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8月上旬,接到广西恒轩地产董事长王晖先生的电话,说12号时要在丽江举办“摩梭人恒轩助学基金发放仪式”,希望我随同阿牛校长前往参与,跟受助的学子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以期鼓励受助学子。
        我年届而立却毫无建树,不过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凡俗人物,但在王晖先生看来,我从一名放牛娃,通过阿牛校长的挈携,成为一名小作者,颇具励志色彩。这已经令我深感荣幸了。   我虽然俗务缠身,但毫不犹豫地应允了王晖先生的要求,一来王晖先生对我有恩,在普利藏文学校时,他是最重要的资助人,并通过届时的媒体身份,让默默无闻的普利藏文学校进入大众视野,学校也自此摆脱了举步维艰的办学困境,条件逐年向好,很多像我一样命该放牛的穷困孩子,在那里找见了更多新的可能与希望;二来是因为我可以和阿牛校长相处几天,近年来,我虽与阿牛校长同在一地,但因为各种无以名状的缘由,令我越来越没机会可以随时拜访他,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推辞。但无论如何,我确实有一年多没有见到阿牛校长,有时在香格里拉的普利校友,会商量着一同结伴看望校长,但个个身不由己,总没有凑到一块的时机,这次借王晖先生的活动,恰好可与校长相处数日,叙叙旧,或者给他说一些感恩的话,正好是我渴盼已久的愿望。许多年来,我不仅拙于言辞,且内心总被一股狂风般的激昂情感所支配,对太多恩情疏于表白,总认为自己内心的感恩之情,能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为人所知,过于露骨的谢言,在我看来都是暧昧或肉麻的。直到近来,始觉表白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即便过从甚密,很多时候除了表白,并没更多途径可以令我们彼此熟识。
        这是我首次迫切地想要对阿牛校长当面言谢,过几天后,才发觉这个迫切之情,原来只是一种噩兆。

 
2

        阿牛校长是云南省德钦县雾浓顶村的一个农民,自幼留守在家躬身从农,他勤劳善思、为人贤良,在村里极受敬服,二十出头时,像所有躁动不安的青年一样,弃置农务只身进藏,一路上受尽大字不识的苦楚,像个哑巴一样艰难地完成了漫长的朝圣之旅,他第一次见识到语言文字,或者说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在微若沙砾的村庄里,他熟识各类说辞,他所掌握的足以应付一切,世界不过如此,没有任何境遇要求他懂得更多。
        也正是在那次旅行中,他邂逅了自己的命运,找见了自己的使命。回乡后,不只当即决意办校,令更多像自己一样的贫苦少年有机会学习知识,而且立马付诸实践,先与家人表明想法,得到家人的支持后,变卖家中为数不多的牲口和家当,到原噶丹德钦林寺租借僧舍,改为学校并挂一牌,牌上用藏汉英三语赫然写着“德钦县普利藏文学校”,一个即将救助众多失学儿童的私立学校悄然诞生了。
        办学并不是轻松可为的行当,历尽曲折雇来教师、招完失学儿童后,仍有更多难题接踵而来,迫使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夜以继日地与更多领域、更多人群做交涉与学习,期间他一面说服家人,直到同样良善的家人完全支持他的想法,一面不断变卖家财以济校务。
        其后,他的良明之举,得到扎西尼玛、木梭、李映怀、斯朗伦布、中华、肖玛、普永利等当地贤人雅士的鼎力支持,学校的办学境况渐入正轨,办学机制逐步成型,但只出不入的办学经费仍是一道死坎,着实让阿牛校长见识了何为“硬撑“。他确实硬撑了很久,弟弟和媳妇出外做工,站在雨里跟包工头讨要工钱,只为摆平学校里另一起燃眉之急;他回到家里想变卖家当,却发现家中四壁萧然,剩下的除了坚持和信念别无他物。
        王晖先生当时在上海东方卫视担任纪录片导演,在香格里拉采风时,了解到阿牛校长的事迹,随即决定拍一部关于阿牛的纪录片,经过近一年的繁琐工作后,纪录片《康巴人家》在CCTV纪录片频道、云南卫视等陆续播出,引得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关注和接济,普利藏文学校被更多人熟知,先后得到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普利藏文学校和阿牛校长也名扬四海。
        像张乔阳等内地优秀青年也慕名赶来,放弃自己的奢逸境遇,全力为普利学校搭桥牵线、打理校务;以祖绍男为首的志愿者自费来校,克服高原上的诸多困苦倾心从教。
        爱心已被播撒出去,在德钦山城,人人知道有个“败家”办学的康巴汉子叫做阿牛,人人知道有个费用全免的私立学校叫做普利藏文学校。对众多穷苦子弟来说,那里意味着希望或出路。阿牛的名号,像曙光一般照进我们四面逼仄的现实里。

