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藏两种语言的不同特质及所蕴含的审美特征构成了藏族当代文学多面的写作空间，而不同的语言媒介又为藏族当代文学文本的阅读与阐发提供了多元的途径。尤其双语文学创作，以它独特的写作实践打破了两种语言之间的隔阂，实现了文学文本的跨语际流动，营建了作品阐释的多维视野。双语创作中作者的自译是呈现双语文本的一个重要方式，而自译又不同与一般性的翻译，无论是在对内容的理解上，还是对风格的把握以及创作构思的心理机制等多个方面自译都凸显了其特殊性。万玛才旦也是如此，他的双语文本几乎都是作者自译的结果，而这又使他实现了文本的跨语际流通与跨文化表达。换句话说，双语为万玛才旦的写作提供了不同的创作视野和阅读视角并与其艺术感悟相连，对他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作者兼译者的双重身份、双语表达能力、独特的艺术感悟，以及自我民族文化修养等诸多因素使万玛才旦的双语小说呈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一、双语创作、自译与文本阅读空间的延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藏族当代文学在汉藏两种语言创作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无论是以饶阶巴桑、伊丹才让、扎西达娃、色波、央珍、阿来等为代表的藏族当代汉语写作，还是以朗顿·班觉、斋林·旺多、端智嘉、德本加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藏语作家群，他们都以不同的媒介拓宽了藏族当代文学的语言边界和话语表达机制，不断丰富着藏族当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由于双语教育的实施与文学跨语际、跨文化传播的需要，如今许多藏族作家都投身到了双语创作的行列，这为他们赢得了更为广阔的读者空间和阐释空间。万玛才旦用汉语发表处女作《人与狗》并将其自译为藏文以来，他以自己的双语优势和自译策略尽力使其小说以双语文本呈现，引发了不同语种的读者的微妙而深切的情感共鸣。
双语文本的呈现手段在于作者的自译，无论是汉译藏，还是藏译汉，从作者兼译者的双重身份特征和译本的主体性而言，自译无论在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写作意图、审美趣味、语言风格、翻译策略等方面都不同与一般性的译作，在一定意义上，前者是作者写作风格的一种延续。因此，作为作者兼译者的万玛才旦在自译实践中对原文的理解和一般性翻译是不同的。在心理层面上，其与作者的艺术感知和心理机制紧密相连；在创作实践中，自译与写作又构成了互为参照的补充关系，是一种写作风格的延续；而在读者的阅读视野中，文本以不同语种呈现，具备了不同的接受视角。因此，自译与创作在万玛才旦身上构成了密切而复杂的能动关系，即它是一种通过作者个人的跨语际实践使文本在不同语境中得以再度延展，从而使文本意义再生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简单的转化和两种文本意义等值的问题，更是涉及到了作者的翻译立场和跨语际的传播视野。
众所周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因此，文学审美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语言各层次的审美，而语言又具有历史性和差异性，其不仅与生活习性、社会结构、想像思维息息相连，也由于“人的语言与人的感觉、知觉、想像理解等心理机能是同一的。语言是内在与人的感觉的，就以个体的人的语言发展而言，他的语言与他的感觉是一致的。”[1]于是，语言与文学之间也不仅是表现工具或语法结构的简单组合，更为重要的是语言与人类思维和人类存在的深层关系所决定的言语表达与情感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同文化中不同的语言规范、不同语言内部的选词、句法、章法、修辞等上的相异，以及译者译本的主体性与读者的接受视点都使双语文本具备了不同的阐释语境。当然，自译实践中由于译者的特殊身份和其对小说内在的把握，也导致了文本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如万玛才旦《流浪歌手的梦》《敲门声响了》《没有下雪的冬天》等小说的双语文本虽故事容量与情节内容未发生变化，但两种文本的句式表达和文体风格显然存有差异，给读者以不同的阅读感受。因此，双语文本的不同语言感受审美在万玛才旦的创作中形成了一种互补，为阅读阐释空间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万玛才旦说：“对我来说，藏语写作与汉语写作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这也是让我的作品区别于只用藏语写作，或者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的一个优势。当它们碰撞出灵感的火花，这样的创作会让你的作品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2]因此，万玛才旦的自译所呈现的双语文本自然彰显了不同语言的美学特质，在不同语种的读者和阐释空间内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效果。可以说，双语创作不仅使万玛才旦感受着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异质性与同一性，而且自译而成的双语文本之间的互补更是为他供给了丰富的写作资源和优势。
