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世纪西方的探险家，到青藏铁路开通后掀起的西藏热，神奇广袤的青藏高原具有让人魂牵梦萦的魅力，然而，我们很难从中看到普通藏族人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心声，体味他们的甘苦。《西藏一年》讲述的是仁增一家和我们拍摄的所有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听起来也许陌生，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但毋庸置疑的是，百分之九十的藏族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为此记者对《西藏一年》的导演进行了专访。

记者：国内关于西藏的纪录片很多，比如《西藏今昔》、《西藏往事》先后登陆央视，而作为一部独立导演、独立制作有五集的纪录片的《西藏一年》，也创下很多“纪录”。您拍摄的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会拍摄这部作品?

书云：其实我一直就是对西藏非常的感兴趣，你看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藏语，做的论文也是西藏的。我并不了解西藏，因为藏族文化是不一样的，去做这件事情需要勇气，所以我就一直在学，一直在读，而且一直经常去西藏。2005年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震撼，我觉得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同时也让我感到有点吃惊，但是今后的西藏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它一定不是今天的样子。我就想作为一个导演，能够用影像去纪录西藏的今年，也许就圆了我的西藏梦。去纪录西藏，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记者：您觉得您亲眼看到的西藏，和您书本上，特别是您和西方藏学专家研究出的西藏有什么区别呢？

书云：在西方人眼里，西藏一个就是消失的地平线，这就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香格里拉式的西藏，其实这就是我们佛教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另一方面，就是在西方媒体当中的关于人权的正在灭绝的西藏，这代表了世界对西藏的一种误解，在黑白的这种争论中，其实看不到西藏人们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我觉得西藏确实有天堂般的美景，这也是吸引我一次一次去西藏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西藏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西藏的发展，我觉得能够记录西藏人民的生活就是最重要的。我不去否认西藏有天堂的一面，我也不去否认西藏有问题的一面。西藏能够在全世界引起这么多人对它的关切、向往，这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现象，但是我们对于普通藏族人的声音却很少听到，我做的可能就是要填补这样一个空白。

记者：您在拍摄《西藏一年》中最终选择了8个普通的藏族人作为拍摄对象，您是怎样考量的？

书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今的西藏像中国的其他很多地方一样，正在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这其中有困难，有机会，有挑战，同时也有人的精神传统在顽强延续着。我希望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当今的藏族人，这当然离不开僧人，我觉得佛教里面包括佛法、佛陀，其中也离不开僧人，当然也离不开干部，因为他们在管理这方土地。

西藏未来的发展是绿色的，是可持续的。我觉得西藏的医生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医生，也找了一个乡村的法师，因为人们生病了以后需要这些法师给他们做祝福、做祈祷，对他的影响力是难以想象的。就像内地一样，西藏在剧变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人没有能力去抓住这个机会。有一个人物叫做拉巴，没有文凭，也没有手艺，他只是靠体力去拼搏，这样的人在西藏社会里很多。这些人物代表了西藏今天社会的一个比较全面的缩影。　

记者：这些人物可以体现西藏的一个面貌。《西藏一年》的拍摄地点选择在江孜，您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书云：我觉得江孜是让人一看就能够爱上的地方，是非常古老的城市。像西藏许多的城镇一样，江孜在山上，非常的易守难攻，它非常的雄武，面对着大地，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和谐的，是一种安逸的，但是又充满了危险的。就是能够很好的抵御外来的进攻，江孜虽然是西藏第三大城镇，但是城里只有不到8千人，我们没有选择拉萨和日喀则，因为很多人是生活在这样的牧场上。江孜这个小的城镇，江孜县里有18个乡，一共有6万多人口，所以比较有代表性。另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006年制作《西藏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在国外首先播出。

《西藏一年》制作的时候，就是我们和英国的一个独立制作公司制作的，如果有一个地方熟悉的话，当然就应该是江孜，因为1904年英军的一个远征队侵入西藏，而且血洗了江孜，最后从江孜进入了拉萨。这也是因为英国做的一种战略性的考虑，但是血洗江孜，他们不会忘记，藏族人也不会忘记，后来就有了红河谷的故事。