 
3

        2019年8月8日,我正在景致旖旎的滇藏线上工作,我们在澜沧江畔的松赞如美山居,坐在亮堂堂的休息厅里,看着江畔的稻穗在微风中轻柔摇曳,客人们围桌而坐,聚精会神地在卵石上“描画”六字真言,我们的旅行管家,正和客人重复说着:“藏族人认为,人死后只有生前的功德和善业才可以被带走,我们念诵经文、刻写玛尼,实际上只是为了培养向善的力量。”
        死亡。
        我心头一震,并不是因为惧怕,只是在途中听到该词,感觉有些突兀。
        但死亡确实像云群,只要你勇于抬头,它随时会出现在头顶。
        我们可以回避它,甚至忘记它,当总得面对它,有时候,它比云群来得迅捷。
        即便低头规避,却还有更多的镜子、湖面、江河,提醒我们满天乌云的存在。
        它总有途径与我们正面相遇,用不着顾及你的脆弱。
        打雷还得闪电,总有时间捂上耳朵。但有时候,死亡没有闪电,没有传播速度,这沉闷的声响,顷刻间直抵心根。
        我喝了一杯姜茶,透过窗口看澜沧江水,从山居旁侧的峡谷中,平静地流淌着,江水颜色发红,那些漂浮的红色尘埃,似乎都被带往海洋,留下的,尽是明亮透彻的事物。
        我突然想起离“摩梭人恒轩助学金发放活动”仅有三天了,我还没跟阿牛校长联系。
        “我是现在打电话说呢,还是到了雾浓顶当面和阿牛校长商量怎么去丽江。”我暗自思忖着,继续抿着姜茶。芒康如美到德钦雾浓顶仅有一天车程,反正明晚就可以见到阿克阿牛了。
        手机响了,是卡卡同学,他是我好兄弟,也是普利校友,经常会打来电话,经常隔着电话都能觉出他的精神样,声音清脆、吐字流畅、每次接听,都像是听了一场演说。
        那天,他声音却有些低沉,并且有些吞吞吐吐,磨叽一会后,他直截了当地说:“阿克阿牛今晨在医院中去世了。”
        这沉闷的声响,顷刻间直抵心根。
        我年纪也不算太小了,听过的噩耗也越来越多,每次都会听不进去,总觉得是幻听,总得花上老长时间才能习惯一个人确已离开的事实,严重时得花上几年,不断在习以为常的细节中,提醒自己有些人,确实已经彻底走远了。
        阿牛校长已经过世了。
        阿牛校长已经过世了吗?
        阿牛校长怎么可能过世,他才五十多岁。
        他在开玩笑吧?
        他怎么可能拿这个开玩笑,你个傻X。
        好吧,就当是过世了吧。
        没有过世。
        我胡思乱想、自言自语,在山居前院来回踱步,不知情的同事们,肯定以为这个新同事,有病。

