哭泣的,不仅仅是往事里的母亲,还有目前还健在的父亲。

    父亲,算是杨庄的人物:他是庄村里的第一个干部。那时他在县教育局工作,常年住着公家破旧的房子。白天,他热情工作。夜里,烧暖了他的铁皮炉。炉子上的铜壶,在暗室里喷着百姓生活中的热气。他睡在单人床上,身边总是放着一本黄皮书。那书在他的呼吸声里,渐渐浸淫了人间的气息。那不是赵树理的乡村小说,也不是郭沫若的旧诗集。那书上,只讲与民族教育有关的国家大事。

    听说在他生活的县城里,街道上车水马龙,商店里琳琅满目。高高的柜台后,一脸豪气的售货员噼噼啪啪打着算盘,她的身后,布料、盐巴、火柴等货物堆成了小山。医院里,大夫和护士穿着白大褂,像极了传说中的仙人。粮站里,储藏着一代又一代可以做出雪白的馒头的麦子。甚至那南山上的树木,也是高大浓密的,密林深处百鸟啾啾,公然繁殖。洮河里有白鱼出没,水面上时时腾起如云似雾的云翳。我们一直膜拜的东山上的那座寺院,听父亲说是庄严肃穆的,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夜幕降临后,会有佛灯突破黑暗,显出神界的祥和又神秘的瑞气。

    那时,父亲习惯了长途跋涉。他喜欢走四十里的山路,回到杨庄,这个人们说有神灵栖居的村子。在乡村的荤笑话里,男人刚回到家,会给孩子们撒一把糖果,说:玩去吧!只把他和他的女人留在屋里。和荤笑话里讲的不一样,我的父亲从县城回来,母亲会泡上一杯浓茶,叫大姐端给父亲,解乏气。我们姊妹们,围绕在父母身边,叽叽喳喳了好半天,终于安静下来。但仍不愿离开,歪着头听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他们闲扯的样子,不像是夫妻,倒像是兄妹。晚饭后,我们还会侧耳倾听父亲讲那神奇县城里的故事。直到村庄里的煤油灯逐一熄灭,直到月亮不再朗照我们的院子。甚至在睡梦中,也能听到父母在隔壁低声交谈,说起我们,说起和我们有关的荒唐的往事。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清扫着院落,父亲在隔壁房间大声咳嗽。我们明白父亲咳嗽的意思,就都起了床,挑水的去挑水,割草的去割草,上学的去上学,放牛的,看了看天,取出了雨衣。中午回来就会发现,家里多出几个客人。父亲陪着客人聊天,母亲在灶房里做饭,被烟火熏得流出了眼泪。晚上,我们给牛羊添了草,把猪轰进圈里,鸡也上了架,客人们这才准备回去。因为喝了酒,他们的话就格外的多,拉拉扯扯啰啰嗦嗦的。只到我们进入梦乡,山村的夜晚才渐渐安静下来。

    第三天早上,等我们醒过来,父亲早就走了。母亲一个人清扫着院落,我们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各干其事。

 

 

5、某个舅爷

 

    在父亲的一生中,除了孝父敬母、生儿育女、爱乡亲邻外,他没做出其他伟大的事。然而有人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吃上公家饭,还能养家糊口,这就够了!

    这样评价父亲的,是我的一个远方来的舅爷。

    对生活在乡村的我们来说,舅爷,就是一个温暖的字眼。但那个舅爷,却给我们兄妹们带来了恐惧和惊慌。那一次,他骑匹高大的枣红色的马来了。我爷爷和他盘腿坐在炕上,喝酒。他大声划拳,大口喝酒,大声地责骂我爷爷。我父亲从县城返回,刚一踏进房子,就被这个舅爷灌了三杯酒,弄得父亲面红耳赤的,像做了亏心事。

    这个舅爷长得比父亲还年轻,在我爷爷上厕所的间隙,他评价父亲说:“你能孝敬父母,是好事!能生下这么多娃娃,也是好事!能在村子里有身份有地位,更是好事!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吃上公家饭,这就够了!但你见了我,一口一个舅舅,就不是好事!”他拉住我父亲,要称兄道弟。父亲只好举杯道歉,一个劲地自饮,仿佛辈分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不能侵犯,也不能被侵犯。侵犯了,或者被侵犯了,就只能自己惩罚自己。我们兄妹们躲在窗户外,静听着房内的一举一动。我忍不住好奇心,往屋里偷看。这个举动,被这个舅爷发现了,像变戏法那样,他从腰里抽出一把刀子,有力地插到炕桌上。父亲吃了一惊,上完厕所回来的爷爷也吃了一惊。伏在窗外的我们一哄而散,在惊慌中躲进房后的山林。

    这个舅爷上到房顶,用目光搜索着我们,用语言搜索着我们。我们屏住呼吸,藏在树后。相隔了二三百米,我的四岁的妹妹还是由于惊慌而大哭起来。这哭声,击退了这个舅爷,他终于踩着梯子,一层一层下去了,再也没有出现。

    多年之后,爷爷早就离开了人世。我们只好问父亲:这个舅爷是谁?父亲想不起来,他说,在七十年代,你们的舅爷有好多个,我不知道你们问的是谁。我们只好把这个舅爷在记忆里封锁起来,以便我们当着孩子的面喝酒之时,不让他轻易地跑出来,把我们的孩子驱进山林,不让他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段抹不去的阴影。

 

 

6、妹 妹

 

    说起妹妹,一些记忆总是无法抹去的。当我梳理与妹妹有关的记忆的时候,总觉得们兄妹俩,是在相依相守的过程中长大的。

    比如说有一个阴天,母亲和姐姐们去乡上磨面,只留下我和妹妹两人守在家里。她们离开后,老天开始下雨。那雨水和前年一样多,和去年一样多。从房檐上一点一滴地滴下来,滴下来,在我们的心里,慢慢地积蓄起来,形成了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的湖泊。炉盘上,那盛满水的黄铜茶壶,把火的能量都吸收了。仿佛过了好多年,水突然开始沸腾,发出吱吱吱的声音,像一个贫穷人家的婴孩,被噩梦惊醒过来,尖声惊叫。