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江孜是非常美丽的，它的那种美丽是让我一见钟情的美丽。

记者：最后为什么片子不叫《江孜一年》，而叫《西藏一年》 ？

书云：这个片子如果在英国首先播出了，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可能要播出，很多人不知道江孜是哪里，但是所有的人一定会知道西藏是哪里。我们选择的8个普通的藏族人，确实不是代表了江孜，而是代表了整个西藏。

记者：您觉得《西藏一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书云：我觉得有两点。《西藏一年》首播是在2008年3月6日，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英国广播公司每星期播一集，一共播了五个星期。但是所有报纸的反馈都是异常的肯定，几乎没有任何批评的声音，就是说这是一个真实的西藏，这是我们没有见过的西藏，这个“真实”和“前所未有”是他们常用的语言来形容西藏。我觉得《西藏一年》的成功一个是由于它的真实性，另外就是《西藏一年》的故事性。

真实性就是因为西藏确实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地方，我并不是一个心灵记者，我是一个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不需要发表评论，而是展示这种纪录，西藏就是我们江孜的八个藏族人，确实生活有非常非常多的提高，无论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他们现在所有的机会，包括教育，包括公路、交通、通讯等等，确实都有了很多很多的进步。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比如说，乡村医生妈妈。她才初中毕业，到日喀则红十字会学习了不到两年，就负责治疗了5000多人，邻乡的2000多病人，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问题，我觉得事实是怎么样的，作为电视工作者我就要去纪录，尤其是要为将来留下21世纪初西藏真实的影像，这个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觉得这个使人看到了第一有这种进步，不是像人们所说的西藏一片黑暗。但是同时也不是西藏一片光明，事实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真实才能打动别人，这是一方面。其次就是故事性，2007年7月份结束的，我们拍摄了将近400多小时的素材，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未必能够赢得这么多人的喜爱，我们从400个小时里面选了这些片断，几乎都是像故事性的，比如说故事的开始、发展到结束。

江孜的冬天很长，这些普通人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他们就想办法刷房子，铺厕所，卖小狗等，有个当地的主人公一直就没有结婚，后来他找到了新的女朋友，她是从乡下到镇里来打工的，之后这两个人关系很好，想结婚又没有钱，他想去打工。给牧民去盖房子，因为他们的手艺不是很好，就和当地的房东发生了矛盾，一分钱都没有挣，就灰溜溜的回来了。但是他还是想要结婚，就想办法，因为江孜是很美丽的城市，他就给游客们当导游，有一天他突然说我要当爸爸了。他还有一个小侄子得了先天性的心脏病，根本交不起手术费，他们就一直在挣扎，正是他们的故事如此的真实，如此的起伏跌荡，就能够打动观众。

记者：有人提起西藏，“神秘”仍是这片雪域圣地的标签，多数人对西藏的认识仍停留在雄伟的布达拉宫，奇妙的香格里拉等等。您拍摄完了《西藏一年》以后可能会有很多的感动是吗？

书云：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是讲述了我们人物的故事，更多的讲的是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困惑和他们的希望。我当然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改变人们对西藏的误解，不仅仅是国外的观众，内地的观众也要改变误解，让人们了解真实的西藏，了解藏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片子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因为《西藏一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以后，尤其是我们在《西藏一年》的第三集中讲述了，欧珠得病住院，拉巴一家人给他筹钱做手术的事儿。有个观众非常的受感动，要捐款。因为这个欧珠的手术费需要12万到18万，我们后来把欧珠从江孜请了下来，住进了藏医院检查，后来成功的做了手术，现在他能够活到三四十岁，也许会更长。这个是一种欣慰，但是同时也启发了我，比如说戏里面的拉姆医生。

