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塔尔兰，在藏语中是“解脱之道”的意思，现属云南省管辖。一般人又称它为玉兰。
我的父亲叫南觉扎西，母亲叫卓玛拉措。他们共生育了五男四女共九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女孩很小便夭折了。我没有见过她。我生于藏历第十六绕迥土龙年即公元1928年，在九个孩子中，排行最小，因而倍受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疼爱。我生性喜爱干净，一吃不太干净的食物就会患病。
塔尔兰有一位名叫嘉戎益西群培的喇嘛，父母把我带到他的座前，请求他为我赐名。喇嘛便赐给了我益西旺秋这个名字。
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我在家里做一些零散的家务活。约七八岁时，开始跟一位老师学习藏文。由于我们是土司家的奴仆，虔信佛教的父母和家人，为送我到塔尔兰扎美寺当喇嘛，就用钱把我从土司家赎了出来。我因此十分感激我的父母和家人，至今仍难忘他们给予我的恩德。
我的师父是一位性情温和宽厚的老者，学问很深。父母把我托付给了他。但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一年中只能在夏季随师父学习两个月，其余时间，同其他喇嘛一样，回各自的家参加劳动。在家的时间，一般是上午读书，中午起参加劳动，晚上到师父家听课。我曾放牧过猪、水牛、黄牛、马和骡子，还耕过地，参加过收割，伐运过木头等等。八岁到十四岁这段时间，我就是通过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形式，学完了扎美寺念诵的经文，并能熟练地背诵。
十五岁那年，已成为了土司家商人的大哥带我到了拉萨，并把我送到色拉寺麦扎仓，拜益西格桑为师。我从学习波罗蜜多经入手，但因开始不懂拉萨方言，又不习惯拉萨的生活习俗，所以困难不少，但是我并未因此间断学习正法的课程。师父授予的课文，我尽量用于辩论，这样逐渐提高了我讲拉萨话的能力，特别是讲佛学术语的能力，这样就多少减轻了我的一些压力。
我在学习般若学的头两个年级里，在班内属低水平的学生，到第三年级，成绩逐渐追上了其他同学，到四五年级时，成了班内的尖子。在学习般若学和中观论时，我把主要经典都背了下来，然后到辩经院内进行辩论，我的辩论常常都很精彩。我把辩论的空隙时间都用于背诵经典，连晚上也背诵，所以在附设班级考试中，获得了背诵第一名的好成绩。
到拉萨的第四年，即我十九岁时，我的师父离开我们，去闭关修行。从此我开始独自生活。但我更多的时候，想到的仍然是学习，而没有考虑过生计，也没有为经济方面奋斗过，困难的时候连第二天的口粮都成问题，但到了那个时候，又会得到外界的布施。
学完中观论后，开始进入戒律的学习，在分班之前，要进行分班考试。这一年每天要到辩经院辩经，一天也不能断。扎仓的堪布和执事僧也每天都来监督辩论考试情况。到了藏历四月三日这天，考试名次排定，我考中了第一名。自此，班级也就划定了。
每年藏历的十一月，各大寺院的喇嘛都要到姜地集会，在那里举行冬季因明学大辩论，我连续七年参加了这个辩论会，头两年在人多的场合参加辩论，感觉比较困难，但从第三年起，情形就有了好转，我基本上领会了大因明学的精神。
此后，我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学生，也能为他人讲课了。
我开始学律学时，感到律学精神比较陌生，仿佛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但蒙师父的教诲和自身的努力，使我没有落后于他人。在色拉寺全体僧众举行的辩经大会上，我用两年的时间，终于能在僧众中进行辩论。对于我的辩论，许多学者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也因此得到了格西的学位，进入了拉然巴格西班里。在这个班里，每年要举行阿毗达摩、律学的辩论，我为此竭尽全力学习阿毗达摩和律学。初进拉然巴格西班时，我的水平仍属比较差，但后来逐渐赶了上来，能够解答各种难题，其他拉然巴格西也都开始向我请教。
公元1958年，达赖喇嘛的学业结束，来到三大寺接受考试，扎仓堪布让我在色拉寺全体僧众大会上进行辩论，参加集会的，除了寺院全体僧众外，还有达赖喇嘛本人及两位雍增（达赖喇嘛的正副经师）、其他很多活佛、格西及噶厦政府的许多官员。我在这个场合提出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达赖喇嘛赐给了我一条哈达。
次日，两大扎仓一起辩论，辩论会上，我在达赖喇嘛面前接受了波罗蜜多方面的提问，很多大学者纷纷向我提出难题，我一一作了答复。仪式完毕之后，在色拉寺僧众集会上，我又一次进行了辩论。