    我们都走到院子里,侧耳静听亲人有没有回来。雨停了,偌大的院子里只我们两人,静静地,默默地,傻傻地等着。妹妹把发辫松开,又编上,编上,又松开。我看着妹妹,想起她已经快长成个少女了,呆痴了好一会。忽然又清醒过来,赶紧回到屋里,往炉子里又添了几根新柴。

    再比如说我俩同去泉里挑水的事吧。那时大姐和二姐都出嫁了。妹妹仍在新堡乡九年制学校上初一,而我,则跟着父亲在县城里上高二。暑假到了,我就回到家,陪着母亲和妹子,也休闲,也干活。在双江河畔的一眼清泉里,我和妹子把水里的月亮捞起来,用水桶挑回去。我已经十七岁了,妹子十三岁了,但我们还像两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喜欢在月亮下挑水,喜欢把泉水一瓢一瓢舀进桶里的那种感觉,似乎只有这样,流逝的时光才会一点一点地回来。一路上,到处是野花淡淡的清香,万物骚动不安,我们身披薄薄的白光,像披着一件纱衣。我们把水倒进缸里,月亮就消失了,我们都怀疑它已经化成了水,在水里游弋。我们站在院子里,那遥远时代的月亮又出现了,像猪尿泡那样悬浮在山顶,我们只要骑上它就能够远离尘世。这时候,杜鹃会叫起来,高一声低一声,深一声浅一声,仿佛在召唤走失的魂魄,又仿佛在唤醒记忆的种子。

    但妹子上初三的那年,因为有太多的农事要做,母亲一人又承担不了,于是,她就辍学了。那年,我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是在暑假,妹子向我祝贺,但我知道她的痛苦她的无奈,是不能轻易就能说出来的。

    若干年后,已经有了工作的妹子给我说,辍学的那年初秋,她的心情糟糕透了。不读书,就意味着离开了阳关大道,走上独木桥了。桥头,等待她的,是无休无止的劳作的日子,是暗淡的无望的生活。午饭过后,她心灰意冷地去了双江河畔,想安静地想象个人的事。秋天到了,野菊开了,绵绵秋雨过后,双江河水暴涨,溢出了河床。西风缓缓地低吹,麦地里一片金黄,大豆的秆叶也慢慢发黑。牛羊和马匹也来到河边,看到水面的倒影,不像她那样低着头叹息,只把水面弄乱就走了。她在河边逗留一阵,在水面上仔细地审视自己,不明白自己为啥也是这样的苦命。河面上少女的倒影,仿佛是和自己不相干的别人,那么孤单,那么陌生。她只好在河边发呆,偶尔顺手揪片白杨的金色叶子,含在嘴里,吹出单调的声音。忽然从村庄北面的寺院里传来一阵海螺声,呜呜呜的,不清亮,也不透明,却使天地更加肃穆了,确实像个秋天到来的样子。而河面上,早就安静了,水里的天空,也飘着白云,飘着鸟儿的身影,一段激越,一段舒缓,她觉得这就像杨庄女人共同的命运,弯弯曲曲地流着,流着,往人生的下游去了。

 

 

7、做裁缝的女孩

 

    妹妹心中的苦涩,使我想起一个做裁缝的女孩来。

    我上高三那年,因为学习成绩不太理想,母亲断定我不会考上大学,就做出了找寻儿媳的打算。母亲喜欢的那个女孩,住在洮河边那个名叫木耳的小镇上,开了个裁缝店。我放假回家的时候,有时会看到一两个男孩在她店里闲坐,聊天,嘻嘻哈哈的。有时只看到她一人,停了手中的活,朝着窗外发呆。母亲一直渴望她能做自己的儿媳,她叫妹妹给我写信。妹妹喜欢恶作剧,把母亲的意思表达清楚后,总是用竹笔蘸些墨水,画出蓝色的天空,碧色的河流,和青葱的森林。森林旁,孤然静卧着一座新兴的小镇。小镇里,一根木杆挑起一面绿色小旗,旗上写着三个黄色隶体汉字:裁缝店。

    但我不喜欢那个女孩,她在店里嘻嘻哈哈或傻傻发呆的模样,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当母亲托人带我到女孩家相亲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踏入她的家门,只让媒人一人去试探究竟。媒人后来对母亲说:“你那儿子,躲到小镇旁那条河边去了。我找到他时,他就像个傻少爷,在数那河底的狗鱼呢!”

    我才不愿意娶一个在房子里傻傻发呆的女孩做老婆呢!

    女裁缝最终还是嫁给了别人。新婚那天,她提着裙子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下来,恰好遇到因刚刚考上大学而意气奋发的我。她看了我一眼,就把脸藏在了伴娘的身后。几年后见到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原以为又丰满又滋润,却是黄皮寡瘦的。她没认出我,挑着两桶水忽闪忽闪地走远了。那瘦瘦的背影,让人心酸。巧合的是,那个瘦高的皮肤黝黑的小眼睛的伴娘,最终却做了我堂弟的媳妇。

    母亲生前说,这件事,像一条蛇,一直躲在黑暗潮湿的地方,它动不动就会跑出来,让人伤心呢!又说,你们念书的人,大多都是陈世美!

    我争辩说:“那时我还没考上大学,不算陈世美!”

    母亲死后,我很是内疚当时的决定。我总是记起那个女裁缝,记得她面朝窗户发呆的模样。那一年她十五岁,下午的阳光黄黄地照着木耳小镇的土街,照着屋顶上翻飞的经幡,照着女孩青春却木然的脸庞。

 

 

8、不听话的阿珍

 

    像妹妹和女裁缝这样的被命运牵着走的女子,在杨庄还有,比如那个不听话的阿珍。

    阿珍姓张,是杨庄上一个猎户的女儿,长得出奇的心疼。但她调皮,从小就有自个的主意,不愿听父母的话。读小学的时候,遇到朱旗村的一个男孩,她觉得他就是她一生的伴侣。后来,她出落成美丽的少女了,有一天,她出门挑水,刚到村口,遇到在媒人的陪伴下来提亲的男孩。男孩没进她的家门就走了,据说,是因为她担着空桶出现在她家的巷道里的缘故。

    吃饭时她总是把筷子捏得很远,大人们说,这样拿筷子的女孩总会被嫁到遥远的地方去。十七岁那年,她的父亲真的把她嫁往一个说话无法听懂的异地。因为羞怯,她没把这事告诉那个男孩。因为怨恨,她愿意把男孩蒙在鼓里。