江孜的闽航中学的设备确实很先进，我们要培养藏族人自己去管理自己的生活，培养他们的医生、培养他们的干部、培养他们的科技人员，今天我们已经民主改革50周年了，江孜18个乡有50个医生，他们几乎没有经过大学或者大专的学习，人的第一权力就是生命的权力，我们要培养这些藏族的医生，让他们来照顾自己的藏族同胞，这个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的路，但是政府在将来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把人的培养放到了很重要的日程中来，但是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藏族人是非常智慧的，佛教对藏族人影响很大，所以很多的人就觉得他们很迷信。江孜这个地方秋天的时候是青稞收割的时候，这也恰恰是冰雹多发的时期，可能会致使所有的庄稼颗粒无收，这家人会对冰雹做法，一年下来要做2500公斤的青稞作为回报。6年之前，这个乡政府在特别严厉的冰雹以后，就买了高射炮就人工打雨作业，这个炮弹才40块钱，几颗炮弹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当然不愿意把这个钱给了冰雹喇嘛。当藏族人在面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时候，他们很明智，绝不犹豫。

拉姆的医术不高，他自己得病的时候，他也担心，所以在得了胃溃疡的情况下，他就怀疑自己的病是前世造的孽造成的，他就不吃药了，去朝圣，希望活佛加持。这就是西藏，科学和信仰同时并行，当我们有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话，藏族人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科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我们希望能够传承藏民族的文化，您刚才提到了藏族人的信仰。作品不仅体现西藏传统文明和现代文化的碰撞，磨合到走向和谐的过程，还希望传承藏民族文化。拍摄中有一个重要情节，天葬是藏民族特有的一种葬礼，但是天葬在世人面前一直神秘而敏感。您怎样取舍？

书云：谢谢您这么详细的看了我们的片子，天葬这个事儿确实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例子，这个例子很能说明我们对西藏人和他们信仰的误解和偏见。

很多人觉得天葬很野蛮，很残酷，因为把尸体都解剖了，而且喂了秃鹫。在16、17世纪的时候，意大利的传教士听说了藏族的这种做法的时候，就写信回家说：藏族人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父母卸了，喂了牲口。西藏一年当中将近有6个月是天寒地冻的时候，这个土是冻得非常厚的，怎么挖啊。天葬是藏族人非常高尚的情节体现，因为秃鹫不吃活的东西，只是腐烂的东西，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这么一个生命，最终还是奉献。藏族人也有土葬和火葬，这些大部分都是暴死的人或者有病的人，其实西藏人民是非常善良的，这种误解本身就是我们无知的一种感知。
　　
西藏人也看出了我们非常真诚的想了解他们的民风、民俗，后来我们拍摄了天葬，是因为寺庙里面的一个僧人去世了，我们最后拍摄了。如果我将来要走的话，天葬是一种很环保、很绿色的一种走的方式。其实我们来到世界上就是赤条条的，我们这样走了，和风，和天空，和太阳飘散在宇宙空间中了。我看了天葬以后，总是有这种挥之不去的念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

最后我们拍摄了5个小时，没有用这个天葬的资料。我虽然可以理解这种做法，而且我很认同这种做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的。比如说僧人很信任我们，让我们拍摄这个特别神秘的天葬，这个天葬最能展示藏族人生死观的礼仪，并不是所有的藏族人都能够理解我们的做法，我最后把拍摄的东西作为素材保留下来了。

记者：《西藏一年》里面最开始有400多分钟，最后还剩下了5个小时，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

书云：太多了，我觉得《西藏一年》这个剪辑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痛苦的过程。 因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和四季的轮回还是非常紧密的，因为西藏的冬天特别的长，有6个月，冬天有2集，其他每个季节是1集，所以《西藏一年》一共是5集。

《西藏一年》的冬天是很残酷的，很冷，又什么庄稼都不能长。江孜海拔4200多米，空气中的氧气很低了，北京的一半都不到，所以对人的身体其实是有影响的。冬天对于藏族人是轻松的季节，而且是朝圣的季节。我们《西藏一年》的人物全部都出去朝圣了，我们选择了他们去朝圣的故事。另外，比如说拉巴必须要去找活去挣钱，去养家，去结婚，所以我们就跟着他去拍了。