在万玛才旦的双语写作中比起那些个人化色调浓厚的汉语小说而言，早期的有些藏语小说中现实因素更为突出，批判指向也更为锋芒，这又体现着他双语写作的一种选择性策略。如万玛才旦的藏语小说《城市生活》《星期日》《办公室见闻》《我的次仁卓玛》《去泽当》《房屋》《乞丐》《欢喜》等中作者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叙写了人性的虚伪与丑陋、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民族教育的困境、乡土人的内心情感、当下民族文化的失落等社会问题并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犀利地批判。可以说，这些藏语小说在相当程度上较为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观照，也迎合了藏语当代小说的创作主潮。然而，此类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小说在万玛才旦的汉语写作中较为少见，其汉语写作更多地关注个人化和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作者也曾说：“有些小说我只会用藏文写。文学在藏区仍然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功能，这种功能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中可能逐步弱化，但在藏族还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很多母语作家通过文学表达自己，表达对现实的看法。读者也通过他们的作品对现实进行反思。”[3]因此，作者的文化立场和双语写作策略也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在主题选择、语言表达、社会效益方面作者有着较为明确的写作意识，作者所期待的阅读视野对他的双语写作产生着深刻影响，以致作者采取了不同的选择性言说方式和写作策略。
双语能力使万玛才旦具备了两种语言的写作空间，使他能更好地把握世界、观察生活、表达情感。正如有研究者称，双语写作“把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联系在一起，而这，将会使一种新的认识水平产生。所以，很好地掌握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帮助，一种附加作用，是从语言和形象上去观察世界的一种补充手段。”[4]因此，万玛才旦的双语写作和自译策略不仅呈现了同一小说不同语言风格的两种文本，而且以不同的语言美学特征来传递作者自己的艺术感悟，为其赢得了更为旷阔的阅读空间，也为汉藏两种语言之间搭起了一座交流与共生的桥梁。
二、魔幻、荒诞的悲剧及其后现代因素
万玛才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汉藏两种语言进行创作，在近三十多年的小说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探索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在创作初期，万玛才旦“受到了中国“‘先锋文学’”[5]和二十世纪下半叶后代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因此，魔幻的、象征的、荒诞的、孤独的、暴力的等多种后现代因素交织在他的早期双语小说中并营建了其叙事作品的后现代美学品格。如《岗》中“岗”的出现与消失；《流浪歌手的梦》中次仁的追求与最终的失落；《月亮》中月亮颜色的变化及其寓意；《诱惑》中主人公嘉洋丹增的死而复生；《一页》中时间的错位与另类世界的呈现；《午后》中少年昂本梦幻的游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洛桑与死者之间的对话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万玛才旦小说中魔幻色彩。
万玛才旦说：“魔幻现实主义对于藏区文化、藏区作家深有影响，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整个中文圈影响大，莫言、阎连科都曾尝试，真正在中国生根是在西藏。当年“西藏新小说”盛行，尤其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具有魔幻、荒诞色彩的小说，深刻影响到了藏语写作。通过这些汉语小说，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恰恰接通了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小说里所有离奇荒诞的情节、细节，都有现实依据（马尔克斯去世消息传来，万玛才旦说，这是他当天听到的最坏的消息），藏区作家作品中的所谓魔幻，我觉得也是有现实依据的。