    她没听大人的不可骑狗的话,骑了她家的四眼黑狗,所以她出嫁的那天,下起了大雪,遮蔽了乡村通往外界的道路。但她还是跟着两个陌生的男人离开了。因为痛苦,她想嚎啕大哭。因为坚强,她又把泪水咽进肚里。

    她没听大人的告诫,常用手指指点爬上山巅的月亮,长大后在和丈夫的厮打过程中,被折断了右手的食指。她教育她的儿子:千万不要用手指点月亮,否则你的手指会长成我的这个样子。

    她的儿子跟她一样,也不听大人的话,在山里折摘蒲公英,手心手背都沾满了白色的汁液。几月后,他的左手背上长满了瘊子。那些瘊子越长越大,被乡村医生给割掉了。因为伤口发炎,只好在县医院里截掉了左手。从此,他成了没有左手的孩子。

    几年后,她没听别人的劝告,去看望一个来自故乡的男人,结果被公婆辱骂,被丈夫殴打。她在那遥远的地方声名狼藉,觉得活着真没啥意思,就吃了药,结果真被鬼魂勾去了灵魂,从此住进坟墓里。她的丈夫伤心了半年,又伤心地娶了个小时候骑过狗的女孩。

    她死后,那个曾看望过她的男人,去了埋葬她的地方。在墓地里,他嚎啕大哭,这让人们觉得这世界失去的不是她,而是他自己。

    这或许就是大多数杨庄女人的命运。她们刚嫁过去,或刚娶进来,都新鲜如桃,浑身散发着香气。生过孩子后,就旧了,旧得厉害,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在田野里,在路口,在节日里,都显得疲惫,仿佛被油污浸透的抹布。但她们还在给家人挡风遮雨,不会像大桥那样突然垮塌,也不会像空气那样突然消失。她们一边喂养着儿女,一边忍受着男人们的呵斥和背叛。后来,又旧旧地站在村口,目送儿女离开家门,走向更远的地方。

 

 

9、张三套和侯先生

 

    而杨庄的男人,经历不同,命运也各不相同。

    杨庄虽然村落不大,人口不多,但也出了一些所谓的人物,比如神算子阿克杨,堪舆的李阴阳,写诗的观音代,制作唐卡的画家杨,教书的侯先生,打猎的张三套,还有脏腑客喇嘛代,盗木的排子客……正是这些人物,成为杨庄人最头疼却又最离不开的人。

    先说说猎人张三套吧。张三套就是阿珍的父亲,听说曾有过一个女人,病死了。阿珍远嫁后,他从此不再娶,喜欢一个人过。张三套这名字的由来,听说是那些野猪啦野鸡啦野兔子啦,总是逃不过这男人设置的三个圈套。三处圈套过后,总有一处成为它们的丧命之所。

    经过春天、夏天、秋天之后,杨庄附近的土地就变得迟钝了,毫无生机地横陈在铅灰色的天幕下,显得笨拙,沉重,死气沉沉的。这时候,张三套喜欢带着他制作的油丝绳出去。在丛林,在高山,在雪野,在河洲,仿佛就是土地的守护神。他最后总会带些野兔和野鸡回到家里,剥了皮,掏了五脏,煮着吃。煮肉的时候,他不喜欢别人来分食,总是把门顶得紧紧的。总有听门的人回来说,这张三套喜欢自言自语,他时常对墙壁、门窗和身下的狗皮褥子说话,感觉很孤单的样子。

    但我们小孩子们总觉得他不是那么孤单的,想想吧,在雪天,他是个正儿八经的猎人,巡视在杨庄附近的山梁上。积雪像刚剪下来的羊毛,松松地堆在西山。山顶的箭杆上缠着经幡,在风中呼啦啦地劲吹。灌木丛低伏着身躯,北风掠过灌木,能听到永久的嘘嘘声。这时候,巡视着杨庄的疆域的张三套,会停下来舔食一捧积雪,然后安静地伫立着,就像一个山野的帝王。

    教书的侯先生,祖上是昝土司的百姓。但他不那么喜欢藏文化,对汉文化倒情有独钟。实际上,在杨庄,虽然有的是藏族人,但大家都不说藏语。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不知在哪个年代,曾经说着藏语的先人们,认识了许多汉人,学会了汉语。和汉人交流的时间长了,慢慢地就不说藏语了。不说不说,就把藏语给忘了。看样子凡是工具类的东西,若很长时间不用,就容易被忘记。若要重新拾起来,又是很有难度的。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侯先生是昝土司的百姓,从别处迁到杨庄时,也不会说藏语。他最喜欢读的有汉字的那种书,有叫《三字经》的,有叫《三国演义》的,也有叫《聊斋志异》的。尤其有几本厚厚的《史记》,平时藏在箱子里,闲暇时就取出一本,把手仔细地洗净,慢慢地擦干,慢慢地翻看。

    他把那《史记》看得多了,竟入了魔,认为杨庄肯定存在着可以载入史志的人。他准备写一本《杨庄村志》,想给那些村长、喇嘛、阴阳、樵夫、船夫、画家、诗人、木匠、猎户们弄个本纪、世家、列传什么的,还说群体事件可以写成表,故事的边角废料能整成书。我们听得稀里糊涂,不知道是该表示赞同还是该表示反对。因为他的《杨庄村志》,有缘的人见过几沓,却一直没成书。听说他还在写,断断续续的,似乎永远也写不完。

    除了写《杨庄村志》,年关之际,他还喜欢给村里人家写对联,编些与村庄命运有关的句子,上联:“种麦种豆种洋芋,山里人家家有余粮”,下联:“养牛养羊养孩子,尕杨庄户户奔小康”,横批:“小康之路”。乡亲们欢喜地来了,捧着笔墨纸砚,展开大红的纸张,看他龙飞凤舞地挥毫泼墨,都傻着一张脸,露出对汉文化格外敬畏的表情。待纸上的墨干了,才小心地叠起来,揣在怀里,欢喜地去了。

    无论是写《杨庄村志》,还是写对联,在侯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藏文化在杨庄的没落,也看到了汉文化的兴盛。汉文化对藏族人的影响,显然是慢节奏的,但很有穿透力,隐藏着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改变着杨庄的藏族人的命运,也改变着杨庄上藏族这一族群的文化发展道路。只要看看那些在年关上既挂经幡又贴对联的藏族人家,就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变异,也像双江河水一样,在固执地往前奔流,似乎没有反思的时候。

    这种文化变异,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0、观音代和喇嘛代

 

    观音代与众不同。观音代这名字有点来历。观音代的爷爷是贫下中农,解放后在庄里很有威信。有威信的人,老天爷总是喜欢把他们的生活重新安排安排。给观音代家的安排,就是三代单传。这不,他的爷爷只生了他爸爸,他爸爸只生了他。只生下他也好,却从小体弱多病,总在夜里大声啼哭,丢了魂似的。他爷爷只好领他去见卓尼某寺的高僧,高僧抬起眼皮只瞥了一眼躲在大人身后瑟瑟发抖的小孩,就说:“去代给观世音菩萨吧!”