 
4

        2002年,我小学毕业,但当时家庭条件极其恶劣,除了满仓杂粮和满屋畜牲(那时也没有人进村买牲口),没有钱能供我升入中学,不仅我家穷,那时除了少数几家殷实家庭,个个都穷得只剩叹息。我大闹一场后接受了辍学在家的现实(具体可以看鄙人的散文《对岸的师父》),在家里极不情愿地随从大人干了一年的农活,弄得满手长茧,在农技方面却毫无长进,推着胶轮车进山搬运木料时,把车子和木料一同载到深沟里;下田犁地时,怎么也控制不好耕牛,既没做好农活,又弄得自己满肚子气,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干农活同样是一件需要天赋的事情,不是人人可为。我没有这个天赋。我愿意做一个农民,但真的没有这个天赋。没有这个天赋,在农村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将成为一个废物,一个整天在田间村头来回晃荡的闲人,只会引来众人鄙夷的眼光,自己也不会舒服的。去当一个全职牧羊人吧,但这个职业从字面看来极具诗意,实际上,在农村的工种里,这是最不被看好的,“冉孜“是藏语里对牧羊人的称呼,看看这个词在藏语里的异名,便知道暗含贬义。村里的人都会说,只有少年和老年人才会去放羊,意思是无正常劳动能力的人干的事情,你接受得了这种贬损,就可以跟在羊群后面轻松过完此生。
        但我虽然一无所长,却有着任何人践踏不得的尊严和骄傲。铁定干不好农事,也绝不屈尊甘为牧人,这两种现实弄得娇小的我烦乱不堪,小学毕业一年过后,我开始对自己失望了,也开始对眼前的现实失望了,没勇气去死,却也看不到任何一条可能的道路,幼小的我,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这世界,原来这么逼仄。我甚至咒骂过神山,说我白瞎对你虔心祈祷,小弟有难时,你却搞得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天上乌云翻滚,大片晴天被遮盖了,山神羞愧地躲进乌云中去了。
        那就睡觉吧。
        这是最中和的选择,闭上眼,什么事都不用想了,弄不好还能经历一场美梦。
        我天天睡觉,似乎睡了两个多月。
        小学毕业一年多后,木梭等县上的文化人来我们村子里录制民间弦子乐曲《萨荣弦子》,打听村里有无藏文功底的留守儿童时,格荣此里、巴桑等村里的大哥们推荐了我,他们找上我后,问我愿不愿意去普利藏文学校读书,我激动得一时语塞,又开始恬不知耻地感谢山神了。
        寒假开学时,我随从我大叔,翻山越岭来到德钦县城,第一次来到普利藏文学校。阿牛校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藏装,精神十足地站在院子里,微笑着一一对前来入校的孩子们打招呼。
        “不能偷盗、不能说谎、不能犯法,要好好学习知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做到这些,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我们入学开会时,阿牛校长逐字逐句对我们说的话,我在普利藏文学校呆了一年半,每次集合开会时,阿牛校长都会重复说这几句话;我从普利学校毕业出去,在四川省藏文学校呆了三年,张乔阳、普永利等老师陪同阿牛校长送我们去学校时,临走前,阿牛校长给我们丢下的也是这几句话;2012年我参加工作,但经常会见到阿牛校长,我还和阿牛校长一起,负责编辑过学校的内刊《珍珠手串》、《基础藏文扫盲课本》等,阿牛校长也会继续教导我们,说的还是这几句话,连句式和语气都没有多大改动。
        除了没犯法没偷盗,我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些,只是随着年龄增长,越发觉得这几句话才是真正对我有帮助的。我听过太多道理了,但真正须要铭记在心的,除了这几句,似乎并没多少。

 
5

        到雾浓顶时,太阳已经西斜了,我在路边下了车,心情沉重地去往阿牛校长的家。我在想校长家人应该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阿牛校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近年来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后几年几乎是靠药物硬撑的,并且在一次严重的发病过后,他自己似乎也觉察到了自己的期限,普利学校因为一些政策被并入公立学校后,他比先前更加卖力,倾尽全力搜集民间弦子锅庄词、《格萨尔王传》散本整理等费神费力的工作,身体发出极端警告时,又吸着氧气到大理等低海拔地区呆上几日,随后又不顾任何劝阻,回到家乡继续工作。他真的几乎没有荒废过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蜡烛,我想到蜡烛,他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力,一滴一滴淌进了民间文化传承和公益办学事业上。
        到校长家里时,周边村子的人都已经聚集过来了,个个都忙着招呼前来吊唁的人群。我从人群中,一下看到了正在招呼来人的师母,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不断对我说:“阿吾(哥哥)阿牛前两天都在说你呢,说你们两个要去丽江,还说你干嘛要辞职。” 我绷着全身,用力微笑着面对师母,她眼神还是像以前那样善柔,只是脸上有种掩饰不住的疲态,多年来,校长家里的人,其实和校长一样,承受着太多压力。我很难过,但已经失去了哭泣的能力,即便有家人过世,也绝不会流出一滴泪,我把这种状态称为“干难过”,比难过更不好受,就像干咳。我希望师母也不会过于伤心,那天她慢慢地跟我讲着话,始终没有哭出声响,只是眼睛里,渐渐有了泪光。
        我说了几句安慰话之后,第二天就赶往丽江了,到活动现场时,已经放映完了阿牛校长的纪录片,很多人还在唏嘘不已。
        得知我是阿牛校长的学生时,竖起拇指对我说道:“阿牛校长真棒。”香格里拉到丽江的路程中,我一直在想怎么发言,但当我上台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我重述了阿牛校长的几句话,然后就没说太多。我突然发现,在那几天里,没有任何语言,比默哀来得更恰当。
        几天后,我和王晖先生一行又回到雾浓顶,到校长家里时,喊了好几声都没人应,几番搜寻后,发现校长的女儿在客堂的座椅上呼呼大睡,再喊时,校长的儿子眯着眼睛下楼接应,随后师母等人也下楼招呼了。在当地农村里,丧事比较繁琐,还得主人家亲自招呼来人,他们已经非常疲倦了。
        我们聊了很多,重温了很多与校长有关的记忆,王总和校长的儿子丹真次里聊着他的遗愿,最后决定由王总出资,组稿出版一本关于阿牛校长的回忆录、编辑出版阿牛校长搜集的第二本《锅庄词集》。最后我们和校长家人一一道别,师母和校长的弟弟阿荣叔叔、两子女跟着我们一直送到门外,临别时,听见师母回到院子里放声大哭了,哭声里,我听出阿牛校长慈祥的面容。
        我们面面相觑,不忍回头安慰师母。她很累了,应该让她自自在在地大哭一场了。
        回到车里时,我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已经没有更多想法。
        我又找回哭泣的能力了。
        能哭泣,这感觉真好。

