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世安曲仓仁波切，名罗桑图丹成莱钦绕益西嘉措，藏族，男，1945年生，安多嘉绒人。
格鲁派高僧，著名的佛教学者，安曲查理寺第三世安曲仁波切之转世，印度甘丹寺夏泽扎仓堪布，学识渊博、悲心深广、德高望重，多年来弘法利生，长期致力于“佛教与科学”的研究，在藏传佛教传统教学方式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1.降世
1945年，生于雪域安多嘉绒（今为马尔康小水沟），幼时俗名叫“泽让敦周”。
1948年，3岁，被第十世至尊班禅大师曲杰坚参认定为第三世安曲仁波切嘉样钦绕嘉措之转世，赐予了他“罗桑图丹钦绕益西坚措”的法名，并写下了一段长寿祈愿文。
第二能仁善慧教法精要，
无上智慧所知深妙义理，
海量信众无偏赐教尊者，
恭敬顶礼吉祥上师尊前。
查理寺的高僧们对这首诗的解释是：这一世的安曲仁波切注定如旭日般为众生普照祥和之光，因此他不是为一寺降生，却是为普利众生乘愿再来。
2.入寺·闻思修
1950年，仁波切5岁时，正式举行登位仪式，坐上安曲查理寺吉祥文殊林的无畏五面雄狮托起的圣神法台。
1950年，仁波切拜大善知识阿古云巴尖措为启蒙导师，同时在国师刚巴阿阇黎丹巴甲措尊前受戒沙弥戒。
仁波切小时候背诵经文时，经常手握一支弓箭玩耍，导师看见后对他说：“您不能玩耍弓箭。”仁波切答道：“尊师！观音菩萨不也手持弓箭吗？”此时，导师及众僧们意识到仁波切是在暗示，尊者正是一尊活生生的观音菩萨。
此外，仁波切钟爱画画，每幅画都带有预测未来之意，也一一得到印证。这样的事迹在仁波切年少的岁月里数不胜数，比比皆是，也是仁波切少年时期利乐众生的一种方便显现。
12岁时，开始学习哲学理论。13岁那年，因导师阿克云巴坚措逝世，便拜在当多格西贡曲嘉措（后登上甘丹东顶扎仓法座）门下，学习《辨了义不了义论》等大典论著。
1957年，赴卫藏，入甘丹寺东顶扎仓（学院）般若初级班（般若初级班通常是十三个班级中的第六年级）进修，拜东顶扎仓的堪布普康罗桑群培格西为导师，如理闻思诸大论著。
在诺布林卡拜见第四世大宝法王，并请求赐予教法，同年赴扎什伦布寺，拜见第十世班禅大师请法。
此后，于桑普辩经院、绛贡秋辩论大会等地巡辩，一举成名，享誉各地。同时，拜赤降仁波切为经师。
3.赴印度
1959年，仁波切与上师贡曲嘉措及随从一同赴印度，在巴萨经院继续学修。
1969年，在瓦然纳斯藏人高等大学学习了以梵文为主的国内外论著，荣获“阿杂热第一”（阿杂热是闻习者，瑜伽师等意）的荣誉称号。
4.弘法利众
1969年，仁波切前往圣地吉祥寺担任堪布及主持。他每年在甘丹寺闻思近半年。在两位尊师及至尊宋仁波切门下得到无数次甚深妙法义理之闻思。
1977年，格鲁大祈愿法会期间，在哲蚌寺荣获“拉然巴”格西学位。
此后，在仁波切故居达然萨拉西藏图书馆经行研究和管理工作。
1980年，在欧洲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担任两年的佛学及藏语文的授课老师。
1983年，同桑仓仁波切一行回国看望仁波切的母寺——查理寺，给四百名僧众细致入微地讲授了宗喀巴大师的《辨了义不了义论》及其他论著。
另外，为七座分寺的重建事宜提出了建议，并做了资助。
同年，应当地信教民众请求，在多地举行了多场灌顶法会，做客各家各户，使民众受到信仰的洗礼。还前往拉卜楞寺、塔尔寺等圣地，并拜见了十世班禅、嘉木样和贡唐仓三位大师。
回到印度，继续在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
1987年，第十世班禅大师到访尼泊尔时，仁波切担任藏英翻译，大师邀请仁波切到当时正在筹办的北京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担任教师。
仁波切得到上师及政府的准许，到北京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给来自雪域三大藏区的50多位高僧大德和转世仁波切讲授《胜道启门颂》等论著，并给在校任教的老师们教授英语等相关热门科目。
1988年，在查理寺详细讲解了《量学解脱灯》，传授《时轮金刚大集》灌顶；在阿坝卓孜寺讲解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并在华旭甲贡寺给十所不同寺院的两百余名僧众传授了比丘戒；连续在不同地点传法及灌顶，并将获得的供养财物都捐给了学校或公益事业，得到了政府方面的认同。
同年，回到印度后担任藏医和天文学研究院院长。