    观音代是杨庄唯一一个诗人,但庄里人不知道诗人究竟是拿来干啥用的。

    听说在历史上,杨庄出过教书先生、泥水匠、木匠、画匠,都是些靠得住的匠人。也出过阴阳家、神汉、媒婆、工头,都是些靠蒙人过日子的神人。但杨庄从来就没出过诗人。所以当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观音代给庄里人说他是诗人的时候,人人都被弄糊涂了。庄里人很吃惊:死人?你明明活着嘛!他们认为观音代的脑子出了问题。观音代只好解释说,不是死人,是诗人!然而,他的发音出了问题。他把诗人(shiren)念成了丝人(siren)。庄里人明白了,哦,诗人,原来是像蜘蛛一样吐丝的人!观音代摇摇头,无奈地笑了。他在人伙子里看见了矮矮的我,仿佛见了救星。他问我,你知道诗人吧?我点点头说,知道,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诗人。仓央嘉措,也是诗人。他高兴得叫起来,看看,看看,还是念书的人聪明。他又对别人感慨道,你们这些乡棒,啥都不知道!

    啥都知道的观音代喜欢上了邻村村长的丫头。村长姓李,和杨庄的李家是同宗同族,娶了洮河那边的藏族女人做老婆,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丫头。这丫头叫李菊花,比我大三岁,腰细腿长,皮肤黑黑的,眼睛亮亮的,喜欢穿白底蓝花的衬衣,常摆着两根长辫子到东山底下去挑水。我喜欢走三里的路程,守候在邻村的那个清泉边,等待挑水的她突然出现。我也喜欢看她把水一瓢一瓢舀进沉重的木桶里,随后闪着细细的腰肢挑回去的那种情景。

    观音代在离杨庄三十里外的新城工作,但只要回到村里,他就给李菊花写诗,写在随身带的巴掌大的红皮本上。李菊花不识字,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他只好约李菊花出来,在小河边、杨树下,或者刚刚升起月亮的小山顶上,用那土里土气的方言,念给她听:

 

                山上的月亮圆了,

                地上的草莓熟了,

                村里的姑娘她走来了。

 

                河里的太阳落了,

                泉里的星星亮了,

                村里的姑娘她来陪我了。

 

    李菊花边听边笑,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活像个叫春的杜鹃,笑着笑着,就把头靠在观音代的肩膀上了。我听说了,也见到了,感觉整个身体都是酸酸的。就找了个机会劝观音代,你再不要给李菊花念诗了,听说好几次你们半晚上才回家,她的父亲都给她发火了。观音代回答我,给她写诗,给她念诗,是多么有趣的事。你不懂的!

    他还是照样给给李菊花写诗念诗,就是不提要娶她的事。但村长托人给观音代的父亲说,赶紧叫你家儿子娶了村长的丫头吧!观音代的父亲很纳闷:为啥呢?媒人交了底:为啥?就因为你家儿子把人家的肚子给搞大了!观音代的父亲说,我的儿子是干部,不能娶在地里刨食的人当媳妇。媒人威胁道:不娶的话,人家就准备告状呢,到时你儿子也当不成干部了。这威胁果然有力量,干部杨德全,只好娶了邻村的李菊花。

    娶了李菊花的杨德全,不把我当连手了,也不给我念他写给她的诗了。我感觉到心里最美好的东西,在观音代娶李菊花的那天,永远地丢了。然而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情,总在记忆里多次出现。正如尊者仓央嘉措所歌:

 

                东方高高的山顶,

                升起皎洁的月亮,

                未嫁少女的脸庞,

                浮现在我心上……

 

    杨庄人把有魄力有能耐的狠角色,叫脏腑客。脏腑客喇嘛代,也是杨庄的一个人物。

    喇嘛代的祖父,曾是杨土司的百姓。到喇嘛代父亲那一辈,土司制度被取缔了。但喇嘛代还是喜欢自豪地宣布:“我可是杨土司的百姓!”

    喇嘛代的房前,住着汉人李阴阳。李阴阳迷信,担心财富流失,竟将房顶的水道通向了喇嘛代的院子。某年秋天,暴雨如注,李阴阳家的天水流到喇嘛代家院里,地上溅出了一口深坑。喇嘛代一气之下,把那通水的水槽给捅了下来。李阴阳家的天水从房屋后墙上漫下来,渗透了墙身。李阴阳的儿子发现了问题,跑到喇嘛代家来看究竟。不看不知道,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当即骂喇嘛代是半番子。半番子是杨庄一带对不会说藏话只会说汉话的藏族男人的叫法。这叫法,带有点歧视的意思:都繁衍生息了几千年,还不曾完全开化,有点愚昧,有点落后。当然,这只是站在汉族人的立场看问题的结果。杨庄的汉人,认为只有学习孔孟之道,才能开化。不学孔孟之道的,或者学得浅的,就是没完全开化的,就是可以低看一眼的。杨庄的藏人和汉人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正在这里。正在气头上的喇嘛代清楚地接受到了“半番子”这称呼里的歧视味,恼怒之下抽出腰刀威胁对方:

    “你再敢乱骂,我一刀砍了你!”