我们都是挑选在冬天里发生的事情，所以商人进藏是非常的精明，他可以先去尼泊尔朝圣，然后再选择商机。他们说要去争取客源，所以到了尼泊尔的很多的旅行社分发自己的小册子，尼泊尔对于藏族人民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所以进藏必须要去朝圣，这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最聪明的商人都不放弃这个地方的商机，可以给他们当导游，还顺便可以赚钱。这就是冬天里面很精彩的故事。

秋天里又有另外的故事，秋收是很重要的，秋收的时候又下雨，又阴天，大家担心冰雹的到来。那个村里的冰雹喇嘛失业了，但是他的儿子同时考上了大学，遇到了新的问题，他们家在江孜的平均收入是1万多块钱，他有两个儿子没有钱上学，所以他就想去银行贷款，最后这个冰雹喇嘛给他儿子贷了钱，他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带着他的儿子走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忐忑，我们突然听到了他在念六字真言，本能的去祈祷，因为他的儿子马上要学的是航天技术，他希望自己能够学到新的知识，希望儿子有更美好的未来，所以他把自己的儿子勇敢的送了出去。

秋天的时候，包工头李青（音）承包了政府一个大的工程，一条泄洪道，大概40万块钱。可是秋收的时候工人都回家了，如果不能按时完工的话，就要影响到他的信誉，所以他急的像只锅上的蚂蚁一样，最后日夜守在工地上，终于按期完工了，整个这一系列的故事就是在讲述秋收。

这就是《西藏一年》为什么好看，因为总是有故事在展开。中国人在20世纪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这么多的曲折，又取得了这么多的成绩，西藏人民也是一样的，一系列的故事都出来了，我们只需要真实的去记录，这些故事胜于小说，胜于虚构。　

记者：电视纪录片《西藏一年》一经推出，先后被东西方的官方电视媒体购买，并在各自的平台播放。您觉得BBC之所以立即购买并迅速地播出，他们看中《西藏一年》的是什么？播出后有怎样的评价和反响怎么样呢？

书云：因为《西藏一年》走的是完全独立操作的方式，我们是和英国的一家公司合作的，这个公司是和我合作过很多年的公司。我90年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就做了一个特别大型的纪录片，他把我的创意卖给了其他的电视台，我们用这笔钱和国内的公司制作了一个片子，广告公司一听到这个创意就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对于国外的公司想在西藏呆一年，而且没有官方在不停监督着你，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机会，所以很快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西藏一年》审完之后，播出来的时候，效果其实也超过了预想。大家最早在做这个《西藏一年》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做真实反映普通藏民生活的片子，而恰恰也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西藏一年》播出以后，英国人有一习惯，比如说我们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每周末的报纸要预告下个星期的播放重点，在当天又提示你当日播放重点，再过一天要评价昨天这个片子。所以我们的《西藏一年》变成了所有报纸的重点挑选对象。

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觉得《西藏一年》是一个真实的、美丽的、动人的、感人的片子。我记得泰晤士报写到：今天是《西藏一年》最后一集，是讲的僧人去朝圣的故事，我希望大家能够抽出这一个小时宝贵的时间跟随着这个僧人向他学经的过程，如果你有事情不能看的话，我希望你拿出自己的念珠去祈祷，祈祷英国广播公司在重播这个故事，因为这个《西藏一年》是今年最好的记录品。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我必须要承认。这个反对的声音不是来自媒体，媒体最多的就是说观众看了这个片子以后，中国政府对西藏这个地方的管理，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有的时候几乎是没有的。有人说这个《西藏一年》是为中国政府在宣传，陷入了中国政府的圈套，BBC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中立性。还有人说，这个片子是关于普通的藏族人民的生活，这不是关于西藏的历史，也不是关于西藏的政治，至于中国政府是怎么管理这个地方的，我希望观众能够自己下结论，这不是要我们下结论的。