 
6

        在阿牛校长的一生中,说得最多的可能是“谢谢”,所有受助学子的谢谢,都被他一个人说完了。见到上级领导他要说谢谢,见到资助人他要说谢谢,见到新来的老师他要说谢谢、送别要走的老师他要说谢谢,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逆行被交警逮住时,他也相信一句真诚的“谢谢”,能换来一份宽恕。他说谢谢时小心翼翼、认真重复,他信仰人性,信仰爱。
        纵使一段时间资助人越来越多,但阿牛校长的一生中,只开废过两部车,第一部是个二手JEEP,开到最后驾驶舱里的所有座椅都分离了,坐在里面时,叮叮当当像是装着一车废铁,最后实在无力上路时,换了另一张二手面包车,开了好几年后,同样开得支离破碎。
        阿牛校长的一生中,顶多穿过四套藏装,每套藏装都被洗得发白了,但他穿上后,并不觉得寒碜,他本身的威武气质,令他更有勇者风采。
        有时候,他会叮叮当当地开着自己的破车到香格里拉等地办事,就算要我们做点小事,他都要不可阻挡地塞给我们几百块钱,比如编辑《基础藏文扫盲课本》时,他给我600块钱,我说我好不容易能做点小事,怎么可能拿您钱,他就把钱丢到桌上跑开了,说只要做个好人,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付出劳动了还是要有报酬。然后他自己又开着破车,从香格里拉武警路到红旗路,把所有酒店的价格咨询个遍,最后会挑一个最便宜的入住,如果我们劝他下榻一家更好的酒店时,又得被说教一通。有一次我随同他进入酒店时,了解到这家酒店一晚40块钱,地板洗得发白,水龙头里冒出的水,让人感觉是在非洲。
        后来病重时,很多好心人特意强调要资助他个人,或者要治好他的病时(虽然不大可能),阿牛校长都会尽量拒绝,说大家有能力的话,帮忙捐助到学校的账户里。
        一个好人,为什么会过得如此拮据;一个好人,为什么总要低头哈气,并且总是四面受阻,有时候,这种问题会困扰我,但转念一想,传统概念里的“勇士”,不都是这样的么?“向秋森巴”,心灵的勇士,这个伟大的称谓,并不是献给那些武功高强、飞檐走壁、呼风唤雨的人,而恰好是献给那些勇敢坚毅、利益自他、有始有终的人。
        多数人对人性抱有幻想,其实,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中,在这个凡俗的现实中,除了那些我们正在相处的、能够忆及的好人,不会出现任何一种金光闪闪、通体无暇的“向秋森巴”。
        我向来慎用“伟大”一词,但我想阿牛校长是配得上“伟大”一词的。
        他的善良与坚韧、无私与信念、单纯与执着,甚至于他的整个人生,都是留给我们最好的遗产。

 

2019年10月9日凌晨于拉萨
 
        此称,藏族,1987年生,云南迪庆人。曾从事藏汉翻译、编辑、记者等职,现供职于云南迪庆州广播电视台康巴藏语影视译制中心。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散见《民族文学》《边疆文学》《西藏文学》《散文选刊》《大家》《长江文艺》《楚雄文艺》《贡嘎山》《康巴文学》《卡瓦格博》等刊物上。曾获2013年滇西文学奖。出版有诗文集《没时间谈论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