    李阴阳的儿子却不害怕,冷笑一声说,你能把我的球给割了?喇嘛代火了:日你妈,我就要把你这尕崽娃给骟了!谁知李阴阳的儿子竟把脖颈伸过来说,你敢!喇嘛代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李阴阳的儿子说,知道你就不是咬狼的狗,还冒充儿子娃呢!喇嘛代生了气,拔出半截刀,用刀背撞李阴阳儿子的脖子。谁知对方伸手一抓,抓住了刀鞘。这不抓还好,一抓,喇嘛代赶紧把刀子往怀里拉。双方用力夺刀,刀子就翻了个身。李阴阳儿子的力气大,抢得猛了,刀子就过去了,割到了自己的脖子。谁知那细长的脖子不经割,一下子就冒出血来,人就倒下了。

    喇嘛代惊慌之下,逃往四川。过了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后,还是没摆脱公安家的追逃,只好自首了,如今仍在一个监狱里服刑。

    这种因天水问题引发的与民族歧视有关的血案,在杨庄,是比较少的。但少,不等于没有。在地球村概念提出之后,民族之间的融合,似乎已是大势所趋。新的世纪,民族之间的融合,遇到了很多阻力。是加快民族融合进程,还是减慢融合的力度,谁也不敢拿出意见,当然也不能拿出意见。但在杨庄,这样的融合早就开始了,至今还在发展着,从天水血案来看,这种融合,显然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11、三郎和小三郎

 

    杨庄有着不太广袤的高山草甸,但牧业,从先人来到这地方,一直就在经营着。

    红鼻子三郎是杨庄上汉族王家的老三,也是杨庄唯一的最有资历的牧羊人。他会赶着羊群找到最好的牧场,会指挥羊群穿越狭窄而陡峭的山路,会坐在山顶只吆喝几声就能把四散的羊聚拢在一起。他知道所有羊的名字,知道那只母羊快发情了,那只怀了小羊羔了,那只快生了。他甚至知道那种羊的羊爸是谁,羊妈又在哪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能听懂羊的话,虽然都是咩咩叫,他却能说出它们不同的需求。

    他能知道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他这半辈子,都在放羊。

    因为放羊,冬天,他的鼻子被冻成了紫茄子;夏天,又被晒成红辣椒。春秋两季,紫里透红,红里透紫,人们就叫他红鼻子。红鼻子三郎爱放羊,也爱睡觉。爱睡觉,羊就会偶尔少几只,据说被狼叼走了。大人们都不信,但羊消失了,却是事实。叫红鼻子赔,红鼻子就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闹得大人们只好把说出的话重新吃回去。

    因为常在山里被风吹雨淋,红鼻子三郎就显得老相,三十岁的人,看起来像五十岁。

    三郎爱喝酒,爱吃肉,就是不爱女人。他说,女人有什么让人爱的呢?女人只能给我们带来烦恼。

    为了能证明他的说法,他给庄里人讲了个他的故事:“有一次,我的女儿带来一只狗,背着我把它悄悄地放进盒子里。她不让我知道有条狗在我的屋子里是对的。为啥呢?那只狗太小了,它只有一只小母鸡那么大。你们知道,小动物总是讨人喜欢。我太喜欢它了,连睡觉都和它在一起呢!可是它还是死了,是被我醉酒后压死的。无论我怎么辩解,女儿还是无法原谅我。这让我非常难受,我恳求妻子:你再找一只吧!要不你也生出这样一只小狗来吧。妻子骂我是神经病!她掀开门帘,走了,再也没回来。我没有出去找她们。我知道,只要我找到一只母鸡大的狗,她们最终会回来。于是我在放羊的过程中到处寻觅。佛祖是多么照顾我啊,有一天,我在草地上拾到了一只动物,它只有头颅那么大,眯着小小的眼睛,呜呜地哭闹。我把它捧进帐篷里,给它喂了羊奶。她不哭了,胃口出奇的好,一边吃,一边露出笑的样子。我确定它是个人类,是个女婴。有了那个小人儿,我的日子开始过得快了!这时候,我的妻子回来了,身后跟着我的女儿。她们一进门,我就激动地告诉她们,我没找到新的狗娃儿,但我找到了一个头颅大的娃娃。妻子一看,就昏了过去。女儿一看,又大哭着离开了。我赶忙弄醒妻子,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妻子说:几个月前,你女儿的肚子里有了孩子。这几天,她生下了它,因为长得太小,又不像个人类,就把它给扔了……谁知道你又把她给拾回来了!”

    故事讲完了,他总结道:你看,女人只能给我们带来烦恼,带来哭泣,带来抱怨。除了这些,她们还能给我们带来啥呢!

    但他的侄子小三郎,却时时刻刻渴望着爱情的光临。小三郎因为在家里也排行第三,我们叫他小三郎。小三郎他的父亲过世得早,有一姐一哥。姐姐早就出嫁了,哥哥在岁半时偶害疾病死了,他就和年近五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红鼻子三郎心疼他的侄儿,有时候懒得上山,就让小三郎替他去放羊。

    制作唐卡的画家杨有个女儿,眨眼就十五岁了,出落得水灵灵的。女孩名叫喜莲,确实浑身喜气,爱笑,话也多,像只小兽。这个准备继承父亲衣钵的藏族女孩,会上山给父亲采集各种矿物颜料了。孤单的牧羊人小三郎,喜欢上了这个小兽,在偌大的牧场上,他几乎可以天天见到画家杨的女儿,觉得从此不孤单了。

    为了方便放羊,杨庄的人早就给牧羊人建了简易的窝子。先用矮墙圈起大片草地,再在朝向山顶的矮墙边盖起几间木石结构的小房子,便于牧羊人休息。这些小房子虽然简陋,但却很结实,完全可以抵挡住不期而来的雨雪。那年夏天,这能抵挡雨雪的小房子,成了小三郎和喜莲避雨聊天的好地方。一来二去,两人混熟了。一天,南风吹拂着过山梁,各种野花竞相开放,夏日的阳光沐照着小三郎的羊群,也沐照着喜莲可爱的脸庞。小三郎忍不住就下手了,他把喜莲放倒在小房子里头的狗皮褥子上。喜莲挣扎得厉害,当小三郎抓住她胸前的两个肉肉的热热的奶头时,她就没了一丝力气,只能做出翻白眼的动作了。有了第一次,喜莲翻白眼的次数就多了。她是多么喜欢翻白眼啊,以至于小三郎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吃不消了。

