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藏学家沈卫荣教授,日前回到家乡无锡,在冯其庸学术馆举办了“国学与西域研究”研讨会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

　　1962年出生的沈卫荣给人的感觉至少比实际年龄小十岁，在活动现场,他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待人随和，刷新了大家对学术圈人士形成的傲慢或者不善言辞的种种印象。

　　沈卫荣说，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上，谈论藏学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不管是宗教的还是文化的“藏学热”，它们都对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西藏研究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感于东西方在认识西藏方面上存在不小的误区，近年来沈卫荣致力于通过讲堂、报纸杂志等各种公共舆论平台，将他所了解的西藏告知于众。

　　走出中国看藏学

　　沈卫荣出生于无锡甘露镇。回望过去，他觉得作为农家子弟，大学实在是一定要上的，而且有能力的话一定要上一所好大学。“要是我没有考上南京大学，大概我的今天一定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自学成才在我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谈到藏学研究方向，沈卫荣坦言可能是一种缘分，因为在学术方面并没有特别的规划。读南京大学历史系与个人的爱好无关，只是当时他高考时各科考分中历史最高。在大学期间成绩年年优秀，但也并没有真正培养出对哪一个专门史的特殊兴趣。“最后我决定报考本校的蒙元史专业，其原因是因为南大的蒙元史专业全国一流、世界有名。”沈卫荣说，当时他特别仰慕南大历史系最权威的学者韩儒林先生，最终他成了韩儒林的高足陈得芝先生的弟子，在他的指导下沈卫荣在前后南大元史室学习、工作了近7年时间。

　　期间，陈得芝推荐沈卫荣到中央民族学院随王尧先生学习藏文。对沈卫荣来说，王尧先生也是位难得的好老师，一年间他不仅学到基本的西藏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西藏学犹如一片广阔的土地，却少有人去开垦，有待填补的空白太多。不知不觉间他确立了自己新的研究方向，从蒙元学转向西藏学。

　　1989年，按照自己的学习规划，沈卫荣如愿来到德国波恩大学攻读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由于在国内跟随陈得芝和王尧两位老师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所以到了国外，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国内所学和德国的蒙、藏学术有多大的隔阂。但是留学德国并没有沈卫荣想象的那么顺利，一个人置身于语言、文化背景迥异的陌生国度，他在生活中与国外人相处上时常感觉不适应，“那个时候国际间的交流没有今天这么开放和包容，免不了受到别人歧视等等”，直到博士论文完成之后，他才感觉到自己在德国站住了脚。那时他在藏语文知识、能力方面得到大幅度提高，学术研究也逐步与国际接轨，观察问题有了国际视野。

　　了解到国际学术研究的整体情况之后，沈卫荣对自己的学术之路更加坚定。他清醒地认识到，藏学不是一门国际显学，西方人有他们自己的“国学”,“东方学”本身就是作为西学的“他者”而存在的,说到底它不过是西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的藏学比传统的印度学、蒙古学、突厥学、满学等热得多,但这些学科都能一脉相承，绵绵不绝。“学术当有自己的传统,不应受外在条件制约而忽冷忽热。”

　　西藏的虚幻与现实

　　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沈卫荣来到美国。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学术传统有所不同，像沈卫荣这样冷门专业的博士生只能去一些小的学院担任类似亚洲史这样基础课程的老师，一节课通常有好几百名学生。这和沈卫荣钟情于藏学专业研究的初衷显然是相悖的，随后在收到前往德国洪堡大学中亚系担任代理教授的邀请后，沈卫荣毅然回到德国，钻进自己的专业里去了。

　　在2005年之前，沈卫荣辗转在德国与日本的多所高校从事研究工作。2005年底，他收到冯其庸先生的邀请，加盟新成立的人大国学院，筹建西域所。冯其庸告诉他，国学不是狭隘的汉学，而是包括中国所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国学。西域文化荟集中西文明之精华，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兴国学，当然也应该重视对西域文化的研究。按照冯其庸的期盼，中国学者应该在西域研究领域取得权威的解释权，让世界能够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沈卫荣感受到冯其庸这位无锡老乡、前辈学术大家的远见卓识，遂下定决心，结束长达16年的海外漂泊，回到国内，在学术之路上重新出发。