1994年，登上三大寺之首——甘丹寺东顶扎仓法座。在此期间，仁波切撰写了叙述大译师罗丹西绕所著的《般若释论》之《论述弥勒憨笑声》。
为了提高东顶闻思学院的辩论教学，仁波切使其恢复了上下班级之间进行答辩等传统教学方式，同时利用空闲时间，给学僧们传授了无数鞭策闻习之教言。
此外，为了适应当时条件下的学修生活，仁波切研究出一套符合时代的新的闻思院教学模式并加以试行，由此使闻思院的教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98年，担任“西藏图书馆”馆长一职。
2000年，担任以三大寺为主，包括雍仲苯教在内的各大寺院的大师们组成的“佛教与科学研究小组”组长，并邀请多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给大师们讲授科学知识，同时，大师们也到各大学府进行科学与宗教文化、佛教与心脑科学的学术交流。
5.著作
从仁波切的“科学与佛教”的比较、研究为主题的讲演中整理出来的对各大学府提问的问答录，如《问答阳光》《科学与佛教的金桥》《量学与科学间的和谐》等书已编辑成册并发行。
在仁波切的主持下，于索巴文殊学院召集20余名高僧大德，排除万难，历经十载，编成了将《般若经》和《现观庄严论》相结合的释论——《印藏智者通途》，并已出版发行。
同时，通由仁波切提议发行的名为《辩经院德声》的刊物，目前已经发行了18期，并且得到了教内外高僧的高度赞扬。
3.赴印度
1959年，仁波切与上师贡曲嘉措及随从一同赴印度，在巴萨经院继续学修。
1969年，在瓦然纳斯藏人高等大学学习了以梵文为主的国内外论著，荣获“阿杂热第一”（阿杂热是闻习者，瑜伽师等意）的荣誉称号。
4.弘法利众
1969年，仁波切前往圣地吉祥寺担任堪布及主持。他每年在甘丹寺闻思近半年。在两位尊师及至尊宋仁波切门下得到无数次甚深妙法义理之闻思。
1977年，格鲁大祈愿法会期间，在哲蚌寺荣获“拉然巴”格西学位。
此后，在仁波切故居达然萨拉西藏图书馆经行研究和管理工作。
1980年，在欧洲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担任两年的佛学及藏语文的授课老师。
1983年，同桑仓仁波切一行回国看望仁波切的母寺——查理寺，给四百名僧众细致入微地讲授了宗喀巴大师的《辨了义不了义论》及其他论著。
另外，为七座分寺的重建事宜提出了建议，并做了资助。
同年，应当地信教民众请求，在多地举行了多场灌顶法会，做客各家各户，使民众受到信仰的洗礼。还前往拉卜楞寺、塔尔寺等圣地，并拜见了十世班禅、嘉木样和贡唐仓三位大师。
回到印度，继续在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
1987年，第十世班禅大师到访尼泊尔时，仁波切担任藏英翻译，大师邀请仁波切到当时正在筹办的北京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担任教师。
仁波切得到上师及政府的准许，到北京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给来自雪域三大藏区的50多位高僧大德和转世仁波切讲授《胜道启门颂》等论著，并给在校任教的老师们教授英语等相关热门科目。
1988年，在查理寺详细讲解了《量学解脱灯》，传授《时轮金刚大集》灌顶；在阿坝卓孜寺讲解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并在华旭甲贡寺给十所不同寺院的两百余名僧众传授了比丘戒；连续在不同地点传法及灌顶，并将获得的供养财物都捐给了学校或公益事业，得到了政府方面的认同。
同年，回到印度后担任藏医和天文学研究院院长。
1994年，登上三大寺之首——甘丹寺东顶扎仓法座。在此期间，仁波切撰写了叙述大译师罗丹西绕所著的《般若释论》之《论述弥勒憨笑声》。
为了提高东顶闻思学院的辩论教学，仁波切使其恢复了上下班级之间进行答辩等传统教学方式，同时利用空闲时间，给学僧们传授了无数鞭策闻习之教言。
此外，为了适应当时条件下的学修生活，仁波切研究出一套符合时代的新的闻思院教学模式并加以试行，由此使闻思院的教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98年，担任“西藏图书馆”馆长一职。
2000年，担任以三大寺为主，包括雍仲苯教在内的各大寺院的大师们组成的“佛教与科学研究小组”组长，并邀请多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给大师们讲授科学知识，同时，大师们也到各大学府进行科学与宗教文化、佛教与心脑科学的学术交流。