    正当小三郎为自己的身体担忧的时候,喜莲的身体出了问题。确切的说,出问题的是喜莲的肚子,那肚子大了起来!起初,小三郎以为喜莲吃了不该吃的,中了毒。他对喜莲说,其实两个月前就中了毒了,那时你动不动就恶心得想吐,我见了,都替你担心呢!后来,还是喜莲的父亲看出了端倪。这个杨庄唯一的画家,发现了女儿的变化,也猜测到这变化从何而来。他有些恼怒,又不好给女儿发火,就把女儿怀孕的事,告诉了他的老婆。做母亲的不信,来问女儿,喜莲就给母亲吞吞吐吐地说了她和小三郎的事。画家杨的老婆,当即就昏了过去。

    很多年了,杨庄的汉族人家,对是否和藏族人通婚,是有倾向性的。他们愿意和当地藏族联姻,这样,外来者的身份就可以改变,根基也会扎得牢固。他们说,只要儿女们喜欢对方,怎么都行。但藏族人家,却不愿将女儿嫁给汉族人的,当然也不愿把汉族女人娶进门。他们说,这是骨头的事,也是血液的事,更是宗族的事,可不能随便就给搞乱了。汉族人就有些想不开,反驳说,你们信仰佛教,遇到生老病死的事,要请和尚来念经,这我们都知道,但现在你们连自个的藏话都不会说了,平常穿的是我们的汉服,说的是我们的汉话,吃的也是我们汉族的花样菜。再说,洮河那边的藏族,早有好多家的丫头做了我们汉人的媳妇,有的已经当上奶奶了,你们还坚守什么呀?看看,你们现在过的日子,和我们汉人没啥两样嘛!

    但反驳归反驳,事情还是没有朝汉族人想的那个方向发展。这不,当喜莲怀了小三郎的娃娃的消息在杨庄传开后,小三郎就被几个藏族用拳脚教育了一顿。画家杨的脸黑了。这黑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给女儿开了一副药,把那还没出世的小三郎的种,给黑掉了。第二个后果,就是不让女儿继承自己的衣钵了。他直接把女儿远天远地嫁往一个叫青海黄南的地方去了,连让小三郎偶遇心爱女人的机会都不给。

    小三郎惹出了这样的事,也坏了自家的名声,想找个女人过日子,也没啥大的指望。他的母亲想抱孙子的希望,也破灭了,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单。这样,小三郎只好继承了红鼻子三郎的衣钵,继续放他的羊,继续孤单地呆在偌大的牧场上了!

 

 

12、李阴阳和神算子

 

    和小三郎的母亲相比,李阴阳的痛苦可能是永远无法消除的痛苦。

    自从喇嘛代误杀了自己的儿子后,他痛苦了好长时间,也糊涂了好长时间。十年后的某个腊月,他的老婆因病过世了,他不哭,也不笑,埋葬了死者。可是,新年到来不久,他突然给人说,我老婆儿子都还活着,我要找到他们!

    于是,清明那天,他开始在村子里找已经死去的老婆和儿子。

    他走到路口,身边的世界是那么安静。天空里飘着些云朵。他从空中看到了儿子的笑脸,但一晃就被风给吹散了。田野里,新麦开始发芽,从土里钻出来,他觉得那就是老婆的头发,只是碧绿的颜色。他偷偷拔了几根,手指都被染绿了。村边的双江河,倒影着天上的太阳,摇摇晃晃的,很不安静。他从水里看到儿子的眼睛,黑黑的,直视着他,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给他听。他俯下身,想捞起来,手指刚触及水面,两条游鱼就被惊走了。

    他深入山林,在松树林里见到了老婆一闪而过的身影,在杨树林里见到了她留下的脚印,在红桦林里见到了儿子喜欢穿的赭色衣衫,在灌木丛里见到了儿子屙下的粪便。但他就是不能清晰地见到亲人的脸面,也不能把他们的身躯拥到怀里。

    黄昏时,他回到家里,在石墙缝里,木材堆里,土墙后,凉晒着的衣被后……一一找寻。他找到了他们留下的大笑声、哭泣声、叹息声,甚至惊慌的逃离声,痛苦的咳嗽声,愤怒的抱怨声。他拿起了老婆的照片,看了一小会,放下了。又拿起儿子的照片看,双手颤抖着。儿子独自一人,抱着胳膊斜靠在一棵树上,面无表情,似乎把什么都看穿了。他就一直等着,看着,直到天完全黑下来,完全看不到儿子的样子,这才拉着了灯。

    他做好了饭,给老婆盛了一碗,放在桌子上,又推到对面。又给儿子盛了一碗,放在桌子上,推到右手边。给他夹了一块瘦肉,搁在老婆碗里,夹了一块肥肉,搁在儿子碗里,说:吃吧,你们都喜欢吃肉,以前我们太穷,吃不到这东西,现在好了,这东西多的是,你们就多吃些。但老婆和儿子碗里的东西,却始终没有减少。他的碗里的东西,也始终没有减少。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出山,在村口碰到他。他面带微笑,朝着我们点头,算是打招呼。却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看样子,他已经找到了他想找的亲人。太阳早就升起来了,暖暖地照着。村子里鸡鸣狗吠的,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他还是站在村口,看着我们走远。我们踩着木桥过了双江河,到了东山脚下。回过头来,恍惚间看见,他曾经站立的地方,站着他的老婆和儿子。我们都擦了擦眼睛,这才看清,还是他一人站在村口,渐渐地成了一个黑点。

    说了李阴阳,不能不说另一个和神鬼有关的人物:神算子!

    神算子姓杨,八岁时被父母送往卓尼的某座寺院,当阿克,所以我们叫他阿克杨。

    阿克杨过了几年清贫日子,吃不消了,就有逃了回来,死活不去了。父母拿他没办法,只好随了他的性子。但年龄大了些,不能送到学校去,就只得让他学耕种,或者也去山上放牧。阿克杨不喜欢耕种,也不喜欢放牧,只喜欢算命:我从寺院里就学了一手——算命!他算得真准:丢了牛的,在哪座山哪座湾里,找去,找到了!害了病的,是啥病,在何时得的,得罪了哪路神,怎样怎样赔罪,吃些什么药,嗨,好了!大媳妇不生育,招惹了哪里的送子观音,如何祷告,请谁祷告,两三年过去,嗳,怀上了!