在寺院学习期间，我多次接受了密宗灌顶和传承，如今回想起那些岁月，心里依旧感到高兴。假如那时没有考上格西，没有得到正法，那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我曾拜过十三位师父，其中最具恩德的当属格西强巴群培。我还接受过十一位上师的灌顶和传承，其中对我自己受益最大的是金刚上师赤江活佛。我在这些大师座前共接受了四百余部四部密续的灌顶和加持。接受了两百余函大藏经《甘珠尔》部的传承，听受了《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等诸多清净正法的稀有教授。
公元1959年，我三十一岁，这一年西藏发生了战乱，我们失去了进入辩经院的机会。三大寺的大多数僧人如同秋天的落叶一般，纷纷离开拉萨，回到了各自的故乡。我也跑了一天的路程，躲避起来。寺内其余的僧人被集中了起来，先要进行政治学习，然后去参加农牧劳动。一部分年轻的僧人被编入机关工作。这时，我住在拉萨城内，还有一点学佛的机会。当然，还得经常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但我常托病请假。这段时间，我一面继续研习佛法教理，一面专修本尊法。生活上则由阿妈次央供养。又过了两年，拉萨及其他地方都发生了生活困难，但我本人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离开寺院时，连一个饭碗都没带，但情况还是慢慢好转了。1961年，政府宣布延期五年成立合作社，使得人们有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有了信教的机会。但从1964年起，政府又开始加大了控制的力度，往各地派了许多工作组，虽然还允许信教，但要翻来覆去地进行调查。我也不得不以几个月的时间参加建筑劳动。
1966年，小昭寺成立了白玛合作社，我被安排了放猪的任务。尽管收入很少，但心情还比较舒畅。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生了毁坏、拆除寺院、佛像的现象，佛的身、语、意所依都被挖了出来。金银佛像及其他金银法器都被运往内地。泥塑、木雕佛像都被扔到路边，唐卡和供物被用于做鞋等等，犯下了很多可怕的罪孽。由于那时我是放猪倌，所以很幸运远离了这些破坏活动，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仍感到幸运。那时候，佛经和僧装都被红卫兵没收了，屋里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心情还算愉快。每天晚上，治安人员都要到屋里查看，每天的会议必须参加。这一年的冬天，劳动任务很重，一部分人被派往波密地区。我也被派往那里，参加波密大桥的建造。在那里劳动两个多月后，我们又回到拉萨。这时候我们发现，拉萨很多人像疯子一样，正在从当权派手中夺权。不久，这些人又分成了很多帮派，并开始发生口角，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西藏日报社被军事管制，随后，其他单位也被逐一军管。随着两大帮派实力的壮大，口角演变成了武斗，一开始用铁棍、投石带、刀、矛等相互攻击，到1968年至1969年期间，已发展到动用枪支、大炮、手榴弹等，死伤了很多人。像我这样的人，也都以政治为主的借口经常被召去参加会议，好几个月没有参加劳动。到后来，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不得不重新参加劳动。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照自己原来制定的诵经计划诵经，一刻也没有间断。当然，有时是明里进行，有时是暗中进行。人多的场合里，白天没有机会念经，晚上就在被窝里念。经书、佛珠等那时都已见不到了。到了1969年，各派都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委会，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我一样的很多人被说成是“还搞不清”的人，单独编组学习，以后又成了劳动改造的对象。在这以前的1964年，也曾搞过类似的阶级清理，共划了九种类型。
1975年，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并把我的大哥和侄儿、侄女三人带到了拉萨。但六个月后，他们三人被抓了起来，关押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内。刚开始允许每星期见一次，到后来，连一次也不让见。这样整整被关押了半年之后，他们被释放了。1976年，大哥去世了，我借此为亡者念了很多经。又过了一个月，我的侄儿、侄女又被抓走，受了很多苦，但好在很快便被释放了，并被派去参加劳动。