　　回到国内之后，有着国际学术背景的沈卫荣，对西藏学有着独到的见解，有感于东西方人对西藏认识上存在的巨大误解，多年来，他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之余拿起手中的笔将自己对西藏的一番见解通过一篇篇文章阐发了出来。

　　“我们口中的西藏是现实中的西藏，而西方人口中的西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虚拟出来的乌托邦，本质上是一种想象。”沈卫荣说。1933年，一位名叫JamesHilton的人发表了一部题为《失落的地平线》的小说，一路畅销至今，被后人称为遁世主义小说之母。这部小说将香格里拉即西藏虚构为一个世外桃源。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物质繁荣产生怀疑和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方人越来越重视在精神层面的追求。经过不断阐发，很多西方人将香格里拉想象成一块宁静美好的伊甸园，在这里心灵可以得到的抚慰。

　　“香格里拉是二十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是西方人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沈卫荣说，西方通常只是将东方当作一张屏幕，借此他们可以设计他们对西方自身的理解。不管是胜利地发现西方远远优越于东方而妖魔化西藏，还是不无伤感地承认东方依然拥有西方早已不存在的魔力和智慧神话化西藏，或者更经常的是左右摇摆在对东方的轻蔑和热望之间，总而言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口头上谈的是东方，可心底里属意的是西方，东方不过是他们用来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工具和参照值。

　　“其实，只有去掉西方人强加给西藏的那些虚幻的东西，西藏才能回到现实中来。”沈卫荣说，今日国人亦对西藏显露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希望他们不仅仅是把西藏当作寄托自己梦想的地方，而是真正地关心这片土地。

　　点一盏藏学之灯

　　沈卫荣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这样的感想，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藏语文是六百万藏族同胞的母语，不但藏文文献是藏学研究的基本材料，而且汉文古文献也是研究藏学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帮助，应该说中国藏学具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潜在优势，本该在国际藏学界占主导地位。可是，迄今为止中国藏学显然并没有将这些潜在的优势化作现实。可以说，除了人多势众以外，现阶段的中国藏学并没有在国际藏学界呈现出其他令人注目的优势，相反在学术上它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每次参加国际藏学会的中国代表人数众多，但其中真有能力和他人对话、进行学术交流者则寥寥无几，更不用说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了。

　　“在民国时期，因陈寅恪、王国维、陈垣等大师身体力行，傅斯年、顾颉刚等杰出学术组织者积极倡导，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曾处于一流水平，而时至今日，这种学术盛况早已不再。”沈卫荣感叹，在敦煌以及与其相关的丝绸之路、西域各种古代非汉语文献研究，突厥、西藏、西夏、蒙古、满洲研究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学者寥寥，世界一流的成果匮乏。这也是冯其庸先生致力于振兴国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中西方藏学研究在学术上的主要分歧，沈卫荣认为是中国的藏学研究者普遍缺乏良好的语文学(Philology)训练，这或许也是中西学术间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分歧，而语文学恰恰是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必须要将一个文本放到其原本的语言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其本源意义，不能用今天的文化背景去解读和阐释一个古代的文本；更深一层，语文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交流和理解的方法论。”

　　在沈卫荣研究经验看来，应该说藏学是一门入门的门槛比较高的学问，它至少要求从业者有藏语文、梵文或者汉语文的训练，还要求他们对佛教学和宗教研究有基本的了解。还有，藏学是一门国际化很强的学问，中国的藏学家开始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首先必须要有能力了解和吸收西方、日本藏学界的相关成果，然后还要有能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西方共通的学术语言，用符合西方现代学术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而目前的现状是，中国的藏学家中很多人或者不懂藏文、或者不懂梵文、或者不懂英文，要求他们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和西方、日本那些接受过长期和严格的语文学训练的藏学家用西方人的学术语言来比拼，其难度不言而喻。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在沈卫荣的研究团队中，掌握藏文、蒙文、满文、梵文、吐火罗文以及西夏文中的一门或数门已经成为教师的基本功。在研究中，沈卫荣带领他的学术团队，致力于汉藏佛学研究这一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鉴于国际学界“印藏佛学研究”的绝对强势和对“汉藏佛学研究”的忽视，沈卫荣在国际学术界率先提出了“汉藏佛学研究”的学术概念，主张把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这一学术理念已被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