    因为算得准,人们不叫他阿克杨,叫他神算子。

    神算子娶了女人,一边算命,一边过日子。两三年过去,女人的肚子却大不起来,神算子只好给自个算命。算来算去,问题都出在女人身上。于是带着女人四处拜佛求子,看病吃药,几年过去了,还是没什么效果。女人因为长期吃药,似乎中了药毒,脸色黑黄黑黄的。神算子开始嫌弃女人,夫妻俩的感情就越来越淡了。后来,神算子就有了外遇,他和因杀人而逃的喇嘛代的女人好上了。我曾在一篇名叫《阴山上的残雪》的小说中写过神算子和喇嘛代的女人偷情的情节:

    “晌午还没到,村里的堂哥就使唤儿子来喊男人。男人和堂哥坐在屋檐下,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间或端起酒杯,当的碰一下,仰起脖子将浑浊的青稞酒灌进肚里。兄弟俩在拉家常的过程中,顺便就把晚饭吃了。夜来了,慢腾腾的样子,把大片的灰黑色悄悄地装进院子里,装进房子里。灯忽然就被扯亮,男人醒悟过来:该回家了。本来直直地往家里走,在一棵杨树旁,男人却停了脚步,站着撒尿。边撒尿边环顾四周,看到了树旁的一户人家,便收了家伙去推门。门开了,一个女人在屋里问:谁?男人说:我。女人哦了一声,迎了出来,扶住男人时闻到酒气,有些恼怒:喝醉了?男人反问:你啥时见我醉过?女人不说话了。女人有丈夫,因杀了人外逃,一直没回来。男人说:知道你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就想过来看看。女人笑了:你就不怕别人知道?男人嘟囔了一声:知道又能怎样?就一把抱住了女人。女人说:我迟早会被你害死的。嘴里说着,却将男人搀进了里屋。因为喝了酒,男人的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从女人家里出来,又在白杨树下撒尿,只稀稀拉拉滴了几滴。收拾裤带时,听到女人关门的声音,小心翼翼的。男人低低地笑了一声。天幕上没了下弦月,男人的村庄就一片暗色。男人在自己家里,一时竟睡不着。这时酒已经醒了,脑子格外清醒。想起回家前的一幕,只记着邻家女人的皮肤,又绵又滑,像第一次用过的肥皂,顿时有些怅然,有些内疚,但也有着一丝淡淡的欢愉。厢房里又传来女人的咳嗽声,男人睡不住了,朝着窗户喊:嗳,把那药吃了吧,大夫说你的那病还没好呢!”

    后来,神算子的女人听到了自家男人和喇嘛代女人的事,伤心之下,要死要活地折腾,终于和神算子离了婚。离了婚的女人,找了个男人,不想婚后第二年,竟然生了个大胖小子。杨庄的人这才知道,不生子嗣的问题,都出在神算子身上。

    从此神算子也不算命了,却扎扎实实地去和喇嘛代的女同住在了一起。杨庄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喇嘛代迟早会回来,那时候,该怎么办呢?

 

 

13、排子客

 

    不清楚什么原因,喇嘛代至今还没有从那庄里人叫不上名字的监狱里出来。

    当年曾和喇嘛代一起闯过江湖的排子客,也在等待的过程中慢慢地老了。

    排子客,被人们看做杨庄的英雄,似乎也是能进入侯先生的《杨庄村志》的人。排子客,只是个叫法,准确地说,就是打排子的人,就是那些把活生生的松柏砍倒、斫枝、凿洞、捆成木排、顺流而下、卖掉木头的人。滥砍滥伐的那些年月,杨庄的排子客,是一群人。屈指算算,共七个,都是年轻人。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刮进杨庄,就惊醒了处在混乱状态的杨庄人。经过文革的“洗礼”后,杨庄的老人们开始持观望态度,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年轻人,转动着眼珠,一会想开铺子,一会想搞运输,一会想养牛养羊,但这些都需要钱,没钱,所有想法都是一截又一截的残梦。终于,他们想到了一个发家致富的方法,那就是向洮河沿岸的树木发起进攻。他们行动了,三五一群腰揣利斧,黄昏时没入深林,躲避着林警,学那些夜鸟的鸣叫,传递着只他们才懂的讯息。松树、柏树、红桦,被一棵一棵砍倒,又在河边捆扎成木排。随后,他们简单地吃些干粮,就小心翼翼地划起木排,注意着暗礁和漩涡。月光下,河面上闪着银光,像鱼儿们突然腾起的鱼鳞。早有人在出发前就煨起桑烟祈祷过了,但还是悬着心,只担心被无形的东西把生命遽然带走。他们把木排打到下游,在一处叫西寨的地方停下来,把木料卖给那些精明的商人。随后,涌进岷县城,找到一家饭馆:“老板,来七碗羊肉面片!”面吃罢,又喝酒。酒叫“沱牌大曲”,五块钱一瓶,入口有些辣。吃着喝着,就醉了,醉在异域的客栈里,窗前也漂着一轮异域的明月。在河面上漂流的时间一长,有的人被漩涡夺取性命,有的被突现的树木弄成残疾。灾难一多,他们就无助了,也警觉了,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被盗伐的树木的命运没什么两样。

    这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那时,排子客中的三人,一个在冬季跌入冰窟,再也没出来;一个在工地上凿挖隧道时,被埋到里头了;一个因突然的疾病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活下来的四个,除喇嘛代还在服刑,其他的人一直守在杨庄。他们都放下了砍刀,在佛堂里点燃了酥油灯,献了供品,做了功德,开始了念玛尼的日子,活在祈求之中。他们渴望下辈子还能转世为人,最不济也要转世成为飞禽,盘旋在故乡的山林,守护着先人们生活过的土地,在杨庄出生,在杨庄死去。

 

 

14、旧船

 

    越是追怀往事,越能发现一个令人懊丧的现象:村庄或者说是故乡,只要离开的时间一长,会被人一点一滴地忘记。村庄里的人,村庄里的事,村庄里的神祇和传说,也会死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    我暗暗渴望能够用文字记住更多与村庄有关的人与事。毕竟,我出生在杨庄,根在杨庄,和我相连的脐带,虽被时光给割断了,那脐带的彼和此,还在杨庄。