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从第二年起，一些原有的西藏风俗和宗教活动开始恢复，一些文物和旧的历史文献也开始恢复整理。罗布林卡宫内成立了文物管理机关。日布廷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工作。由于离开寺院20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进过机关，所以也不希望有什么工作，但一听说是搞文物保护工作，还允许信教，所以心理上开始就发生了变化，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工作伊始，感觉有诸多困难，但由于自身的努力，逐渐地开始熟悉这项工作，一些老干部也开始向我请教。在这期间，我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1982年，我被正式吸收为国家干部，工资定为行政18级。
翌年，我领到了出国护照，本打算去印度和尼泊尔，但因北京来了五位搞摄影的，于是我就陪同他们去萨迦、日喀则、江孜以及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处进行拍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个哥哥从家乡来到拉萨，但遗憾的是，我只陪同了他10天，便又匆匆赶往北京，去编一本唐卡画册，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回到拉萨后，又去了印度的伽耶摩诃菩提，正好赶上那里在举行长寿祈祷法会，讲《入菩萨行论》，于是在那里住了十天。后来色拉寺派人来接我，我便同来接我的15名喇嘛一起，从瓦拉那斯坐火车经过6天6夜的奔波，抵达莫索尔，然后，换乘汽车去色拉寺。到色拉寺时，很多喇嘛前来迎接我，扎仓和康村还设了招待宴，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以前在西藏跟我学过法的弟子。在色拉寺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去了红苏尔，在该地的下密院经堂里为僧众们传了十三尊大威德本尊的灌顶，并为他们讲解了《大威德根本续七品》、《胜乐根本续》和《隐义明了》等。而后，又回到色拉寺，在色拉寺度过了藏历木鼠年即1984年的新年。藏历1月8日，又同两名弟子一起，前往达兰萨拉，期间因闹肚子，受了一些苦。15日早晨，参加了僧众集会，晚上又观摩了考试情况。从16日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聆听了达赖喇嘛讲解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聆听完达赖喇嘛讲授后，我又回到色拉寺，并按着寺院的请求，为僧众讲解般若学和中观论。在讲解过程中，我首先把《现观庄严论》和《金珠注释》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每天给各班轮流上课外，还对个别成绩优异者进行了课外辅导。讲完般若学和中观论后，我去了莫科哲，朝拜了在那里的甘丹、哲蚌二寺。期间同格西图仁一起住在赤江拉章殿，该殿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在哲蚌寺朝拜时，我向该寺捐赠了一些财物。在依怙金刚持大师的灵塔前，我向甘丹寺东扎仓僧众敬献了斋饭，并供养每位僧人五元钱，我本人还行了很多礼拜，念了很多经。在依怙孜美任波切处请教了《那若六法》等显密正法。此后，又同格西图仁一道返还色拉寺，并向寺院的僧众讲解了《入中论》，对帕邦喀的转世灵童等进行了单独辅导。藏历9月起，我开始为寺院讲解因明学，每天讲两次课。这一年，正逢三大寺的冬季姜地法会轮到色拉寺，所以，因明学的辩经大会盛况空前。辩经会上主要辩论了《释量论》的前两章，所以我也着重讲了这两章。冬季姜地法会结束后，我准备返回拉萨，但寺院和僧众纷纷来挽留我，希望我在印度长期住下来，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到拉萨。但回拉萨前，我同格西增巴图登仁钦、格西保布拉当曲桑保等七人一起去印度南部的巴日山、班丹哲蚌宝塔、阿龙拉、阿吉达、德里、舍卫、拘舍那城、瓦拉那斯等圣地朝拜，并在菩提伽耶接受了独勇大威德本尊、观自在菩萨和长寿佛等的灌顶，聆听了《菩提道炬论》、《缘起赞》、《中观根本颂》等的讲授。
在途经尼泊尔返还拉萨时，我听到不少传闻，但我没听信，仍旧回到了拉萨。藏历12月30日，我回到了罗布林卡院内我的家中，首先见到了有恩于我的一位老阿妈，她见到我后高兴地哭了很久，单位的领导也来看望我，对我的归来表示高兴。
1985年7月，班禅大师来到了拉萨，我在佛协拜见了大师，在座谈会上，班禅大师指示要恢复拉萨的祈愿大法会。8月，班禅大师再次来拉萨时，在佛协座谈会上又一次决定要尽快恢复举行祈愿大法会。藏历12月27日，在政协茶话会上，策墨林活佛动员我参加祈愿大法会的考试，此时，其他格西都从8月份开始做了准备。但我没有细想就同意参加考试。这是1959年之后西藏第一次恢复祈愿大法会，所以从国内外来拍摄的人很多。班禅大师亲自莅临法会，其光彩照亮了远近四方。10日正式考试，早晨在辩经院考因明，中午考中观和般若。晚上考律学和阿毗达摩。考场上，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按照惯例，晚上考试时，班禅大师亲自前来监考，大师给我赐了茶叶、护身结、哈达等物，我也向大师敬献了哈达。