另一方面，可以说明《西藏一年》在没有播放完的时候，在youtoube上就有人翻译出来了，网民也在上面开展了评论，网民就参加了评论，每一段都有上万个点击。大家都觉得《西藏一年》比较真实反映出了真实的西藏。让我比较欣慰的是，这个片子《西藏一年》在播出了以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中央非常重要的领导人物也看到了这种反馈，我们终于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1年以后，在央视一套播出了，我就把自己用英文写的书翻译成了中文《西藏一年》，这本书的出版和这个片子的播出是同步的。如果大家上网去查看《西藏一年》，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了，99.99%的网民给的是一种充分的肯定。我很奇怪的是，他们的反应和外国读者是相同的。

我觉得这些人是活生生的，我觉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期盼，他们的困惑，就使我们想起了自己的困惑，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都会有自我怀疑，更何况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在如此迅速的变化之中，你可以想象到这种撞击，你可以想象由此所产生的困惑和挑战，还有问题。我觉得这一切的东西，包括拉姆医生，包括拉巴，以及法师啊，他们是活生生的，而且展现出来的是他们的全心全意的和我们沟通的故事，在展示他们美丽的、独特的、充满艰辛和挣扎的一种生活方式。

人们被他们的真情感动，被他们的毅力感动，被他们面对艰苦生活的欢乐感动，也被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惑所焦虑。这一切当作为电视观众能够跟影片中的人物去同呼吸，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们对未来的那种不定的焦虑，其实《西藏一年》就成功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观众们无动于衷，就好象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旁观者，这个时候就失败了。　
　　
记者：《西藏一年》还将要进入百所高校，您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怎样了解西藏的过去，今天与未来？　

书云：我觉得藏族人和我们特别的不一样。我在江孜的时候，如同自己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牛津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到了拉萨之外的最大的一个尼姑庙里呆了一个星期，有一个尼姑在特别大的转经筒那转了一个星期，我问她有什么愿望。她说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男人，女人需要经过七个轮回，才能变成男人呢，然后经过几个轮回再变成僧人。她说今生今世是弹指一挥间。

我们在西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去找次旦法师进行拍摄，他不在家去给邻居家的树念经去了，他要专门做一个法式给树神祈祷，希望这个树神能够去上梁，然后他们再砍树盖房子。当这个次旦法师的两个儿子考上了大学以后，我们想去拍摄，他说得三点钟起来进行拍摄，因为不想被别人看到，否则别人可能就会嫉妒，孩子就可能会生病。当时因为是黑天，所以那场戏没有拍下来，他们的生活真的和我们不一样，但是这种不同不应该是偏见的一种源头，我觉得世界正式因为有这种不同，生活才会这么丰富。我觉得世界正因为有了不同才会更加丰富。为什么这么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同样绚烂的文明，我们能从他们的文化当中学到什么呢。

我特别赞赏大诗人泰戈尔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要求这种生机勃勃的不同，不要这种毫无意义的统一。孔子说：对神要敬，但是要远。印度有三亿三千万的神，所以他们的文化和我们不同。我们不必要强求别人和我们一样，别人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谴责他们是愚昧的。藏族人是很智慧的，尤其是在他们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那种享受生命的欢乐让我很感动。

藏族人民的那种感恩的心也特别的感动我，如果水到不了的话，特别肥沃的土地，收成也不好。他们就一直祈祷地方神，但是还是收成不好。次丹法师居然说我们还要做一个更大的法式，求得地方神的原谅，可能我们祈祷的时候心不诚，可能上供的时候东西是不好的。他们是如此感恩的民族，我觉得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尊重和理解能够赢得别人的一种信任。否则的话，一切可能都是空的。

记者：非常感谢书云老师。我虽然没有去过西藏，但在您的讲述当中我体会到了人类最本能的情感，我也非常期待关注您的更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