    但回到杨庄后,感觉到自己所熟悉的村庄,越来越陌生了。那些厉害人物的后人们,已经选择了与父辈截然不同的道路:

    李阴阳的儿子死后,李阴阳本人也一时清醒一时糊涂的,自然做不成阴阳了。杨庄的阴阳业,就算彻底断了弦,由外村的一个姓王的半路出家的阴阳给替代了。

    观音代的后人,有两个,一女一男,但没一个写诗的,甚至连学也不曾上。女儿十五岁时,就嫁了人,算是人家的人了。儿子刚满十三岁,就跟着堂哥堂弟打工,年年都去遥远的青海、新疆,或者内蒙。年底回来后,攥着一把钞票,不是吃喝,就是赌博,只把那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得干干净净,这才回到父母身边,做好了来年三月再次出门打工的计划。

    教书的侯先生,至今不曾写出那传说中的《杨庄村志》,倒是他的儿子,一个勇猛的少年,硬是凭着过硬的拳头,在以杨庄为核心的几个村子里,打出了一个黑社会,也把自己打进了派出所。放出来,又打进去,几进几出,最后因打群架被人破了相,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不过,倒是老实了许多,不再惹是生非了。

    放牧的红鼻子三郎和小三郎,也断了活路。因为大家都愿意出去打工,既不愿意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也不愿再发展畜牧业,几年后,家家都没了牛羊,倒是有了叫铁牛的东西,春秋两季,在田地里低沉地吼叫,勾勒出了一幅杨庄破败的农耕图。

    山野帝王张三套和神算子阿克杨,因为没有子嗣,越活越老,越活越没了精气神。现在,他们已不再出去打猎或者神算,只喜欢窝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暮年的光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飞逝,却没有任何办法。

    当年盗木的排子客,余下的三个,在不断地祈祷中,算是有了好报,都生养了子女。他们的儿子也像他们,有着过人的志气和胆量。在不能砍伐林木的时代,他们瞄准了运营业。他们集体报了驾校,学会开车后,都贷款卖了车,进了城,开始做的哥了。这条路走得好,三五年后,连本带息都出来了。他们又策划买挖掘机和铲车的事,开始往老板的行列里挤,也还挤得像模像样的。于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踏着他们开辟好的道路,也涌进城里,做起了更多的活计,有了更多的发展路子。

    这样,发展的在外发展,打工的出去打工,受挫的在家憋着……杨庄上只剩下老弱病残,在日出日落里,坚守着荒芜的土地和牧场,有气无力地挣扎在死气沉沉的乡村。

    只有在年关时,外出的人才陆续回来。杨庄这才会有些活气,像个以前的乡村的样子。不过,还是和以往有所不同:大部分人,躲在房子里,磕头,念佛,看电视……只有小部分人,比如一些老人,每天早、中、晚三个时辰,会去村庄南口的佛堂,给高高在上的佛像,磕几个头,点几炷香。一些耐不住寂寞的小孩,也悄悄溜出来,看到天上有鸟在飞,有白云在走,有鹰像破旧的黑色塑料袋,在蓝天上飞。村里那些美丽又羞涩的少女,在噼啪作响的鞭炮声中,突然就被别的村落里的人给稀里糊涂地娶走了。也有陌生的女子被村里的小伙娶进来,乡亲们都散散漫漫地帮着忙,仿佛娶亲已经不是这个村庄的头等大事。

    啊,我所熟悉的这个汉藏杂居的村庄,确实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这些年来,这个当年能繁殖人类、家畜和一些有趣的故事的村庄,能繁殖昆虫、风和长着翅膀飞行的东西的村庄,越来越像一艘泊在双江河畔的旧船,它身边的田地已退耕还林,它的麦田渐被荒芜,它的主人把出门打工当成了唯一的求生之路。在经历了风浪和寒冰后,容纳了贫贱和富贵后,习惯了衰老与新生后,认可了离走和归来后,寄寓着杨庄人命运的这条船,是不是已经老迈了?

 

 

15、双江河畔流水声

 

    离开杨庄时,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我都坐在东山上,看着游蛇一般逶迤而来的双江河,看着河畔的小村杨庄,时不时地陷入沉思。我在想这样的问题: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有许多变化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然而,无论时代的洪流如何浩荡,每一代人,是不是都有着自己的命运呢?每一个村庄,是不是都有着自己的归宿呢?因此,我想说,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能坚持的,尽量坚持;能固守的,尽量固守;无法摆脱的,也就当作命运中的粗重的呼吸。

    比如在杨庄,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渴望能长久地生活在这个庄子里,做个称职的杨庄人,农事清闲的季节,在树荫下,在桦木桌上停上一壶青稞酒,慢慢地斟上三杯,安静地啜饮,安静地观察村落的变迁,风俗的演绎和民情的变化。

    或者只观察双江河——这条杨庄人的生命中的骚动的河流,重新在脑海中勾勒这样的场景:“一条河,清亮亮地从上游流下来,到了杨庄,名字被改,但不曾改变她奔流到大河大江里去的命运。一茬又一茬杨庄人,靠着这条河,繁衍生息着,过了几百年。晨曦或余晖落在水面上,那波光,真的有着粼粼的韵味。这时候,媳妇和姑娘们,不管是她们是藏人,还是汉人,依然像几年前那样,像几十年前那样,像上个世纪那样,担着桶来到河边,轻声说笑,慢慢地把水舀进松木做成的木桶里,收回了悄悄丢失的青春时光。她们挑好了水,陪父母、丈夫或孩子歇在院子里,仍能听到双江河的流水,在秋天的深蓝天幕下,发出哗哗的声音。这声音陪伴了杨庄人好几个世纪,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情感和生活,慢慢地左右着他们殊途同归的信仰与文化,影响着每个人或高声喧嚣或低声絮语的命运。老人的淡薄,孩子的妄想,男子的勇气,和女人的相思,在这个声音里,越发闪耀出绚丽的光亮!”

    我这样想着,自言自语着,突然觉得自己不像个俗人,倒像个智者,像个高僧所说的杨庄的人物。身边,是双江河的流水声,哗哗哗,哗哗哗,在我的生命里喧嚣不息:

 

                爱过的人已经走了,

                恨过的人已经老了,

                陪过的人已经死了。

                双江河水哗哗流淌,

                向南去了不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