藏历1月7日至16日，大法会正式开始，民众十分重视这一佛门盛事，敬献钱物的人很多。
16日晚上，宣布了格西学位的考试成绩。我和哲蚌寺洛色林扎仓的梅雅衮却丹增格西同获第一名；色拉寺的哈尔东图登巴格西获得第二名；哲蚌寺果芒扎仓的根登嘉措格西获得第三名；色拉寺罗巴强巴释迦获得第四名；甘丹寺强孜扎仓的洛桑丹增获得第五名。法会奖给了我袈裟、僧裙、上衣、披衣、垫子、帽子、缎子、一包茶、五色氆氇和人民币300元。其他格西也获得了奖品。而后，按排名顺序依次进屋拜见班禅大师，大师给我们赐了茶叶、蕨麻、米饭等礼物。
法会期间，我个人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五元钱，向寺院赠送了一套《甘珠尔》。
17日早晨，拉萨举行河坝建筑工程，班禅大师亲自参加，并主持了沐浴、开光仪式。同年藏历9月份，自治区召开佛协会议，我被选为副会长。会议结束后，我途经成都、昆明、鸡足山，回了一趟家乡。
1987年，我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藏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中途去甘丹寺讲授了简院哲学、心类学、因明学、般若学、中观论、阿毗达摩、律学等课程。讲完后，回到拉萨继续参加藏学研究会议。
1988年，我向色拉寺和哲蚌寺全体僧众布施了斋茶、斋饭和钱。
藏历12月27日，佛协决定我去北京参加班禅大师五十寿典。在庆典上，我向大师献了祈愿长久住世的曼荼罗。藏历元月8日我同帕巴拉一起赴甘丹寺。
同年3月，我去内地参观，朝拜了一些佛教圣地。藏历6月份，又赴日本进行了访问。
1989年元月18日，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灵塔的落成典礼。我也参加了这一庆典。我还去萨迦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一元钱。
同年2月15日即藏历12月21日，班禅大师圆寂，听到这一消息，我内心难过异常，我同其他佛教界人士一道参加了大师的追悼会。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应邀前往大师生前创办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任教，主讲《入菩萨行论》，并传了一些本尊灌顶，口授了一些法的传承。课程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拉萨。
1990年，我去了山南地区的一些寺院讲经，传灌顶及口授传承。我还连续几年每年都去贡布拉日寺和贡嘎夏珠林寺讲经、传法。1990这一年，我还到了彩曲修行寺、孜当阿乔寺、甘丹曲科孜寺、阿里扎仓寺、沃卡曲龙寺、桑林寺、仁青岗寺、沃卡电厂、塔保嘎珠林寺、邦仁曲登寺、贡布日卡寺、江达拉日寺、扎西曲林寺和康区的木里寺、云南的塔尔兰寺、北京的佛学院以及天津、成都、广州等地讲经。
1992年，我第二次赴印度，在色拉寺麦扎仓住了一年，主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并在甘丹寺嘎儿扎仓讲授了《入菩萨行论》，同时在两地传了一些灌顶和传承。途经尼泊尔期间，在压囊寺、培杰林寺、夏嘎尔宝塔、曲桑寺等处也应邀讲了经、传了灌顶和传承，还向每位僧人供养了10元钱。
1994年，应旅居意大利的岗坚任波切创办的医药中心的邀请，经北京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瑞士、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讲经传法。藏历新年时，同岗坚任波切一道回到尼泊尔。不久，岗坚任波切赴印度领奖，我返回了拉萨。
1995年，整个夏季我在拉萨地区讲经，冬季赴成都治病。
1996年，应邀赴康区木里寺讲《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授大威德金刚十三尊等本尊灌顶。直到1997年2月才回到拉萨。
1997年回拉萨后，应色拉寺僧众请求，开始讲解《辩了义不了义论》，并传授了白胜乐、白文殊等本尊灌顶。5月，应康区僧众请求，为他们传了比丘戒，并口传、讲授了《密宗道次第广论》及《大威德金刚十三尊生圆次第讲解》（部分）。6月间接受山南地区寺庙的邀请，前去传授了密集金刚、无上部绿度母和六分相应广轨讲解等显密教法。7月间应汉地僧众的请求，为他们传授了胜乐金刚、那若空行母的灌顶。
我曾自己编写或帮助他人编译了不少作品。如1984年，应印度色拉寺麦扎仓的要求，编著了《因明学庄严》，连同四章概要及其辨析，共约100万字，此书现已成为印度三大寺僧众的教科书。我编著的另一本书《简院哲学》，也已列为教科书名单，此外，我还编写过《古印度佛教四流派源流》、《色拉寺麦扎仓教法传承源流》、《印藏佛教源流》等书籍。在《西藏佛教》等刊物上发表过《因明学、中观论、般若学、阿毗达摩方面的名字解释》等文章。我还编写了《吐蕃王朝历史名词解释》、《师长、善士长久住世及速疾转世祈请文》、《供物、灌顶法器介绍》、《念诵集》、《中观要义》、《道歌集》、《吐蕃王朝史》、《诗歌举要》等书籍或文章。还有大量备课记录和录音带，尚待进一步整理。