5.著作
从仁波切的“科学与佛教”的比较、研究为主题的讲演中整理出来的对各大学府提问的问答录，如《问答阳光》《科学与佛教的金桥》《量学与科学间的和谐》等书已编辑成册并发行。
在仁波切的主持下，于索巴文殊学院召集20余名高僧大德，排除万难，历经十载，编成了将《般若经》和《现观庄严论》相结合的释论——《印藏智者通途》，并已出版发行。
同时，通由仁波切提议发行的名为《辩经院德声》的刊物，目前已经发行了18期，并且得到了教内外高僧的高度赞扬。
3.赴印度
1959年，仁波切与上师贡曲嘉措及随从一同赴印度，在巴萨经院继续学修。
1969年，在瓦然纳斯藏人高等大学学习了以梵文为主的国内外论著，荣获“阿杂热第一”（阿杂热是闻习者，瑜伽师等意）的荣誉称号。
4.弘法利众
1969年，仁波切前往圣地吉祥寺担任堪布及主持。他每年在甘丹寺闻思近半年。在两位尊师及至尊宋仁波切门下得到无数次甚深妙法义理之闻思。
1977年，格鲁大祈愿法会期间，在哲蚌寺荣获“拉然巴”格西学位。
此后，在仁波切故居达然萨拉西藏图书馆经行研究和管理工作。
1980年，在欧洲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担任两年的佛学及藏语文的授课老师。
1983年，同桑仓仁波切一行回国看望仁波切的母寺——查理寺，给四百名僧众细致入微地讲授了宗喀巴大师的《辨了义不了义论》及其他论著。
另外，为七座分寺的重建事宜提出了建议，并做了资助。
同年，应当地信教民众请求，在多地举行了多场灌顶法会，做客各家各户，使民众受到信仰的洗礼。还前往拉卜楞寺、塔尔寺等圣地，并拜见了十世班禅、嘉木样和贡唐仓三位大师。
回到印度，继续在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
1987年，第十世班禅大师到访尼泊尔时，仁波切担任藏英翻译，大师邀请仁波切到当时正在筹办的北京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担任教师。
仁波切得到上师及政府的准许，到北京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给来自雪域三大藏区的50多位高僧大德和转世仁波切讲授《胜道启门颂》等论著，并给在校任教的老师们教授英语等相关热门科目。
1988年，在查理寺详细讲解了《量学解脱灯》，传授《时轮金刚大集》灌顶；在阿坝卓孜寺讲解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并在华旭甲贡寺给十所不同寺院的两百余名僧众传授了比丘戒；连续在不同地点传法及灌顶，并将获得的供养财物都捐给了学校或公益事业，得到了政府方面的认同。
同年，回到印度后担任藏医和天文学研究院院长。
1994年，登上三大寺之首——甘丹寺东顶扎仓法座。在此期间，仁波切撰写了叙述大译师罗丹西绕所著的《般若释论》之《论述弥勒憨笑声》。
为了提高东顶闻思学院的辩论教学，仁波切使其恢复了上下班级之间进行答辩等传统教学方式，同时利用空闲时间，给学僧们传授了无数鞭策闻习之教言。
此外，为了适应当时条件下的学修生活，仁波切研究出一套符合时代的新的闻思院教学模式并加以试行，由此使闻思院的教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98年，担任“西藏图书馆”馆长一职。
2000年，担任以三大寺为主，包括雍仲苯教在内的各大寺院的大师们组成的“佛教与科学研究小组”组长，并邀请多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给大师们讲授科学知识，同时，大师们也到各大学府进行科学与宗教文化、佛教与心脑科学的学术交流。
5.著作
从仁波切的“科学与佛教”的比较、研究为主题的讲演中整理出来的对各大学府提问的问答录，如《问答阳光》《科学与佛教的金桥》《量学与科学间的和谐》等书已编辑成册并发行。
在仁波切的主持下，于索巴文殊学院召集20余名高僧大德，排除万难，历经十载，编成了将《般若经》和《现观庄严论》相结合的释论——《印藏智者通途》，并已出版发行。
同时，通由仁波切提议发行的名为《辩经院德声》的刊物，目前已经发行了18期，并且得到了教内外高僧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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