因为在藏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藏区人也相信那些略带魔幻的现实就是真实的现实；别人看来是魔幻的，他看来是真实的。藏族的史书，不太像严谨的历史学，藏族史书是文学著作，看起来似乎是魔幻的，在严谨里加进了魔幻的因素；在民间百姓讲述历史故事时也会将魔幻加进去；写历史题材的作者也会这样，并且深信不疑。尽管当代历史学者对此有反思。这是魔幻现实主义能够生根的一个文化基础。”[6]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魔幻”的认知既来自于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也来自于对本土叙事传统的认知，尤其后者更好地使他挖掘本土因素建立了具有本土色彩的魔幻叙事风格。也就是说，作者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特征的理解和他对外来因素的接受使其小说中的魔幻色彩与民族文化相连呈现出了不同的美学风格。《嘛呢石、静静地敲》突出地展现了这一风格特征，这一小说叙述了一则“阴阳两界”之间的故事。此类叙事在藏族民间文学《格萨尔王传》和《尸语故事》等中大量存在，在藏族古典作家文学中也可见到，是民族文学资源中的一部分，彰显着其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万玛才旦还说：“80年初出现了很多小说流派，在藏区非常流行的，评论界界定的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像扎西达娃等。我刚开始写作时也写了很多那种东西。因为从小听到的故事、读到的民间传说，以及文化的渊源中虚幻的东西太多了，有这样的土壤。”[7]因此，如果说万玛才旦的早期写作中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藏新小说”的影响较深，那么在后期的一些小说中，魔幻不仅仅是一种手法和影响，而是一种基于本土文化而生的文学传统的回归，更是一种人物存在的状态与思维方式的呈现。由此，我们能发现万玛才旦小说中的魔幻是一种基于跨文化、跨文学交流和影响下激发的本土作家自觉的自我理解过程。
寻找是万玛才旦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8]，而寻找中的困苦与虚无则凸出了其小说中的荒诞主题。在万玛才旦的小说中，《流浪歌手的梦》中歌手次仁追梦历程所彰显的寻梦之徒劳；《寻访阿卡图巴》中阿卡图巴的人物形象在几度不同的叙述中漂移不定最终都无法确立一个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寻找智美更登》中江央等人苦苦寻找扮演智美更登的演员，最终还是未能遂愿；《陌生人》中“陌生人”为寻找第二十一个卓玛来到了村子，最终寻觅无果等叙事在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无意义的荒诞主题。此外，《可怕的夜晚》《黯淡的夕阳》《诗人之死》《没有下雪的冬天》《切忠和他的儿子罗丹》《敲门声响了》等也都触及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恐惧、孤独、焦虑与暴力；而在《牧羊少年之死》《神医》《陌生人》《尸语故事：枪》《一篇小说及其两种结尾》等中作者又将主人公置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处境，凸显了人物生存的虚无与荒诞[9]。
如果说万玛才旦的早期双语小说中荒诞的悲剧还具备些许崇高的深度，那么近年来万玛才旦小说中的悲剧却更多地透露出了一种没有激烈冲突的偶然性和平淡性。《普布》中普布杀死了女人和管家，但他们之间并没有激烈的冲突与仇恨，普布的暴力只是来自于他非理性的冲动；《死亡的颜色》中尼玛和傻子达娃是双胞胎兄弟，但达娃的意外死亡使尼玛感受到了深深的懊悔与孤独；《塔洛》中塔洛为办理身份证来到县城却被理发馆中的短发女孩骗走了所有财产并减掉了他标志性的小辫子，最后塔洛只能孤独无奈地重新办理证件照；《站着打瞌睡的女孩》中无论是卓玛悲凉的婚姻，还是之后她与“我”之间的甜蜜爱情都由我为她考大学时写下的一篇作文而起，小说在一种跳跃性的叙述时距和一系列偶然性情节安排中形成了一种孤独凄凉感；《脑海中的两个人》中“疯婆子”阿妈冷措脑海里除了自己的男人和儿子不记得其他任何事情，但从她的对话中读者亦能感受到阿妈冷措内心充满的恐惧与伤痛；《第三年》讲述了一位中年妇女寻找僧人为已逝世三年的亡夫念经超度的故事，但小说中符号化的人物缺乏突出的性格特征，呈现出平面化的叙事特征。由此种种，万玛才旦的许多小说中主人公的出现、言语、举动以及特殊的感知都建立在一种偶然性的悲剧之上，而人物形象背后关涉的也都是人物复杂的内心图式和非理性情感。因此，万玛才旦的此类小说中悲剧没有大起大落的崇高意味，也缺乏宏大叙事的深度，有的只是无助人物的偶然性的举动和卑微人物的失败、挫折、焦灼与凄怆，表现着人物无法摆脱的内心窘境。