（此文汉译本译者不详，由跟随上师多年的弟子益西洛桑提供，并经明勇居士校对，格勒尼玛根据汉文惯例略作修改。）
翌年，我领到了出国护照，本打算去印度和尼泊尔，但因北京来了五位搞摄影的，于是我就陪同他们去萨迦、日喀则、江孜以及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处进行拍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个哥哥从家乡来到拉萨，但遗憾的是，我只陪同了他10天，便又匆匆赶往北京，去编一本唐卡画册，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回到拉萨后，又去了印度的伽耶摩诃菩提，正好赶上那里在举行长寿祈祷法会，讲《入菩萨行论》，于是在那里住了十天。后来色拉寺派人来接我，我便同来接我的15名喇嘛一起，从瓦拉那斯坐火车经过6天6夜的奔波，抵达莫索尔，然后，换乘汽车去色拉寺。到色拉寺时，很多喇嘛前来迎接我，扎仓和康村还设了招待宴，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以前在西藏跟我学过法的弟子。在色拉寺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去了红苏尔，在该地的下密院经堂里为僧众们传了十三尊大威德本尊的灌顶，并为他们讲解了《大威德根本续七品》、《胜乐根本续》和《隐义明了》等。而后，又回到色拉寺，在色拉寺度过了藏历木鼠年即1984年的新年。藏历1月8日，又同两名弟子一起，前往达兰萨拉，期间因闹肚子，受了一些苦。15日早晨，参加了僧众集会，晚上又观摩了考试情况。从16日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聆听了达赖喇嘛讲解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聆听完达赖喇嘛讲授后，我又回到色拉寺，并按着寺院的请求，为僧众讲解般若学和中观论。在讲解过程中，我首先把《现观庄严论》和《金珠注释》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每天给各班轮流上课外，还对个别成绩优异者进行了课外辅导。讲完般若学和中观论后，我去了莫科哲，朝拜了在那里的甘丹、哲蚌二寺。期间同格西图仁一起住在赤江拉章殿，该殿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在哲蚌寺朝拜时，我向该寺捐赠了一些财物。在依怙金刚持大师的灵塔前，我向甘丹寺东扎仓僧众敬献了斋饭，并供养每位僧人五元钱，我本人还行了很多礼拜，念了很多经。在依怙孜美任波切处请教了《那若六法》等显密正法。此后，又同格西图仁一道返还色拉寺，并向寺院的僧众讲解了《入中论》，对帕邦喀的转世灵童等进行了单独辅导。藏历9月起，我开始为寺院讲解因明学，每天讲两次课。这一年，正逢三大寺的冬季姜地法会轮到色拉寺，所以，因明学的辩经大会盛况空前。辩经会上主要辩论了《释量论》的前两章，所以我也着重讲了这两章。冬季姜地法会结束后，我准备返回拉萨，但寺院和僧众纷纷来挽留我，希望我在印度长期住下来，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到拉萨。但回拉萨前，我同格西增巴图登仁钦、格西保布拉当曲桑保等七人一起去印度南部的巴日山、班丹哲蚌宝塔、阿龙拉、阿吉达、德里、舍卫、拘舍那城、瓦拉那斯等圣地朝拜，并在菩提伽耶接受了独勇大威德本尊、观自在菩萨和长寿佛等的灌顶，聆听了《菩提道炬论》、《缘起赞》、《中观根本颂》等的讲授。
在途经尼泊尔返还拉萨时，我听到不少传闻，但我没听信，仍旧回到了拉萨。藏历12月30日，我回到了罗布林卡院内我的家中，首先见到了有恩于我的一位老阿妈，她见到我后高兴地哭了很久，单位的领导也来看望我，对我的归来表示高兴。
1985年7月，班禅大师来到了拉萨，我在佛协拜见了大师，在座谈会上，班禅大师指示要恢复拉萨的祈愿大法会。8月，班禅大师再次来拉萨时，在佛协座谈会上又一次决定要尽快恢复举行祈愿大法会。藏历12月27日，在政协茶话会上，策墨林活佛动员我参加祈愿大法会的考试，此时，其他格西都从8月份开始做了准备。但我没有细想就同意参加考试。这是1959年之后西藏第一次恢复祈愿大法会，所以从国内外来拍摄的人很多。班禅大师亲自莅临法会，其光彩照亮了远近四方。10日正式考试，早晨在辩经院考因明，中午考中观和般若。晚上考律学和阿毗达摩。考场上，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按照惯例，晚上考试时，班禅大师亲自前来监考，大师给我赐了茶叶、护身结、哈达等物，我也向大师敬献了哈达。
藏历1月7日至16日，大法会正式开始，民众十分重视这一佛门盛事，敬献钱物的人很多。
16日晚上，宣布了格西学位的考试成绩。我和哲蚌寺洛色林扎仓的梅雅衮却丹增格西同获第一名；色拉寺的哈尔东图登巴格西获得第二名；哲蚌寺果芒扎仓的根登嘉措格西获得第三名；色拉寺罗巴强巴释迦获得第四名；甘丹寺强孜扎仓的洛桑丹增获得第五名。法会奖给了我袈裟、僧裙、上衣、披衣、垫子、帽子、缎子、一包茶、五色氆氇和人民币300元。其他格西也获得了奖品。而后，按排名顺序依次进屋拜见班禅大师，大师给我们赐了茶叶、蕨麻、米饭等礼物。
法会期间，我个人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五元钱，向寺院赠送了一套《甘珠尔》。
17日早晨，拉萨举行河坝建筑工程，班禅大师亲自参加，并主持了沐浴、开光仪式。同年藏历9月份，自治区召开佛协会议，我被选为副会长。会议结束后，我途经成都、昆明、鸡足山，回了一趟家乡。
1987年，我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藏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中途去甘丹寺讲授了简院哲学、心类学、因明学、般若学、中观论、阿毗达摩、律学等课程。讲完后，回到拉萨继续参加藏学研究会议。
1988年，我向色拉寺和哲蚌寺全体僧众布施了斋茶、斋饭和钱。
藏历12月27日，佛协决定我去北京参加班禅大师五十寿典。在庆典上，我向大师献了祈愿长久住世的曼荼罗。藏历元月8日我同帕巴拉一起赴甘丹寺。
同年3月，我去内地参观，朝拜了一些佛教圣地。藏历6月份，又赴日本进行了访问。
1989年元月18日，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灵塔的落成典礼。我也参加了这一庆典。我还去萨迦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一元钱。
同年2月15日即藏历12月21日，班禅大师圆寂，听到这一消息，我内心难过异常，我同其他佛教界人士一道参加了大师的追悼会。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应邀前往大师生前创办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任教，主讲《入菩萨行论》，并传了一些本尊灌顶，口授了一些法的传承。课程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拉萨。
1990年，我去了山南地区的一些寺院讲经，传灌顶及口授传承。我还连续几年每年都去贡布拉日寺和贡嘎夏珠林寺讲经、传法。1990这一年，我还到了彩曲修行寺、孜当阿乔寺、甘丹曲科孜寺、阿里扎仓寺、沃卡曲龙寺、桑林寺、仁青岗寺、沃卡电厂、塔保嘎珠林寺、邦仁曲登寺、贡布日卡寺、江达拉日寺、扎西曲林寺和康区的木里寺、云南的塔尔兰寺、北京的佛学院以及天津、成都、广州等地讲经。
1992年，我第二次赴印度，在色拉寺麦扎仓住了一年，主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并在甘丹寺嘎儿扎仓讲授了《入菩萨行论》，同时在两地传了一些灌顶和传承。途经尼泊尔期间，在压囊寺、培杰林寺、夏嘎尔宝塔、曲桑寺等处也应邀讲了经、传了灌顶和传承，还向每位僧人供养了10元钱。
1994年，应旅居意大利的岗坚任波切创办的医药中心的邀请，经北京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瑞士、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讲经传法。藏历新年时，同岗坚任波切一道回到尼泊尔。不久，岗坚任波切赴印度领奖，我返回了拉萨。
1995年，整个夏季我在拉萨地区讲经，冬季赴成都治病。
1996年，应邀赴康区木里寺讲《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授大威德金刚十三尊等本尊灌顶。直到1997年2月才回到拉萨。
1997年回拉萨后，应色拉寺僧众请求，开始讲解《辩了义不了义论》，并传授了白胜乐、白文殊等本尊灌顶。5月，应康区僧众请求，为他们传了比丘戒，并口传、讲授了《密宗道次第广论》及《大威德金刚十三尊生圆次第讲解》（部分）。6月间接受山南地区寺庙的邀请，前去传授了密集金刚、无上部绿度母和六分相应广轨讲解等显密教法。7月间应汉地僧众的请求，为他们传授了胜乐金刚、那若空行母的灌顶。
我曾自己编写或帮助他人编译了不少作品。如1984年，应印度色拉寺麦扎仓的要求，编著了《因明学庄严》，连同四章概要及其辨析，共约100万字，此书现已成为印度三大寺僧众的教科书。我编著的另一本书《简院哲学》，也已列为教科书名单，此外，我还编写过《古印度佛教四流派源流》、《色拉寺麦扎仓教法传承源流》、《印藏佛教源流》等书籍。在《西藏佛教》等刊物上发表过《因明学、中观论、般若学、阿毗达摩方面的名字解释》等文章。我还编写了《吐蕃王朝历史名词解释》、《师长、善士长久住世及速疾转世祈请文》、《供物、灌顶法器介绍》、《念诵集》、《中观要义》、《道歌集》、《吐蕃王朝史》、《诗歌举要》等书籍或文章。还有大量备课记录和录音带，尚待进一步整理。
（此文汉译本译者不详，由跟随上师多年的弟子益西洛桑提供，并经明勇居士校对，格勒尼玛根据汉文惯例略作修改。）