万玛才旦说：“我的小说可能更注重个人化的东西，现实题材的比较少，多数是比较虚幻的东西；但是在电影里对民族、大众的因素思考得会相对多一些，因而就比较实。内心之中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写实主义者。”[10]此处作者所指的“个人化的东西”和“虚幻的东西”可以被看做是他个人的艺术追求。在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万玛才旦因受西方后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影响，其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从主题表达、叙事策略、艺术风格等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后现代主义[11]的风格特征。诸如，荒诞、魔幻、戏仿、暴露叙事话语等特征在他的小说中是较为明显的。当然，这并不只是一个单向接受的过程，更是一个融入了自我理解与感悟并随着作者写作经历的丰富而变化的过程，其中重新理解本土文化资源，以此探寻一种本土的言说方式就是重要特点之一。是以，万玛才旦的小说，尤其是步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小说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个人理解与外来影响之间所形成的交汇融合特征。
三、民族文化与生活本真色彩的不同表述
文化身份必然会使每个民族的作家将各自所属民族的文化因素引入小说创作之中，以此形成文本民族化的特点。万玛才旦也是如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亦能发现许多带有文化符码性的民族化表述式样，而在小说中作者又将这一特点与后现代叙事风格相连，使文本具备了一种不同的审美品格。如《诱惑》与《没有下雪的冬天》中佛教的轮回观念与孤独虚无感的交融；《陌生人》里“二十一个卓玛”这一藏传佛教文化符码和文本所展现的寻找与等待的徒劳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12]。再者，万玛才旦的早期创作中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那些藏语写作更是体现了作者对民族文化与现实生活的把握姿态。
“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极为重要的一个文本特征就是带着鲜明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特点。换句话说，他的许多小说选择的故事类型、处理故事的方式、营造的氛围、那种独特而坦诚的讲故事的腔调、结构，统统都带着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特有的声调。”[13]小说《尸语新说：枪》保留了“前文本”《尸语故事》的叙事形式并加以重组，以“故事新编”的方式重筑了新的审美空间；《寻找智美更登》中分散式地重述了藏戏剧本《智美更登》的故事，这些都构成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而此前所说的万玛才旦对于魔幻叙事的理解与运用在一定意义上也彰显了他对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探寻。此外，民间文本中重复的叙述特点及其所呈现的圆形模式也频繁地出现在万玛才旦的许多小说中，如《诱惑》《普布》《午后》中主人公的动作重复；《流浪歌手的梦》中次仁和《第九个男人》中雍措的话语重复[14]；《寻访阿卡图巴》中对主人公阿卡图巴形象的不断解构与重塑等着实强化了文本的主题指向。此外，寻找不仅是万玛才旦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也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观照和对民族文化多元表述方式的探寻。如《寻访阿卡图巴》通过讲述一则民间艺人的故事呈现了作者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关切；《寻找智美更登》中寻找“智美更登”的演员也同样展露了作者对现代性冲击下藏文化的守望姿态。
万玛才旦的早期小说创作中不乏对后现代叙事技巧方面的借鉴，从中可寻觅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痕迹。然而，从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我们也能发现其写作正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即开始偏离原先那种重“技巧性”的美学风格，而以书写藏区生活本真色彩，回归日常现实的写实姿态向前迈进并努力建立一种与此前不同的简约性叙述风格的尝试，而这又与文本中影像化的表达方式[15]相结合描摹了藏地边缘小人物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对藏区的书写一直存在着一种想像性的他者视野，致使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藏区的真实处境。当下许多创作者在开始反思此种写作方式，万玛才旦也是其中一位，他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努力书写着藏区本真生活的情状，然而，此种重回写实的姿态显然不同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糅合了个人后现代理念的现实主义。也正因如此，极简主义[16]式的写作策略恰恰为他提供了一种表述现实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的不同方式。