翌年，我领到了出国护照，本打算去印度和尼泊尔，但因北京来了五位搞摄影的，于是我就陪同他们去萨迦、日喀则、江孜以及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处进行拍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个哥哥从家乡来到拉萨，但遗憾的是，我只陪同了他10天，便又匆匆赶往北京，去编一本唐卡画册，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回到拉萨后，又去了印度的伽耶摩诃菩提，正好赶上那里在举行长寿祈祷法会，讲《入菩萨行论》，于是在那里住了十天。后来色拉寺派人来接我，我便同来接我的15名喇嘛一起，从瓦拉那斯坐火车经过6天6夜的奔波，抵达莫索尔，然后，换乘汽车去色拉寺。到色拉寺时，很多喇嘛前来迎接我，扎仓和康村还设了招待宴，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以前在西藏跟我学过法的弟子。在色拉寺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去了红苏尔，在该地的下密院经堂里为僧众们传了十三尊大威德本尊的灌顶，并为他们讲解了《大威德根本续七品》、《胜乐根本续》和《隐义明了》等。而后，又回到色拉寺，在色拉寺度过了藏历木鼠年即1984年的新年。藏历1月8日，又同两名弟子一起，前往达兰萨拉，期间因闹肚子，受了一些苦。15日早晨，参加了僧众集会，晚上又观摩了考试情况。从16日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聆听了达赖喇嘛讲解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聆听完达赖喇嘛讲授后，我又回到色拉寺，并按着寺院的请求，为僧众讲解般若学和中观论。在讲解过程中，我首先把《现观庄严论》和《金珠注释》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每天给各班轮流上课外，还对个别成绩优异者进行了课外辅导。讲完般若学和中观论后，我去了莫科哲，朝拜了在那里的甘丹、哲蚌二寺。期间同格西图仁一起住在赤江拉章殿，该殿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在哲蚌寺朝拜时，我向该寺捐赠了一些财物。在依怙金刚持大师的灵塔前，我向甘丹寺东扎仓僧众敬献了斋饭，并供养每位僧人五元钱，我本人还行了很多礼拜，念了很多经。在依怙孜美任波切处请教了《那若六法》等显密正法。此后，又同格西图仁一道返还色拉寺，并向寺院的僧众讲解了《入中论》，对帕邦喀的转世灵童等进行了单独辅导。藏历9月起，我开始为寺院讲解因明学，每天讲两次课。这一年，正逢三大寺的冬季姜地法会轮到色拉寺，所以，因明学的辩经大会盛况空前。辩经会上主要辩论了《释量论》的前两章，所以我也着重讲了这两章。冬季姜地法会结束后，我准备返回拉萨，但寺院和僧众纷纷来挽留我，希望我在印度长期住下来，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到拉萨。但回拉萨前，我同格西增巴图登仁钦、格西保布拉当曲桑保等七人一起去印度南部的巴日山、班丹哲蚌宝塔、阿龙拉、阿吉达、德里、舍卫、拘舍那城、瓦拉那斯等圣地朝拜，并在菩提伽耶接受了独勇大威德本尊、观自在菩萨和长寿佛等的灌顶，聆听了《菩提道炬论》、《缘起赞》、《中观根本颂》等的讲授。
在途经尼泊尔返还拉萨时，我听到不少传闻，但我没听信，仍旧回到了拉萨。藏历12月30日，我回到了罗布林卡院内我的家中，首先见到了有恩于我的一位老阿妈，她见到我后高兴地哭了很久，单位的领导也来看望我，对我的归来表示高兴。
1985年7月，班禅大师来到了拉萨，我在佛协拜见了大师，在座谈会上，班禅大师指示要恢复拉萨的祈愿大法会。8月，班禅大师再次来拉萨时，在佛协座谈会上又一次决定要尽快恢复举行祈愿大法会。藏历12月27日，在政协茶话会上，策墨林活佛动员我参加祈愿大法会的考试，此时，其他格西都从8月份开始做了准备。但我没有细想就同意参加考试。这是1959年之后西藏第一次恢复祈愿大法会，所以从国内外来拍摄的人很多。班禅大师亲自莅临法会，其光彩照亮了远近四方。10日正式考试，早晨在辩经院考因明，中午考中观和般若。晚上考律学和阿毗达摩。考场上，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按照惯例，晚上考试时，班禅大师亲自前来监考，大师给我赐了茶叶、护身结、哈达等物，我也向大师敬献了哈达。
藏历1月7日至16日，大法会正式开始，民众十分重视这一佛门盛事，敬献钱物的人很多。
16日晚上，宣布了格西学位的考试成绩。我和哲蚌寺洛色林扎仓的梅雅衮却丹增格西同获第一名；色拉寺的哈尔东图登巴格西获得第二名；哲蚌寺果芒扎仓的根登嘉措格西获得第三名；色拉寺罗巴强巴释迦获得第四名；甘丹寺强孜扎仓的洛桑丹增获得第五名。法会奖给了我袈裟、僧裙、上衣、披衣、垫子、帽子、缎子、一包茶、五色氆氇和人民币300元。其他格西也获得了奖品。而后，按排名顺序依次进屋拜见班禅大师，大师给我们赐了茶叶、蕨麻、米饭等礼物。
法会期间，我个人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五元钱，向寺院赠送了一套《甘珠尔》。
17日早晨，拉萨举行河坝建筑工程，班禅大师亲自参加，并主持了沐浴、开光仪式。同年藏历9月份，自治区召开佛协会议，我被选为副会长。会议结束后，我途经成都、昆明、鸡足山，回了一趟家乡。
1987年，我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藏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中途去甘丹寺讲授了简院哲学、心类学、因明学、般若学、中观论、阿毗达摩、律学等课程。讲完后，回到拉萨继续参加藏学研究会议。
1988年，我向色拉寺和哲蚌寺全体僧众布施了斋茶、斋饭和钱。
藏历12月27日，佛协决定我去北京参加班禅大师五十寿典。在庆典上，我向大师献了祈愿长久住世的曼荼罗。藏历元月8日我同帕巴拉一起赴甘丹寺。
同年3月，我去内地参观，朝拜了一些佛教圣地。藏历6月份，又赴日本进行了访问。
1989年元月18日，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灵塔的落成典礼。我也参加了这一庆典。我还去萨迦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一元钱。
同年2月15日即藏历12月21日，班禅大师圆寂，听到这一消息，我内心难过异常，我同其他佛教界人士一道参加了大师的追悼会。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应邀前往大师生前创办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任教，主讲《入菩萨行论》，并传了一些本尊灌顶，口授了一些法的传承。课程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拉萨。
1990年，我去了山南地区的一些寺院讲经，传灌顶及口授传承。我还连续几年每年都去贡布拉日寺和贡嘎夏珠林寺讲经、传法。1990这一年，我还到了彩曲修行寺、孜当阿乔寺、甘丹曲科孜寺、阿里扎仓寺、沃卡曲龙寺、桑林寺、仁青岗寺、沃卡电厂、塔保嘎珠林寺、邦仁曲登寺、贡布日卡寺、江达拉日寺、扎西曲林寺和康区的木里寺、云南的塔尔兰寺、北京的佛学院以及天津、成都、广州等地讲经。
1992年，我第二次赴印度，在色拉寺麦扎仓住了一年，主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并在甘丹寺嘎儿扎仓讲授了《入菩萨行论》，同时在两地传了一些灌顶和传承。途经尼泊尔期间，在压囊寺、培杰林寺、夏嘎尔宝塔、曲桑寺等处也应邀讲了经、传了灌顶和传承，还向每位僧人供养了10元钱。
1994年，应旅居意大利的岗坚任波切创办的医药中心的邀请，经北京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瑞士、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讲经传法。藏历新年时，同岗坚任波切一道回到尼泊尔。不久，岗坚任波切赴印度领奖，我返回了拉萨。
1995年，整个夏季我在拉萨地区讲经，冬季赴成都治病。
1996年，应邀赴康区木里寺讲《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授大威德金刚十三尊等本尊灌顶。直到1997年2月才回到拉萨。
1997年回拉萨后，应色拉寺僧众请求，开始讲解《辩了义不了义论》，并传授了白胜乐、白文殊等本尊灌顶。5月，应康区僧众请求，为他们传了比丘戒，并口传、讲授了《密宗道次第广论》及《大威德金刚十三尊生圆次第讲解》（部分）。6月间接受山南地区寺庙的邀请，前去传授了密集金刚、无上部绿度母和六分相应广轨讲解等显密教法。7月间应汉地僧众的请求，为他们传授了胜乐金刚、那若空行母的灌顶。
我曾自己编写或帮助他人编译了不少作品。如1984年，应印度色拉寺麦扎仓的要求，编著了《因明学庄严》，连同四章概要及其辨析，共约100万字，此书现已成为印度三大寺僧众的教科书。我编著的另一本书《简院哲学》，也已列为教科书名单，此外，我还编写过《古印度佛教四流派源流》、《色拉寺麦扎仓教法传承源流》、《印藏佛教源流》等书籍。在《西藏佛教》等刊物上发表过《因明学、中观论、般若学、阿毗达摩方面的名字解释》等文章。我还编写了《吐蕃王朝历史名词解释》、《师长、善士长久住世及速疾转世祈请文》、《供物、灌顶法器介绍》、《念诵集》、《中观要义》、《道歌集》、《吐蕃王朝史》、《诗歌举要》等书籍或文章。还有大量备课记录和录音带，尚待进一步整理。
（此文汉译本译者不详，由跟随上师多年的弟子益西洛桑提供，并经明勇居士校对，格勒尼玛根据汉文惯例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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