如，《草原》所体现出的“佛教慈悲与传统刑法之间存在的张力和内心冲突”[17]以及底层人物的伦理意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嘛呢石人与主人公洛桑之间梦中对话所表现的人物思维与故事的片段性结构；《艺术家》中小喇嘛和老喇嘛以及几个外地人之间的对话所构筑的朝圣者的内心世界与人物形象的平面化；《黄昏·八廓街》里孩童天真的理解及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多重关系；《塔洛》中现代藏人的身份认同与小说的萧疏意味；《撞死了一只羊》中由主人公所表达的道德伦理以及小说简明的叙事风格；《气球》里社会变迁与佛教轮回的生命观念在人物身上体现及其轻易的故事情节；《赤脚医生》中底层人物的情感历程和人性善之伦理诉求与故事情节中的多种偶然性等诸多方面既彰显了万玛才旦一种去他者化的书写策略和重回现实的写作姿态，又体现了不同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特点。万玛才旦说：“我笔下的藏地可能更日常，更世俗，你通过我的文字或影像，你会觉得作为人，本质上和你们也没有多大区别。我可能更了解他们作为人的最细微的情感方式。”[1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以一种普遍人性的维度书写人物的生存感悟与内心世界[19]，在去除了人物身上被外部世界强加的标签后呈现出了生活的本质色彩，而此类风格建立在日常生活细节的构筑之上，是一种生活美学的体现，小说所包含的宗教的、民俗的、道德的多重意蕴的表述也在这种美学风格中突出了特定文化心理下的边缘小人物的本真生活处境与精神世界。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万玛才旦的许多小说以儿童视角展开[20]，为文本建构了一种纯情简明、天真活波的艺术风格，从儿童质朴的体验感受中更为鲜明地折射出了他所描绘的生存世界的本真色彩。《黯淡的夕阳》中小女孩对母亲的思念；《八只羊》中甲洛与美国游客的交谈以及他们内心的孤独和真诚；《一块红布》中乌金活泼可爱的孩童性格与好奇稚气的思维方式；《我想有个小弟弟》中丹增天真烂漫少小无猜的内心世界与他对新生命的期待；《艺术家》中小喇嘛与几个行为艺术家之间的对话所展现的天真；《黄昏·帕廓街》中小男孩与中年男子、老奶奶之间的对话所吐露的孩童顽皮性格；《气球》中孩子们对外部世界的纯真认知与突发的奇思妙想；《赤脚医生》中小孩儿对成人世界的茫然与幽默风趣等都以儿童叙事视角展开使万玛才旦小说中的人性维度和生活本真色彩更为鲜明。作为叙事文类，小说中的叙述与视角的选择密不可分，而任何叙事视角的选择都是一种叙事策略，即作者希望通过这中策略达到某种叙事效果。在小说中无论是言说者还是观看者，其对文本风格的构筑都具重要作用。儿童由于较少受社会文化意识浸染及他们直觉性的感性的和不成熟的抽象思维等因素使他们只能观察外部世界的表象，无法掌握更为隐秘的深层的意义并做出是非判断。因此，文本中的儿童视角就以儿童特有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语言句式铺写外在世界，因而相当程度上剥离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假象[21]，展示出了一幅生存世界的本原之相。可以说，纵观万玛才旦近三十年的写作历程，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一种本土视野关注同质性与重复性的琐碎的日常生活进而叙说藏地生活的本真色彩的写作转向。
结语
藏族当代文学中存在着母语、汉语、双语创作等写作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藏族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这不仅仅关涉到语言层面，也涉及社会文化层面，因此，赋予了接受者很大的阐释空间。就藏族当代文学中的双语创作现象而言，从作者层面，他们借助两种语言表述着自己的艺术旨趣，其中涉及作者的写作立场和语言选择策略，也涉及跨语际的传播方式。从读者层面而言，他们依据不同的语言形态获取不同的审美理解，又更具不同的文化语境来理解和阐释，以此构成了既联系又不相同的接受视野。在藏族当代双语作家群中，万玛才旦以双语创作和自译策略构筑了同一文本的不同审美接受维度，由此也形成了双语文本之间的互补并存关系，而在双语创作中他又将本土资源与外来因素融为一体使其小说具备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相兼的多维品格。尤其近年来，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在兼顾个性化的艺术表达的同时，试图在一种去他者化的写作中以本土视角来观照藏区生活的真实，用一种简约化的话语表达着他对本真生活的感悟与理解。因此，在万玛才旦的小说中现代与传统、神秘与平凡、本土与外来等元素糅合在一起，共同营造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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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西藏研究》2018年第6期
